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常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美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就要感冒”。这二年,这句话已经很少听到了,但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却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到。
近几百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其实,早在2003年,香港《大公报》就如此评论:“今年海运业很不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贸易蓬勃,甚至达到各航运公司如果没有中国业务,就谈不上盈利的地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泰国曼谷主持的国际清算银行两月一次的例行会议上表示:“我们对亚洲的快速增长以及亚洲国际贸易的急剧增长印象都非常深刻,中国正在以清晰可见的飞快速度增长着,对全球的增长作出了主要贡献。”在全年世界经济3.2%的增幅中,中国贡献了1.1个百分点,比美国还高出0.4个百分点。
今年, 国际石油价格快速增长,创下了21年来最高水平。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秋季报告预测却说,全年世界经济将增长5%,达到近30年的最快!分国别或者地区看,美国经济比虽上年增长加快,但却是个无就业、无创新的增长。欧元区经济发展依然步履艰难,增幅不到2%。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其中,日本增长4%,从而正式宣告走出了10年之久的停滞状态。不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增幅则超过了7%。各界对此的一致解释是:强劲的出口形势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是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世界经济总量,而且同样体现在国际上市场。最近,央行加息消息甫出,立刻就引发了国际油价下跌和国际金融市场(比如汇市、债市和股市)的急剧波动。有人判断,中国的加息可能已经成为国际油价见顶的导火线。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但是,许多人的思维却走得更远。网上有人在说:“在不远的将来,全世界只需要3个经济学家:一个研究美国,一个研究欧洲,一个研究中国”。言下之意,日本都将不再列入我们关注的范围了。英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麦迪森则说,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它只是在回归历史曾经长期占据过的地位而已。
然而,现在有一个问题:中国从一个弱国变成一个大国只花了二十几年,是否意味着从一个大国变成一个强国也只要二十几年?
为此,我们首先应该清楚,成为一个强国至少需要以下几个先决条件:一是老百姓能够从经济的增长中获得财富;二是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民族企业强力支撑的基础上;三是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四是具有一个鼓励创新的文化。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在目前的中国,这些条件被满足的程度还非常低。
第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20多年了,但是人们生活水平却没有同步增长。在深圳,打工工资曾经十多年维持低水平不变。有人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叫着“深圳工资”。与此同时,外国商人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却获利丰厚。一件“Made in China”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能为外商带来几十美元的利润,但制造它的中国人往往只能获利几美分。英国剑侨大学Patha Dasgupta教授的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财富增长十分缓慢,仅仅是做到了略快于人口增长而已。显然,目前中国经济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如不加以转变,我们自己几十年之后GDP可能全球第一、第二了,但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可能还是没有一个质的飞越,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还是全面小康的问题。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件比较悲哀的事情。
第二,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现代工业的诞生。到19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取得了世界工业和贸易的垄断地位,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来临,美国借助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第二个世界工厂。到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了第三个世界工厂。到20世纪末,国际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将成为第四个世界工厂,但现在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制造业缺乏竞争力。在高新技术领域民族企业没有任何优势,传统产业有竞争力的也大多是“三资”企业。尽管国内有个别企业表面风光,但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也往往来自国外。
第三,中国经济开始遭遇增长极限。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不仅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而且成了唯一一个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属于中国的环节是制造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对自然资源需求量极大的产业,再加上利用效率低,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过快。据统计,我国矿产资源总回采率仅为3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其中,铜、铅、锌伴生金属冶炼回收率为5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30多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能源的消耗率是日本的11.5倍,法国的7.4倍,美国的4.3倍。根据专家们的分析预计,如果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进一步想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和生产效率就必须提高8-10倍。显然,在传统的发展模式里,除非有大规模的、爆炸式的技术突破,否则要达到上述预订的经济发展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有一个观点:从长期看,经济的竞争力核心就是文化的竞争;那个文化有利于培育创新能力,那个文化就有竞争力。西方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近三百年来超过在世界独领风骚上千年的中国经济,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具有密切的关联。正是通过这些运动,西方人才打开了思想的禁锢,迸发了创新精神。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曾说过一句很受人们瞩目的话,叫做“儒家思想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了”。吴敬链先生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儒家强调“尊尊”和“亲亲”,让人崇拜权力和只相信“自己人”,并不利于培养个人的创造性、信用观点和合作精神。
在中国,让经济走上持续发展道路,并实现财富的同步增长,10到20年的时间也许够用。但所谓的“十年栽树,百年树人”,如果要在全民族中培养出一个鼓励创新的文化需要多少年?
“也许是200年”,一位朋友在听到我的问题之后给予了如此回答。
但愿,…,她的话不会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