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一直是人们非常好奇的一个文学流派：它横空出世却又昙花一现，当红一时却又被褒贬不一。它的两个代表作家穆时英和刘呐鸥，年轻而富有才华，却又先后走入歧途，最终陆续被暗杀身亡，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背后的主谋是谁？都让人们猜测不已。特别是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被杀，有人说他是中统特工却被军统误杀，其身份和死因至今尚未定论。

“鬼才”作家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作品集。不久，施蛰存和穆时英也先后发表作品，成为新感觉派代表人物。

穆时英（1912—1940），现代小说家，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亲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在穆时英10岁那年，父亲把他接到了上海求学，并开始按中产阶级的趣味打造他的性情与生活，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个银行经理或者精明的买办。但是，穆时英在读中学时却爱好上了文学，后来就读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穆时英的考试成绩并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光华大学上钱基博先生的语文课时，几乎每学期都不及格。根据施蛰存后来的回忆叙述，穆时英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有时还不如一名中学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穆时英对文学的热情。他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并在1929年，他17岁的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第二年，穆时英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不久，又经施蛰存推荐，在当时著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南北极》，从此一举成名。施蛰存后来回忆他和穆时英相识的经过时说：“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跑来水沫书店，给《新文艺》送来了他的小说《咱们的世界》，那时他只有17岁。让我非常惊异。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无论什么一学就会。”

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一年以后，此书改订增补本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据说，当时在上海的大街上，随意迈进一家书店，便会在书架上发现穆时英的小说《南北极》，经常有痴痴迷恋穆时英小说的读者给他来信，甚至有崇拜者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敲他旧宅的大门。而此时的穆时英年仅20岁。

但是，正当人们对穆时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着《南北极》的方向有所突破时，穆时英却在创作上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大转变。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其描写的对象，也都是在充满诱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恋于声色之间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时英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去写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说，其内容和风格都迥然有别于《南北极》。此后，穆时英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这些小说中，穆时英聚焦上海的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模特儿、霓虹灯的节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纤细、复杂的心理感觉。他以圆熟的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表现手法，反映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开掘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特别是把沉溺于都市享乐的摩登男女的情欲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在这些小说中，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不过，穆时英的小说却因此风靡一时。穆时英本人也因为其年少多产又风格独特，被当时的人称为“鬼才”作家。自此，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也为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现代派的健将。

上海街头的枪声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这座公寓在30年代的上海，也算得上高级了。他住的房间很窄，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室内整洁，绝不紊乱，环境安静。这么一个房间，每月租金要付四五十元，但穆时英毫不在意。自《南北极》、《公墓》一炮打响后，《现代》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一篇他的小说，良友图书公司又不断出版他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说集，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时英经常涉足的。施蛰存后来回忆穆时英时也说：“他的日子就是夜生活，上午睡觉，下午和晚饭才忙他的文学，接下来就出入舞厅、电影院、赌场。”而当时有份杂志甚至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是他的丈母家”。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不久，穆时英又迷恋上了回力球赌博。日复一日，以致无法自拔。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1933年前后，穷困潦倒的穆时英为了改善收入，参加了为正直文人所不齿的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为那里虽然声名狼藉却收入颇为丰厚，从此，他那辉煌而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便在审查所谓的“赤色”书籍中消磨掉了。后来，他又参加编辑《文艺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一个要员。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枪，向其射击，几声枪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

穆时英只活了短短的28岁，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

死后的争论

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穆时英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死因说法各异。

穆时英死前一年内的活动主要是投靠汪伪政府,效力于伪政府的新闻宣传。但是，具体到当时穆时英担任何家报纸的总编,则说法各异。施蛰存先生回忆说他当过《中华日报》的总编并因此而被杀。

但是，研究者考察当时的上海新闻史料发现，《中华日报》是汪伪在上海的机关报,1939年7月9日复刊。当时准备由林柏生任社长,叶雪松任总经理,郭秀峰任总编辑。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则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忆。他回忆说，《中华日报》正式复刊后，“先后由刘石克、刘静哉、殷再纬任总编辑”。回忆并没有提到穆时英。那么,穆时英作了什么报的总编呢?有学者认为，当时，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伪政府,具体的投靠对象就是胡兰成。根据郭秀峰的回忆，当时的汪精卫亲信林柏生当上了伪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后，“在上海积极扩大宣传,设立小型报《民族日报》,社长穆时英……”。1940年2月21日，汪伪的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停办《民族日报》。利用该报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张的小型报《国民新闻》。同时，《国民新闻》的全班人马甚至设备都来自穆时英任社长的《民族日报》社。开始，《国民新闻》社社长是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社长,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穆时英很快当上了总编辑，不久，又取代了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也有学者认为穆时英任过《文汇报》社长一职。但是，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的记载,《文汇报》是英国人克明出面注册、由严宝礼经营的。具体由徐铸成、柯灵等进步人士主持,是一份进步抗日的报纸。它“创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5月被日伪逼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而穆时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到了香港,这个时候,《文汇报》还没有创刊，等到他1939年返沪后，《文汇报》已经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间，穆时英不可能当《文汇报》社的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5月，《文汇报》被汪伪政权停刊后,汪伪政权想夺取该报的阵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派人收买克明,想把《文汇报》改造成他们的报纸，穆时英当时就是筹备中的伪《文汇报》社社长。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

该书记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政府。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政府”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

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

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当时，《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等人知道汪伪政府的阴谋后,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联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伪政府的企图。汪伪政府想迅速接管《文汇报》的阴谋失败后,在进行《中华日报》的复刊和《国民新闻》创刊的同时,也仍然由穆时英在筹备《文汇报》,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杀身亡。所以，所谓穆时英任《文汇报》社社长一事,仅仅是筹备时期的社长,而非正式的社长。

关于穆时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还是他被刺杀的原因。从史料上可知,穆时英先后曾经担任汪伪政府控制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伪《文汇报》的筹备社长。从这些情况来看，他被冠以“汉奸”的罪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而其被惩罚的命运似乎也在劫难逃。实际上，他被杀的确是重庆国民党军统所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记载，在29日“汪精卫就穆时英被刺一事打电话给《中华日报》编辑部,表示要坚决歼灭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人员”。

但是，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却让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该文章说，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军统误杀的。作者自称是穆时英在中统的上司,穆时英返沪任职于汪伪报界是他亲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忆属实的话,那么,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应该是重庆方面卧底的军统特工。汪伪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时英的真实身份而误认为穆时英是自己人，正因为如此,汪精卫才打电话给《中华日报》,扬言要报复暗藏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特务。认为穆时英是被军统误杀的人还以当时的新闻界反应为旁证。自从1940年6月29日《申报》报道穆时英被刺杀后,接下来的几天内,上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亲重庆方面的报纸对此事却没有任何报道。而刘呐鸥被刺杀后报界的反应却很热闹,这显然是极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国民党自己的特务机关协调出了问题,发生了自己人暗杀自己人的丑闻,而避免家丑外扬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时英被刺杀那天坐的是人力黄包车，并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这在暗杀频繁的伪上海时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他之所以敢只身一人乘坐黄包车,也许他正自恃是中统特工，国民党方面不会袭击他,但未想到还是被军统误杀了。

认为穆时英可能是中统特工的另外一个证据来自他的身世、早期经历和作品。和在日本长大的刘呐鸥不同，穆时英并非一直都是游戏于舞场和赌场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曾经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这让他很早就体会到了上流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温暖，从而在他的心灵里播下良知的种子。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小说《咱们的世界》、《偷面包的面包师》等都反映了他对穷苦大众的悲悯和对上流社会的愤恨,带有浓厚的左翼文学色彩。因此，有些人认为，与刘呐鸥相比,穆时英不太可能真心情愿地走上汉奸的不归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学”,靠近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不过是为他日后成功地打入汪伪政府、为国民党服务取得资本。

1940年，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穆时英被杀以后，关于他的卷宗和一大堆发生在战时的偷窃、绑架、谋杀、失踪、车祸、欺诈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记、物资供应清单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杂乱的档案架上，随着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今天，由于证据的不足，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尽管众说纷纭，真相却恐怕只能是一个迷。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1938年底，他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突然失踪。他的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也让人们至今猜测不已：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郁达夫的仓促出走和悲惨结局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妨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位名作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文学巨匠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郁达夫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正如他在回忆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1911年起，年仅15岁的郁达夫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他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不久就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异国漂泊。

在日本，郁达夫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同时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使他忧伤、愤世，需要写作来抒发情绪，渐渐地，郁达夫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继续文学创作，其才华和勤奋都赢得了广泛好评。

郭沫若发表在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的文章《论郁达夫》回忆说：“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郁达夫的好朋友、艺术大师刘海粟在《漫谈郁达夫》一文里也说：“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郁达夫后来述及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也说：“在(日本)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郁达夫珍视友情，和郭沫若相交几十年，两人自称为“孤竹二君子”。1921年6月，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自己的寓所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郁达夫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而震动了文坛，引起了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也引起了当时文学批评界的最高权威周作人的注意，并曾写文为他辩护。1922年3月，郁达夫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由他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郁达夫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富有才情和悲剧性色彩、影响深远的作家,他的“自叙传”小说开了我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郁达夫在小说中大胆刻画“零余者”形象,大胆暴露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种种扭曲、行为上的种种变态和病态,大胆展示时代的忧郁病,从而抨击封建礼俗对人性的扼杀,表现出人们对正常人性的向往与追求,抒发因新旧文化冲突而造成的心灵苦闷。

郁达夫一生著述宏富。1928年起，郁达夫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其后还有《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闲书》、《郁达夫诗词抄》、《郁达夫文集》，以及《达夫所译短篇集》等。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影响广泛。

三次婚姻

郁达夫一生风流倜傥，浪漫多情。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记载，当他13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相思之情，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1917年，当时的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同乡女子孙荃订婚，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26年12月15日，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1927年1月14日，他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从此一见钟情。王映霞年轻美貌，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郁达夫倾心之下，向王映霞发动了狂热的爱情攻势，最终如愿以偿。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完好如初。

不久，因为战乱，郁达夫到福建任职，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时，两人之间却出现了婚姻危机，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公开的感情风波。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根据后人考证，《启事》中的“某君”指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携三个女儿在丽水游玩，与王映霞关系暧昧。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心中郁闷不已，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勃然大怒，夫妻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两人又各自表态要和好如初，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最终为郁达夫出走南洋、夫妻公然反目埋下伏笔。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出走南洋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更有人认为郁达夫此举，是为了经商发财，等等。现将诸种说法分述如下：

1抗日宣传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1938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去武汉就职，从此投身于抗日宣传的道路。此后，他辗转于台儿庄、徐州、山东、江苏、河南、浙江、皖南各地慰问视察。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上发表了《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因此，1938年年底，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决心到新加坡是为了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担任过《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工作，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而3年之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和散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抗日宣传的，也说明了这点。

2挽救婚姻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自从1938年郁达夫公然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王映霞离家出走以后，王映霞与郁达夫之间经常争吵不休，美满的夫妻生活已经陷入危机。郁达夫在夫妻关系最紧张的时候选择了带领全家人来新加坡，是为了缓和家庭矛盾的考虑，希望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挽救即将破裂的婚姻。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3寻找灵感说

有人认为，作为一个作家，郁达夫当然希望以不断创作为己任。但是1930年后，郁达夫的创作环境和状态都每况愈下。1932年5月，他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可发行不到两月即遭到查封，同年12月，郁达夫将它改头换面，取名《饶了她》出版，但当局还是将之查禁。1933年，郁达夫决定离开上海，准备在杭州隐居，安心写作，因此他计划在杭州城东建造一间简陋的住所，并取名“风雨茅庐”，不料却建成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建筑物。郁达夫从此在西子湖畔过了一段时期的湖光山色、醇酒美人的平静生活，却很少有创作的冲动。1934年，他开始为林语堂的杂志《论语》写稿，但是写作灵感明显趋向枯竭。郁达夫意识到安逸对创作的杀伤力，他开始寻找新的创作活力。郁达夫1938底选择南下新加坡，也许意味着他要重新开始漂泊流浪，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4无奈出走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郁达夫在1938年前的几年里，在生活和事业的各个方面都不太满意。

1936年虽到福建做官，但只是一个闲职，而且工资也不能按月领取，工作了两个月，却只拿到一百元钱，可说是前途非常暗淡。1937年，郁达夫的家庭也开始出现危机。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叙述：“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根据推测，这位“党部的先生”应该指的就是国民党要人许绍棣，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因此，有人怀疑，在这件事上，郁达夫似乎受到国民党要员的压迫，无奈之际，只好出走南洋。

5幻想发财说

有人认为，郁达夫天性浪漫、富于幻想，而南洋在当时一般中国人心中具有神秘的印象，似乎遍布黄金，许多去南洋的中国人都发大财而衣锦还乡。这些美丽的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再加上每逢中国政府或革命团体在南洋募捐，都会得到华侨的积极支援，使国人更以为南洋的人都非常富有。郁达夫生长在富有经商传统的江浙一带，也一直把发财看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在隐居杭州期间就曾想入非非地买过奖券，幻想发意外之财，以摆脱家庭经济的困境。因此，很有可能他当年到南洋是怀有发财的念头，而他后来隐居苏门答腊，自愿承当酒店

敌后抗日

尽管关于郁达夫出走南洋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在南洋旅居期间，参与了众多抗日活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郁达夫到南洋后所发表的作品来看，他已不能再被称为一位作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宣传工作者。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主编的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如提高群众的抗敌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以及提高民众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等等。

当时的新加坡成立了由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组织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选为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先生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道：“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100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而郁达夫的女儿郁美兰，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文章回忆，1941年12月，郁达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积极投入抗日的实际工作。他曾经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培训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等职务，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这一时期，郁达夫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每一天都早起晚睡，非常辛苦。有人曾回忆郁达夫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一直忙到清晨，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每天笔耕总要四五千字。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不断的流亡生涯让郁达夫原来珍藏的书籍遗失惨重，据说，他当时拎了两只手提箱，对同伴们苦笑着说：“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书！”

几经周折，郁达夫等人最后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耶公务（Payakumbu）镇落脚，开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他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1942年3月初，郁达夫与王纪元在当地开设了一个小杂货店，以作掩护，郁达夫化名赵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达夫到苏门达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会面，讨论如何在这个没有日本驻军的巴雅隐蔽下来，各找职业作掩护。此后，郁达夫化名赵廉，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住下来，很像是个富商。他在这里开办赵豫记酒厂，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他和张楚琨、胡愈之等人以此作掩护，潜伏下来暗暗做抗日工作。酒厂由郁达夫出面做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一段时间后，酒厂销路猛增，生意兴隆。酒厂于是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给逃难的文化人分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

一次，郁达夫去访问镇上的一位华侨领袖蔡承达，正好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蔡承达交涉些事情，结果双方由于语言不通，沟通非常困难。蔡承达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就请他临时翻译。从此驻在当地的日本宪兵就知道巴耶公务有一个名叫赵廉的华侨，精通日语，不久后郁达夫就被胁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为保持头脑清醒和见机行事，郁达夫在这期间毅然戒酒。

郁达夫在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期间始终保持着贯穿他一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在翻译时暗中做了许多帮助印尼人民和华侨的事情。比如：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有关于华侨的，郁达夫探悉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逃脱。因此在郁达夫当翻译的7个月中，当地宪兵部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即使被拘禁的人，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和暗中营救而获释。

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友人介绍下，郁达夫与一位原籍广东台山的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了。郁达夫虽重新成了家，可是他内心深处仍旧牢记着国耻家恨。在此期间，他卖给日本人的酒都是专门特制的高度酒精酒，他说：“让这浓酒精慢慢毒死这些强盗。”为了摆脱给日本宪兵队当翻译的差事，郁达夫也想了许多办法，后来他想尽办法弄坏自己的身体，证明得了肺病才得以成功。

因为有郁达夫与日本宪兵队周旋，并不断地送酒、送钱，日本宪兵队很少来酒厂找麻烦，巴爷公务镇因而成为许多文化界人士和抗日人士的聚集地和避难地，酒厂也成了抗日人士活动的中心。为了维持众多人的生活，后来，郁达夫等人又想办法开了肥皂厂和造纸厂，还是由郁达夫当名义上的老板，但因销售不景气，不久关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正当郁达夫为抗战胜利兴奋不已的时候，日本宪兵却向他伸出了罪恶之手。

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吃完晚饭后，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忽然来了一个讲印尼语的当地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这个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但此后郁达夫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也有人说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50岁。

“失踪”之谜

抗战胜利后，郁达夫神秘地“失踪”曾经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在很长的时间里，关于这位文学巨匠的最终结局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大部分人都普遍相信，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但是，曾驻扎苏门答腊的日本人却认为，他可能因为替日军做事招致印尼人怨恨以致被杀。下令残杀郁达夫的那个人究竟是谁？郁达夫的遗骨究竟埋于何处？几十年仍未水落石出。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他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失踪’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和我们一道，隐姓埋名，流亡在苏门答腊。他本可以回国，但不愿意回国。不幸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懂得日本话，就强迫他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他在暗中帮助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的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日的知识分子。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更让对郁达夫死因关注的人们眼前一亮。消息称：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而郁美兰，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更详细地记述了郁达夫在南洋与敌周旋，最后因为叛徒告密，惨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史实。

文章记载，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离巴耶公务不远的武吉丁宜镇，并大大加强了在这地区的统治力量。当时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有些人对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曾受过日本法西斯的训练，也在宪兵部充当译员。他了解到巴耶公务的酒厂老板赵廉就是郁达夫，但他并没立即告发。后来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与日军走狗结婚。当姑娘的父亲来求郁达夫帮忙时，郁达夫毅然亲自当主婚人，立即为那姑娘与她心爱的人举行婚礼，洪根培因此怀恨在心。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去为他说情，郁达夫没答应，因而也心怀不满。于是，洪根培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中华学校校长则出面作证。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传开以后，当时有人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难，但郁达夫知道自己已被日军监视，若企图逃离，势必会立即被捕，于是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胡愈之等人都认为郁达夫的分析和建议颇有道理，于是分头疏散。在这同时，有两位与郁达夫来往较多的侨商先后被宪兵部传讯；在巴耶公务附近市镇的十多个华侨被捕，都是与赵廉案有关的。郁达夫意识到自己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了。他开始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甚至在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写好了自己的遗嘱：“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

霍元甲（1868—1910）是清朝末年的一位武术大师，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曾经让俄国大力士贝洛尼加登报认错，灰溜溜地取消“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称号，也曾经让英国大力士奥匹音慑于其威名，临阵不战而逃，还曾经带领弟子击败过十多个日本武士和柔道高手，其事迹在天津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而当年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以及电视剧《霍元甲》的公映，更是在海内外掀起一股霍元甲热潮。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武林奇人，却在壮年之际突然与世长辞，年仅42岁。有人据此推想，霍元甲是被日本医生借给他看病之机毒死的。也有人认为真正导致霍元甲死亡的原因是肺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霍大力士

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在今天津西南15公里处）人，生于1868年，有弟兄十人。其父霍恩第，武艺高强，常出入关东，为客商保镖，在江湖中颇有名望。霍元甲幼年身体单薄，常受乡里顽童欺负，在弟兄十人中也常被取笑。霍恩第也对霍元甲的瘦弱体质非常失望。他怕有损家风，便禁止霍元甲练武，而让他去读书。这大大刺伤了性情刚毅的霍元甲的自尊心，他便偷着练武，暗中和兄弟们比赛。

小南河村西有个枣树林子，是一块坟地，平时人迹罕至。霍元甲每次偷偷向父亲和兄弟们学个三招五式，便到枣林深处练习，边练边揣摩。夏天一身汗水，冬天一身风霜，进步很快。后来，他练武的事被父亲知道了，招来一顿训斥，但霍元甲决定坚持到底，他答应父亲不与任何人较量，不丢霍家的面子，方被批准和父兄一起习武。

1890年的秋天，霍家来了一个武林好汉，说是久仰霍家“秘宗拳”的大名，其实是来比武挑衅。言语之间，他侮辱了霍家父子，霍元甲的三弟元卿便与之较量，哪知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霍恩第迫不得已，正要亲自上场，只听一声：“看我的！”霍元甲旋风般地一跃而出。霍恩第一看是他，气得不得了，生怕他不知道天高地厚，给霍家丢人现眼，也怕他被对手打伤。但挡阻已经来不及了，两人已经动起手来。只见霍元甲进攻快如闪电，马步稳如泰山。几个回合过去，霍元甲趁对手收腿未稳之际，俯身一腿扫去，对手一下子跌倒尘埃。霍元甲一步向前抓起对手，扔出丈余远，把对手的腿都摔折了。

这出人意料的一幕，使大家又惊又喜，霍元甲“武艺高强”的名声也从此传扬开去。霍恩第见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功艺长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就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来霍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宗艺”，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转眼几年就过去了，霍元甲已娶妻生子，只是日子过得有些窘困。1895年的腊月，霍元甲挑着一担柴到天津卫去卖。他的柴担可与众不同，一条特制的榆木扁担又长又厚，柴担足有三四百斤，可他挑着却轻松自在，这使行人议论纷纷，赞不绝口。

霍元甲来到西门外的西头弯子，生意还未开张，一个当地的地痞流氓就前来讨保护费，要什么“过肩钱”、“地皮钱”。两人由口角到动起手来。这个地痞流氓自然不是霍元甲的对手，他看势头不对，便一溜烟地跑了。一会儿功夫，一伙地痞流氓拿着刀枪棍棒前来报复，霍元甲见势也抽出扁担严阵以待。等到那一帮人包围上来，他突然大喝一声，挥舞着扁担左突右刺，前扫后抡，只听见风声呼呼响，地痞流氓们手里的武器纷纷落地。接着，他又来了个“古树盘根”大扫膛，把扁担冲着地痞流氓们抡了一圈，地痞流氓们哇哇大叫着抱头逃窜。

时间不长，又来了40多人，把霍元甲团团围住。霍元甲也红了眼，他把扁担“咔嚓”一声断为两截，一手拿着一截，准备应战。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忽听有人大喝：“住手！”原来是当地地痞流氓的头目冯掌柜到了。他把霍元甲邀入家中，设宴款待，并想让他接手脚行，维持这块地盘。霍元甲答应回去和家人商量再定。

第二年的春天，霍元甲因生活窘迫，便到天津卫投奔了冯掌柜。他接手脚行以后，陆续取消了勒索农民和商贩们的“苛捐杂税”，招致了脚行里地痞流氓们的不满。此后，他辞去了脚行的差事，来到北门外竹竿巷怀庆药栈做了搬运夫。

一天，药栈进了一批生地，每捆重五百斤。有一个大汉身强力壮，想和霍元甲较量较量，便一个人扛起这五百斤重的生地捆，一连扛了三趟，然后当着众伙计的面说：“霍师傅，人们都说你武艺高强，力大无比，今日你何不当着众哥们的面露一手，也让我们开开眼？”霍元甲早就听说他在药栈里逞强称霸，便想借此机会扫一扫他的威风，于是就向他笑了笑，找了一根最粗最沉的木杠，挑起两大捆生地，不慌不忙地走进库房。伙计们见他力挑千斤，神态自若，无不啧舌喝彩。那大汉羞得满面通红，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

过了不久，又出了一件事。一天早晨，怀庆药栈的伙计去挑水，只见两个大青石碌碡斜靠着立在井口上，那形势，稍有触动，碌碡便会坠入井中。伙计无奈，只好回去请霍元甲。这时，井台周围已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霍元甲来到一看，笑着说：“这人真有本事，我佩服他。这分明是冲我霍元甲来的。”说着，他来到井台，猫下腰来，用两手捧住碌碡，只听“嗨”的一声，就把两个碌碡同时推了出去。围观的人齐声喝彩。霍元甲也从此名声大震，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霍大力士”。

洋人败北

1900年初春，怀庆药栈掌柜农劲荪趁活计不忙，邀霍元甲出去闲逛。二人来到海河边，找了一个茶馆，边喝茶边聊天。农劲荪曾留学日本，知识渊博，他常给霍元甲讲一些古今中外的事，使霍元甲大开了眼界，明白了不少道理，也激发了霍元甲爱国报国之心。

二人谈兴正浓之时，忽闻河边有一阵喧哗之声，原来是运皇粮的船只要在这里停泊。押粮的保镖李刚跳上岸来，转了一圈，没找到打桩的地方，他有些着急，抬脚把一个席棚的立柱踢断了。席棚的主人是山东逃荒的，靠炸果子为生，席棚倒塌，便赶紧跑出来，向李刚求情。李刚不容分说，扯掉席棚，把木桩尖头朝下，以臂做锤，打起桩来。只见木桩一寸一寸地被打进地里，一下子惊呆了不少人。那果子铺的主人跪求李刚给点赔偿，李刚不耐烦地一脚把他踢开，在木桩上拴好缆绳，扬长而去。

就在这时，只听霍元甲对着李刚一声大喊：“那黑小子，回来！”

李刚自恃是皇家粮船的保镖，根本没有把霍元甲放在眼里。他回转身来，对霍元甲说：“混小子，你是活腻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当他得知对面就是霍元甲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但他表面上不甘示弱，便说：“姓霍的，别不识好歹，这事你还是别管的好。”二人言语不合，终于动起手来。霍元甲见李刚身手不凡，便使出家传“迷踪艺”中的“闪步擗拦掌手雷”的式子，跳到李刚的背后，在其背上猛击一记“铁沙掌”，只见李刚朝前踉跄几步，“哇”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一头栽倒。这时，船上的运粮官见保镖被打倒在地，大喊大叫，叫人捉拿霍元甲，不一会，清兵把霍元甲捆了起来。农劲荪急得顿足捶胸。他见当朝大学士徐桐恰巧在此下船换轿，便去喊冤，徐桐问明情由，慨叹霍元甲是条好汉，又得知霍元甲是乡亲，便让人放了霍元甲。

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攻陷了京津。北京源顺镖局的“大刀王五”在与洋鬼子的斗争中惨遭杀害，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霍元甲与弟子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大刀王五”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其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霍元甲耳闻目睹了不少洋鬼子血淋淋的罪行，这使他种下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清政府的愤懑。他回到家乡招众练武，以图报效国家。

1901年，霍元甲33岁。有一天，他的徒弟刘振声拿来几张广告传单，上面印着俄国大力士贝洛尼加在戏园卖艺的事，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让东亚病夫们见识见识，开开眼界。”霍元甲看后拍案而起：“真是欺人太甚！”他立即带着刘振声赶往天津卫。

他们先找到懂外语的农劲荪，然后到戏园说明来意。戏园管事知道霍元甲了得，不敢怠慢，安排他们在头等席坐定，便去向俄国大力士通报。

戏台上俄国大力士出场了。他身材高大，体壮如牛。他先打了一套拳来活动浑身的肌肉，然后仰卧台上，两手各举起一百磅的哑铃，双腿再夹住一个，在三个哑铃上放一块木板，木板上放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然后有四名大汉上去坐在椅子上打牌，而木板毫不动摇。接着，他又表演拿手绝活“平卷铁板”。他先拿一块厚铁板让人用大锤砸三下，铁板毫无变化，然后他动足气力硬是将铁板卷成了筒。最后是断铁链。他把一条粗铁链一头用脚踩住，然后绕身几周，另一端从肩上回过来用双手拽住，只听大喝一声，铁链咔嚓挣断，落在台上发出巨响。这些表演，使台下的观众惊叹不已。表演过后，他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并扬言表演三天，欢迎“东亚病夫”的挑战者上台较量。

霍元甲哪里还坐得住，他一个箭步跳到台上，大声说：“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当众与你较量，怎么样？是君子斗还是小人斗？随你挑！”

俄国大力士事先已经知道霍元甲的利害，怕当众出丑，便让翻译向霍元甲解释说他刚才那番话都是夸张宣传，为的是挣钱，请不要当真。霍元甲再三叫板，他始终不肯比武，最后答应在报上承认错误，灰溜溜地离开了天津。

1903年，大内高手李侍卫慕名前来找霍元甲，邀请他前去比武。霍元甲应邀赴约。比武开始了。第一项是表演轻功，每人在空簸箩的边上走三圈。霍元甲此功不深，只走了两圈半便把簸箩踢翻了，引起了李侍卫和门徒的嘲笑。第二项是每人各击对方三掌。李侍卫第一掌出去，霍元甲好像没事一样，只是脚下的青砖裂开了。第二掌下去，霍元甲纹丝不动，脚下的青砖碎成了小块。李侍卫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拼出全身力气击出第三掌，只见霍元甲的双脚陷进青砖地里三寸多深，而身体却稳如泰山。霍元甲拔出双脚，微微一笑说：“老师傅请了！”李侍卫哪知他“铁沙掌”的厉害，只一掌，他就经受不住了，晃了一晃，一头栽倒在地。

李侍卫笑脸相陪，承认失败，并邀霍元甲住下，以后再比。谁想到他居心叵测，竟把霍元甲锁到了小阁楼里。霍元甲在天黑以后使出神力把铁窗整个推了出去，墙壁也塌了一块，方才脱身。

1909年，上海来了个名叫奥匹音的英国大力士，在张园设擂，并在报上大登广告，自吹自擂，侮辱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当时上海苦于无人对敌，便来函邀请霍元甲。

霍元甲一到上海，便也在张园设擂，并在广告上写着：“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声言：“专收各国大力士，虽有铜皮铁骨，无所惴焉。”这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奥匹音感到事情不妙，便以一万两银子做赌注要挟霍元甲，没想到胸有成竹的霍元甲一口应承。奥匹音不得不签订了赛约。可是，在比赛的那天，奥匹音却再也不见踪影，连公证人、操办者也逃之夭夭，原来奥匹音已溜到南洋去了。

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武术界同仁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这也为霍元甲赢得了“精武大侠”的美名。

这年9月，日本柔道会得知霍元甲挫败英、俄大力士，很不服气，便精选了十几名柔道高手和日本武士，来找霍元甲一试高低。

霍元甲先让他的徒弟刘振声上场，刘振声依照师傅的嘱咐，开始时纹丝不动。日方武士见状就猛扑过去，抓住刘振声的衣服想把他摔倒，哪知刘振声的站桩功夫很深，纹丝不动。日本武士使出多种招数，都无济于事，连败对方多人。

日领队非常恼火，便亲自上阵与霍元甲较量，他自恃技艺纯熟，但一交手便知道霍元甲的厉害。他企图黑手伤人，被霍元甲识破，虚晃一招，用肘急磕其臂，日领队骨断肋折。日方承认失败。

赛后，日方设宴招待霍元甲，席间，日本人知道霍元甲还患“热疾”，也就是肺病，就介绍一个叫秋野的医生为之看病。哪知服药后，病反而逐渐恶化，仅月余，一代武术大师就含恨离开了人间。霍元甲卒于1910年9月14日，年仅42岁。国人闻此噩耗，无不深感痛惜。

霍元甲逝世后，他亲手创办的“精武体操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墓地在上海北郊，碑上刻有“大力士霍元甲之墓”。

1910年，在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精武体育会。该会成立十周年时，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赠给精武体育会，并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后来，上海精武会由霍元甲之弟霍元卿、次子霍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纷起，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

至今，在小南河村经过整修的霍元甲故居内，仍然挂着霍元甲的遗像，遗像两侧挂着其子霍东阁在霍元甲遇害后所写的唁联“一生侠义，盖世英雄”，昭示着这位爱国武林大师的一生功业。

死因之谜

霍元甲是怎么死的，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据说，霍元甲去世后，朋友们拿着日本医生开的药拿去化验，发现这是一种慢性烂肺毒药，这才知道是日本人暗下了毒手。

持这种说法且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的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笔下写到的霍元甲之死。1912年，著名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先后出版《拳术》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两部作品，在这两部作品里，平江不肖生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霍元甲是如何被日本医生秋野暗害死的。

平江不肖生描写的情形如下：

吓跑奥皮音，成立精武体育会后，霍元甲的胸痛加剧了，只得再到秋野医院去就诊。秋野道:“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这病已深入，不易治疗了。”便要霍元甲住院，并说:“要完全治好，大约须两个月以上。”秋野诊治得非常细心，常在霍元甲身边。

过了一个星期，疗效很好，预料还有几个星期可以出院。谁知日本柔道讲道馆来请霍元甲，秋野便陪同霍元甲前往。讲道馆中与众人寒暄过后，日本柔道高手便与刘振声交了手，一一都败了北，一个叫常磐虎藏的，露出那骇人的赤膊，不找刘振声握手，却直扑霍元甲而来。霍元甲既不情愿打，又不情愿躲避，只得急用两手将他两条臂膀捏住，不许他动，一面向秋野说话，要求秋野劝解。不料常磐被捏得痛入骨髓，用力想挣脱，用力越大，便捏得越紧，一会儿被捏得鲜血从元甲指缝中流出来。霍元甲一松手，常磐已痛得面无人色，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来比试了。

霍元甲托秋野解释，秋野只管说不要紧，便一齐回了医院。到了夜间八点钟，秋野照例来房中诊察，便现出很惊讶的神气说道:“怎的病症忽然厉害了呢?”霍元甲道:“我此时并不觉得身体上有什么不舒适，大概还不妨事。”

秋野含糊应是，照例替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拉刘振声到外边房里说道:“我此刻十分后悔，不应该勉强欢迎贵老师到讲道馆去，如今弄得贵老师的病，发生了绝大的变化，非常危险，你看怎么办?”并且说:“贵老师用力过大，激伤了内部，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我实在是不能治疗。我看你还是劝你老师退院，今夜就动身回天津去，或者能赶到家乡。”刘振声刚待回答，猛听得霍元甲在房中大喊了一声，那声音与寻常大异，慌忙拉秋野跑过去看时，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来，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

霍元甲已失了知觉，刘振声只好独自赶到精武体育会，把农劲荪找来。农劲荪虽比刘振声精细，看了种种情形，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地延到第二日夜深，可怜这一个为中国武术争光的大英雄霍元甲，便脱离尘世去了，时年才42岁。

支持以上说法者很多，主要有上海精武会的史料记载。有关霍元甲逝世前后的情况，上海精武会的史料上是这样说的:“在（上海）王家宅成立了精武体操会后，霍元甲担任武术教练，名声渐大，当时沪上日本人技击馆得知此情后，从日本挑选了十余名柔道高手欲与霍元甲较量，霍偕徒刘振声应邀前往日本技击馆切磋技艺。据记载：‘日方突袭元甲，元甲反袭日方……乘势一推，竟跌日人于天阶中，不幸断其右手，虽无心伤害，终不免于不悦。’从此日人与霍结下怨恨。正当霍元甲主持精武体操会，精心培养骨干以图大展伟业之时，却遭日本人的陷害。因误服了日人上门兜售的丹药后咯血病加剧，急送新闸路中国红十字医院医治二周后逝世。据《精武本纪》记载：‘力士殁之翌晨，秋医（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门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霍元甲”

《精武本纪》是1919年为纪念精武会成立十周年而出版的。它的记载也就成为下毒说的最有力的证据。

下毒说影响广泛，因此一些根据霍元甲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普遍采取了这一说法。但是，这种说法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下毒说”是武侠小说、影视安排主角之死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做法，一个武功高强、智慧过人、道德高尚的侠客和英雄，如果他非死不可的话，他的死一般来说总是对手卑鄙暗算的结果。霍元甲死于日本人的恶意下毒，这样的剧情处理是比较经济的选择。一方面这样编织剧情比较简单、轻松；另一方面这样安排可以加强霍元甲的“殉难”色彩，英雄总是以身殉义，霍元甲与日本人结仇不是个人的私事，他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而以身相殉的，这就突出了英雄的伟大，也更容易调动观众的爱国情绪和同仇敌忾之心。

显然，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下毒说只是文艺作者空穴来风的瞎编乱造，而缺乏足够的历史根据，特别指出：“1912年，著名武侠小说家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先后出版《拳术》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两部作品。根据传闻，他杜撰出霍元甲之死是被日本医生秋野用毒药毒死，以后人们以讹传讹，事实遂被严重歪曲。”因此，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霍元甲之死并非日本人所为，而是因病而死。

支持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就霍元甲患病及逝世经过，早期精武体育会的实际操办者之一陈公哲在《精武会五十年》里曾写过以下文字:“霍先生原患有咯血病，自寓所深居时，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时到旅邸，出药示霍，谓之可愈咯血而治肺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自迁之王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新闸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众人为之办殓，移厝于河北会馆。越一年运柩北返。”

显然，根据陈公哲的回忆，霍元甲原来就患有咯血病，经常会发作，日本人卖药给霍元甲，说是可以医治咯血、治愈肺病，霍元甲相信了，买来服下之后，病情反而严重了起来。陈公哲说这段话时没有是非判断，虽然他肯定了霍元甲购服日本人之药病情加重的事实，却没有说是日本人下毒，而是推测霍元甲用药不当。陈公哲这段话的后面，直接点出了霍元甲生病的原因，是霍元甲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而导致咯血，面色蜡黄。因此，持病死论一说者不同意下毒说，而倾向于认为霍元甲是死于自己练气功不得法而导致的病症。

相较于下毒的外因说，这种霍元甲死于自身病症的说法也可以称之为内因说。这种说法涉及霍元甲是否练气功和是否因练气功走火入魔而得病的问题，让人们联想到了武侠小说里经常讲到的气功观念。

持病死论一说者最后总结说:“陈公哲是邀请霍元甲来沪的发起人之一，又是霍元甲与奥匹音商量比武事宜的翻译，直至霍病逝。他和霍元甲接触频繁，友谊甚笃。因此，关于霍元甲的死因，陈公哲所述应该是可信的。由此可见，霍元甲不是因为误伤日本柔道家而被日本医生用药毒死，而是因原患咯血症转剧送医院医治无效而死。”

无论是下毒的外因说还是病死的内因说，霍元甲有病都是一个事实，因为没有病就不需吃药，不吃药就不会中毒。在外因说里面，日本医生秋野要下毒，也是趁霍元甲有病要吃药的机会做的小动作。

2000年，新华网天津8月6日发过一则专电，对霍元甲是因病而死一说给予反驳，这则专电指出：“霍元甲之孙霍文廷，日前与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局有关同志，经过深查细访，进一步证实日本人是杀害霍元甲的元凶。近几年来，社会上有人提出‘日本人是霍元甲的好朋友，曾为霍元甲治病出了不少力。霍元甲是因生病正常死亡的’。霍氏家族历来就知道他们的先辈霍元甲是死于日本人之手，在上世纪80年代给霍元甲迁坟时曾查验过遗骨，发现遗骨全部为黑色，证明确实为中毒死亡，因此对于有人为日本人开脱，他们从家族和民族感情上都难以接受。从去年开始，霍元甲之孙、现居住在天津市西青区小南河村的霍文廷老人，会同西青区文化局的同志，多次到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霍元甲曾经活动过的武林会馆，走访调研，并翻阅了大量资料，证实所谓霍元甲的日本朋友，正是杀害霍元甲的元凶。日本人以帮助霍元甲治病为名，买通关节，在中药中投放慢性烂肺药，使本来可以治好病的霍元甲死于非命。”

民国时期，暗杀不断，危机四伏，悬案迭出，扑朔迷离，给那段历史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无法破解的谜团。《民国十五疑案》一书从中遴选当时最具影响的十五宗重大悬疑案件，勾勒背景，解剖人情世故……

《解密历史：民国十五疑案》目录：

佛堂喋血——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之谜
汉奸未日——汪精卫死因之谜
戴笠之死——失事还是谋杀
川岛芳子——间谍还是以奸
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发迹之谜
兄弟阋墙——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
投湖自尽——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
真假汉奸——穆时英的身份之谜
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
武林高手——霍元甲死因之谜
人生如戏——阮玲玉为何自杀
震惊中外——孙美瑶临城劫车案
皇宫失火——建福宫大火之谜
东陵大盗——谁动了皇帝的陵寝
国宝蒸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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