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岁孩子眼里的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一个只有10岁的中国孩子开始懂得了什么叫做“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占领天津之前的天津社会，我没有印象，从我一开始记事，天津就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之下了。天津市面上倒是不见日本军人，日本占领者的种种罪行，我们是听长辈人说的。外婆家的四舅父，在一家公司做事，日本宪兵队去那家公司抓人，其实



　　没有他的事，他就是神色稍有点不悦，当即被日本宪兵队带走了。当天夜里，外婆家传来消息，请亲戚们出力打听四舅父被关在了什么地方，大舅父也知道，四舅父绝对不是抗日人士，日本宪兵队将他带走，也就是要敲诈一笔钱罢了。

　　我老爸在大坂公司做事，认识一些日本人，我老爸正想通过日本商人买通宪兵队，询问四舅父下落的时候，红帽衙门送来消息，让外婆家去人，将四舅父领回家来。

　　红帽衙门，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务监狱，设在天津最繁华的东南城角大马路上，天津人都知道红帽衙门就是鬼门关，活着进去，死了出来，每天夜里红帽衙门都往外面拉死人。

　　何以红帽衙门竟然通知外婆家去领人呢？

　　凶多吉少，大舅父有精神准备，他请我老爸陪同，带着大坂公司的片子，自然还买通了日本人，按时到了红帽衙门。果然未出预料，红帽衙门抬出来了四舅父的尸体。

　　四舅父是一个职员，体弱多病，进了红帽衙门，不问青红皂白，先要上刑，然后再辨别身份，四舅父经不住折磨，当时就死在刑具上，抬出来的时候，尸体上血迹斑斑，可能已经死去好多天了。

　　领回四舅父的尸体，红帽衙门交代，不许拉回家，直接送墓地下葬，外婆家的墓地在很远很远的郊外，四舅父的尸体拉到墓地，大舅父操办买了棺材，成殓下葬。

　　为下葬四舅父，母亲带我去了外婆家的墓地，还在那里住了几天，也请来了和尚，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简单地操办了一堂丧事。印象最深，四舅父的儿子只有三岁，看他身着重孝跪在地上嗑头，长辈们都哭得断了声。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暴行，孩子们也会思索中国何以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太深的道理，孩子们不理解，但不做亡国奴的起码觉悟，孩子们还是具备的。

　　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天津一片沸腾。人们走上街头庆祝光复，以为中国人站起来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时候，我只有10岁，每天看着叔叔、哥哥们去大光明码头等候迎接“国军”，每天更盼着“国军”到来的好消息。等呀等呀，叔叔、哥哥们一去就是一整天，后来都等得没有信心了，“国军”还是没来，只传说是接收大员们快到了，也传说汉奸们都吓得躲起来了，天津的日本人也不敢出来了。

　　日本投降，“国军”未到，天津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市面上恶人猖獗，他们抢劫日本军用仓库，抢劫日本人居住区，看见日本人就追着打，最初大家看着倒也解气，日本人在天津横行了这么多年，中国人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渐渐地恶人的劣行越来越暴露了，他们追打日本人，抢劫日本人居民区，一点也没有爱国心，他们就是做坏事，趁伙打劫，最后天津市民自动组织起来扼制坏人的行径，市面才渐渐恢复了秩序。

　　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政府作鸟兽散，天津出现了政权真空，市井无赖趁机做恶，地痞流氓无法无天。政权真空时期，天津出现了一个“三一部队”，“三一部队”没有兵营，没有武器，随便什么人穿上一身军装，再佩上一个徽章，他就是师长旅长了。其实这位师长旅长麾下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委任，他就是在大街上唬百姓。

　　“三一部队”各据一方，彼此没有联系，有的地方一条大街有好几个三一部队的师长旅长，他们相互也行军礼，喝五吆六地称王称霸，没有人敢惹他们，任由他们干伤害市民的坏事。

　　终于有一天，叔叔、哥哥兴奋地跑回家来了，他们手舞足蹈地告诉家里说；美国军舰来了。“国军”虽然没等来，等来了美国兵，也是看到光复了。

　　美军海军匆匆赶到天津，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并不知道，反正看见联军了吧，到底日本占领状态终结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美国海军太不争气了

　　只是令中国人失望，美国海军太不争气了，美国水兵走下军舰，看见中国人倒也亲切，但他们并不负有帮助中国人建立新秩序的使命，他们就是到中国来，结束日本占领状态。美国水兵离舰登陆，从天津大光明码头上岸，呼喇一下就跑散了，有的去大街上逛，有的拦住中国女人就看她们的脚，他们得知中国女人缠足，想看看只有二英寸的小脚是什么样子的。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天津缠足的女子已经几乎没有了，很让美国水兵失望。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水兵发现了奇迹，他在一家鞋店买到了一双只有三英寸的女子小脚鞋，于是呼喇喇美国水兵都涌到那家鞋店去了，天津鞋店也没有几双小脚鞋，只卖了几个美国水兵，小脚鞋就脱销了。立即，美国水兵又四处乱跑去买小脚女人鞋，要带回美国做纪念。好在天津有的是闲人，没过几天，大批小脚女人鞋摆上街头，专等美国水兵购买。只是，货多了，也就不值钱了，最先每双小脚女人鞋卖5个美元，到最后5美分没人问津，天津人也是精明到家了。

　　美国水兵登陆天津，天津变得一片混乱，美国水兵不管治安，市井无赖更勾引美国水兵寻欢作乐，美国水兵也是底层民众的子弟，对于中国一无所知，每星期放下工资，跑上岸来，就吃喝玩乐找女人。大光明码头每到星期五，不等美国水兵登岸，一些坏孩子就等在码头上，一看见美国水兵从舰上走下来，坏孩子立即围上去，用他们只会说的一句英语和美国水兵说话，“hello hello one dollar a beautiful girl.”（“一个美金一个漂亮姑娘。”）这些孩子都是天津妓女雇佣的，拉一个美国水兵，给小孩一角钱。

　　美国水兵听说一个中国姑娘只要一个美金，开始有点不相信，也许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他去了，果然一个美元就得到了一个中国姑娘。这个中国姑娘带着他四处观光，还吃中国饭，听戏，然后住到旅店里，美国水兵好不开心，整整两天的时间，天津妓女把美国水兵口袋里的钱都淘光了，到此时，美国水兵回舰的时间也到了，一个个丁零当郎地回到大光明码头来了。

　　美国水兵登舰之后，饭钱也没有，他们又和市井无赖们勾结，从船上往下扔东西，美国水兵扔下来的东西，有汽车轮胎，有汽油，还有许多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大箱小箱。市井无赖们撑着小船，等在美国兵舰旁边，不多时美国水兵出现在舰边，“嗖”地一下，东西就扔下来了，那情景也煞是好看。

　　市井无赖在美国军舰旁边等着水兵扔东西，舰上巡逻的水兵看着管也不管，只要扔东西的水兵不被他们发现，东西一扔下来，小船接着东西，就大摇大摆地向岸边划，有时候划船的无赖还抛给巡逻的水兵一包香烟，彼此哈哈一笑，中美两国兵民之间也算得是水乳交融了。

　　美国水兵坻达天津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才飞坻天津，我的几位参加抗日的亲戚，也相继回到天津，我记得一位最体面的亲戚，竟然佩着国民党将军的大肩章，我爷爷看不起这个人，这个人到我们家来摆架子，爷爷带答不理地把他臭走了，这位将军走后，我爷爷嘟囔着说，“我又不想巴结你做官，你到我家来摆的什么架子？”

　　除了做官发迹的亲戚之外，躲避日本入侵，远去大后方的亲戚也回来了，这些亲戚到家来，大骂国民党腐败，他们一心远去大后方参加抗日，但8年时间连一个职位也没有找到，有的年轻人热血沸腾，被编进了新一军，国民党将他们送到缅甸，根本也没有军事训练，白白荒废时光，直到日本投降，他们连日本兵也没有看见，最后虽落了个抗战8年，回到天津来，还是失业，没有事情好做。

　　国民党在天津建立政权机构之后，天津就算是中国人的天津了，家家户户挂起了总理遗像、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每天早晨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唱国歌，在教师的领导下，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余年，积四十年之经验……”最初还一字一字地背诵，后来就胡里胡涂地囫囵吞枣了。再至于总理到底遗嘱了什么使命，也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至于努力做什么和如何努力，就不知道了。

　　日本投降、民国光复，中国人没有高兴几天，一场强国的美梦就破灭了。国民党回来之后，接收大员们个个忙着贪污，日本人没留下什么东西，英美法德银行的资本，他们又摸不着，国民党政府贪婪的脏手只能伸向民间，他们敲诈民间企业，谁过去给日本人做过加工，这家工厂就被定为敌产，立即没收，变卖机器厂房，所得钱财全部落入了接收大员的腰包。

　　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党政人员，明目张胆地贪污受敲诈施勒索，他们一点也不怕百姓看出他们如何一夜之间侵吞巨额财产变成巨富，更当着百姓的面，挥霍享乐。国民党官员们出入舞厅，公开把舞女唤出来任由他们玩弄，他们吃遍天津，各家饭店开出天文数字的酒席，吃客全是国民党的官员。国民党反动政权完蛋之后，评说民国光复的三年时光，我爷爷说，“他们知道没有几天时间了，没有日子吃，没有日子玩，也没有日子贪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8年，中国人民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一心盼望能过上好日子，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背叛了人民对他们的希望，国民党自己亡了自己，最后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我爷爷说：“国民党不亡，实无天理。”

　　光复3年，国民党统治的3年时光，暗无天日，国民党官员们贪污，军警宪政为非作歹，随便一个马路上站岗的警察，就可以拦住送货的大车，车上有什么要什么，运西瓜的，要卸下一个西瓜，运青菜的要给他留下一把青菜，就和相声里说的一样，大粪车，也要拦下，要一包茶钱。

　　国民党政府官员公开贪污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做生意，办执照要花钱，每道关卡都得给买路钱，生意开张之后，今天这个税，明天那个捐，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就连消防队，一个打点不好，他演习救火，水龙头对准你的店铺，立即，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少一分钱，演习开始，你就倒霉了。

　　经济就完全崩溃了

　　好多次，我随爷爷、奶奶出去购物，掌柜一看见军警人员走进来，立即就将一个红包送上去，更得送茶、送物，就这样，还要这要那，稍有违抗，立即扬长而去，过一会儿一群人涌进来，连砸带抢，你就休想再做生意了。

　　民国光复的第二年，经济就完全崩溃了，我只记得一次次的货币“改革”，今天国币，明天法币，兑换一次，老百姓吃一次亏，最后金元卷，爷爷从银行回来，进门只说了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

　　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相声演员说的那种可怕现象，我是看到过的。玉米面，天津人说是棒子面，早晨国币20万元1斤，到了上午10点，就30万元1斤了，再到下午，米面店关门，

　　说是没货，其实是等着明天的大价钱了。

　　物价飞涨，可怜的是穷苦百姓，早早出去卖苦力挣钱，晚上拿到工钱，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了。街头常常看见拉胶皮车的人夫饿得昏倒在马路上，情景真是悲惨。

　　苦穷百姓难以度命，投机商趁机大发横财，投机商背后都有国民党政府官员，钱权交易，是国民党政府腐败的一大特点。

　　我的一个姑父，我们称是四姑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讨小老婆、吸毒，赌博，嫖娼，人们都断言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突然一天，四姑爷穿着一身黑警服到侯家大院来了，还有大肩章，明明就是一个小官了。他怎么做官了呢？他的一个“抗日”朋友回来了，在天津当了大官，四姑爷找到这个朋友，送了一份厚礼，这个朋友让他挑个地方去当派出所所长。四姑爷一想，天津最肥的地段是东浮桥派出所，水旱码头，又是一个商业区，人口密集，更有许多明娼暗娼，是一个被黑社会势力把持的地方。四姑爷一口咬定，要去东浮桥派出所，那个朋友收了重礼，楞把原来的所长免了职，派四姑爷去那里做了所长。

　　这一下，四姑爷了不得了，每天只到派出所去露一面，天津人说是“点卯”，狗屁不通地向下属说一句“好好干吧。”随后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还能去好地方吗？

　　四姑爷做了派出所所长，活赛栽下了一棵摇钱树，想摇多少钱，摇钱树就往下掉多少钱，每天家门口送东西的人排成队，忙得他的小老婆收都懒得收了。

　　四姑爷在东浮桥做了一年的派出所所长，自然也被免职了。为什么？他搂够了，后来“运动”的人等得不耐烦了，据四姑爷说，做一年派出所所长，够一辈子花的了，只是可惜才过了2年，天津解放，四姑爷因为早就脱下了老虎皮，没按国民党军警人员对待，只是“管制”了2年，解除管制之后，找我想做一个卖棉花糖的小炉子，我对他说，你找别人去吧，我没有技术，他说那不需要什么技术，人家都是用铁皮砸巴砸巴就可以转起来的。

　　日本投降，民国光复的3年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腐败灭亡的全过程。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将权利当做个人图私利的手段，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还是我爷爷的至理名言，“国民党不完蛋，实无天理”了。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用来维系它的反动统治、保护这个特权集团不被推翻，只有两个手段，一个手段是特务暴力，第二个手段就是扼杀言路。

　　天津有名的河北天津中学，座落在天津城西北角外的铃铛阁，天津人称是铃铛阁中学。解放前铃铛阁中学在华北一带名声很大，学生个个英才。因为学生来自各地，许多学生住在学校里。铃铛阁中学有一个小学部，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小学。

　　解放前铃铛阁中学训育主任，桌子抽屉里放着手抢，训育主任一说唤什么人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个学生随后就要被“带”走了。学生们流行着一句黑色幽默的玩笑，“训育主任叫你了。”可以想象训育主任是何等的可怕。

　　解放前的中学生，比起如今的中学生成熟得多，解放前的中学生至少懂得生活的艰难，吃饭要钱，上学读书要钱，许多穷苦学生，家里生计无着，还是舍不得辍学，铃铛阁中学的学生家庭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其中也有许多穷苦学生，有的学生下午最后一节课免修，匆匆跑到报馆领200份晚报，再跑着送到各家各户，能够有200份报纸送，就可以有钱上学了。

生活上的贫富差异，引发了关于社会平等的思考，面对着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实，学生们自然对现行体制有自己的看法。求取社会平等，消灭贫富愚昧，许多中学生有了自己的理想。

　　探求救国救民道路，学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有在学生宿舍门外，贴着“某某读书会”的纸条，这类读书会一直受到三青团和训育主任们的监视。学生们组织读书会，校方不能干涉，但三青团和学校内的特务组织却在破坏，一天晚上，一个读书会正在活动，学校里的三青团拉来校外流氓，带着凶器闯进读书会，将正在室内的学生打得头破血流，事后学生们组织抗议，校方也说调查，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不了了之了。

　　光是打人还不罢休，一天早晨，听说夜里学校闯进人来，将一位同学架走了。学生们向校方质问，校方只说不知道此事，也不答复这位同学是被什么人绑架走了，直到解放，这位同学也没有回来，同学们都说，他被杀害了。

　　年轻的朋友们以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既然出现过闻一多、李公仆那样的反蒋义士，至少国民党当局还允许言论自由，其实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只是一种假象，过激的报纸杂志没有发行量，民间也不敢订阅，谁家敢订一份过激的杂志报纸呀？有时叔叔、哥哥从外面带回来一张过激报纸，全家人吓得立即关上院门，直到将这张报纸烧掉，大家才吐出这口气来。家长们确实骂过国民党，也说过国民党不亡实无天理的话，但那都是偷偷地说的，谁也不敢公开在外面说。

　　没有言论自由，报上全都是无聊的屁事，家里也订着报纸，每天报纸送来，爷爷看也不看，就扔到一边去了，叔叔哥哥们看，也是看电影广告，报上充满了明星绯闻，我记得清清楚楚，报上几乎全是明星们的屁事，什么哪位明星到什么地方了呀，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呀，谁和谁偷情了呀，和我们今天的报纸比起来，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政党终于完蛋了，一个政权终于解体了。这首先是人民对这个政党、对这个政体失

　　去了信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崩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到最后无论国民党说什么，也没有人相信了，人们看报听广播，都是从反面去理解。明明是物价飞涨，还说是什么“市场震动”，明明是民不聊生，还说是“生活改善”等等等等，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最后只能靠谎言维系了。再到后来，解放战争开始，报上说的“战地转移”、“全歼敌军”，人们都知道是八路军将那个地方“拿”下来了。

　　我们对于解放战争的感觉

　　我们对于解放战争的感觉，是从所谓东北流亡学生涌进天津开始的。1948年夏天，大批东北学生涌进天津，说是东北已经解放了。这批学生好像都是反对共产党的，可是国民党又不肯带他们一起撤退，他们就涌进天津躲避战争。东北学生涌进天津衣食无着，就整天在街上捣乱，饭店看见东北学生，忙着关门，电车看见东北学生，到站也不敢停下，匆匆从东北学生面前开过去，东北学生追在后面往车上扔砖头。

　　1948年的秋季，我已升入中学读书，我读书的中学原来是英国营盘，学校很大，教室之外，更有许多宿舍，市政当局没有地方收容东北学生，学生们就涌进学校，强行住进了教室宿舍。这一下，没法上课了，像我们这样的低年级学生，一去学校就挨东北学生的打，有一次我去学校正赶上东北学生和我们本校的同学蓝球赛，球赛才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双方发生争执，东北学生大打出手，看见天津孩子就打，吓得我们抱头鼠窜，从此再不敢到学校去了。

　　时局已经是越来越吃紧了，此时，东北已经完全解放，解放军直逼北平、天津，国民党没有别的本事，时局一紧，就搜刮百姓，今天一个捐，明天一个税，催得急，要得紧，普通百姓人家，更一户必须出一个人去修筑“工事”，也就是去挖战壕。挖战壕是苦差事，不光是吃苦，还受气，工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一般的百姓人家谁也舍不得出人去挖战壕。

　　不出人，就得出钱，一天一个工多少钱，你得按数交出钱来，由保甲长代你雇人去挖战壕。这些从居民家里挖出来的钱，保甲长留一小部分，大部分要交上去，全被派出所和区公所私吞了。光出钱雇工顶替挖战壕还不算，到后来每天还要派交大饼，怎么还要交大饼呢？军队“守卫”天津，百姓要犒劳国军，鱼呀肉的是不好折算的，每天就每家按大饼交钱，谁家不交钱，就算“通敌”。

　　人人都知道国民党没有几天日子了，他们已经到了崩溃毁灭的最后极限。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从开始走向毁灭，到最后崩溃也不需要多少时间，抗战前的时间不算，从日本投降到全国解放，国民党只用3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个反动王朝通向灭亡的全过程，历史也是无情了。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并最终走向灭亡，历史学家自会有精辟的分析，以百姓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终结为一句话，国民党一件好事也不干。这也是罕见的历史现象了，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只顾一已之私，明目张胆地掠夺民脂民膏，使广大民众沦入贫穷的最底层，社会失业严重，工厂倒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面对严重的社会贫困，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致力振兴经济，反而发动内战，压制民主，杀害青年精英，特务横行，无法无天。这样一个政党，这样的一个政权，中国人都能够看清楚，他们在毁灭自己。

　　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了，中国向哪里去？每一个人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以我们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不可能希望建立共产主义的，但中国唯有共产党才有可能推翻旧时代，打倒国民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早在日本投降之后不久，叔叔、哥哥们就偷着读一本书，这本书，红色的封面，封面上印着黑色的镰刀斧头，我虽然年纪还小，我也不知道镰刀斧头代表一种伟大的力量。叔叔、哥哥们不在家，我就到处翻找，终于找到了这本书，偷偷地读了起来。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读《西行漫记》，不可能对中国未来有深刻的思考，我只是在书中发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闪烁着美丽光辉的神奇世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都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和蒋介石对立，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很厉害，不光没有被蒋介石消灭，还越来越强大，说不定哪一天共产党会把蒋介石推翻，中国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家的一个八叔，就投奔共产党去了。八叔是父亲的堂弟，父亲在塘沽大坂公司做事，父亲在大坂公司给八叔安置了一份工作。也不知道八叔是怎样就参加了共产党，一天晚上，公司说八叔不见了，父亲早就预料八叔有可能“出事”，立即带人上船寻找，终于在一条船上找到了八叔，父亲强迫他下船回家，八叔第一次出走就这样失败了。过了几天，八叔又不见了，这次无论父亲怎样寻找，也没有找到八叔，八叔再没有消息了。

　　八叔是一个向上的青年，八叔的出走，家里人肯定他是“投”八路去了。八叔出走之后，家里不敢声张，爷爷更嘱咐我们在外面千万别说八叔的事。

　　读《西行漫记》联想到出走的八叔，我知道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世界主张耕者有其田，这个世界没有贪官污吏，这个世界人们怀着伟大理想，正在为建立一个新中国献身奋斗。

　　当然，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关于共产党的谣言，至于“共产共妻”是没有人相信的，共产不可逃避，从孙中山先生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国人就梦想有一个均田地，均财富的时代，至于“共妻”，中国人相信那绝对是恶毒的谣言，实在是智商太低了。

　　中国一定会走向繁荣昌盛

　　升入中学之后，我们更读到了许多革命书籍，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们懂得不多，但他对白色恐怖的揭露，对革命青年的热情，在我们心中燃起崇高信仰。叔叔、哥哥们时常带回家来鲁迅先生的著作，舅父还收藏着鲁迅先生办的杂志，每次到外婆家去，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将舅父的杂志找出来，一个人偷偷地看。可以说，我亲近文学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受了舅父家里杂志的薰陶。

　　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高尔基的《童年》，那是开明书店的一个插图本，封面是高尔基的画像，在此之前，我也读过《苦儿流浪记》之类的书籍，但高尔基的《童年》似是启发了我的智慧，一开始我就被书中童年的高尔基迷住了，童年不幸的高尔基带我走过他童年的人生道路，高尔基经历的苦难，给了我勇敢，给了我面对人生的勇气。读过高尔基的《童年》，我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我不再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是一个具有伟大理想，赋有挑战人生毅力的战士了。

　　进步、健康的书籍，使我对于“遥远”的共产党有了一种童贞的向往，随后读到的《母亲》、《铁流》更启发了我英雄般的梦幻，对于为实现伟大理想而献身的英雄，我怀有崇高的尊敬，我立志自己也要为真理奋斗终生。

　　就在我如痴似狂地搜寻、阅读进步革命书籍的同时，社会上更流传着垃圾文化，中国的垃圾文化，有两个分支，一个是所谓社会言情小说，另一种就是武侠小说。我的同学中就有人偷偷地读社会言情小说，他们为此受到同学们的歧视，同学们说他们是坏学生，将来一定是社会败类。喜好阅读言情小说的学生，行为多不端，他们偷偷地看下流电影，还去不健康的地方，还有的同学出入舞厅，上进的孩子是不和他们交往的。

　　武侠小说在学校被列为禁书，我父亲和他几个不上进的弟弟，最喜爱武侠小说，几位武侠小说作者，每星期都有“新著”问世，许多“名著”更是一本一本地连续着出，一写就是上百本，我看见过的，石印的小册子，封面上画着舞刀弄棒的“英雄”，书名下面标明第一百多少多少卷，每本书，也就是几角钱，非常便宜，比手纸贵不了多少。

　　旧时代，人们的思想保守，认为读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对求知上进没有裨益，学校更将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列为禁书，不像现在这样，连小学生都是金庸迷、琼瑶迷，老老少少沉迷于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之中，依然不误四化。1948年末，平津战役打响，炮弹在天津城上空飞，许多军事建筑已经被炮弹夷平。城市居民们把窗户封死，夜里躲在床下，住楼房的人家，更是全都迁到楼下，或是地下室去住。我家住在城里一幢小楼里，家人早就不敢上楼了。这一下，孩子们高兴了，夜里跑到楼上去看炮火。楼上的房间空着，我们就可以到处走，这一下，平时叔叔、哥哥们不许我们看的书，都被我们发现了。

　　只是出于好奇，我们几个小弟兄就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地，拿着这些禁书，躲在地下室里去读，我读的是一本言情小说，就是后来被称为是大师的一个作者写的言情小说，不敢恭维，真倒胃口，看了一半，我就扔下了，一点也不吸引人。

　　扔下言情小说，我又去找武侠小说，找到几本，也是如今被奉为是经典的武侠小说，满心高兴，以为这次可箍到好看的书了，打开一看，更没劲了，就是你打我打，那时候我就想，侠客们杀了人，被扔下的尸体谁来收拾呢？有的时候杀的还不仅是一个人，一杀就是一大片，鬼话了。从此，我再不读武侠小说，就是到了如今，金庸先生已经被奉为大师，我也不敢去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我怕自己有偏见，好好的小说，给我读，可惜了。

　　经历过旧时代，我看到过政治腐败，我看到过经济崩溃，我更看到过文化堕落。生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我没有经受过饥饿寒冷的煎熬，也没有经受过欺凌与侮辱的痛创。和大多数经历过旧时代的中国人一样，我们坚信中国一定要改变，中国一定有光明的未来，中国一定会走向繁荣昌盛，更一定会自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本文节选自《百年记忆》一书，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个10岁的孩子
能把问题看得这么全面深刻,
让人难以置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