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前后，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主要内容是指斥乾隆皇帝有“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执行的政策及朝廷权贵重臣进行尖锐的抨击和无情的弹劾，特别是指责乾隆南巡和冤杀名将张广泗，成为当时为世人所注目的重大政治事件。
孙嘉淦在康、雍、乾三朝为官，历任侍郎、尚书、督抚，最高官职为协办大学士。为官期间，以正直能干、敢于直言而闻名，晚年在官民中有相当高的声望。乾隆十六年六月，云贵总督硕色首先密报乾隆皇帝，说发现“密禀一纸，词殊不经”，系到云南的过客抄录传播，所抄传之词假托廷臣名目，甚至捏造朱批，胆肆讪谤，并将传抄的伪稿一同呈皇上。
乾隆皇帝闻奏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语，纯系大逆恶徒狂悖之举。但是，又不想公开追查此种直接把矛头对准他本人的激烈的指责言辞，还因伪奏稿在其他处尚未发现，故追查也没必要全面铺开，遂责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督抚秘密缉访。
此时，各省表面似乎很平静，但在各督抚的部署下正暗地紧锣密鼓地进行查访
活动。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的情形，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对乾隆皇帝触动很大。前者说明，虽然王肇基与伪稿无关，但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故八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在乾隆皇帝的督贵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皇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的年底，各省已查拿了不少的入犯，其中以湖广、江西为最多，而四川卜省就捕获了28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乾隆十七年初，在已有的各条线索中，有几条重要线索，乾隆皇帝指令要严加追究：一是江西巡抚鄂昌查出的广饶九南道施延翰之子施亦度传抄伪稿；二是来往贵州的湖南人龙乾惕曾携带伪稿。乾隆皇帝认为，伪稿内称张广泗有功，张广泗乃贵州总督，从龙乾惕身上严加根究，追出来历，亦有可能；三是浙江提督街门书吏包琳供出的，伪稿系从提督衙内传出；还有江西省城抄报房章锦传抄伪稿，乾隆帝对这一条线索也极为重视。但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和复杂起来，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办案人员对此也甚为头痛，乾隆皇帝也甚是着急。六月二十九日，再命军机大臣将历次奏报各案逐一分析查奏，列出已有线索的清单，分别寄发各省，按清单所开各案，迅速查办。
六月份之后，各省遵照乾隆皇帝的指示，根据开具的清单；继续追查。其中有一条线索，成为当时追查的热点，即年初的时候，江西巡抚鄂昌等查出该省道员施廷翰之子施亦度传抄伪稿。后来，乾隆皇帝命鄂昌、尹继善带同承审官赴京与舒赫德、刘统勋同审此案。到七月份，舒赫德等人审讯出施氏伪稿得自江西提塘刘士禄处，刘士禄供出伪稿得自在京城居住的汤赐联处。派人前去查拿，但并无汤赐联其人。后刘士禄推翻前供，施亦度也否认伪稿不是得自刘士禄，而是得自其叔施廷皋之子。九月份，乾隆皇帝命舒赫德留心施氏是否与张广泗关系密切，后查寻施氏与张广泗并无关涉。此条线索，上下折腾了一番，最终又没有了结果。
十月十九日，乾隆皇帝以各省办理伪稿不善，再次通饬各督抚，谕称：查办伪稿至今已一载有余，茫如人海拣沙，万无头绪，此皆因各督抚等一切委之雇员，惟据详索供词，虚文塞责，并未悉心研究，实力查办，致使线索迷乱，首犯尚悠然事外。乾隆皇帝深知，此案进展缓慢，：与各省督抚互相推诿有很大关系，而承办人员怕担当责任，往往将案情向他省引发，致使隔省隔属，辗转往复，拖延了时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下令将他认为追查不力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西巡抚鄂昌等解任侯旨，并宣称他省督抚有似此者均照此办理。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皇帝迁怒于督抚雇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遭到乾隆皇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皇帝的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的乾隆皇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乾隆皇帝进退两难的时候，军机大臣在京审出伪稿的又一重要线索：由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的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据刘时达称，乾隆十五年七月间，其子刘守朴任浙江金华县典史时，遣家人王玉淋送寄家信，信内附有孙嘉淦一张；乾隆皇帝认为刘守朴传递的伪稿较他案为最早，遂命江浙两省承办此案的周承勃、钱度速往金华密访查办，又指示两广总督阿里衮，将第一紧要之犯刘守朴速押解进京。
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之后，乾隆皇帝责成军机处对其进行审讯。在乾隆皇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根源似乎就要找到，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事情偏不象乾隆皇帝所想象的那样，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心，在乾隆皇帝看来，即使伪稿查不出真正的捏造者，但经过这一番清查，对政治止的异己力量及不满情绪，也起到了不小的震慑威力，故开始考虑如何收场。而摆在他面前的卢、刘二犯，正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皇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以上所谓军机大臣的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为乾隆皇帝授意而为。当月，乾隆皇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思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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