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从秦始皇之后，还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象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能如此僵硬，如此鲜明。说起来，晋朝的等级制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最重的一个王朝。
　　
　　一 皇帝的劁刀
　　
　　在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任你再有钱，家里有乌鸦飞不过的良田，官府一道公文，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抄家就抄家，说批斗就批斗。不要说皇上了，连个芝麻大的县官，随便见个京官都要胁肩谄笑的角色，都能被称为“灭门县令”，顾眄生威，乡下财主见了他就忍不住倒气儿。政治权力在中国是头等宝贵的资源，士族要想控制国家，自然不能以土老财自居，而要极力垄断这个资源，不容他人染指。
　　士族把各种“优美差使”都变成了自己这个寡头阶层独享的禁脔。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尽数扫入囊中。他们形成了一种世袭制度，子子孙孙地占据显要。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父亲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就是这么干的。中国的春秋时代也是这种严格的世袭制。晋代还做不到如此彻底的贵族世袭体制。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80年代初中国就搞过类似的制度，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把编制当作遗产留给儿子。晋代的士族的福气比后来的工人更好，他们不用退休儿子就可以有编制。职位固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高层这个小圈子。在晋代，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
　　
　　世袭倾向对皇权是个打击。晋朝的皇权衰微，和这种世袭倾向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考察历史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皇帝对这种世袭倾向确实深恶痛绝，打击它们的手段五花八门，有时甚至象荒诞剧里的情节。
　　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在现在的广东有过一个很奇特的政权，叫南汉。它的开国之主叫刘岩。这位前广州刺史，现南汉皇帝刘岩，端的有一个狗娘养的脾气。他最喜欢用酷刑杀人，杀人的时候还一定要亲自前往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嘴里叨叨咕咕，兴奋异常。一边看，一边直流口水。这只说明大皇帝心理变态，倒也还不算太奇。奇的倒是他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想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就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自然有不少饱学的纯儒。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还给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名。
　　这些人天天读“明明德”，读“仁义礼智根於心”，可读到最后，连自己的根都留不住。但明知要被阉，也忍不住不去作官。古代读书人的官瘾，当真是入于骨髓，无药可救。古代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去参加科举。哥哥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郁闷地先回家了，嫂子听说老公中了，欢喜无限。弟弟就造谣诬蔑，说：“你瞎高兴啥？中了的，那话儿都要去了！”嫂子听了以后，如遭青天霹雳，一下子蔫了。等哥哥兴冲冲回来，却看到老婆在哭，就问为什么。老婆把听来的告诉他，他哈哈大笑，声称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验明正身，老婆才破涕为笑。哥哥就感慨说：“我这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中国历史上，就是把进士看的比男根更重的人太多，我想如果反过来的话，中国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些官迷暂且不提，我们先考察一下刘岩的想法：他为什么会推行这样古怪的一个制度呢？有人说他是爱才若渴，希望能和俊杰之士朝夕相处，所以才阉了他们，方便他们到皇宫串门。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还有一个说法比较接近情理，刘岩是恐怕这些官员有家庭拖累，容易产生私心杂念，不如一刀阉了，心地无私天地宽，正好全身心的报效朝廷。
　　放到历史长河里看，我们可以把刘岩的做法看成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极端反动。对于古代帝国来说，要象保持长期的集权体制，一个很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官员的世袭倾向。如果官员可以搞世袭，那么发展下去，官员们的官职就不是来自于皇上，也不是来自于上级，而是来自爹爹。他们承谁的情？承他们爹的情！他又凭什么要听上司的话，听皇上的话呢？再者，官员一旦世袭化，考核任免都很难执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分散化。这些官员的利益和帝国政府的利益就会渐次脱节。
　　不仅帝国如此，大的社会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中世纪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侣们偷偷娶妻生子。这种痛恨可不仅仅是处于宗教上的考虑，觉得屈服于肉欲是可耻的等等。这里牵涉到一些实际利益上的考虑。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如此解释其中的原因“僧侣们一旦结婚之后，他们自然企图将教会的财产传给他们的子嗣。”这样就必然出现一个世袭的僧侣阶层。那么教皇又如何保持无上权力呢？教皇当然可以规定僧侣的儿子不许接替圣职。但是“设若僧侣已经有了子嗣，他们总不难找到一些非法侵占部分教会田产的方法”。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刘岩类似的做法，只是没有那么极端。教皇强迫这些教士独身，并和这些教士的肉欲做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并用宗教上的理由做斗争武器。当然，在刘岩看来，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简单地把他们阉了就行了。
　　世袭倾向和反世袭的斗争在历史上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有过此消彼长的复杂历史。正如在前面所说的，南汉是割世袭尾巴的时代，而晋朝则是世袭倾向占据上风的时代。南汉反对世袭倾向的利器是一把劁刀，晋朝士族推动世袭倾向的利器则是九品中正制。

二 做官里头还有许多不平处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建立于曹魏时期。它就象老师给学生打分一样，把候选人分为九品，不同品第的人有资格出任不同级别的官员。九品这个想法来源与班固的《古今人物表》。班固在该表里把古今人物从上上到下下做了一个排列：
　　一、上上圣人类：像伏羲、神农、皇帝、唐尧、周公、孔子等。
　　二、上中仁人类：女蜗、比干、孟子等。
　　三、上下智人类：鲍叔牙、百里奚、子贡、范蠡等。
　　四、中上类：愚公、老子、伍子胥、勾践、商鞅等。
　　五、中中类：齐桓公、扁鹊、孙子、吕不韦，荆轲等。
　　六、中下类：吴起、苏秦、张仪、秦始皇等。
　　七、下上类：易牙、庞涓等。
　　八、下中类：夏桀、末喜、秦二世等
　　九、下下愚类：蚩尤、共工、后羿、商纣、妲己等。
　　
　　 对班固这个排列大家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比如我就不能理解怎么愚公怎么就排到孙子前面了？但这个无关紧要。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并没有真正按女蜗的水平来考核二品。
　　 这个制度规定，各州都设立大中正，各郡则设立小中正。这些中正官本身都是中央现任官员兼任的，地方官做中正的少之又少。这些官员一般原籍在哪里，就担任哪里的中正官。中正官按照九个品第给候选人打分，将结果申报司徒，最后由中央按照品第高下任官。
　　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制度会有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由官员给原籍人士打分，他会给一个不认不识的小萝卜头打高分么？一边是自己的亲戚或者世交，一边是小萝卜头，你会把高分打给谁呢？所以结果一定是小萝卜头被淘汰。小萝卜头不服气？说不公平？可什么是公平呢？这个评定又没有标准，完全是自由心证。你说我打的不准？那你说说怎么是准？问谁谁哑巴。
　　现在参加高考，要高度保密试题，要把考卷上的考生名字都封上，就是怕人作弊。有人说高考制度不合理，应该综合考察素质，应该以人为本，可是在中国这个现实环境里，你怎么去公平的考核综合素质呢？都知道高考制度有问题，但对作弊的恐惧遏制了改革的冲动。反观九品中正制度，我们就能理解，这种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理论上来说，九品中正制考察的就是综合素质，比考试制度要人性化，但人性化的结果是它可以旗帜鲜明的作弊，结果导致了变相的世袭制度。
　　
　　这样的演变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你做中正的时候不选拔士族大姓的后人，那么，等你下台了，人家又凭什么选你的儿子？给你儿子评个末入流，他就只能在避马瘟的官职上消磨一生了。所以，你当然会选拔大姓名门的后人，广种薄收，以后也好有个结果。别人上台做了中正，自然也会依法炮制。这种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做法，就有了一个正反馈的激励机制。天长日久，按照门第品评登记就成了牢不可破的“习惯法”，不这么干的人就似乎严重违反了天理人伦，在官场上就混不下去。
　　这样的制度刚刚运转的时候，还会打出招牌说“要考核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连这个幌子都没了，直接按照门第打分，最终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做法最终突破了潜规则的范畴，成为正式的人事制度。从皇帝到寒族，都承认它的合法性，没人认为这是舞弊。舞弊舞到不是弊，就是舞弊舞到了化境。一个贵族化的寡头统治，也就在这种化境中脱胎而出。
　　中正九品制说是九品，其实是八品。因为第一品被认为实在是太高级了，只有孔子这样的圣人才配得上。所以第一品被虚位以待，品评从第二品起。而且也只有第二品值钱，被称为“灼然”，“上品”，被士族子弟垄断。二品以下直到九品的都是“下品”，“寒素”。门第制度成型以后，士族就被称为“高门”，高门里面出的自然都是高人。庶族被称为“役门”，意思是他们都是些只配给高人服役的下等人。
　　中正九品考核的据说是“人品”，当官讲究的是“官品”，比如太守是五品官，县令是六品或者七品官。“人品”和“官品”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人品”二品的士人，不到二十岁就可以出来当官，而且这些人仕途顺畅，都能干到五品以上的官员。而“人品”二品以下的，一般三十左右才能出来当官。担任官职也都基本是六品以下。五品官成了一个鸿沟，把士族和寒族划分开来。寒族出身的县令，哪怕象焦裕禄一样在职位上干的吐血，也是没多大指望给提拔成太守的。
　　
　　
　　出身不一样的官员，在仕途上处境大不一样。明清时际，实行科举制度，考出来的官叫进士官，考不中花钱捐的官叫“科贡官”。这两种官，待遇大大不一样，科贡官见了进士官处处低一头。《警世通言》里一个老秀才鲜于同就誓死不做科贡官，一定要考。他的理由是：“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撤漫做去，投人敢说他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比及按院复命，参论的但是进士官，凭你极贪极酷，公道看来，拿问也还透头，说到结未，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道：‘此一臣者，官箴虽砧，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调。不勾几年工夫，依旧做起。倘抖得些银子央要道挽回，不过对调个地方，全然没事。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晦气遇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有这许多不平处，所以不中进士，再做不得官。”
　　晋朝役门出身的官员就有科贡官的苦恼，“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按照《通典》作者杜佑的说法：“衣冠士族和寒门百姓之间好有一比，就像大树和杂草一样。如果杀了一个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树木，看了让人打心眼里难过。要是杀一个庶族，就算是杀错了，又能算得了什么事呢？就好比砍掉了一根杂草罢了。大家看了庶族被怨杀，就算不喜笑颜开，也不会为他们悲叹的。这样不杀士族只杀庶族，不是很好么？”捧着卵子过桥的人，看来也并不安全，很可能成为替大树顶岗的杂草，被领导诛杀。
　　
　　不过“役门”并不是最糟糕的。能被中正官品一品的人还算是有福气的。更多的平头百姓是没资格被“品”的，这些杂草就被称为“吏门”。他们如果想报效朝廷，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小吏。那时的小吏地位和被“品”人士相比，也是隔如霄壤。官员们上厕所，还可以指派小吏在茅厕里给他们举蜡烛。现在即使比较丧心病狂的领导，也很难提出让手下在茅房里给他们打手电筒的要求。这当然说明时代进步了。
　　高门、役门、吏门就构成了吏民的三个层次。作为高门的士族，垄断了高级官职，控制了政治局面。

三 看我安贫乐道
　　
　　政治特权自然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这些士族大多拥有庞大的产业。魏晋时代，贸易相对落后，很少有商人能够累积大量财富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许多古代富商巨贾，但在魏晋，这样依靠贸易或者工业积累巨额财产的，相当稀少。当时财富的象征是土地、庄园和奴客。士族依仗特权世代积累，控制了社会的财富命脉。
　　这些士族的土地，都不按亩来论，一说都是多少多少顷，更过分的还有按里来论的。家里有多少多少里地。比如江南豪族孔家在永兴修建了一个庄园，周回三十里，田地二百六十五顷。庄园内居然有二座山！还有果园九处。
　　谢灵运也曾撰写过一篇《山居赋》，描写自己的大田庄。他说自己的庄园披山带水，里面简直无所不有。庄园里有各种草药竹树，植物非常齐全。他列举了里面的十六种水草，其中没有一种我认识的。动物也不少。他罗列了庄园出产的十六种鱼类，其中大半我也不认识。而且奇的是里面还有各种山禽野兽。按照他的说法，他的庄园里甚至还出产“熊罴豺虎”。但他的庄园并不是一个野生动植物乐园。里面更多的是农田果园。他在华丽的文章里没有用农田的顷数来烦扰读者，但据他说，仅仅是果园，庄园里就有5个之多，“北山二园，南山三苑”。这样的庄园关起门，除了盐，估计什么都不缺。因为我没有在文章里发现有盐井的记载。拥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庄园，谢灵运却谦虚地表示，自己自奉甚薄，安贫乐道，所以守着这个小产业，也能知足度日。他用自己的生活来训诫读者说：“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只要少私寡欲，就是象自己这样的俭朴的生活，也能过得很快乐。何必贪慕富贵呢？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被谢灵运这等有天良的话所感动，幡然醒悟，以艰苦朴素为生命之本。反正我看了是更羡慕有钱人了。
　　从上面我们能发现，这些士族豪强的庄园往往囊括山湖。东晋但凡有点效益的山川湖泊，几乎尽数被士族豪强霸占。这些地方本来是无主之物，大家都可以去砍柴捕鱼，可是忽然就变成这些士族的私产了。大家以后再去砍柴打渔，都得交税给这些士族了。看上去似乎实在没什么道理，但让那些士族自己说，他们也许会说出一套理论来，解释说大锅饭要不得，产权改革迫不容缓，把山川湖泊变成私产是为了更好的资源整合。可惜晋朝还没有职业经济学家，否则说的还可以更动听些。
　　光有土地还是不够的，还得有人干活。晋朝士族庄园里都有成百上千的依附者。这些人名号繁杂，有“奴”“客”“荫户”“部曲”等等。但不管叫什么，他们都是豪强的依附者。他们不用向政府缴税，也不用服徭役、服兵役，但是得向主人交租子服劳役。这些人交的租子往往非常重，有的甚至能占的全部收获的七成以上。这些奴客不仅种地，有的还要替主人盖房子，养花种树，有的甚至还要跑码头做生意。这些人被免除了对政府的义务，却多了对某个主人的义务。关于这些奴客的生活纪录很少，我们已经很难推测出这些奴客的生活水平比自由农民来，到底是高些还是低些。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奴客有多少是自愿投靠豪强的，又有多少是由于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的。
　　我们知道的是：这些人从政府的税收网络中消失了。这些依附者的数量极为巨大。有人认为：魏晋时代依附民数量和政府控制的编户数量大致相当。还有人更加悲观，认为政府最多能控制人口的1/3，剩下的都是豪强的依附者。按照道理来说，豪强是控制不了这么多依附者的。各个级别的士族能有多少数量的免税依附者，朝廷有明文规定。但问题是这个规定根本执行不下去。这些士族硬是占了这么多不用缴税的依附者。
　　政府里头都是这些士族豪强。他们当然不着急核查。但是有人着急，比如皇帝。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士族豪强好比是一群土匪，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楞是占为己有。皇帝当然可以下诏令，说大家从今以后，不许这么干了。但是怎么把这个诏令推行下去，是个很大的问题。两晋历史上，确实颁布过不少这样的诏令，有的时候也做过巨大的努力，但是却没能够真正奏效。高级政治职务都被士族把持，皇帝要通过士族推行反士族的政策，其中的困难显而易见。所以自始至终，政府都至多是半个帝国的政府。那迷失的另外半个帝国，就是那些豪门的庄园。
　　
　　这是士族大姓的全面胜利，但这个胜利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弱点。如果我们那西方中世纪的贵族体制和晋朝士族统治做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弱点所在。西方的贵族把他们的力量建立在地方的基础之上。他们的城堡、庄园是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否在国王的宫廷上任职，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对宫廷政治的依赖性相当弱。但是晋代的士族，则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西方的贵族背朝着国王，眼睛注视着自己的土地。而东方的士族则背对着自己的土地，眼睛注视着皇帝的宫廷。
　　西方的封建贵族成了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杀不死的九头鸟。而东方的士族没有办法把命运寄托在地方性权力之上。他们象皇帝的宫廷蜂拥而去。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广阔的庄园，能控制帝国的山川湖泊，是因为他们在朝廷中的政治特权。这样他们虽然能够控制整个帝国，但却是泥足的巨人。随着时局的变化，皇帝可以慢慢控制围拢在他身边的士族，但西方的中世纪帝王却无法控制分散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拥有独立权力的的贵族。
　　士族在胜利中酝酿着自己的失败。

四 如何又是待客之道
　　
　　士族既然按照门第和血统确定官位，就不得不在文化和婚姻上都保持了高度的排他性。
　　政治上士族和庶族，判若云泥。在社会地位上，也是如此。士族子弟往往除了穷嚼蛆以外并无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出身就混个高级干部。如果他不做出一副神头鬼脸的高级派头，又如何能使寒族肃然起敬？如果他不强调出身的等级差别，又如何能在庶族面前理直气壮呢？如果他和寒族通婚，又如何能标榜自己的高贵血统呢？在此逻辑之下，两晋南北朝成了中国阶层隔阂之间最大的时代，虽然没有发展到印度种姓制度的程度，但在后人看来，已是匪夷所思。
　　士族和庶族之间在交往时有严格的区分，其严酷程度，较之种族隔离不遑多让。庶族如果不安分守己，妄自尊大要和士族平等交往，那会遭到严厉打击。刘宋时有一个叫张敷的，出身于江南豪门。他和中书舍人秋当、周赳是同僚，在一个部门任职。秋当、周赳却不幸是寒族。秋当邀周赳一起到张敷家作客。周纠本分，说：“恐怕人家不能给咱们好脸子看，不如别去了。” 秋当说：“咱们现在和他是同事了，怕些什么？还怕他不跟客人一起坐坐吗？”俩人就互相壮胆，到张家作客去了。张敷倒确实为他们设了俩个坐位，但怕他们靠脏了自己的墙，就把坐位安排的离墙有三四尺远，让他们靠不住。俩客人离墙远远地坐好了以后，张敷忽然召唤左右说：“把我的座位移得离他们俩远点！” 秋当、周赳听了以后，失魂落魄的告辞而去。
　　寒门、役门出身的人，在士族子弟看来，都属于“小人”。东晋的刘惔和王濛都出身高门。一次他们俩结伴外出，到了中午也没吃上饭。这时候有一个与他们认识的“小人”特意准备了酒席，菜肴非常丰盛。刘惔却拒绝了。王濛的阶级觉悟没有他高，又熬不住饿，就对刘惔说：“聊以充饥嘛。为什么要拒绝呢？” 刘惔大义凛然地说：“孔子曰：唯君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们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这些“小人”想巴解都巴解不上。《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记载到“方正”一章里。但我看不出刘惔方正在哪里，能看得出的只有鼻孔朝天的自骄自大。我们看古画里那些两晋雅士宽袍大袖，神态散雅，但他们内心深处却有着最龌龊最势利最不可理喻的傲慢。他们贪婪的攫住利益不撒手，然后又用极度虚伪极度做作的姿态，来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霸占了原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把寒族役门当作人渣看待尚且不足，即便在士族内部，他们也要划分也有三六九等。这些士族子弟能找出一切可以找出的理由做骄傲的资本。前面已经说过，那些早些渡江的百家士族，就成了贵族中的贵族，还特地修订百家谱以做纪念。那些晚来的士族，就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也要按照父祖的地位再加甄别，发达早的家族就有资格对他人表示蔑视。
　　唐诗有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说的王、谢就是晋朝士族的两家魁首。但是就算是这俩家，也不是没有级别差异。谢安和谢万曾经路过吴郡，谢万提出去王恬府上拜访。谢安坚决不肯，说：“人家一定会跟你难堪的。”谢万就一个人去了。王恬等谢万刚落座，就忽然起身到后堂去了。谢万看了倒很高兴，觉得王恬一定是去安排家人好好款待他了。过了很久，赫然见到王恬蓬头散发的出来了。原来这家伙跑到后面洗头去了。他也不陪客人坐，自己走到院子里那儿晒头发。神态傲慢，根本没有要搭理谢万的意思。谢万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王恬是王导的儿子，有人说他性格过于傲慢，才会如此。但究其实际，推动他如此行为乖张的，终究是门第的自豪感。王家显赫在谢家之前，如今谢家的风头虽然迎头赶上，但王恬依旧认为自己比谢家人高贵多了，谢家人想在他面前平起平坐，那还早的很呢。他的逻辑是：我的爹（王导）比你的爹牛，那我当然就比你牛。
　　
　　谢家尚且如此，其他后起之秀待遇往往更加不堪。王家一个子弟王胡之在东山时，偶然贫乏。当地县令陶范是晋初有名的大帅陶侃之子。陶侃曾担任荆州刺史，手中握有重兵，是一个半军阀性质的将军。但是可惜他出身寒族，虽然军兴之际可以侥幸出人头地，但还是被士族瞧不起。一个当兵的！陶范想讨好这位王家人，一出手送了一船米给王胡之。王胡之不要。王胡之直接回答说：“我要是饿了，到谢家要米也就罢了。那轮的上这这陶的奴才送米！”他有权毫不掩饰地侮辱比他出身低下的任何人，他知道舆论还会表扬他的“方正”，他的“风骨”。这样这样的故事全部搜集起来的话，数量相当惊人。中国的婆罗门们确实用傲慢的火煅铸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等级社会。
　　士族统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统论上的等级制。他们的婚姻也被这种等级制操纵。士族与寒门役门之间的通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丑行。寒族之女嫁入高门，多少可为人所容忍。而士族妇女嫁给一个寒族男人，其丑恶程度比起人兽交合，已经相去无几。社会交往中的禁忌在婚姻中受到更大的重视。士庶婚姻，都要在门第相当的家族间进行，否则就属于“婚宦失类”，后果相当严重。
　　
　　南朝时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一个叫王源的官员把女儿嫁给了富阳的一个富户满璋之的儿子。王源出身名门，父祖也都是有名的士人，但是到了王源这一代，家产却颇为不足。王源就把女儿嫁掉，得了一笔聘金，王源还拿这笔聘金的一部分娶了一个小妾。但是这个满璋之也不是土财主。他自称是魏晋旧族，而且自己也是一个中级官员。新郎官本人也是一个主薄。但是这一下还是惹了祸。大臣沈约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按理说，人家结婚娶媳妇不干他事，但他还是仔细做了调查研究，很警惕地发现了其中的不正常现象。沈约考察了满璋之的家谱，认为里面有伪造成分，满璋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士族，出身不高级。而王源却是高门华胄，和满家联姻，实在是败坏人伦天理。
　　沈约用优美的骈体文起草了处理意见：“王源自己降低身份门第，其行为玷污了祖宗，侮辱了亲族，性质恶劣至极。这种歪风邪气不煞住的话，败坏人伦的联姻将比比皆是。对于王源的这种可耻行为，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重惩，把他开除出士族队伍。这样一来，那些已经干了同样的勾当的士人，将无比羞愧；那些正在策划干同样勾当的士人，将悬崖勒马。所以，我的处理意见是：把王源就地免职，终身不得再担任领导干部职务。”王源的下场就是这样。
　　
　　社会和婚姻的隔绝的结果使士族能够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小团体。他们在内部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扯出一大堆人来抗议。他们的心态正如杜佑所言：“如果杀了一个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树木，看了让人打心眼里难过。要是杀一个庶族，就算是杀错了，又能算得了什么事呢？”有人说这些士族尽得唯美文化之风流雅趣，但我看到分明是一个贪婪的既得利益集团。
　　但是，这些士族也不能在的成功的巅峰永远驻留。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利益象沙漏里的沙一样慢慢流出。
　　罗马将军出征凯旋归来时，罗马城会为他举行巨大的凯旋仪式。将军在人群的欢呼中进入罗马城，这时他的身边总有一个身穿白袍的侍从，在他耳边不断低语：“这一切不过是过往烟云”。
　　没有人在士族的耳边说起这样的话。

五 可能我是管马的吧
　　
　　这些士族虽然能把持住高级官职，但他们有一个先天的大缺陷，那就是他们不能干活。这是很符合逻辑的一个结果：士族子弟养尊处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捞个官当，长此以往，如何能有动力去好好干工作？有处理事务的真实才干的也不是没有，但做为一个整体，士族官员是完全彻底的不称职。
　　这些士族子弟热中的是当名士，而不是当能员。他们习惯于拿个麈尾，摇头摆脑的谈论老庄玄学，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前阅读统计数字。他们没完没了的穷嚼蛆，没完没了的灌酒，却根本不去好好干自己该干的正经事。本来他们愿意酗酒、穷嚼蛆，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并无大碍，但是这些货色霸占了高级政府职位。将政府事务交托给这样的人处理，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比如晋朝的名士毕卓。他出身士族，在西晋混了个吏部的郎官干。可是他唯一乐于投身的事业就是喝酒，因为喝酒耽误公事那是常事。他一个邻居酿了酒，他居然晚上跑去偷喝，喝得正高兴，让人家家丁抓了个现行。一绳子捆在那里，到了天亮，一看居然是毕郎官，赶紧把他给放了。他公开宣布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这样一个酒鬼怎能干好公务？！可是仕途居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在东晋接着当干部，还干上了平南将军温峤的秘书长。我无法想像这样的一个立志在酒船中拍浮一生的货色能给上级提供什么帮助。
　　许多士族名流本来并非庸才，许多士族文化家学渊源，文化水准相当高。但他们更适合混沙龙，搞艺术，而不是去议事厅开会。比如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之子，极为擅长书法和绘画，天资卓异，绝非庸人所能及。但他就象大多数士族子弟一样，可能适合做很多事情，可就是不适合做官。但他出身琅邪王家，按照特权当然能弄个官当。他就当了重臣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参谋官。可他倒好，天天蓬头乱发，不干正事。就象现在大公司里，所有员工都西装领带，可是某个部门经理自己倒天天穿个大花裤衩子，到班上胡混，还没人敢管他。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可以断定，这样的公司一定存在很重大的问题。晋朝各级部门就是这样的公司。
　　王徽之胡混的实在是太出格了。一把手桓冲有一天故意问他：“你是管什么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不过有的时候看见有人在我面前牵着马走。可能我是管马的吧？”桓冲脾气很好，没有骂他是头猪，反而进一步追问：“你管多少匹马？”王徽之说：“good question！不过我从来不打听这个，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呢？”桓冲又问：“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马你知道吗？”王徽之觉得他的问题很愚蠢，说：“我连活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么知道死马有多少呢？”碰到这样渎职的下属，按理说应该革职拿办才对，可是桓冲没有勇气仅仅因为渎职就拿办一个士族。他对王徽之好言相劝说：“你在单位时间很长，也是个老同志了。你看能不能公事好好料理料理？”王徽之也不理他，估计是觉得他庸俗，自顾自地抬头看天，忽然说道：“西山早晨的气息，真是让人爽啊！”这样的一个狗官，居然能被容忍。凭的是什么？还不是凭他是琅邪王家的人。寒族出身的官“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真是象王徽之这样的混帐官，长官反倒不敢来寻趁了。王徽之居然还能升官，做到了黄门侍郎。
　　自古以来的文化人说起才子，都是万分钦慕，要是才子做不了个大官，都说是官府没眼。比如擅长填词的柳永，皇帝认为他只适合填词，拒绝给他官做，后来就有文人抱怨说那个皇帝摧残文化，仿佛栽培文化就是给文化人官做一样。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务正业，也被一律附会为出自“无法实现理想抱负”“报国无门”而产生的苦闷心情，也许有人确实是这样，但在我看来，更多“骚人”根本就不是报国无门才去喝酒，他们简简单单的就是个酒鬼而已。他们不务正业，也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施展才能，不过是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惯了而已。晋朝官员中，才子比例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但晋朝政治是何等光景？文化和政治本是社会中两支彼此激荡的力量，两者的合流不过导致了变态的社会结构。
　　王源因为跟一个门第较低的人当了亲家，就把官给丢了，还永不叙用，王徽之自顾到西山去爽，连手底下有多少马都不知道，却能提拔。那么，大家何必去干工作呢？事实上，士族确实以干具体工作为耻。用柏杨的话来说，晋朝的“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东晋的一个官员熊远在奏章里也描写过当时的士族风气：“当今的官场把处理公务当成庸俗，把恪守法律当成苛刻，把待人有礼当成谄谀，把游手好闲当成高妙，把放荡无行当成通达，把傲慢无礼当成风雅。”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高妙、通达、风雅，而不庸俗、苛刻、谄谀的官员，而他的那些马死光了他都未必知道！
　　士族产生出这样的风气，在我们看来，实在是不可理喻。但是这样的风气有它背后的逻辑，我们把它简单归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玄学风尚，是远远不够的。试想，士族依靠门第得到官职，如果让他们去认真处理公务，执行法律，那等于把他们和寒族官员放到同一考核标准上。这些寒族能在对他们大大不利的情况下博个功名，其平均政治才能必定在士族之上。一个没有淘汰机制，一个有淘汰机制，运行下来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士族官员和他们在同一标准来考核的话，其愚蠢无能必定昭然若揭。所以一定要打造另一个标准，这样才能彻底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秀木”，对方为“小人”。在这个标准下，寒族的无能是无能，他们的无能就变成了风雅。
　　另一方面，既然只有寒族才需要认真工作，时间长了，认真工作就和下贱有了某种隐隐然的联系。这就好比只有穷人才去干体力活，所以很多中国人就留长指甲，表示自己不需要干动手的活，是个上等人。
　　
　　世说新语上纪录了一个故事。有一次王濛、刘惔（这两个人似乎很喜欢结伴）和一个叫支道林的和尚一起去拜访骠骑将军何充。何充正在那里专心处理文书，见他们来了，没理睬他们，接着看文书。王濛对何充说“我们今天拜访你，希望你别埋头于那些日常俗务，大家一起谈谈精微玄妙的话，岂不美哉？怎么还费劲看这些文书呢？” 何充硬邦邦地回答说：“我不看这些文书，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存活下来呢？” 晋朝之所以能够运转，士族之所以能够存活，光是高妙、通达、风雅那是什么用处也不顶的。一定要有阅读文书、处理政务的人。
　　寒族就充当了这样的脚色。士族发现了自己只喜欢俸禄和特权，不喜欢文书之后，就把政府官职分成两类：清官和浊官。士族们“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就是说，文书看都不看，就拿来签署，这样的工作就是清贵，需要勤勉谨慎的工作，则是留给下流胚们干的。
　　笼而统之地说，“清官”们的工作大抵是坐办公室，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上班了也不用怎么干活，抄个手到各个办公室串个门，聊个天，谈谈艺术，谈谈价值观。下属拿来了文件，他就在上头胡乱签个字，然后领的薪水奇高，还可以利用特权投机倒把，圈占土地。
　　很容易看出来，许多重要的工作没法交给这些清官们处理，比如军事。开始的时候，士族们还领兵作战的能力，比如淝水之战中晋军的指挥官就是谢家子弟。士族之所以在东晋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握有军权。初期晋朝的军队确实多由士族出身的官员节制。但即便在当时，领军作战也被多被认为是粗鄙的事情。祖上出过军事长官的家族，被人成为“将种”，此称呼绝非褒义。晋朝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炎，有一个姓胡的妃妾，其父是有名的将军。有一次，司马炎和她玩投壶的游戏，就是拿箭往一个壶里面投。这位妃子和他抢一根箭，把司马炎的手指头弄伤了。司马炎很生气，说：“你真是个将种！”这位妃子说：“有人的祖上北伐公孙渊，西抗诸葛亮（指司马炎的爷爷司马懿），他不是将种是什么？”司马炎当下就被说得很羞愧。司马懿率军征讨四方，军功显赫，孙子却为此而羞耻。
　　发展到后来，士族能带兵打仗的是越来越少，军事指挥权逐渐落入士伍出身的北府军将领手中。士族和军权的渐渐剥离，已经预示了士族衰败的命运。但他们在此形势之下，只能更加努力鄙视“将种”，把自己的无能矫饰为一种高贵的姿态。那些军官确实也为自己的污浊而自卑。皇帝如果想对军官施加恩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武职转为“清官”，哪怕在品级上是降低了，该军官也会感激不尽。
　　不仅军职，其他重要的职位也慢慢滑出士族之手。比如侍御史，担负检察重任，是格外要紧的职位，但是士族就嫌工作量太大，不够清贵，任由它落入寒族之手。至于参赞机要的尚书郎之、中书舍人之类的职位，能参与中央政权枢纽的管理工作，这些职位也被寒族渐次占据。士族既想清闲，又想控制权力，这两者之间必然有巨大矛盾。
　　士族握有最高权力，垄断高级官职的时候，就把竞争机制从士族阶层里取消了。一个动物如果不需要奔跑捕食就可以得到充足食物，那么它的捕食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弱，比方现在你抓兔子的能力就比不上猎豹，爬树的能力也比不上猩猩。这些士族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得到官职，他们的政治能力也就必然逐渐弱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南朝的颜之推对江南的士族做了如此评价：“他们对人情事务，完全不懂，做官不管事，管也确实管不了。只会穿博衣大带，用香料薰染衣服、脸上涂脂抹粉，出门坐车轿，走路还要人扶着。官员骑马甚至会被人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嘶鸣跳跃，大惊失色，对人道，这分明是老虎，你们怎么能亏心说它是马呢？碰上了动乱，这些雅致至极的士人肉柔骨脆，体瘦气弱，路也走不得，凉也受不得，唯一能干的就是穿着绮罗绸缎，怀揣金银珠宝，在路边等着饿死。”
　　从马上征战的司马懿到不知道马数的王徽之，再到指马为虎的王复，是一个士族的衰落轨道。
　　士族子弟这种先天缺陷，给皇权复兴铺平了道路。他们把高级职位霸占了，却又把实际工作留给了低级职位，这就等于给皇帝开了个后门，皇帝可以籍此培植属于自己的力量。虽然皇帝没有办法把他们从政府里清除掉，但是可以把这些懒胚架空。无所事事的“清官”虽然地位尊崇，待遇优渥，但他们离真正的权力核心越来越远。晋朝是唯一一个士族极有崇高地位，又有实际权力的王朝。南朝的寒族就开始颠覆士族的统治。这些寒族的官职品级很低，但却握有实际权力。这些士族对此也处于无力反抗的地位。“你想管？行啊。先把这些案卷都处理了！恩，也不多，一天看八个小时就够了。”这些士族就会马上傻眼。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留给士族的最终只有空洞的光荣。

六 走向衰落
　　
　　士族在它的巅峰时期也没有取得中世纪西方贵族的权力。他们没能在地方上拥有行政和军事的权力。不管他们在中央有多高的官职，不管他们在地方上有多大的庄园，他们终究没有能够掌握对地方的独立行政权。这一点对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再高的俸禄，在高的官职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
　　他们确实可以霸占山川湖泊，但是那些地方只是他们的私人产业。私人的财产权在中国并不特别值钱。西方的封建主可以指着土地说，那是我的！可是中国的士族却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些土地在属于他们的同时，也是属于整个帝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远古的咒符并没有真正消失。西方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有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支撑，而在中国，它却是可疑的、变动的、无法预测的。
　　他们也可以控制众多的依附者。但帝国从来没有正式放弃对这些依附者的管辖权。士族豪强对这些依附者的占有从来都是不合法的。中央政府经常核查人口，和士族争夺这些依附者。俄国的领主曾对农奴说：“我属于沙皇，你们属于我，沙皇可以对我下达命令，但不能对你们下达命令”。这种人身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是封建体制的核心，而在晋代，士族还远远没有能使这样的金字塔完工。
　　士族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方化，没有能够把地方的行政权、军事权象庄园一样变成世袭所有。他们从地方上得不到的权利，由他们在中央政权中的官职与特权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种补偿更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建康，而不是自己的领地，牢牢捆绑在了一起。这些士族在最强盛的时期，也是聚集于建康。他们不能建立真西方那种封建贵族体制。
　　阅读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充满了变数。不仅是个体的命运，就连集团势力的消长，也都变幻不定。政治格局往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带有强烈的变动性。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贵族集团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士族团体，仰或是军人集团，他们彼此的权利并没有确定的界分。在合法与不合法，应该和不应该之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士族似乎可以占有土地可以占有人口，但他们似乎也可以被剥夺这些土地人口。中央政府似乎可以可以调动军队，任免将领，但他们似乎也可以被拒绝。一切在变动之中。这种变动说明士族的胜利并非无可置疑。他们仍旧时刻要面对挑战。
　　更要命的是这些士族应对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弱。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了政府的高级官职。但是士族阶层本身数量相当有限。当然士大夫多有姬妾，按理说几代人下来，子孙数量应该颇为庞大才对。前些时候，有位牛津大学的遗传学家考证说，由于多妻制的缘故，成吉思汗一个人的后代在全球就有千万之巨。这些士族子孙即便没有如此之多，但群策群力，数量亦当不少。当时很不幸，这些子孙里大多必是庶出，他们在当时极受歧视，没有资格顶门立户。可入仕途的嫡子孙数量并不可观。在很小的士族人口基数上推行九品中正制度，无疑等于在士族子弟中取消了竞争机制。取消的结果是配置出来王徽之、王复那样的军事白痴、政治弱智。这样的一群纨绔子弟，没有在地方上扎下根，没有牢不可破的实力基础，却投身于变幻复杂的政治冲突之中。一群被优越环境宠坏的子弟，去和皇权与寒族的联盟争夺天下，结果如何不难逆测。
　　
　　但是为什么那些这些接管士族权力的寒族没有成为新的士族？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拆了宫殿，再修一个”。为什么这种循环交替在士族问题上没有出现？这需要用把这段历史放至更大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
　　汉朝是一个集权化的大帝国，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却带有明显贵族化色彩。中国历史在此有过短暂的犹疑，在集权化和贵族化两条道路间难以取舍。但很快，中国又走向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此后集权倾向不断加剧，到了明清，就已经到了古代帝国集权的极至。反观西方，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贵族化的封建体制绵延千年之久，给西方历史打上了深深烙印。
　　
　　产生这种不同结果的最重要原因是帝国官僚管理能力的差异。
　　在一个分权的、贵族化的国家，出现一个强者并不困难。这个强者也有可能在军事上压倒其他所有的贵族。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强者如何建立一个集权帝国？只在军事上打倒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集权的行政管理，只有这样，他的优势才能巩固下来，帝国的权力也才能真正集中起来。而没有官僚组织，他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行政管理。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军事强人建立了一个帝国，他又该如何管理这个帝国呢？如果他不能向各个地方派出足够多的官吏，如果他不能考核控制这些官吏，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权力交托给某个地方贵族。他可以轮换这些贵族，他也可以打击那些对他不忠的贵族，但是他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没办法真正控制这些贵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贵族一定会积累属于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对帝国的离心力。
　　而在中世纪，无论是查理曼大帝还是奥托大帝，他们都没有能力组织一个官僚组织。当时有阅读能力的人就少之又少，除了一些教士，几乎所有人都是文盲。那么，这些帝王又如何用公文来监控那些地方长官呢？他又如何得到各地的统计数据呢？他又如何选拔官吏去充任各个政府组织呢？他做不到，即便他有千军万马他也做不到。可以想见，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政府机构弄的非常简单，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运转。地方上，如果不出现叛乱暴动之类的大事，就会由地方长官全权处理，而地方长官的行政机构也同样是简单之极。这样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又能实施多少的管理呢？对地方长官又能有多少的控制力呢？地方长官逐渐产生离心力就会象一个自然现象一样不可抗拒。
　　中国的文化水平、经济水平、人员流动程度都大大超出了中世纪的西方。它有能力实施复杂的行政管理，它可以填充、供养精细庞大的的官僚机构。即便在在晋朝，要选拔大量能处理公文的、受过同样意识形态熏陶的的官吏也并非难事。可以说，中国集权的能力已经存在，它不过是没有得到条件来施展而已。而在中世纪的西方，这种条件本身就不存在。为什么奥托大帝没能建立集权的神圣罗马帝国，而赵匡胤却能建立一个集权的宋帝国，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资源迥然不同。
　　中国皇帝们要想释放这种能力，所需要做的就是用官僚替代贵族。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科举制度。隋唐时代开始推行科举制度，而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贵族统治彻底终结、皇权变得至高无上。这个趋势再也没有改变。
　　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颠覆了世袭倾向。在考试中获胜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官僚。全国的士人，在同一个尺度上被选拔被考核，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官僚体系。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这样一个转变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难回答。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的士族就此消失，换来的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帝王（想想那个流着口水看着别人被剥皮的刘岩），还有和士族同样寡廉鲜耻同样聚敛无度的千万官吏。一个混乱残酷的贵族时代就此消失，换来的是僵滞沉闷而且往往同样残暴的大一统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