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5年5月发生的胡风（1902—1985）事件迄今已整整五十年。在历史尘埃早已落定的今天，这个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参与者和许多受难者大多已远离我们而去，而遭殃及的健在者也都是耄耋老翁了。但是，这个事件留下哪些特别内涵值得我们长久记忆呢？对这个悲剧本身灾难性的规模、影响、意义与走向及其前因后果，我们能作出今天所能认识到的回答吗？我以为，我们如果把胡风事件放到涉及毛泽东（1893—1976）施政方略这个高度，去寻觅至今尚存的谜团，似乎才能够破译这个事件的密码。
    胡风事件所起的历史作用，较之前所发生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乃至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批判，从历史链条的环节上看，都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以后历次实际政治较量的操作中，唯有胡风事件一直被作为开展政治斗争的“惊堂木”的警告符号，而贯穿于中国政治风暴的全过程，直至这场风暴完全平息为止。20世纪80年代为胡风冤案的平反，竟历经三次（1980年、1986年、1988年）才最终彻底平反，这也是全国所有冤、假、错案的平反中的唯一。综观全局，胡风事件的独特意义，由此也得到了突出的显现。
    毛泽东晚年曾高度概括自己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推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革”打倒自己身边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毛的原话大意是 ：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撵到几个海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刘的不满，毛在1950年3月意欲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受刘的搁置时就初现端倪了。虽然毛与刘这次政治较量声色未露，其内心郁积的愤懑，迟至1967年4月1日，才通过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的发表大白于天下，但事情的发生，则早于胡风事件五年之久。
    1956年4月25日，胡风事件刚过，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分子”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2页）毛在这里把无职无权的、当时连工作岗位都尚未确定的一介文人胡风，列于一连串曾经显赫过的人物之首，绝非偶然。原因何在？在于毛潜意识的未来的棋盘上胡风事件还要派上更大的用处。胡风事件搞定后，无论对于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还是开展所谓“对敌斗争”，其实际的功利主义价值，都不是这些显赫者的效应可以比拟的。
　
二
　
    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建政之初，不断开展斗争，继续革命巩固政权，几乎是一切工作的全部目的；而斗争锋芒在扫除了正面之敌对势力蒋介石及其残余势力之后，则越来越转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寻找与搜索。毛亲自发动的运动有：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继而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再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继而又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这两个由“点”到“面”的回合中，基本上止于思想斗争，没有涉及到对具体当事人如编剧孙瑜、主演赵丹、红学家俞平伯等的人身斗争，更不必说对鞭长莫及、远在美国的胡适了。但这些都只是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前导，都还不具有强烈的政治警示作用；而这一具备特殊政治指向的斗争工具，还有待于在不断展开的动的动向中去寻觅、挖掘或随机捕捉。1951年10月23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雷天下响，各个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纷纷作出思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层单位的芸芸小人物则一一仿效。这个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大规模的以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达到让斯文扫地，几乎到了要人人表态过关的地步。被动的与主动的、真诚的与敷衍的、公开的与未公开的书面检讨资料，真是堆积如山。
    但是一直到1954年，在这堆积如山的检讨书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胡风的合格检讨书始终未到。胡风生性倔强，恃才傲物，自认为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第一年起，就是以共产主义者的为人道德约束自己”（《胡风致熊子民》，《胡风全集》第9卷第599页），自以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者，感觉没有什么好检讨好改造并拒绝检讨。即使1952年9月，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1953年又继而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并向其施压的文章，意欲彻底打掉胡的“气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按照口径，全面检讨。但胡软硬不买账，执意坚持，拒绝检讨。这样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当时实属罕见。连当年对独夫蒋介石都绝不买账的马寅初，也带头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思想改造”；更不必说许多从蒋政权之下走过来的硬汉子了。（见笑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2002年第8期《文史精华》）而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牴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毛泽东也芥蒂于心呢。
    1945年8月28日，毛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这期间，胡风曾三次见到毛：一次是9月4日，由冯雪峰陪同在曾家岩50号欢迎毛的舞会上，仅握手略略交谈几句走了过场；一次是10月8日，在张治中欢送毛的有500余人参加的大型鸡尾酒会上，似未直接接触；一次是10月11日，在欢送毛回延安的九龙坡机场，“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
    早在1938年3月，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第10期上发表过《毛泽东论鲁迅》。这是毛于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的首次发表（同天，胡在武汉各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被推为大会主席）。这是两人在两地之间的唯一的一次文字之交，又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本可引为谈资的；但在晤见时，经过抗战八年的烽火，似乎都淡忘了，连一句寒暄的客套话都没有留下。这三次不冷不热的见面相识，虽然从胡的方面说，显示其在高层社交场合多少有点腼腆、矜持的书生本色，但从毛的方面，与其说是疏忽、不在意，不如说是有意的冷淡。因为这次会晤之前，毛对胡产生的芥蒂早已深藏心底了。
    但，毛这次与胡的会面，对其印象无疑是深刻的。他终于把久闻其名的胡风，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展露锋芒的、在鲁迅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作为焦点人物出现的、与自己一同列名于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在延安与周扬以及徐懋庸等从上海来的文化人的交谈时屡屡提及的、只是见于书面文字或耳闻的胡风，和眼前这位零距离接触的、与自己身躯一般高大的、显得矜持而书生气十足的胡风联系在一起。在表面冷淡的背后，毛在内心对胡却是“十分重视”的。
    1945年10月11日，毛与蒋签订《双十协定》后从重庆抵达延安，即指派与他同机往返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第二天再飞回重庆，专程调查重庆左翼文化界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胡风问题”；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在机场看见了胡，触动了毛的政治“灵感”也未可知。这个安排，自非寻常。胡乔木飞回重庆后，约见胡风两次，在文艺理论上硬是谈不拢。后胡乔木又通过胡风约见舒芜，就舒在年初由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的《论主观》、《论中庸》两文的哲学问题，在11月8日、9日，激烈地辩论了两个半天。胡乔木概括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又是反对全面。”（参见《百年潮》2004年第11期第41页）胡风始终在场，未置一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刚刚召开过的中共七大，在党章中已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延安所及的范围内，包括重庆的左翼文化界，对此已是一片称颂赞扬之声，胡风的态度只能被认为是冥顽不化了。
    胡在文艺理论上，与毛的文艺思想的分歧与冲突，在1945年后，越来越趋于明朗与尖锐。源于40年代初，由于胡对自己文艺理论的坚守，并因逐步形成由自己为核心的“七月派”，及其同仁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的积极呼应，胡愈发不屈不挠。用鲁迅生前曾经批评胡“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答徐懋庸》）的话说，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1940年10月，胡风在重庆发表长达5万余言的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对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民族形式”的论争，作了像别林斯基似的“鸟瞰”：对延安与重庆两地的论争参与者，如郭沫若、潘梓年、葛一虹、光未然（张光年）、叶以群、胡绳、罗荪、巴人、周扬、何其芳、黄芝冈、田仲济、陈伯达、艾思奇、张庚、向林冰等，一一点名批评。用周扬后来的话说，胡把左翼作家批评尽了，是反对民族形式的。（胡风同仁在40年代办的好几个刊物，都承传了胡这个毫无忌讳的、狠劲十足的文艺批评的作风，被得罪的作家不在少数，这里不一一列举。但这却也为后来的胡风事件的一哄而起，上下互动，在客观上预设了“干燥的柴火”。）胡的基本观点，认为民族形式不是民间形式，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的新文艺形式才是民族形式，因为它是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是不能也不该倒退到复古主义的民族即民间形式的老路上去。这个理论虽然可从列宁的每个民族有两种文化的思想找到根据，但中共高层的观点是“民族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可分”（中共宣传部致电董必武）。当时的中共，要宣传、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千百万群众投身革命与战争，亟待确立以民间形式为主的民族形式以教育之，这就不能不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了。
    40年代初毛关于整风运动的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作为政治学习文件传到重庆左翼文化界，其反对教条主义的实质是批倒在延安的王明，而胡风与周恩来身边“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等则发表文章，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并发表对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施行应区别对待的、颇有点“离经叛道”的观点。胡风又著文引申为反对国统区左翼文学界的教条主义，与延安反对王明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成了南辕北辙的两个概念。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严重关切，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对此指出严厉批评：“现在
    《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董必武当即按照组织原则从事，迅速作出纠正，乔、陈当然也只得接受党内批评。乔、陈虽与胡交往不疏，或许碍于纪律似并未将内情告之，而胡仍浑然不觉；或许胡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继续我行我素。1944年7月党员作家何其芳、刘白羽由延安抵达重庆宣传毛的《讲话》，并与胡细谈几次，其实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触情绪，“拘泥”地认为这只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自以为本于马列经典，是没有什么错误可言的。
    1945年1月，如上所述，胡在《希望》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遭到左翼文化界非议的舒芜的《论主观》，还有后来的舒芜的《论中庸》，引起了毛对胡的严重关注，是顺理成章的。
    胡虽然在30年代初已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但却只心甘情愿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还不适应时至40年代该以毛泽东思想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公式为本体的事实，并认为在政治上与中共为“同路人”，在文艺上自己可以有独立见解，这也是胡风所服膺的鲁迅的观点；而在毛看来，一节问题都从属于政治问题，并不存在什么理论、学术、文学等可以游离于政治问题之外的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胡只是“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尚不甘心服膺于自己理论的、时不时还要中共（通过周恩来）提供办刊物经费或道义支持的一介文人而已。不屑还来不及，热情更谈不上了。
    这次毛泽东与胡风见面后，毛很快从军事上、政治上，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与国民党的最后决战。处于日理万机状态的毛，不可能对胡的文学活动多所关注，但反映到中枢的几件事，则很可能进入了毛的视野之中：
    （一）1948年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大众文艺丛刊》连续发表了党员作家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讲话》的对立。这显然是一次中共组织的、清算国统区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以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举措，当然也是借以进行政策调整的举措之一。胡风则以长达十万字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反批评。
    （二）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胡风出席了大会。7月3日，郭沫若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有句“只准自己批批任何人，不准任何人批评自己的歪风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应该为我们有思想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不取”。7月4日，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报告，其中有“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这一部分，是对胡不点名的批评。胡是茅盾报告起草人之一，因有异议而未参加，这符合胡的性格。茅在报告后的《附言》中注明“胡风先生坚辞”，而不是通常使用的“因故”或“因事”之类的托词，其不合作的态度显得很触目。7月6日，毛“突然”亲临大会，发表简短的“欢迎你们”的讲话即退场而去。郭、茅的报告，恐非毛过目不可，而胡的“表现”毛当了然。
    （三）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12月周恩来约见胡，1952年4月周扬在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胡30年代的左联盟友，后被胡案株连）陪同下访见胡，这三位毛身边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党”提出批评，而胡则没有认错检讨的表示。
    （四）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

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对于胡而言，是不愉快的。但是接踵而至的不愉快，则使胡一步步陷入层层叠叠的痛苦郁闷之中。但胡也是坚强的、豪迈的、欢快的。在1949年开国大典后，他即天才地写下了“时间开始了”，气势澎湃地呼唤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首长诗在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激动了那个时期的许多激进青年知识分子。胡风说：“发表后，惊住了一切人。”当然，不包括大量仍存在着的、处于中间状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什么“时间开始了”呢？历史的实际走向，与胡缺乏深厚历史感的预期是大相径庭的。不是历经无数苦难后的中国，走向科学、民主、繁荣、昌盛的“时间”开始了，而是十月革命后在苏俄曾经经历的、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继续革命”将在中国展开的“时间”开始了。
    此刻的胡存在着好几个误区。
    误区之一：1949年开国大典后，11月20日，诗人胡风在8月1日刚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乐颂》，对毛的礼赞应该说是真诚的，邵燕祥对此解释“诗难作伪”。长诗近五百行，占据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对此并不领情。因为有个显著的事实，似为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紧接着的长诗第二乐章《光荣赞》就不能继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被挤到《天津日报》上去了。接下来合计长达四千五百行长诗的五个乐章《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烦，只得先后由上海的海燕书店、天下图书出版公司两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几乎都是胡自己操办，“组织”并不沾边；而批评长诗的文字却接踵而至，搞得书店积压卖不出去。照说歌颂中共及其领袖、革命及其历史、人民及其英烈的作品，在这举国欢腾之际，按照常理是没有人敢从中作梗的，也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但毕竟还是发生了。解开这个误区之谜，还是鲁迅这句话说得透彻：“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隔膜》）据1949年12月14日《胡风日记》：“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误区之二：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周扬的一手遮天。1953年1月、2月，《文艺报》连续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前者由《人民日报》转载），但胡不仅没有任何检讨，也毫无妥协之意。胡始终认为，是周为了30年代文艺理论论争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恩恩怨怨，而对自己泄私愤图报复，甚至相当主观地认为，机械论统治中国文坛20年的局面都是由周扬造成的。
    误区之三：1954年2月，真是无巧不成书。此刻万般无奈而又郁闷的胡风，读了报纸上公布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实这是中共解决了“高饶集团”并未点名批判高饶的决议，其中有刘少奇在全会上不点名严厉指责高饶的内容：“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里所指“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的措词，原指高饶，当然也带有普遍性，而胡联系到自己总是受周扬挤压的实际，把周扬拿来对号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扬；以为是解决自己与周扬矛盾的最好时机来了。胡风遂于1954年3月至7月，在北京与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协助下，三个月足不出户，全力以赴地写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7月22日，通过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递。在这份《三十万言书》中，以天下为己任的胡风，对林文、何文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反驳，并把矛头直指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还对文艺工作如何运作，踌躇满志地发表了意见。当次年1月14日胡向周扬提出，不要公开发表《三十万言书》，他还要修改时，已经由不得他了。这正应了“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何况三十万言呢！
    误区之四：1954年10月16日，毛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严厉批评“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并定名的、以袁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时，政治上幼稚而又主观与过敏的胡风，以为是自己的《三十万言书》中对《文艺报》的批评发挥了作用；况且胡在此之前早就称，阿垅、路翎是受《文艺报》压制的“小人物”，其措词与毛不谋而合，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呢。于是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胡风两次发言，把受《文艺报》压制的路翎、阿垅和受《文艺报》压制的李希凡、蓝翎，都作为“小人物”的新生力量联系起来，向《文艺报》的上级主管人周扬猛烈开炮。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的、周扬在会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节《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把批判重点转向胡风。胡到这时才提起笔来写《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经迟了。1955年1月24日，由毛签发的《关于组织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中已决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风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8页）
    误区之五：胡三四十年代在武汉与重庆先后办《七月》与《希望》杂志，周恩来在道义与经费上都曾给予支持，甚至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为其安排工作，帮助解决生活待遇问题；即使1949年后，胡风也还保持着与周的通话渠道。按理说，在民主程序健全的情况下，位居第三位的周是有相当发言权的。其实，据有关历史资料，在延安整风后，确立了毛的绝对领袖地位，周对毛早已只有臣服的份儿，失去了共事的“同志”关系。胡对毛、周的实际关系的了解并不真切。周对胡保护、支持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已与重庆独当一面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周虽然对胡多次说过，有什么意见，可以写给中央参考，也只是一般反映情况之类的意思；而周同时也多次告诫胡：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这来自周亲身体验的话胡竟听不进去。政治底牌似未必透露给曾领导过胡的周公。一个明显的例子，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即第一批材料的同时，也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当天，周接到胡风电话，胡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三稿，“这里面肯定有鬼！”胡的稿子原是交《文艺报》发表的。周马上打了两个电话，先给管《文艺报》的周扬，后给管《人民日报》的邓拓，核实清楚后，指示《人民日报》既然搞错了，要发篇检讨。邓拓决定照周恩来的指示办，并责成经手人袁水拍起草检讨稿。袁求救于周扬，周将袁水拍、林默涵、康濯邀至家中商讨对策，感到棘手。结果，周扬决定绕过周恩来，直接去请示毛。周扬领了最高指示回来后，即向在周家中等候消息的袁、林、康宣布：“主席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周扬还向《文艺报》的康濯透露一个“秘密”：“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1989年11月4日、18日《文艺报》）周扬轻而易举地把周恩来的“指示”给予纠正，恐怕连给周恩来的招呼都可打可不打了。而周恩来对胡风三天后的5月16日深夜，即17日凌晨，将被逮捕的“机密”还不知情。否则，他去发那个要《人民日报》检讨的指示有什么必要呢？这绝不是这位以干练著称的政治家所为。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此刻的胡风，已经在几小时之前，进了班房了。
    误区之六：胡在重庆文坛上声誉颇隆，已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戴光中：《胡风传》），这些桂冠对胡而言是荣耀的，也是胡在中国文坛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积十多年辛劳与奋斗的结果；然而，也是以胡的狠劲十足的文艺批评得罪许多作家为代价的。在民主健全的国度，这是不可能成为文艺范畴之外的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中国则不然。尤其是“鲁迅传人”的称号，负面效应可能更大，虽然胡一般并不以此自称，但一旦较量起文艺论争，他都难免表现出浓厚的“鲁迅情结”。胡认为“董事会”即中共政治局内对文艺问题不懂都是外行时，其实，他自己却也并不懂“董事会”对文艺问题的运作与判断，将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经验，并根据巩固政权的“利与害”的需要作出政治功利主义的决断，是不可能着眼于文学理论的“是与非”与艺术问题的“美与丑”的。对这个政治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是绝不容许任何人插嘴的，包括周扬；苏俄搞了一个高尔基，中共搞了一个鲁迅，这两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虽然被尊崇得好像“圣人”似的，但是他们从文学艺术规律出发的文艺思想并未被接受。其实，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得很分明：“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我注意到第一次文代会纪念文集的扉页上，有个毛、鲁侧面头像向左重叠的文代会的“会徽”，在胡及许多文化人看来，鲁独尊于文艺乃至文化界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一般容易忽略，这个被独尊的“鲁”也将是按毛的为了巩固政权、继续革命、不容“破坏统一”的需要而被“改造”的“鲁”。毛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完全驾驭对鲁迅的诠释权，决意摘掉胡这顶十分令人注目的“鲁迅传人”的桂冠，是迟早的事。
    此时，看到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公报的、处于兴奋状态中的胡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思想没有被“改造”好的人，完全忘记了对这十多年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不愉快”的根由的深层思考，他也完全忘记了颇有行政经验的彭柏山的忠告：“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所以有人说你杞人忧天。”他也完全忘记了对鲁迅有独到见解的贾植芳的提醒：“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懂。”其实，当年胡风在鲁迅身边时，对鲁迅1934年发表的那篇《隔膜》确实没有完全读懂，或许没有在意。鲁迅说得很分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胡风的“糊涂”，是一个性情中人的“糊涂”，也是耿介文人的“通病”。用鲁迅的话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这里借用王元化的一句话，似乎可说得更清楚些：“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王元化：《记任铭善先生》，2005年2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这是个很高的道德规范，王先生是用来分析一生坎坷的他的老师任铭善的。其实，移用于胡风，我以为也未尝不可。
　
四
　
    毛之所以高度重视胡风一案，不在于胡的地位高低，当时胡只是拥有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代表等几个虚衔，连具体的工作岗位都没有确定，充其量是个作协驻会作家；而在于他讨厌胡对马克思主义词汇的“班门弄斧”，且在文学界又有一定影响力。毛就要把胡认定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有了这只大口袋，不愁今后还会有地位更高、影响更大、人数更多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还有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党内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要陆陆续续装进这个口袋里的。因为，这个从内部挖掘政治上敌对者的资源，反过来说陆续给敌对者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以置于死地，将成为今后继续革命的主要方略与基本走向。从这个角度理解，胡案之所以被毛捕捉，而亲自挥毫动笔，并居于第一线位置直接部署指挥不是偶然的，但必然性往往寓于随机性之中。
    “后院失火”使胡风事件发生了第一个转折。舒芜是胡风40年代在重庆办《希望》杂志时的重要撰稿人，曾因发表被延安认为是和整风运动反主观主义相对抗的《论主观》、《论中庸》，招致延安不满，搞得满城风雨。1949年后，舒芜不甘心于广西南宁当中学校长的工作，曾请托胡风帮助调动工作，胡经努力未果。舒芜1952年5月25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顺应思想改造潮流的文章，很快引起北京重视，即由《人民日报》于6月8日转载并加编者按。舒芜从胡乔木执笔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的：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严厉措词中，看出了自己可能上调北京的价值所在。不久果然调北京工作，如愿以偿；从另方面说，则是北京对久久不降服的胡派一次成功的分化。同年8月中旬，舒应邀往北京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途经武汉时曾踌躇满志地对曾卓说：“北京拿胡风没办法，要我去开刀。”同年9月25日，《文艺报》发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文艺报》在该文编者按中进一步指出：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其实，路翎这几年创作了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在读者中口碑颇好，却因是胡风同仁的关系亦时时受压。但这封公开信把矛头指向路翎，则是被用来对胡的“敲山震虎”。
    1955年春天，舒芜交出了一批胡风给他的信件，胡风事件发生第二个转折，形势急转直下，已完全不可收拾。随着《人民日报》公布由毛亲自撰写按语的三批材料（5月13日、5月24日、6月10日），胡风问题已经由“胡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而成“胡风反党集团”，再由“胡风反党集团”而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关键性的第三个转折是毛于6月8日决定：“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致陆定一、周扬》）6月10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布编者按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向政治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以坐实，胡风一案则被“做”成了冤案；从而在这个冤案的基础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事件成了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毛对桀骜不驯的、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用毛的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在毛看来文艺理论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讲话》已经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经典，问题早已解决，不必与之再纠缠了。毛认为，胡反周扬、反《讲话》，实质就是反毛本人。其实，胡并无从政治上直接反毛的言论。
    毛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藉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仅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册子，全国就印刷了700多万册；那本以妖魔化为能事的漫画小人书，估计不下千万册之数。我记得，这本连环漫画小人书，当时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户散发的。当时，迅速出版投入运动的书籍还有：《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华岗编写，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北京大众出版社）、《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嘴脸》、《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版社）、《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他》（王若望著，新文艺出版社）、《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第一至第五辑、《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及其《续编》（作协上海分会）、《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第一至第六集（作家出版社）、《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报刊资料索引》（山东图书馆）。这里所存录书名，恐怕现在许多大图书馆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这些书已成了稀世文物与古董了；其内容与印数就不必去说它了。但当时的阵势，则由此可见一斑。

五
　
    毛泽东要逮捕胡风的决定，究竟是怎样做出的？这可能永远是个谜。
    毛在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语》的结束语，明明写着：“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篇文字当写于5月13日之前夕，不会很久，这里还有“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句话。这意思分明说胡风及其同仁是有“出路”的“人”，还不是“无出路”的“鬼”。而13日上午，即第一批材料发表的当天上午，周扬跑到毛泽东面前状告周恩来插手胡风一案，如上第三节“误区之五”所述，周恩来要《人民日报》就登错胡风稿而做检讨一事，是不是毛听了勃然大怒，对周恩来庇护胡风感到恼火，遂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警告周恩来插手太多，遂执意让胡风由“人”变成“鬼”呢？6月10日公布的“第三批材料”的第二十二条，“1952年5月7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有句：“希望你早点写信给周，表示要来北京，要工作；他迟不回信，又写信催；他再不回信，就来京找他。”“材料”注：“[周]指周恩来同志”。毛的《编者按语》对这句话分析批判道：“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这里有没有给周“上课”：要“懂得”他们这一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的意思？在向全国公开的文字里，对其批评的笔调大概只能点到如此委婉的地步了。是耶非耶？这就有待于档案资料的进一步证实了。
    “有人还听到胡乔木说，周总理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后说过：‘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个问题。’”（黎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作为周总理的这个重要证词，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对诗人阿垅的被逮捕、判刑，乃至瘐死狱中却毫无解救作用。一年时间查清这个证词，确凿无疑，但因“钦定”谁也奈何不得。（阿垅送军事情报的具体情况，见王增锋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的《还阿垅以真实面目》：其一，通过上海胡风转送军事情报，由胡风、廖梦醒、张执一证明，并“从中央有关部门历史档案查出：1947年6月24日上海我党一秘密电台所发出的一份《蒋进攻沂蒙山区计划》的情报，与阿垅、胡风、廖梦醒、张执一等人所谈相符。”其二，是通过南京郑瑛供给军事情报，1948年11月12日、13日、18日，12月12日、29日共五次。这份材料留底存天津市公安局。由郑瑛、张棣华证明。其三，是通过杭行在胡风家中给上海地下党送了三批情报，由杭行、蔡炽甫证明。其四，是通过方然为浙江游击队送军事地图，由方然、蔡炽甫证明。由于阿垅提供的情报在质与量方面均属上乘，胡为周恩来所熟知。否则，周见第三批材料时，不可能脱口而出：“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
毛一旦决定，就要付诸行动。不过，胡风是刚刚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还要人大常委会办理一下批准的“手续”。
    1955年5月13日上午，毛亲口对周扬说“胡风是要逮捕”之后就作了布置：“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周扬当即又对康濯做了如何“稳定”胡的具体安排。这天，《胡风日记》载：上午“区政府及军委工作组来量房子，要征用”，下午“听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晚“康濯和严文井来”。胡对此浑然不觉，天天依然练拳不断，对这一批又一批前来家中看屋、看望的“客人”仍以礼相待，蒙在鼓中，被“稳定”得很好。
5月16日晚饭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
    据上述《周恩来年谱》载：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现在未见当时会议纪要的档案资料，这次高层专题会议，对逮捕胡风以及胡风问题，究竟是如何决策的，无从知晓；但会议召开的时间，在胡风被逮捕之后几个小时，是可以肯定的。而会议的大致情况，似乎从下列两位知情人的文章中，可略知一二。
    胡风事件见证人之一的黎之，在《关于“胡风事件”》一文中说：“当时是否逮捕胡风高级领导层有不同意见。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张批判胡风思想的人）不同意逮捕胡风，理由是没有可靠的证据，宪法刚刚颁布。最后还是逮捕了。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兼中宣部副部长、与胡风1949年前后有多次直接接触与交往的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佐证的：“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399页，1999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当年由中宣部派出参与审查“胡风案件”的、时任肃反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康也证实了胡乔木的说法：“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王康当时对胡风案稍有不同意见，立刻受到罗瑞卿的呵斥：“王康！你这个意见是个坏意见！”（王康：《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5月18日召开人大常委会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是在胡被逮捕后一天。在随后的5月至6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各地的搜捕大批知识分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还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于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垅、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钿……，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动……，重庆的何剑薰、冯异……。能迅速提供这么一份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名单，当非周扬莫属也。这些文坛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翻译家，还有高等学府及文化研究机构风华正茂的教授、专家、学者，被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拖到1965年11月，胡风在北京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1966年2月，阿垅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12年。3月，贾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12年。随即在7月28日，中央宣传部查禁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达全国。正如谢泳所言：从《通知》“开列的查封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歌颂新中国和抗美援朝的，译作也都是马列著作和革命文学，还有梅志的儿童文学”。“焚”了书又“坑”儒，所以毛直言不讳自比秦始皇；不过这里只是为更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做成了一个20世纪的样板。
    当时，胡风事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并震惊中外的“运动”，究竟株连、触动了多少人呢？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许多胡风研究专家，如万同林、戴光中等都认为，这是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并指出：胡风家乡湖北蕲春县中小学所有语文教师，就因胡风问题被停职审查了一年，而其中只有一个张恩是胡风的侄儿；除此之外，没有一位教师与胡风有任何关系。
    其实，就在这年秋天，公安部经过调查，上述那些构陷已完全澄清，汇报到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经研究，小组成员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决定：将此事压下，不上报毛泽东。倘若上报给一意孤行的毛，不仅难以改变既定之局，还怕有违毛的“战略”部署，自找麻烦讨苦吃。即使如此百般逢迎，他们两位也还是在劫难逃，十年后步胡风后尘，也被关进了曾经关押过胡风的秦城监狱。
    最近，2004年第6期《随笔》上刚披露的，诗人贺敬之当年因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半年，“审查中对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杂志发表两首诗和解放初期胡风为我出版一本诗集，以及胡风到北京后我对他的几次看望，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并结合我的文章和创作在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后改为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在此之前，外界无人知晓。这是党纪处分的例子，恐怕不属《复查报告》所指的范围之内。
    据贾植芳指出：“关于我的问题，甚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五七年也成为是‘反右’的一项内容，不仅有一批伸张正义的教授们为此落马，连一些平时与我接近的学生也没有逃过。在五四（笔者按：‘四’字应为‘五’字之误）年我出事以后，我教过的五四、五五两个班学生也成了清查对象。”（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55页）幸好，毛鉴于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在1955年6月3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中，特别交代了：“在中学生和小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否则，其株连数目更难以想像。”与胡风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一起“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江苏宜兴人，在北京开会期间，于1955年4月3日夜晚在所下榻的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连市长陈毅都不知情。与潘汉年有兄弟关系的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在武汉的新华社湖北分社任社长的潘梓年一度遭株连。一时间，弟兄三个“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汉三个长江重镇“窃据”高位的传闻，沸沸扬扬！正如毛在6月15日的胡风材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胡风事件，“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195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处理“胡风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组。7月，五人小组又发展扩大为中央“肃反”十人小组。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胡风事件转入了“肃反”运动，整肃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知识分子。至1956年底，“肃反”运动一共查出8.1万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转引自万著第321页）由此可见，胡风事件演变为政治事件后，具有前此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对于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客观上所起的负面的“推波助澜”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六
　
    历史怎能这样任意涂写？
    其实，在胡风事件发生后，中国并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无声的中国”，在当时就有人发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声音。敢说“不”字者，除高层有过那异见的声音之外，中层和一般知识分子也曾经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声音，意义重大。虽然微弱，但这不屈的声音的存在，在那个年代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不屈的声音之所以可贵，因为它是正义的，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属于历史的。任何悠长的岁月都改变不了人民和历史的法则。
    胡风长子张晓谷在《没有忘却的记忆》中曾提供一个情况：“父亲还没有平反时，大概是1979年初，我所在单位一个原来军宣队的同志告诉我，他的一个老战友1955年在公安部工作，参与‘胡风集团’案调查，没过多久就得出结论：证据不足，不能定为反革命。报告送上去，最终的批示是：‘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此人也就调离了公安部门。”这里所说的“送上去”，大概也止于中央“十人小组”，与上说恰好吻合。
    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话未容说完，就给扯下了台。此事，经毛在按语中点名，故很闻名；但绝非“六亿一人”。
    几乎同时，即第二批材料公布后，钱锺书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见《随笔》2005年第1期第43页，原载高教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第52页）当时一个名为何国芳的人在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汇编了一个资料。该材料指出：“在普通知识分子中，还有少数人公开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对的，认为对胡风的斗争太过分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孔另境在讨论会上说：‘现在发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没有超过林默涵、何其芳的论点。’同时他又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风驳倒了。’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田地说：‘我过去对胡风派的诗很感兴趣，现在也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如有人能写出文章批倒胡风文艺理论，有创作出来的诗那我就服了。’”“有些大学教授口头上说胡风思想不值得批判，实际上有对立情绪。如复旦大学有些教授、讲师说：‘这样一来反而抬高了胡风。我们有资产阶级思想，可是没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该校外国语文系教授全增嘏（原文误为“暇”字。笔者按）说：‘胡风思想很混乱，没有什么道理，不值得批判。’外国语文系林同济教授说：‘胡风思想只能影响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我们从封建社会来的有抗毒素’。”（见《内部参考》1955年102期第49页，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北京。转引自谢泳：《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治文化》，2003年第1期《黄河》）
    仅以上几个事例可以证明，当时敢于在不同场合表示异见者，不认同胡风是“反革命分子”者，应该说还是大有人在的。不只是胡乔木、王康，至少还有这位公安干部、吕荧、钱锺书、孔另境、田地、全增嘏、林同济数人，否则，胡案的平反便失却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了。
    1955年“肃反”和1957年“鸣放”期间，对于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强烈反弹的势头，绝不是偶然的。仅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缉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和复旦大学校刊编缉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风问题”愤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者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新闻系学生潘俊民、朱维民、韩洪棣，计划系学生韩枫，财政系学生陈祖武，历史系学生张艺文、蒋济良、张可治、刘平、杨汝栩、朱福荣、罗旭畅，计划系讲师朱澄平，历史系讲师章起，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佟骏，新闻系译员徐京安，档案系助教马馨，出版社编辑曹达夫，该校职员濮仲文等人。该书还收录了清华大学s.c，北京钢铁学院章萼航、徐涤如、贾恩光、卢一安，四川大学龚鳌、潘英怀、郑尚可、冯元春，北京矿业学院洪念祖，山东大学杨学孝，同济大学张雅微，北京大学崔德甫等人。（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2页）
    复旦大学王恒守教授在“肃反”时提出：“我过去以为胡风是党员，共产党分两派，两派争权，胡风不得势，后来探知胡风不是党员，我想共产党好比是和尚，胡风好比是居士，居士虽不出家，本领不一定比和尚差。”张孟闻教授：“贾植芳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虽然，我对贾植芳不认识，但可以肯定，他不是政治问题。尽管你们这样说，我不这样看的。”（转引自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54页）
    这自然是很零星的记载。据我所知：鲁研专家闵抗生教授当年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也因胡风问题在一次鸣放会议上作了公正而客观的讲话，就被作为“右派分子”处理了。吴奔星因《茅盾小说讲话》由泥土出版社出版，而遭软禁两星期。这就无须再一一列举了。
    当时中国有5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达55万。当然，包括这些未出校门而因胡风问题殃及的莘莘学子，还有许多这里列名与没有列名的、敢于仗义执言的大学教授们。
    其中林希翎为胡风辩护的“右派言论”具有代表性。她说：“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呢？”“总之，从三批材料看，不能说明胡风是反革命。”“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这个认识，与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结论，完全一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不幸的是，这个“右派”林希翎的“反动言论”，比“复查结论”早了2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但是，好在历史的结论，还得由人民来书写，这不是任何违背人民的意志所能决定得了的！

七
　
    胡风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是（排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外的）主流社会的人们对社会认识的分歧而产生的冲突。毛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应是以瑞金—延安—北京为轴心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延伸，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必须与之一以贯之。我们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苏维埃”式的经济，其政治、军事、文化，也必须是“苏维埃”式的。因此，这就使整个社会继续处于“苏维埃”式的自我锁国与外部封锁的状态，于是只能无奈地以自力更生作为一条狭窄的出路。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则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应告别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应是向全新的人民共和国迈进的开始，因施政对象已扩大到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全体人民，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应与“苏维埃”有所不同。何况，国家已经正名为“人民”共和国，毕竟已不是“苏维埃”共和国了呢。所以，必须努力打开闭关锁国的状态，以合世界潮流才是康庄之路。因此，这“名实不符”与“名实相符”的矛盾与会歧，这两种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分歧的客观情势，就造成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不可避免的碰撞、震荡与冲突。
    如果说批倒刘少奇、彭德怀、孙冶方，分别是属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标志性事件，那么胡风冤案便是文化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为所有这些事件的前导。他们都是试图把中国拉回到已无法回去的“苏维埃”老路上的障碍物和牺牲品。
    《清宫秘史》，在今天看来是一部很平常的影片，当年为什么被提升到“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么吓人的政治高度呢？“文革”期间花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没有把如何“爱”如何“卖”说清楚，即使今天人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其真实内涵。但是，我以为，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上述两种分歧的治国理念上来理解，是不难寻找到应有的答案的。
    坚持固有的“苏维埃”的治国理念，对于文学乃至文化的思路，就必须坚持《讲话》的原则决不动摇，因为它体现了“苏维矣”的精神实质。而胡风原先认为在重庆与延安对待《讲话》应有所不同，不能以教条主义对待之；后又认为1949年后的北京，应与1949年之前的延安有所不同，《讲话》已不能适应新情况，也不能以教条主义对待之。这是胡风在文学乃至文化上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贡献。正如邵燕祥所指出的那样：“说到‘反对教条主义’，在王明倒台之后，这个口号也就收了起来，时过境迁，竟成禁忌，历史证明，在毛泽东时代教条主义大行其道，那教条却已不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了。”（见邵燕祥：《愧对马克思》，2004年第6期《随笔》）因此，这在文化上的反复较量，几乎充满了整个毛的时代；这也是文艺界屡屡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的缘由。较量的结果。终于在邓小平时代，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这也是包括胡风派在内，许许多多中共党内与党外文艺乃至文化工作者，以无数的牺牲换来的成果。
    胡风事件，本质上是文学与政治的冲突，是置身中国主流社会的、直道而行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和继续坚持“苏维埃”的政治原则的政治家的冲突。这个运用专政方式处理文艺理论是非的举措，是延安时期整肃王实味的继续。对于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来说，虽然有如快刀斩乱麻，可以收效于一时，然而，其代价无疑是巨大而惨烈的，其后果无疑是严重而久远的，其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无法挽回的。胡风事件的负面效应，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以一代人的时间来默默地、长远地、痛苦地承受了。
    1955年5月，胡风事件发生了具有戏剧性的、像三级跳一样的“急骤演变”，从以上接触的资料看，并非中共高层充分酝酿、反复讨论、集体研究“按部就班”推进的，而带有很显著的随机性。或者说，原先有个类似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治病救人”的解决方案，像对待当年的萧军那样，结果却完全走了样。从中国对内对外的政治走向上观照，这个事件把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阻断了。从1949年起，不断有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逆离境出国潮从海外归来，投身祖国建设，著名的如冰心、吴文藻、红线女、马师曾、老舍、萧乾、邓稼先、钱学森等等，在这期间，东南亚各国归国学习、工作的华侨学生亦络绎不绝。但在1955年发生震惊中外的胡风事件之后，这个方兴未艾、利国利民的正常进步与发展的势头也不复存在了。
    胡风事件虽发端于文学，但它在被提升到政治上之后具有的转折意义，及其波动全局几十年的教训，无疑是极其深刻的，也是值得人们沉思的。差之毫厘，失之何止万里耶！
主要参考资料：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3.《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1版。
4.《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5.《我与胡风》，主编 ：晓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6.《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作者：万同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7.《文坛悲歌》，作者：李辉，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8.《胡风传》，作者：戴光中，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附录】
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1955年7月28日）上海局；各省（市）委，内蒙古、新疆自治区委、西藏工委宣传部；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各党组：
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经请示中央暂作如下处理，望即执行：胡风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一律停止出售和再版；其中翻译部分的书籍如需出版，必须另行组织重译。
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图书馆及文化馆站中所存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一律不得公开借阅，但可列入参考书目，具体办法由文化部另行拟定。
由高等教育部及教育部负责清查在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中所采用过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著作的情况，并根据上述原则迅速提出处理办法。
附来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这个目录是不完全的，在执行中由文化部加以补充。附件：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
1.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密云风习小记》、《光荣赞》（以上是海燕书店出版）、《欢乐颂）（海燕书店、天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为了朝鲜，为了人类》（人民文学出版社、天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人环二记》、《剑、文艺、人民》、《论现实主义的路》、《棉花》（须井一郎著）、《文艺笔谈》、《人与文学》（高尔基著）（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安魂曲》（天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从源头到洪流》、《和新人物在一起》（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山灵》（张赫宙等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混乱里面》、《为了明天》（以上是作家书屋出版）、《逆流的日子》（希望出版社出版）、《美国鬼子在苏联》（吉姆•朵尔著，泥土出版社出版）。
2.刘雪苇：《论文一集》（另名《过去集》）、《两间集》、《论文二集》（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鲁迅散论》（华东人民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新文艺出版社、海燕书店出版）。
3.阿垅（亦门）：《作家的性格和人物创造》、《诗是什么》（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
出版）、《诗与现实》（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中朝友谊海样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4.绿原：《集合》、《大虎和二虎》（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又是一个起点》（海燕书店出版）、《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黎明》（梵尔哈伦著、新文艺出版社、海燕书店出版）、《文学与人民》（乔瑞里等著，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出版）、《苏联作家谈创作》（薇拉•潘诺娃等著，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
5.鲁藜：《李村沟的故事》、《时间的歌》、《星的歌》、《枪》（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锻炼》（海燕书店出版）、《红旗手》（作家出版社出版）、《未来的勇士》（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6.芦甸：《我们是幸福的》（文化工作社出版）、《浪涛中的人们》（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二个春天》（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7.路翎：《朱桂花的故事》（作家出版社、知识书店出版）、《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在锻炼中》、《求爱》（以上是海燕书店出版）、《板门店前线散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平原》（作家书屋出版）、《迎着明天》（天下出版社出版）、《财主的儿女们》（希望出版社出版）。
8.冀坊：《桥和墙》、《喜日》、《这里没有冬天》（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翅膀的》（泥土出版社出版）。
9.梅志：《小红帽脱险记》、《小面人求仙记》（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青蛙苦斗记》（天下出版社出版）、《小红帽》（梅志原著，刘思平改编，文化供应出版社出版）。
10.罗洛：《春天来了》、《技巧和诗的构思》（那蔡伦柯著）（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人与生活》（泥土出版社出版）。
11.方典：《向着真实》（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2.张禹：《我们的台湾》（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文学的任务及其它》（泥土出版社出版）。
13.耿庸：《从糖业看台湾》、《论战争贩子》、《〈阿Q正传〉研究》（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他就是你的仇人》（文化工作社出版）。
14.牛汉：《祖国》（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彩色的生活》（泥土出版社出版）、《在祖国的面前》（天下出版社出版）、《爱与歌》（作家出版社出版）。
15.化铁：《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泥土出版社出版）。
16.贾植芳：《住宅问题》（恩格斯著）、《论报告文学》（基希著）、《俄国文学研究》（谢尔宾娜等著）（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契诃夫戏剧艺术》（巴鲁哈蒂著）、《契诃夫手记》（契诃夫著）（以上是文化工作社出版）、《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棠棣出版社出版）。
17.满涛：《樱桃园》（契诃夫著）、《狄康卡近乡夜话》（果戈里著）（以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契诃夫与艺术剧院》（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二卷）（以上是时代出版社出版）、《别林斯基美学中的典型问题》（安德莫夫著）、《文学的战斗传统》（果戈里著）（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8.吕荧：《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著，作家出版社出版）、《列宁论作家》、《关于工人文艺》（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徐放：《赶路集》（作家出版社出版）、《野狼湾》（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