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黛玉歌哭的时代特征
黛玉形象的美,是一种令人炫目、不可仰视的美,是一种诗意的美,同时,也是一种凄艳的美,一种脆弱的美,一种绝望的美,一种最后的美。黛玉形象和她的创造者曹雪芹都非常典型地体现着中国古典审美理念的继承者和终结者的浓厚意味,体现着历史的局限性。
《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写小厮兴儿对尤二姐说起林黛玉和薛宝钗:“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样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悄地叫他‘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竟是雪堆出来的。..我们鬼使神差,见了他两个,不敢出气儿。”“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尽管以此来把握和概括整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与风貌是片面的和不恰当的,但是,将黛玉等形象与清代尤其是清中叶及以后的艺术创造联系起来,我们不能不强烈地感到,作为集大成的时代,清代士人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但虎虎有生气的时代既然早已成为过去,那么,精神风貌不复再有汉唐时的强健,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此气运所关,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观纳兰性德《饮水词》与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清人之作,其心性中似别具一种对美的悟性与天分,“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15],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读李渔《闲情偶寄》与袁枚诗文,也觉其对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世事洞明,很会生活;游苏州园林,叹赏其构思之巧妙,布局之精致,纳须弥于芥子之中,几夺造化之功。然而,如果觉得中间还似乎缺点什么的话,那么,这正是先秦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精神,庄子笔下横绝宇宙的鲲鹏形象与齐万物、等生死的逍遥游的境界,和古长城那蜿蜒曲折奔腾万里之势,这一切不知从何时开始消歇于春雨和秋风之中。
“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16]修身养性,已臻于极高的境界,然而,芥子园式的局促封闭的空间,是否正象征着文士的心性人格和审美视野,已从汉赋式的“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17],越来越趋向内化、趋向内省和退缩?类似冯小青这样自恋自怜、多愁善感、弱不禁风的人物形象的频繁出现及其在文人圈中被欣赏把玩、津津乐道、普遍受欢迎的程度,是否正意味着文士心性人格和审美情趣已从生机勃勃、精力弥满而越来越趋向纤柔和软弱化?我们在黛玉形象上或多或少、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化与弱化的双重倾向。这种趋向的产生和形成是千百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面对明清时代一些艺术作品炉火纯青却时而显露出精致、纤柔、小巧、局促、凄艳而绝望的美,我们常常要痛苦地发问:先秦诸子那种敢为天下先、敢树一家言的气魄哪里去了?那种吞吐一切、包容一切的气度哪里去了?先秦两汉那种苍茫雄浑、厚重朴茂的气韵哪里去了?盛唐那种刚健硬朗、华美壮大的气象哪里去了?民间创制那种天真浪漫、生动活泼的充满泥土味的清新气息哪里去了?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贾府覆亡之前似乎就已预感到它的未来命运,而身处清王朝盛世酣梦中的曹雪芹则以《红楼梦》预言了封建皇朝末世的到来。在他以后,常州词派诸贤,如张惠言,更真切地感受到厝火积薪风雨飘摇的危急局势,然而他们料想不到的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面对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先进、工业革命以后拥有巨大生产力、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欧洲列强。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危机、大变局,张氏们为之准备的却仍然只有经学与诗词,阮元《茗柯文编序》说:张氏主张词要有比兴、有寄托,“以经术为古文”,“求天地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而这样的药方显然是无助于解救危局的。我们深深理解明清时代志士狂生那深广的忧愤、郁闷和痛苦,正像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甚至“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我们也深深地理解如冯小青这样的形象所包含的对封建礼法和专制制度摧残人性与人格的血泪控诉。从艺术的、审美的角度我们非常地欣赏和喜爱黛玉形象和明清时人的许多美的创造,但从现实的角度,我们不能不觉得,类似冯小青这样的形象、境界和心性人格,似乎太精致、太局促、太柔弱了,无以面对现实,也不能拥有未来。更不必论如鲁迅先生所讥讽并厌恶的“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看秋海棠” [18]式的无聊、做作的雅,以及有缺陷的病态的心性人格。
近代以迄清末,在饱经内忧外患的文士中,以龚自珍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思想家们,一方面延续和继承了前人的忧愤和春恨秋悲的主题,另一方面又仿佛预见和呼唤着未来,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精神因子。身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的万马齐喑的时代,面对“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的无边无际的黑暗,“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19],求治不得而咒其速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觉醒与彻悟呵!他的《己亥杂诗》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句,依然是春恨的主题,却于“桃花乱落如红雨”之中寄望于未开的花朵,这是前人的春恨之作中所罕见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在最黑暗的时刻奔走呼号,为推翻封建制度而呕心沥血、出生入死,他在“天下为公”的古老口号中注入民主[20]、共和的新精神;在革命远未成功之时,就已走遍大江南北,以科学的态度实地考察,求教专家,写出《建国方略》这样以科学的客观规律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设想和宏伟蓝图。他高扬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旗帜,领导志士仁人和全国民众,百折不挠,苦苦奋战,终于推翻了清朝帝制和封建专制统治。也正是在继之而起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建立了新中国,使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强国之梦开始得以实现,在《凤凰涅槃》中,郭沫若先生以他青春的热情和理想,讴歌与欢唱那在烈火中涅槃并获得永生的凤凰。从泣血的杜鹃,到炼狱中永生、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心路历程。以落红而护花,在黑暗中摸索光明,在破坏中着眼于建设,惟有他们和以他们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才能预见到明天,才属于和拥有未来。然而,希望从绝望中孕育,黎明在黑暗中诞生。以热血、生命和大智慧,在奋斗和搏杀中呼唤与迎接未来的第一代人当然应该得到我们的敬仰和怀念,而在痛苦和绝望中、在徘徊与彷徨中总结和终结过去的最后一代人也理应得到我们后人的礼敬和纪念。因此,黛玉形象及其创造者是不朽的。
[注释]
[ 1]刘鹗《老残游记·自叙》,引自刘德隆《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73页
[ 2]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卷二八, 北京: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853页。
[ 3]屈原《离骚》,引自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 4]王充《论衡·率性》,引自刘盼遂《论衡集解》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34页。
[5]陈寿《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二十五史,1986,1139。
[ 6 ]李商隐《楚吟》,引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 全唐诗》下第八函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368。
[ 7 ]李商隐《端居》,引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 全唐诗》下第八函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365。
[8]李商隐《曲江》,引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 全唐诗》下第八函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513。
[ 9 ]李贺《开愁歌》, 高文《全唐诗简编》上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043页。
[10]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胡云翼《宋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66页。
[11]辛弃疾《贺新郎·绿树听鹈鸪》胡云翼《宋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3页。
[12]辛弃疾《念奴娇·我来吊古》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5页。
[13]庄子《 庄子·天下》引自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884页。
[14]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9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8页。
[15]王韬《浮生六记跋》,沈复《浮生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6页。
[16]郑燮《 郑板桥集·题画·竹石》第5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68页。
[17]贾谊《过秦论》引自 萧统》文选《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707页。
[18]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引自 鲁迅《鲁迅全集》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2页。
[19]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9册,引自《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6页。
[20]孔颖达《礼记正义·礼运》北京: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9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