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成金，男，1962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为韩国韩瑞大学客座教授，主持并完成了国家“九五”社科项目 “中唐至北宋文学的嬗变”。中国李清照辛弃疾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
　　
　　
　　
　　
　　一、个人主要专著
　　1、《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47万字。
　　2、《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50万字
　　（获200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3、《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年5月，24万字。
　　4、《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
　　5、《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6年12月。
　　6、《古道酣歌》，海天出版社，1998年12月。








　　前言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毛泽东爱读史，也最懂史，不仅精读详批了二十四史，对许多笔记野史也多有留意，甚至在临去世前，还要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找一部大字本的《容斋随笔》来读。毛泽东的救国智慧、治国方略，无不可在中国历史中找到渊源。
　　
　　然而，读史要有“学问”，且不可被漫长的历史“骗了无涯过客”。要破除对历代帝王之术的神秘感，要对其有清醒的认识；要善于运用自己的经验分析历代的治乱成败，并从中总结出相应的规律；还要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中走出来，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而在具体操作上，则要谙熟通权达变的智慧，不要墨守成规。能够做到这些，虽未必能赶上大智大贤，也应算是会“读史”了。
　　
　　当然，要真正读懂历史，又谈何容易?正所谓“一篇读罢头飞雪”，没有宏大的气魄，没有沧桑的经历，没有丰富的知识，即使对史书倒背如流，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将历史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方可称得上懂史。而人一旦到了这个境界，恐怕就可以“创造历史”了。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血腥的战乱也许暂时过去了，但人生的“战争”却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永远都不会失去意义。至于意义的大小，就全凭个人的觉悟程度了。

第一编
　　认识帝王之术的学问
　　
　　
　　1成功的流氓与失败的英雄
　　谁说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何以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
　　
　　当然，从根本意义上讲，“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根本原因不是直接原因，不能时时处处都强调根本原因的作用，否则，就会变得迂腐不堪。在一定情况下，远水不解近渴，根本原因只能发挥远期的、隐性的作用，而一些具体的策略，则成了成败的根源。在秦末乱世，更是如此。于烽烟四起、遍地兵燹的时代，从根本上收拢民心，施行“仁政”，实是迂阔不实之举。真正有效的策略，却是收罗人才，使用人才。到了这时，可以说得人才者得天下了。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在网罗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而又成熟的经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数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据记载，这四个人的门客多时达到三千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投到“四公子”门下，“四公子”对他们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有时候，“四公子”为了招揽门客，网罗人才，往往有许多矫情过分之举。
　　
　　例如，赵国的平原君忽然发现自己的门客逐渐减少，就慌忙向门客请教道：“近来我门下怎么来的人少，走的人多呢？难道我有什么怠慢大家的地方吗？”有一个门客回答说：“您的美人得罪了一个瘸腿的门客，大家觉得您爱美人胜过门客，所以我们也正要告辞。”平原君一听，立刻去调查，原来，他的房子临街而建，他的一些姬妾就经常站在窗前临街眺望。有一次，最得宠的一位美人看见一个瘸子挑水而来，姿态不甚雅观，就忍不住一笑，其实并无他意。谁知这人却是平原君的门客，他径直找到平原君说：“听说您喜欢结交天下豪杰，才有这么多人投奔到您的门下，如今您的姬妾嘲笑了我，损害了我的尊严，请您重重地惩罚她。”当时平原君并未在意，过几天也就忘了。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但只为有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刘邦的流氓本色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那个门客见平原君并未当回事，就制造舆论，说平原君爱女人胜过门客，门客们因此渐渐离去。平原君现在弄明了情况，立刻杀了那名姬妾，他的门客也就慢慢地回来了。平原君如此对待门客，在关键时刻，门客确也发挥了作用。当秦国围困邯郸后，楚国犹豫不决，不肯发兵。一个名叫毛遂的门客自荐随从平原君出使楚国，果然，他脱颖而出，一番慷慨陈词，居然说得楚王变色，同意了发兵救赵，为邯郸解围立了大功。
　　
　　在战国“四公子”中，最有名的还数齐国的孟尝君，他靠门客冯谖收揽了民心，恢复了国相的职位，而且越坐越稳，还建立了“国际”声誉。他靠能够学狗叫、穿狗洞和学鸡叫的门客逃出秦国，免于客死异乡，可谓是善于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了。但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却不这样看，他在《读孟尝君传》这篇短文中说：“世人都说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因此士人也多归附于他，最后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力才从虎狼一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也只是能做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哪里能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呢？不然的话，像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得到一个真正贤能的人，就可以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鸡鸣狗人说刘备的天下是哭来的，其实大谬而特谬，政治和军事是从来不相信眼泪的。
　　
　　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才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啊！”
　　
　　王安石不愧是千古名相。他的话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足可翻千古定案。
　　
　　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有得一贤士而开建一国的先例。汉朝末年的刘备，就并不多交滥交，不像孟尝君那样去搜罗鸡鸣狗盗之徒，而是选一大贤之士，“三顾茅庐”，终于赢得了诸葛亮的信赖。
　　
　　诸葛亮确未辜负刘备的一片苦心，未出隆中就已“三分天下”，把天下大局和未来之势分析得透彻见底；既出隆中，又能呕心沥血，一生谨慎，终于帮助刘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建立了与魏、吴鼎足而立的蜀国，甚至有并吞天下之势。诸葛亮的例子，完全能够证明王安石的观点，也极为有力地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的燕昭王筑黄金招贤台也是极其有名的历史事件。公元前314年，燕国因为相国篡位，引发了内乱，齐国趁火打劫，派兵镇压叛乱，灭了燕国。后来燕人造反，发动了复国运动，找到了从前的太子，推他即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不仅恢复了燕国，还立志向齐国复仇，他对相国郭隗说：“我无时无刻不想复仇，要是有这样的能人，我愿意去伺候他。请您替我出主意吧！”郭隗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从前有位国君想花一千两金子买匹千里马，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他派出的人居然买回了一堆千里马的骨头，国君十分生气，那人说：“大王不久就会有许多千里马了。别人听到您连千里马的骨头都爱惜，哪能不把真的千里马送上来呢？”果然，那个国君不久就得到了许多千里马。郭隗又说：“您如果能厚待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有才能的人会不趋之若鹜吗？”于是，燕昭王就筑起了一座精美的房子，像徒弟那样听从郭隗的教导，又在易山旁边建了一座高台，里面堆满了黄金，以作招待客人的礼物和费用，这台就叫“黄金台”。这样一来，燕昭王求贤若渴的美名传遍各国，各国贤士也纷纷来投。赵国来了剧辛，洛阳来了苏代，齐国来了邹衍，卫国来了屈庸。其中最受重用的是魏国的乐毅，就是他带领燕兵进攻齐国，不仅为燕复了仇，还攻下齐国的城池七十多座，仅差两座城池就灭亡了齐国。
　　
　　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任你再贤明，再勇武，如果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也非败亡不可；即使是流氓无赖，如果善于使用人才，也可能成就一番事业。至于后者，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司马迁首创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笔法，他虽是在汉代写的《史记》，但对汉代的开山鼻祖却不隐其恶，不虚其美，而是用一种隐讳的笔法画出了刘邦的流氓无赖相。下面的几件事就足以证明。
　　
　　据说刘邦生时有异相。刘邦的母亲有事外出，路过一个大泽，觉得乏力，就坐在泽边休息，不觉中竟迷迷糊糊地睡去，就在似睡未睡之际，蓦然看见一个金甲神人从天而降，即时就惊晕过去。刘邦的父亲见妻子久不归来，担心有事，便出去寻找。刚走到大泽附近，见半空中云雾缭绕，隐约现出鳞甲，似有蛟龙往来，等云开雾散，见泽边躺着一个妇人，正是自己的妻子。问起刚才的事，她竟茫然不知。从此，刘邦的母亲便怀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刘邦。
　　
　　刘邦生有异秉，长颈高鼻，左边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刘邦的父亲知道他不同一般，就取名为邦。但他长大以后，却不喜和父亲、哥哥们一起务农，整日游手好闲，父亲多次劝诫，总是不改。后来刘邦的哥哥娶了妻子，嫂子就嫌他好吃懒做，坐耗家产，不免口出怨言。刘邦的父亲知道刘邦的汉中王宫以后，干脆把长子一家分出另过，刘邦仍随父母居住。
　　
　　刘邦长到弱冠之年，仍是不改旧性，父亲就斥责他说：“你真是个无赖，你要向你哥哥学一学，他分家不久，就置了一些地产，你什么时候才能买地置房！”刘邦不仅不觉悟，还经常带着一伙狐朋狗友到哥哥家吃饭。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意。一次，他又带朋友去吃，嫂子一急，计上心来，连忙跑入厨房，用勺子猛劲刮锅，弄出了震天的响声，刘邦一听，知道饭已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没想到等他到厨房一看，锅灶上正热气蒸腾。刘邦这才知长嫂使诈，他长叹一声，转身而去，从此不再回来。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刘邦逃了几天，遇见部将夏侯婴，才算稍稍心安，其后又在逃难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一子一女，也觉得安慰。但不久楚将季布率兵追来，刘邦慌忙逃走。楚兵越追越紧，刘邦嫌车重太慢，竟将自己的两个年幼子女推下车去。夏侯婴看见，急忙把两个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三次。刘邦说：“我如此危机，难道还要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呢！”刘邦竟然发怒，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闪过，这才不敢把孩子放回车中，只好挟在腋下，骑马跟刘邦一起逃走。
　　
　　楚、汉两军对峙的时候，项羽曾把刘邦的父亲抓到军中，想以此来要挟刘邦。一次，两军对阵，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如果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煮了。”刘邦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爸爸就是我爸爸，你若把你爸爸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分我一杯羹）。”项羽见这一招治不住刘邦，最后只得把刘邦的父亲放了。
　　
　　刘邦最后统一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一次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刘邦居然当着群臣的面觍着脸向父亲问道：“爸爸您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刘邦的父亲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走入殿内。
　　
　　刘邦就是这样一个流氓无赖，不过，刘邦却有一个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善于团结将领，善于隐忍，善于使用人才。

在汉朝开国不久，刘邦和韩信等群臣曾经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那能否统率十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问道：“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嘛，带得越多越好（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那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又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臣。”
　　
　　的确，若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刘邦不如张良；若论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刘邦又不如萧何；若论亲临前线，挥兵杀敌，刘邦又不如韩信。但刘邦的长处就是能把这些人聚拢起来，让他们发挥各自的能力和长处，为自己服务。
　　
　　刘邦的开国功臣之一萧何，就是刘邦当泗水亭长时的相识。亭长负责处理乡里较小的诉讼案件，遇有大事，便向县里详细汇报，因此与县中官吏十分熟悉。萧何是沛县功曹，与刘邦同乡，又十分熟悉法律，刘邦对他就格外尊重和信服，因此，刘邦每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萧何就从旁指点，也代为掩饰通融，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刘邦斩蛇起义以后，萧何一直跟随，刘邦差不多对他言听计从，楚、汉相争乃至汉朝开国的大政方针，几乎无不出于萧何之手，萧何可谓劳苦功高。当然，刘邦对萧何也不是毫无防备之心，但他能较好地处理。在楚、汉相争之时，刘邦离开汉中来到关东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萧何留在汉中，替刘邦镇守根本之地，并兼供给粮草兵丁。萧何很善于治理国家，不久就“汉中大定”，百姓皆乐意为萧何奔走，萧何对刘邦的粮草供应也很充足及时。但如此下去，刘邦深恐人心归萧，于己不利，他就托人捎信，探问萧何，称赞他把汉中治理得很好。萧何十分警惕，萧何为了免除嫌疑，他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凡能参军者全部送到刘邦的军前，说是要为汉王平定天下而效力。
　　
　　刘邦一见，果然十分放心，因为汉中既无萧何的族党，萧何也就不会生出二心。从此，君臣之间再无嫌隙。
　　
　　刘邦的重要军事谋臣张良出身韩国贵族世家，曾经在博浪沙谋杀秦始皇，失败后潜逃各地，后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立帜反秦，不久碰到了刘邦的起义队伍，成为刘邦军队的一名战士。但不久张良会见了势力雄厚的项梁，说服了项梁再立韩国，而他本人也就做了韩国的司徒。后来，秦军扑灭了韩国，张良无奈，只得再次投靠刘邦，刘邦并不因为张良曾经离开自己而忌恨他，而是诚心相待，赢得了张良的高度信任，张良从此为刘邦开辟汉朝天下谋划军事策略。
　　
　　在鸿门宴上，张良见机行事，全力掩护刘邦逃走；在彭城战役失败后，张良提出合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共击项羽的正确策略；在韩信提出做齐王的危机关头，张良说服了刘邦，稳住了韩信；在楚、汉签订合约之后，张良提出穷追猛打的建议，终于彻底消灭了项羽。
　　
　　纵观张良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每个紧要的关头，张良总是能站出来，提出较为正确的意见。如果没有张良，刘邦最后的军事胜利，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刘邦得到了张良这样一个人才，毫不夸张地说，比得到了数十万大军还要重要。

至于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是妇孺皆知的。韩信虽然出身寒微，久不得志，但时刻注意天下大势，胸有韬略。韩信先投奔项羽，断定刚愎自用的项羽不能终成大事，便毅然离项投刘，但刘邦并未把他当作“奇才”，而只安排他做接待宾客的职司，不久因同事犯律受到连累，被定为死罪。当斩到他头上时，他高喊：“汉王不是想得天下吗？为何要斩壮士！”监斩官夏侯婴“奇其言，壮其貌”，韩信方免为刀下之鬼，并经夏侯婴推荐，升为治栗都尉。后偶与萧何结识，共论天下形势，深为萧何赞佩。萧何许诺向刘邦推荐，韩信久不见动静，就私下逃走了。
　　
　　当时军士逃走很多，均是想东返家乡。萧何也两日不见，刘邦十分惊讶，怀疑连萧何也逃走了。等见了萧何，才知是为了追赶韩信。刘邦诧异道：“军中将领走掉了几十个，为什么单追韩信呢？”萧何回答说：“那些将军想得到并不难，至于韩信，则是国士无双。大王如只欲做汉中之王，大可不用此人；若是想夺天下，恐怕除他之外再也找不到与您共论大事的人了！”
　　
　　刘邦听从了萧何的推荐，筑拜将台，沐浴斋戒，拜韩信为大将，使得“一军皆惊”。韩信果然不出萧何所料，屡建奇功。他还定三秦，奇袭破魏，巧计灭赵，迫服燕国，平定齐地，直至垓下灭楚。只因有了韩信这个前敌大将，刘邦才得以打败项羽。
　　
　　刘邦虽然无赖，倒也明白道理，听人劝说。攻克咸阳后，刘邦进入秦朝的宫殿，他见到巍峨的宫殿，珍奇的摆设，成群的美女，就再也不想出来了。将领樊哙突然闯进去吼道：“您是想做个富家翁呢？还是想据有天下呢？”刘邦仍是呆呆地坐着，没有反应，樊哙又厉声斥责说：“您一入秦宫，难道就被迷倒了不成！秦宫如此奢丽，正是败亡的根本，还是请您还军霸上，不要滞留宫中！”这位从不知富贵为何物的大王也许真的被迷倒了，竟然央求樊哙说：“我觉得困倦，你就让我在这里歇一宿吧！”
　　
　　樊哙想再行劝说，又怕太过分了，赶忙出来找到张良，把刘邦入迷的情形告诉了他，张良十分明白。他来到秦宫，找到刘邦，慢慢地对他说：“秦朝荒淫无道，您今天才能坐在这里，您为天下铲除残暴，应当革除秦朝的弊政，重新开始。现在才刚刚进入秦都咸阳，便想留在宫里享乐，恐怕秦朝昨天灭亡，您明天就要灭亡了！您何苦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功败垂成呢？古人有言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还是听我的话吧！”
　　
　　刘邦听到张良软硬兼施的话，觉得如不出来，实在太不像话，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秦宫。在张良等人的催促下，他又与秦地父老约法三章：杀人处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朝苛法，一律除去。刘邦从此获得了百姓的拥戴。
　　
　　毫无疑问，刘邦的品德、思想境界是不足道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偏偏能成就汉朝大业，这是为什么？如果拿他的对手项羽和他相比，就可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秦始皇东游时，刘邦和项羽都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马仪仗，那种威武雄壮的气势确实令人震惊。项羽看到这些，豪兴大发，高喊“彼当取而代之！”豪放直爽的气派跃然而出；但刘邦发出的叹息则是“大丈夫当如是”，其艳羡阴妒之情也溢于言表。
　　
　　在后来的战争中，项羽勇猛善战，无人能敌，性格也直爽阔豪，塑造了西楚霸王这一令人敬畏的形象。但项羽却又多是妇人之仁，能为士兵吸疮疗毒，却不能任用贤士，把刻好的官印玩没了棱角还舍不得封官授印，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败而何？刘邦却正相反，虽不善带兵打仗，更不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但麾下却云集了一帮能人贤士，终致胜利。
　　
　　如此看来，“德”未必能时时处处保佑人，“术”有时也是致胜的关键。
　　
　　古人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恐怕也不尽然。拿项羽和刘邦的楚、汉相争为例，英雄豪杰败亡而流氓无赖起家，对这样的历史，我们能说什么呢？只有以沉默来表示惶惑与愤慨。

2书生能否成帝王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
　　
　　屈原欲做忠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不知天道与人道并不完全同一，在人间便感无路可走，所以最后怀沙自沉。
　　
　　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也出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而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也是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作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要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古不易的。孔子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
　　
　　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叹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第三，书生文人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第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第五，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书生。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这还是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这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汉成帝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王莽三十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望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新莽“大布黄干”铜币王莽做了大司马，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就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这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王莽毕竟是书生，他若放弃对儒家思想的执著追求，也许会是一位成功的帝王。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大众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举汉哀帝宠爱男色的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然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也是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从这一件事就可知道，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二十六岁而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新莽时期的四神瓦当：白虎、青龙、玄武、朱雀。
　　
　　王莽入都帮助董贤治理丧事。这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而是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使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哀帝的丧事。
　　
　　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太后、赵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皇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大多数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摩王莽的心意，奉承王莽。不过，王莽自己也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是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羡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了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都知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退休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还对孤寡老人遍济周恤，使得天下吏民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以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依议，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人买嘱献瑞。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异，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迭出，真是称颂不迭。
　　
　　这年夏天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蝗灾，就是王莽再有本领，也无法把这说成是祥瑞之事，可他另有新招，借灭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王莽一面派官吏查勘，准备救济灾荒，一面启奏太皇太后，宜减衣节食，为万民作出榜样。尤其是王莽自己，戒除荤腥，不杀生灵，还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以充作救灾费用。朝廷公侯见王莽如此大方，也不好不效法，先后捐款捐物的多达二百多人。过了不久，连下阴雨，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片赞誉之声。
　　
　　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建议选立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十二名后妃。王莽令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呈入。主管官员揣摩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本想让自己的女儿独占后宫，又不便明言，就故意启奏太皇太后，说是王氏女子应该一并除去。太皇太后正弄不清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汹汹，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还要再选十一名凑数，群臣尽皆抗议，说只需王皇后一人即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只好听从了王莽和群臣的建议。王莽又把皇室所赏赐的钱物拿出八九成分赐给其他随嫁媵女及其家属，便得别人感恩戴德。
　　
　　王莽这样做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诫，多少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卫兵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帝生母卫氏的家族及其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并借机存问孤寡。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赐赏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都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
　　
　　王莽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有一个弄儿，有一次生病，住在宫外，王莽竟以安汉公的身份亲去探望，使得那个弄儿十分感激。病好入宫之后，在太皇太后面前极言王莽的好处，太皇太后认为王莽实在是孝顺极了，别说是侄子，就是亲生儿子也远远比不上啊！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制，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是十分难说。王莽根据周朝的先例，特别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官考校，贤者为师，愚陋者为徒。王莽以为南方北方都来献瑞，独有西羌东夷未见入朝，就又买嘱有关人等，让他们密往办理，不久，东献方物，西献鲜小海（即青海）等地。王莽十分高兴，立即征发囚犯边民，前往垦戍。群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太皇太后王氏奏请说，当初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如今安汉公辅政才四年，就大功告成了，应当把安汉公升到宰相的地位上去，列于诸王之上，并应加赐九锡。太皇太后一概应允。这期间，上书请加封安汉公的就有近五十万人，太皇太后见朝野上下如此恭维王莽，也弄不清真假，只是加紧催办，行九锡之封典。九锡封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封赏仪式，王莽受九锡之后，其德望权位、仪仗用度，几与皇帝不相上下。平帝年已十四，智慧渐开，知道王莽挖掘太后坟墓，且杀尽舅族，只剩母亲一人，还不许自己母子相见，曾十分愤慨地说：“我若长大，一定报了此仇！”王莽的心腹告诉了王莽，王莽怕日后平帝长大参政，就送入毒酒，毒死了平帝。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各地的官民纷纷来献符瑞，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符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喜谀庸碌的太皇太后到了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呵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只好下诏，让王莽当假皇帝。
　　
　　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再加上农民起义军，一直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王莽的威德似乎又牢固了一层。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为真天子，下列佐命十一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列歆，四是哀章本人，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莽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借此作为篡权的依据。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该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廷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十一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到哪里去寻找？好在同姓的很多，同名者亦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这样，王莽既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措施。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致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地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为生活所迫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新朝天凤六年，王莽又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自言“当如黄帝升天”，其目的是欺骗百姓，但百姓受欺已久，不再上当。
　　
　　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再次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工费数百万，造庙士卒徒隶多为迁徙而死。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
　　
　　新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古代一位大诗人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怎么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在一些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更显出了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也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的十足的书生气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古书也就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