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
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
战斗中，他连中两弹，其中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处；颅顶一处；右眼一处，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处，险些丧命；左臀部一处；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处，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处；右手侧面一处。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中将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一个伤疤一军阶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头部，血流满面……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九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
谭政大将曾回忆过长征路上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时的情况。第一期学员第一科为军团、师级干部，招收的38人，虽然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有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平、陈士榘等等，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
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的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可以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1/5。
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1939年受伤后，将军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十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刘昌毅：嘴巴打歪又打正
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是在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十多个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的嘴巴又打正了。
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将军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将军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器械，请专家为将军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胡奇才中将作战敢拼命，身经数百战，负伤6次，遇险无数。将军回忆说，某战斗中，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铁片击中，当时忽觉脑袋嗡的一声，便天昏地暗了。又某次战斗中，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手中“奉天造”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这才发现右臂被炸飞一块肉，炸碎一块骨头。又某战斗，将军左腿中弹，初始只觉双腿一软，向前连打几个滚，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又某次战斗，将军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滚下山崖昏迷过去，醒来后见血流满地，方知头部负重伤。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我问及此事时，年逾八十的老将军扒开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将军言此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钱钧：阎罗王不要我
开国将军身上的累累弹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涂着猪血、用油炸过的长竹竿，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方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身上有战创15个。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昏迷一天一夜。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翼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翼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是最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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