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 燕京大学之父
·抗战中真实的司徒雷登：将燕大人才送后方
·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
·周恩来赠司徒雷登的五彩瓷瓶

2001年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向社会公布，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景区（原燕京大学校园）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并在未名湖畔立下永久性纪念碑。当人们面对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和金碧辉煌的建筑，无不为当年燕园总体设计和建设注重立意的清新，布局的巧妙，技法的精熟，意境的超凡，贵在自然，妙在含蓄而赞叹，可是人们对它的创建者却知之甚少。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择定了校名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位家喻户晓的美国人，在华生活、工作了整整50年，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极富影响的大事：一是从1919年起他就任燕京大学校长，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把一个“从完全意义上讲不能称其为大学的学校”，建成堪与北大、清华齐名并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立了紧密学术联系的中国一流大学。二是从1946年至1949年，司徒雷登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卷入了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政府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企图洗刷在中国内战中的责任。为揭露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实质，打消中国社会对美国的幻想，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等系列评论，作为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代表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燕京大学校长的历史却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


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是由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合并而来。汇文大学的前身是1870年由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创办的汇文学校；协和大学的前身是1869年由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创办的潞河书院。两所学校创办之初主要是从事中学教育，1916年开始商谈合并事宜，1917年4月4日选举H.H.Lowry（刘海澜）博士为代理校长，学校在当时北京盔甲厂汇文大学住地挂出了“PekingUniversity”的一块英文牌子，并着手招生。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合并的双方由于派系和人事纠纷，理念的不同，在校长和新校名、校址以及学制是否设立预科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由于分歧严重，双方既没有时间也抽不出精力去解决资金和建校问题。与此同时，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一所中、英文都叫“北京大学”的国立大学，在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迅速得到了成功，在国内外已开始享有名气，并对原汇文大学住地挂出的“PekingU-niversity”的英文校名提出歧义，学校陷入了困境。

要解决并校矛盾，急需一个既与教会有密切关系，又热心教育，并与原校无牵连的局外人来主持。美国校董会于1918年派爱德华·林肯·史密斯来华考察在南京神学院任职并在宗教教育界小有名气的司徒雷登。之后，史密斯在南京给董事会写信：“司徒雷登博士无论在传教士还是在中国人中间，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精通中文，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具有专业知识”，“一旦他被给予机会，他将展示优秀的行政才能”。推荐得到认可，1918年12月3日，司徒雷登收到了校董会聘请他担任校长的邀请。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来到北京，学校使他非常失望。校舍极其简陋，毫无设备，汇文与协和的校友在校址、校名、预科等问题互不相让，形同水火。学生94名，大多数是地方教会派来培养做传教士的，根本不具备大学生的水平。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外籍教员是由在华各教会中挑选而来，大多数没有资格充任大学教授，他们关心的只是代表所在教会的利益。学校每年的预算仅5万元，赤字一半。远在美国的校董们对这所大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出席会议的董事，往往把这所学校和小亚细亚的贝路斯大学混为一谈。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司徒雷登也打了退堂鼓，一度回了南京。

由于校董会认为司徒雷登是不二人选，不断来电催促其就职，在他感到两难之即，遇见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敬一博士，诚认为：当前最大问题，系为新校选择双方都能接受的校名，何不采用北京古名燕京？司徒雷登欣喜至极，当即电告北京得复电赞成。由于并校数年未决的校名难题迎刃而解，校董会再次敦请司徒雷登赴任，并对他提出的异地建校和另聘人为学校筹款两项条件，给予了明确支持的答复。当年夏天司徒雷登携全家，在他的好友哈利·卢斯博士的陪同下，离开生活了11年的南京，到燕京大学走马上任，艰难地开始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旅程。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募集了巨额款项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这是司徒雷登上任伊始发出的由衷感慨。为了给燕京大学寻找一块合适的新校园，他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几乎转遍了北京的城郊，终于在北京的西郊、清华园的对面为燕京大学找到了新址——勺园。司徒雷登的选择得到了学校董事会和美国纽约燕大托事部理事会的同意。为了低价得到这块地的产权，1920年夏天，他不顾路途遥远，专程去西安拜会勺园的主人陕西督军陈树藩，督军念其意诚弥坚，仅以6万大洋低价将地卖给了燕京大学，同时还捐出了所得款项的1/3。司徒雷登为感谢陈督军的善举，特聘其为学校的终身董事，并以他的捐款设立奖学金，专供陕西省每年10名学生免费入学。以后燕大又在勺园周边相继购得民房、民地及官道、官地，至1920年合计共有780亩，1921年开始动工兴建。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回想当年为燕京大学建校筹款时所发出的感慨。20年代初，白手起家的燕京大学全靠向社会募集捐款建校，可谓举步维艰。司徒雷登举荐了哈利·卢斯博士为副校长，担任纽约托事部的副主席，筹集建校资金。卢斯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四处奔走，在美国毕业，决定接受燕大聘请任教的洪业（煨莲）也奉学校的指示陪同卢斯展开募捐工作。每当提及此事，洪业不无心酸地自我解嘲：“我是街头演出的猴子，卢斯是摇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卢斯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奔波，结交了许多朋友，但筹措到的资金很少，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司徒雷登不得不把筹集款项作为自己在燕京大学的首要任务。

1922年，司徒雷登应召到美国向教会团体作有关燕京大学报告的同时，亲自投入募捐。在以后的14年里，先后10次飘洋过海，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向有可能给予捐款的各种人等做说服动员。为了给新建的燕大筹款，他不得不“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乞求”，为此他竟“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这一症状每一次总是在旅程完结时消失”。

为了筹款，他想方设法摸清了福特、洛克菲勒等富豪的秉性，并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在1936至1937年度，洛克菲勒基金会给燕大的资助占学校资金的11%，占学校年度预算的21%。为了给燕大筹款，“神经系统没有斗牌的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司徒雷登还积极地将燕京大学的学系与外国的学校和相关的基金挂钩，争取得到他们的扶持。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苏里大学先后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支持。为了争取得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捐赠的遗产，他连续几年与执行其遗嘱的美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和律师保持密切的联系，除了给燕京大学争取到150万美元的捐款，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了一笔巨额款项，总金额高达640万美元。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与名不见经传的燕京大学挂上了钩，使燕大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

在中国国内，司徒雷登也积极进行了募捐工作，他先后拜访了北洋政府的首脑和许多大军阀、大买办和大资本家。他亲自具函争取段祺瑞出任燕京大学的名誉董事，力请原北洋政府的总理颜惠庆出任燕大的董事，并一度担任了董事长，以后学校用颜帮助筹集的资金修建了燕大的围墙；孙传芳为燕大捐2万美元；张作霖捐5000银圆；段祺瑞、冯玉祥先后为燕大捐3000元和7000元。哈佛大学企业经营管理学院院长多纳姆担任了设在纽约的燕京托事部的主席，30年代，孔祥熙担任了燕京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帮助了燕大。

30年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燕大的资金来源受到了极大冲击，出现了相当大的赤字。为了渡过难关，司徒雷登提议在中国国内发起“百万基金运动”。在他的倡导下，教职员们在自己薪水并不高的情况下认捐基金的10%；校友捐出了32.2万元；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三人以私人名义为“百万基金运动”在南京的筹款会发出联名请柬；胡适等社会名流也在报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支持燕大。出于对燕大的肯定，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33年起每年给燕大补助经费6万元，使之成为全国20所受到教育部资助的大学之一。

1922至1936年间，司徒雷登仅在美国就为燕京大学募得2000万元（基金和建设费用约各占一半）。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对各项经费的用度制定了许多规定和细则，在燕大开办的那些年里，没有发现行政管理人员贪污经费的现象。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时，据教育部调查报告“全国各大学经费用途比较之效率以燕京大学为最高”。
　　
司徒雷登得意之作——燕园
　　
司徒雷登视燕京大学校园建设为一生最得意之作。早年在杭州的生活使他注意到了优美的西湖风景，当来到北京以后，西山的宫殿和庙宇深深地吸引了他，对天安门和紫禁城以中轴线前后排列及中规中矩的建筑艺术更是深深迷恋。为此，他聘请了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美国建筑师亨利·莫非（Henry.k.Murphy）从事校园的设计。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通过搞自然性的建筑这一巧妙的做法，在主要建筑物之间避免了死板的严格对称和建筑上的单调性。在搞自然建筑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意散乱地分布着，或依傍于真假山岭，或坐落在真假山谷之间，或傍以池塘水面，不讲方位，不拘一格”。

司徒雷登主张：校舍本身应象征着办学的目的，应该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当博晨光的叔父同意捐款为校园修建水塔时，根据捐款的数额，学校独具匠心地在校园风景秀丽的未名湖畔设计并修建了外形是一座十三层的中国宝塔式样的供水塔，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从此成为燕大校园的象征。燕大先后建造了80多栋中式建筑，还着力保护、修复了荒芜的勺园和其他以后陆续购进的镜春园、朗润园等旧花园的景色，大量培植了草木，并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遗址移来了奇碑异石，又在景色宜人处修建了亭阁。校园里还独具一格地设立了一座钟亭，安放了一尊音色清亮的古刹大钟，在校园里鸣响报时。

1929年，燕京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此时的燕园在勺园的基础之上扩大了4倍，它包括了燕南园、燕东园、农园、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承泽园等。新校园以未名湖为中心，山水相依，楼阁交错，造型典雅，华光流彩。校门以远处玉泉山的琉璃塔为东西走向的中轴线，依照原有的自然山水，合理布局，可谓巧夺天工。古色古香的大门高悬蔡元培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匾。整个教育中心区的所有建筑全是飞檐斗拱的中式建筑，内部装修和设备不仅是当时中国一流的，也符合同时代国际上大学教育现代化的要求。越过教学区东行，是一带蜿蜒起伏、丛林密布的丘陵，越过丘陵，在它的前方是波光荡漾的未名湖，湖心岛上有玲珑典雅的湖心亭，在湖的东方是全校的最高建筑，仿通州燃灯塔而建的供整个校区饮水之用的博雅塔。每当夕阳西照，波光粼粼的湖面倒映着美丽的塔影，倾倒了无数的学子和慕名而来的游人，“未名夕照”成为燕园首推的景色。对校园的建设司徒雷登充满了骄傲，认为“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燕园之父司徒雷登（左一）与1946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燕园的建成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它没有花中美两国政府的一分钱，基本是从民间（其中主要是美国）集资而来，主要靠司徒雷登远涉重洋化缘而来。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颜惠庆在新校址落成典礼大会上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燕京大学的发展一日千里，应该感谢“司徒雷登博士之定理经营”。1936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十数年如一日，成效卓著，授予他一等褒奖状，作为其花甲寿辰的贺礼。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近30年，全身心投入燕大发展，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积蓄，晚年回到美国，没有住房，退休金和医药费也一度无处领取，住在昔日的学生、多年的秘书傅泾波家中终老天年。(作者：罗义贤)

占领当局派了一个高级军官去见司徒雷登，询问燕大是否接受日本方面的一笔可观的补助年金。司徒雷登一口回绝。日本高级军官气坏了，扬长而去。

燕京大学的坚守，为沦陷区学子提供了教育机会，选择燕大就意味着不与占领当局合作，意味着拒绝奴化教育。燕大为解放区和大后方培养、输送了大批战时急需的人才，也提供了很多战争物资，成为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

谁说书生弱无骨，且听燕园风似刀！


最后一课

1941年12月8日清晨，浓云密布，寒风刺骨。燕京大学睿楼地质课上，白发苍苍的美国教授刚刚把一张地图挂到黑板上，一阵刺耳的马达声突然划破了肃穆的校园气氛——身着土黄色军服的日本宪兵驾着摩托开进了校园。

这出乎意料的场面，令同学们面面相觑。只有老教授镇定如初，继续授课，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直到讲完一个单元的内容才坦然对大家说：“同学们，再见了，多保重！”——多年以后，燕大四一班新生张澍智才明白，当时老教授已得到了日本向美国宣战的消息。

教务处一名职员疾步赶来，通知大家到贝公楼礼堂开会。接着，响起了急促的、连续不断的钟声。

弦歌不辍的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就此戛然而止。

“我至今还记得宣布燕大被封闭的那天夜晚，我从女生宿舍二楼的窗户向下看到：日本侵略者肩扛长枪，刺刀在月光下闪着逼人的寒光，趾高气扬地走过……”也是四一级新生的郑俊秀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中默默地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燕京、赶出中国！”


坚守沦陷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之际，燕大选择了留在沦陷区，此举一度令许多朋友不得其解。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特地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致函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批评其留守决定，说这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葬送燕大美名。

美国政府也要求在华的美国平民迅速撤离，凡不肯撤离者，后果自负。

其实，早在1935年中日《何梅协定》签订时，司徒雷登已预见平津不保，为此开始考虑燕大去留。虽然经过反复权衡，选择了留守，但迫于内外压力，直到1938年6月，司徒雷登仍摇摆不定，怀疑留守是否得当。他的朋友高厚德的一席话打动了他。高厚德说，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举例说，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

司徒雷登深以为然。反抗未必都是明火执仗上前线，就地反抗也是一种反抗，而且是一种更坚忍、更无畏的反抗，这成了司徒雷登的信念，也成了燕京大学师生的共识。

在中国教育机构悉数内迁，无力为沦陷区人民提供教育服务的情况下，要么不接受教育，要么被迫进入日伪控制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本来只有这种两难选择的沦陷区学子，因为燕京大学的坚守而有了新的选择。

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燕大招生规模急剧扩张，从以前奉行精英教育，每年招生不足百人，到1938年7月录取新生605人，为历年最多的一次。到1941年，燕大学生的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28人。

燕京大学成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学子的寄身之所。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不与占领当局合作，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拒绝奴化教育。这样一来，燕京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

反对燕大留下来的声浪至此完全平息，甚至一些本来已经离开的校友还自愿回到北平，帮助燕大度过她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刻。

但对占领当局来说，最恐怖的还是不可测的地下抵抗，其中的的核心人物，无一不是燕京大学的高层人物。


夏仁德：为抗战中国输送人才

燕大教授夏仁德是美国费城人，1923年8月来中国，任教于燕大心理学系，在燕大做了许多地下工作，多年来，他在燕园的家一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燕大出身
的陈翰伯回忆，“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没有写过文章，他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以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只是告诉我们，白天不要来，晚上不要有女同学来。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护而躲过了当局的追捕。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家里避难。后来出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黄华，也是夏仁德的学生。当黄华秘密离校，投奔延安之后，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全力为自己心爱的学生辩护。他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从1940年起，根据司徒雷登的安排，夏仁德领衔主持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侯仁之，则是夏仁德的主要助手，任委员会副主席。燕京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把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培养成战时中国紧缺的人才，而怎样把已经培养成才的燕京学子输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输送到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这个任务就主要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来完成。

逃奔大后方的燕京学子所在多有，逃奔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也不少见。侯仁之回忆，当他策划第一批学生南下时，中共燕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向他建议，也应该送一批学生去根据地。并说根据地就在山西，去也方便，而且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侯仁之表示赞同，两人就一起去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毫无保留地支持，并要中共燕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和侯仁之共同负责此事。

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经中共燕京地下组织安排，由侯仁之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挑选了3批共10多个学生分赴敌后根据地。

无论是去大后方还是去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如侯仁之所言，“他们离校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中当然有夏仁德的功劳。

最让燕京学子不能忘怀的，是1941年12月8日夏仁德非同寻常的举动。

那天早上，当教务处职员赶到适楼二楼的教室宣布下课时，正在这间教室的三八班学生赵凤章没有跟大家一样按要求到大礼堂开会，而是马上跟地下组织联系，收回一批“禁书”和文件，准备销毁。回到宿舍，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惊失色。原来，赵凤章曾将整整一个柳条箱的“民先队”内部资料交由夏仁德保管。现在日军占领燕园，很可能掘地三尺，一旦从夏仁德家里搜出那个柳条箱，后果将不堪设想。

赵凤章急忙从宿舍三楼下到一楼，却被传达室的工友迎面拦住。“赵先生，你的电话。”赵凤章不耐烦地接过话筒，话筒里传来夏仁德的声音！夏仁德单刀直入：“你的东西我可以烧掉吗？”赵凤章赶紧用英语说：“当然可以。我正要去你府上把它们拿回来呢。”“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好拿走？不如我直接烧掉算了。”

柳条箱里的资料付之一炬，赵凤章等一干学子安然无恙，夏仁德却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天早上夏仁德本来计划和另外两个外籍教授去敌后根据地。但他想到那个柳条箱，便留了下来——在帮助被日军赶出校园的女生运送行李途中，夏仁德被日军认了出来，随即被捕。

1950年8月，不幸背负特嫌恶名的夏仁德，黯然返回美国。

中美恢复邦交后的1973年，望穿双眼而始终不肯死心的夏仁德，终于等来中国的大红请柬。这年五一节，夏仁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参加了宴会。访华的最后一天，他对儿子亨利说：“就是我现在死的话，也可以瞑目了。”


林迈可：筹措抗战物资

如果说夏仁德为抗战中国输送人才居功至伟，那么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对抗战中国的贡献，则主要在于战争物资的输送。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林迈可刚从牛津毕业一年，他与白求恩同船赴华，奉派前往燕大，帮助实施牛津试行的新式教学制度——导师制，到燕大后，林迈可住进临湖轩司徒雷登寓所。他选收了8名导师制学生，其中惟一的女生李效黎，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来华途中，林迈可与白求恩约定，将来在华北根据地重逢。林迈可很快兑现了这个诺言，于1938年夏首次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与白求恩欢聚。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根据地战争物资的短缺。于是频繁往返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设法为根据地代购战争物资。

这年秋季开学后，林迈可花费很多业余时间，为根据地装配无线电收音机。有一次还拿出一沓进口化学药品的订单，请不知情的李效黎译成中文。这沓订单数量极大，让李效黎好生奇怪。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匆忙撤出平津，决定把来不及搬运的整整6个皮箱的军用器材赠给平津附近的八路军，但一直无法运出。这个任务也落到林迈可夫妇头上。

他们借来司徒雷登的专车，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到西山温泉附近一个小庙门口，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上。

最后一次是1941年12月2日，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过6天。当晚，林迈可在燕园主持了一次外籍教师茶话会。这是司徒雷登采取的应变措施。他预计日美战争已不可避免，为使燕大外籍教师免遭铁窗之苦，他指派与敌后根据地交情颇厚的林迈可主持会议，说服外籍教师撤往敌后根据地。但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会后林迈可向司徒雷登汇报，司徒雷登总结了燕大毕业生在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情况，并估算外籍教师中至少应有15人前往。他特别强调：爱丽小姐懂医学，是敌后根据地急需的人才；夏仁德和博晨光很有组织能力，也应该去敌后根据地。然后，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

林迈可到延安后，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设计制造了对外广播仪器。他用一口正宗的牛津腔英语，不断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战场的捷报。


陆志韦：刺刀下的演说

燕京大学有两个人最受司徒雷登的尊重和信任。一个是夏仁德，另一个就是陆志韦。

1926年，司徒雷登路过南京，头一次到陆志韦家做客，两人一见如故。次年，陆志韦即举家北上，出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1933年，又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

陆志韦只答应代理一年，但一代理就是整整4年。直到“七七事变”，燕大出于生存需要升起了星条旗，司徒雷登亲自出任校长，陆志韦才不再代理。但他仍属于决策层，燕大无日不有的地下抵抗，他都不曾置身事外。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冯树功事件中的表现。

1940年冬，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并在贝公楼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他缓缓走上讲台，面色沉郁。礼堂一片静寂，使与会者倍感压抑！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我讲不出话！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我这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只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控制着我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这股势力一日不消灭，类似的悲剧肯定还会不断地发生。”

台下依旧鸦雀无声，人们似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稍作停顿，他又说：“看到最近在校内发表的冯先生的遗作，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新诗爱好者，我和他原应结识为朋友。不幸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使我今生再也无缘和他相识，谈论新诗了。”

说到这里，他喉头哽塞，热泪长流。人群中的饮泣，随之爆发成一片嚎啕大哭！

在场的日本军方代表殊为不快，拂袖而去。


燕园之父司徒雷登

燕京人才大批输送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夏仁德、侯仁之负责具体操作，总导演则非司徒雷登莫属。侯仁之称，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燕京学子逃奔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纯粹因为司徒雷登的耳提面命。司徒雷登指示校方承担全部路费；而且，“凡是要走的学生，临行前他（指司徒雷登）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饯行。我记得一次设宴践行的会上，他说他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敌后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来自占领当局的巨大压力，更有赖司徒雷登一人抵挡。

一天，一队日本宪兵开到燕大门前，要求搜查学生宿舍，抓一名共产党员。司徒雷登强硬拒绝，声称：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燕园搜捕学生，必须首先得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批准。由于司徒雷登寸步不让，占领当局从此不敢再到燕大来找学生麻烦，只好改而到校门外抓捕抗日学生。但即便如此，司徒雷登仍不肯坐视，但凡有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要与占领当局交涉，迫其放人。刺杀周作人的燕大学生，就得益于司徒雷登的保护而成功脱逃。

燕京大学是沦陷区抗击奴化教育的主要阵地，占领当局对此怀恨尤深，便借口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要派日本教授到燕大任教，人选和经费均由占领当局承担。

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司徒雷登没有断然拒绝，而是玩了一招太极拳。他拒绝占领当局派遣日本教授，表示宁可关门也不牺牲学校的独立性。但他并不反对燕大教职向日本学者开放。于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推荐，从数名蜚声国际的日本学者中，挑选了鸟居龙藏作为客座教授来燕大从事研究工作。

鸟居龙藏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宅心仁厚，一直坚定地反对侵华战争。到燕大后，他埋头治学，绝不与占领当局合作。而当燕大遭占领当局查封时，他竟以70多岁的高龄，站在校门边，颤巍巍地向被捕的燕大师生深鞠一躬，似乎要代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致以沉痛歉意。燕大关门后，失去经济来源、朝不保夕的鸟居龙藏拒绝食占领当局之粟，宁愿靠两个女儿打工以勉强维持生计。1942年，鸟居龙藏明知日美两国开战、占领当局明令禁用英文，仍以哈佛燕京学社名义，出版了他的英文著作《辽代画像石墓》。而且该书的序言竟然是已成阶下囚的司徒雷登写的。他对日本政府的蔑视和抗议不言而喻。

人的公开渗透不可得，占领当局转而谋求经济上的渗透。而当时燕京大学确实在经济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厄。占领当局派了一个高级军官去见司徒雷登，询问燕大是否接受日本方面的一笔可观的补助年金。

司徒雷登一口回绝。日本高级军官气坏了，扬长而去。

无论占领当局怎样绞尽脑汁，司徒雷登软硬不吃，而且越斗越勇。他总结出一套跟占领当局打交道的方法，认为日本人表面上耀武扬威，实际上内心空虚，“我们再也用不着怕他们了！”他以无畏的勇气和智慧抗争，为燕京学子守护着一个自由空间，为沦陷区人民守护着一个精神孤岛。

占领当局对司徒雷的嫉恨因此与日俱增。一天，校园里发现了一枚炸弹。司徒雷登相信，这是日本人用来恐吓他的。他的回答是：“我宁叫日本人像炸南开大学一样把燕京大学炸掉，也决不会同他们合作来贻我们全体学生之羞。”

日美战争爆发的时间越来越近。燕大与占领当局的对抗越来越趋于临界点。司徒雷登不抱幻想，做了最坏打算。

1941年初，一群燕京学子从北平偷偷来到上海，准备自行前往大后方。正逢司徒雷登到上海开会，学子们推举了3个代表去见校务长。校务长坦承：现在的形势已酝酿着巨变，星条旗恐不能久悬于燕园上空。如果燕大真的被占领当局查封，他决定把燕大搬到大后方。

但计划快没有变化快。在迫害和反迫害的赛跑中，掌握主动权的迫害者最终抢先半拍。一二八事变突如其来，占领当局迫不及待地对燕园大打出手。司徒雷登的撤退计划胎死腹中。


燕园日不落

反抗是坚忍的，报复也是凶残的。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宪兵用刺刀逼着代理校务长高厚德宣布学校解散之后，师生们即各回宿舍收拾行李。当天下午，日本宪兵两人一组，各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拿着早就备好的黑名单，逐楼逐室地照单抓捕抗日的燕大教授和学生。

亲历者陈嘉祥这样回忆当时场景：忽然外面一阵皮靴声近，到门口停下。门猛地被推开，一前一后，闯进两个鬼子。前面的凶狠地扫我们一眼，看着手里名单，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陈嘉祥有？”我说：“我是。”他盯我一眼，右手一挥：“走！”后面的鬼子立刻把枪口对着我的脊背（陈嘉祥：《一二八蒙难记》，见燕京大学校友纪念特刊《燕园友谊》）。

同时被捕的，还有蓝铁年、沈聿温、李慰祖、程述尧、李欧、姚克荫、刘子健、张树柏、朱良漪、孙以亮等10名燕大学生，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陈其田、刘豁轩、赵承信、林嘉通等7名燕大教授。数日后，燕大教授洪业、邓之诚，总务长蔡一谔、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农科教师沈寿铨，以及周学章、萧正谊全部被捕。来不及撤离的夏仁德、谢迪克、贝卢思等6名燕大外籍教师，则押往潍县集中营关押。

总共30多个燕京师生锒铛入狱。除了事先逃奔敌后根据地的寥寥数人外，核心人物无一幸免。

在沦陷区坚守了整整4年的燕京大学被迫暂告中止。燕园被改成日军的伤兵疗养院。

事发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已于前一天应天津校友会之邀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他正要返校，日本宪兵找到他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回北平，与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关在一起。

这是燕京大学的不幸，但也是燕京大学的骄傲——因为，锒铛入狱的30多个燕京师生，没有一个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即为一例。张东荪在狱中一直拒不招供，拒不认罪。为了反抗凌辱，他四度自杀，但每次都没成功。愤怒之极，他甚至不惜与日本看守厮打。

岂止张东荪。所有被捕的燕京师生，那些平日温文尔雅、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在日本人的监狱中无一不是钢筋铁骨，无一不表露着庄严的节操。他们是在为民族受难，而这个民族是一个不败的民族。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赋予他们强大的自信，使他们度过了那些苦难的日子。

而被赶出校门的燕京师生，也并没有惊惶四散。他们满怀仇恨，按照他们敬爱的校务长构思的旅程，彼此提携，一群群一队队，从开封向西，渡过黄河；然后转道郑州至洛阳，由洛阳辗转前往成都。

燕京大学的三角旗因此屹立不倒，不出一年，即1942年11月8日，盛大的燕京大学复学典礼便在成都隆重揭幕。几代中国学人，中美两国学人，重新汇聚燕大校园，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奋斗。

作者：笑蜀（本文写作中，得到燕京大学校友侯仁之老师、蒋振坤老师、张定老师及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办公室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新中国即将建立时，如果不是由于当时的冷战思维和政治歧见，他完全可以成为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使者的。

司徒雷登(1876—1962年)，著名的来华传教士，长期在中国从事教育事业，后来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
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887年他回到美国读书，后来进入大学，成为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决心成为一名传教士。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深造，正式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1902年被按立为牧师。

1904年来到中国。随后，他专门学习汉语，跟随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布道。1908年司徒雷登到著名的教会学校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一直持续了11年之久。1918年他43岁时，教会派遣他到北京去负责管理燕京大学。于是，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该大学到20世纪30年代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而他也成为著名的教育家。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他还曾经被关入监狱。

1946年他又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


1946年，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美国大使馆草坪上交谈

憋气患病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遭受监控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离开了。

中国情结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11岁时才被送回美国上学，二十三四岁时，司徒雷登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1919—1946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46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美国政府于是任命他任驻中国大使。

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也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

患难之交

傅海澜说：“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我的母亲刘卓汉。”刘女士也是文化人，在中国时生活比较舒适，根本不会做饭。可是随夫到美国后，刘卓汉则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得是北京味的。刘女士就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式中餐。刘女士做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每天吃完饭，司徒雷登总是要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司徒雷登一家与傅泾波一家是患难之交。

司徒雷登父亲在中国传教时，傅泾波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儿子傅泾波，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傅的母亲几近发疯。住在当地的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经常拉着她的手进行安慰，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后来，傅母神经恢复正常，与司徒雷登一家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傅泾波经司徒雷登推荐进入燕京大学，曾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学费。司徒雷登对傅泾波很欣赏，两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傅泾波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他仍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可见傅对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生活拮据

人们一般会认为，司徒雷登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司徒雷登比较特别，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办的是教育，根本没有多少积蓄。回到美国后，与头面人物的关系不深，密切的亲友也不多，而且年老体衰，挣大钱的机会极少。

好在身边有个可靠的傅泾波，不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能帮他出出点子。司徒雷登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生活费。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内容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日记。成书过程中，也是傅泾波与他一起商量、推敲。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出书只是赚了几个小钱。

两个遗憾

司徒雷登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傅泾波夫妇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还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也于1988年去世。

司徒雷登在最后13年，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上世纪40年代，正是民国后期，因为两个全球闻名的大人物，让一只中国五彩瓷瓶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一段友好情谊。这两位人物一是中国的周恩来，一是美国的司徒雷登。

让我们把镜头聚焦到上世纪的1946年，1946年7月中旬，美国的司徒雷登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闻知司徒雷登赴任，并作为调停一方参与谈判。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即前往祝贺，并在签名簿上签名留念。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美国的调停也趋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和谈只得关闭。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部分成员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和谈期间，司徒雷登对周恩来出众的人品十分赞赏。他们谈判桌上是对手，谈判桌下是朋友。正是因为有了上面一段周恩来和司徒雷登不一般的情谊，因此周恩来临回延安前委托王炳南将一只中国典型的五彩人物敞口瓶赠送给了司徒雷登。五彩瓷瓶上面画着“八仙过海”图，寄托着中美两国人民“早日到达和平的彼岸”的美好寓意。王炳南还将一幅用红木镶制的寓意时时刻刻不要放弃中美关系的延安石雕刻送给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收到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五彩瓷瓶十分高兴，一直把这只象征中美两国人民情谊的精美礼物带在身边，十分珍惜，悉心收藏。此后他将礼品带回美国精心珍藏40载。在他晚年去世之前，对他的秘书傅泾波说过一番话，他说：余过世后，此物（指五彩瓷瓶）当归还原主。

1988年5月26日，傅泾波之女傅海澜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将当年司徒雷登去世之前托付给她父亲的五彩瓷瓶带回中国南京，捐献给周恩来当年率领中共代表团驻地的梅园新村纪念馆，作为永久的纪念。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在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过的30号庭院还专门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接受仪式，以感谢傅海澜女士远道捐回这只五彩瓷瓶。

这只五彩人物敞口瓶已在1994年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革命一级文物。现在，瓷瓶被陈列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展览大厅二楼，向到访者诉说中美两国人民的一段深厚情谊。

笔者怀着敬意仔细观看了这只五彩人物敞口瓶，但见瓷瓶肚腹部画着“八仙过海图”，八位仙人姿态各异，均被描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们各自驾着祥云，正在各显神通，渡海而来。仔细观瞧之下，人物之间竟画有2只翩翩飞舞的彩蝶，煞是可人，也给人物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活气息，这幅“暗八仙”拍板，也被画在人物之间，一明一暗，巧妙地点缀着画面。瓶颈部画有传统题材“婴戏图”，天真浪漫的儿童被画得富有生活情趣。观赏之余，莫不感受到真是仙凡齐聚一瓶，好一幅天上人间、天人合一、共建和谐社会的完美图景！瓶肩部写有“大明成化年制”字样。瓶的口部下方、颈肩部及瓶下部，画有多圈不同花纹的纹饰，衬托着人物画面，使这只五彩敞口瓷瓶更加显得高贵典雅，美观大气。

2001年8月，傅海澜女士二次回国，再次向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捐出1946年7月中旬司徒雷登到任时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前往祝贺并签名纪念的签名册。

2003年，傅海澜第三次回国，此次她向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捐出了1946年中方同五彩瓷瓶一同赠给司徒雷登的那幅红木镶制的延安石雕刻。现在，这幅延安石雕刻也陈列于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二楼展览大厅。只见石面上刻着中国古典文化风格的图案，并雕有城池、楼阁、人物，画面刻画得栩栩如生，是一件延安石雕刻中的精品。

是哦，挺遗憾的。他为中国做了那么多，非常崇敬他 

这才真正的认识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