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上)

    1940年的1月22日，香港的《大公报》,报道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原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签订了卖国密约，这条新闻震惊中外。更出人意料的是，把这条消息披露出来的，竟然是汪精卫的心腹，高宗武和陶希圣。高陶二人随汪而脱汪的这段往事，在史学界呢，被称作是“高陶事件”，也被称作是“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

    陶恒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当年在上海，高陶二人秘密出走，陶家的几个孩子险些就落为人质，陶恒生就是当中的一个，那个时候他刚刚九岁。尽管六十多年过去了，陶恒生对当时的经历还是记忆犹新。而这样的记忆呢，也促使他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边，不断地查询各方面的资料，试图将“高陶事件”这一历史公案，完整地呈现出来。

    解说：1931年，陶恒生出生在上海，也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陶希圣接到了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聘书。
    陶:我8个月大，我父亲接到北大的聘书，回母校去教书，那么我们全家就到了北平。我记得我的童年在，住在北平是很舒服的，那个时候（父亲）当教授，真的待遇很好。可以住四合院的房子。学校是在？学校在沙滩。

    解说:那时，陶希圣在北大讲授中国社会史，开创了“社会史学派”。1937年，38岁的陶希圣成为北大法学院政治系的主任，在陶恒生看来，他的父亲在北大教书的那段时间里，达到了一生学术成就的最高峰。

    陶:那么他就写文章，专门写文章，写的文章的主旨,就是中国社会史，就是题目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写了好几本书。那么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那一阵，他还是主角之一了，甚至于学界还有称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叫陶先生时代。他在学术界已经有这样的地位了，

    记者：所以那个时候从1931年到1937年，您父亲基本上脱离政界。

    陶：1931年到1937年，他根本就是演讲，教书，写文章，他发表的政见是不少，不少了，可是他并没有真正地涉入政治。

    解说：但是没有从政的陶希圣，却早在1927年，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近。那时的汪精卫，以国民党领袖的身份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针锋相对。

    陶:他跟汪关系是比较近的。汪精卫在民国16年，他们都是闹宁汉分裂嘛，那我父亲正好那个时候是在武汉的军校，陆军军官学校里面，当政治教官，他也在武汉大学教书嘛，那个时期他跟汪比较接近，所以他可以算是改组派吧。他后来看到也不对了，这样子下去不对，后来他就想办法脱离了。

    解说：陶恒生说，尽管如此，父亲陶希圣却一直铭记汪精卫当年的“知遇之恩”，因此，陶希圣一直追随汪精卫，是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

    陶:那我父亲就是放弃不了汪精卫，它那个私人的因素很大。他觉得汪需要他的时候，他不能够离开他。

    解说：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陶恒生记得,“七七事变”之后不久，父亲陶希圣就应邀到庐山，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从此离开了北京。

    陶:他（蒋介石）请的都是北方的学者，校长啊，跟学者。这里头请了我父亲，是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写了很多文章，跟，一个是跟共产党打笔战，一个就是九一八之后，我父亲写了很多谴责日本的文章。那么他写的文章是很犀利的，所以大概老蒋看到，也比较欣赏他了。所以甚至有一次开完了庐山会议到了南京，他们这个蒋介石宴请这几个学者，就是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这四个校长之外，一个教授就是我父亲，别的教授没请。那么在这个会上，宴会上，胡适就跟蒋说，跟日本人能够和就和，他甚至于推荐高宗武，跟日本人去谈，他说这个人有胆识，肯负责，可以跟他谈谈。后来蒋果然跟高宗武谈了。

    解说：那时的陶希圣与高宗武两人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他们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却抱有相同的态度。他们都主张对日和谈，用外交的手段结束战争。陶恒生说，在抗战的初期，这种论调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

    陶:开战没多久，已经有这种论调。胡适甚至于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了，跟现代，跟那个日本比较现代化的国家，如果硬拼的话，是会伤亡很重的。能够和就和了，他就这样讲。蒋委员长那个时候也并没有料到七七事变会长期打下去。他甚至跟我父亲说，你将来回到北方之后，多多地替国民党做一些宣传，那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什么党派，哪晓得这个北平也就回不去了。

    解说：“牯岭茶话会”后，陶希圣辗转到了南京，他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此弃学从政，进入了政坛。

    解说：陶恒生记得，那时的南京已经被日军的炮火包围。社会上“抗战到底”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但有些人对抗战的前途却忧心忡忡。他的父亲陶希圣正是如此。

    陶:1937年8月3日，“八一三事变”发生的十天之前，汪精卫发表了广播讲话，提出“大家要负责任”，“不要高调”。这番讲话与“全民抗战”的社会舆论格格不入，却得到了少数学者文人的赞同。这些人常常聚在周佛海、高宗武的住处评议时事，被人们称作“低调俱乐部”，陶希圣也是其中的一员。

    低调俱乐部的，针对的就是所谓的高调了，高调是什么呢？就是“抗战到底”了，“焦土政策”了等等的。那么有的学者就说，这个不要光叫口号，还是坐下来想想看怎么解决当前的问题了。所以他们这一批人的言论，就被界定为低调。有很多蒋的身边的人，也常常出入所谓低调俱乐部。甚至于连陈布雷先生都在里头。
    解说：不久之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陶希圣随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在那里，他和汪精卫的关系更加密切。

    陶:后来蒋跟汪就决定组织一个艺文研究会，这是个宣传机构，事实上是蒋创立的，汪组织的，周佛海是总干事，我父亲好像也是宣传总干事，宣传干事吧。它这个言论除了宣扬国策，宣扬抗战到底之外，实际上也是做一些可战可和的言论。

    解说：陶恒生说，这个以“低调俱乐部”成员为主的“艺文研究会”，起初是为国民政府服务。因为直到1938年初，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在国际外交方面寻求帮助，与日本进行和谈。

    陶:蒋委员长还请求这个德国大使哈德曼，来做调停。日本也在请求德国的外交部，来做调停。为什么日本也要调停呢？日本人本来说三个月亡华嘛，哪晓得一打打下去，不是那么容易打的，他们的伤亡也很重。

    解说：但是这次调停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解说：1938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召回驻日大使，正式与日本断交。蒋介石坚决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然而，已经成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却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与日本继续和谈。而“艺文研究会”也逐渐成为汪精卫对日和谈的联络管道。

    1938年十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就此西迁重庆。陶恒生随家人一起再次踏上了逃亡的旅途。

    陶:就迁都到陪都，到重庆嘛，那我们也到重庆去了。我们重庆住了不久，忽然有一天我们就跑到，到了昆明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昆明是怎么回事，就是汪这一派人，到昆明就要走河内。

    解说：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携妻子陈璧君，从昆明突然出走，抵达越南河内，随他而去的，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在河内，汪精卫电告重庆政府，此行的目的是解决“和平及防共问题”，但是十几天后，汪精卫就用一封“艳电”，宣告与重庆政府的正式决裂。

    陶:我们到昆明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走了，他已经跟着汪精卫到了河内。后来他到了河内没有多久，大概到12月30号，就是汪精卫起草了艳电，交给陈公博，周佛海跟我父亲三个人，把这个艳电的稿子带到香港去，交给林柏生，林柏生是《华南日报》的社长，交给他去发表。

    解说：汪精卫的这封“艳电”，其实是他所签署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一份声明。那时的中文电报为了节省字数，用一个诗韵的去声字来代表日期。“艳”代表二十九日。

    串场3：汪精卫的这封“艳电”发表在当年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他公开要求蒋介石接受日本近卫首相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谈和原则。这份求和声明，引起当时整个中国的愤怒和声讨。就连蒋介石也在日记里说：“不料精卫之糊涂乃至于此，党国不幸，有此寡廉鲜耻之徒。”不久之后，重庆当局开除了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陶希圣把这份艳电带到了香港之后呢，就留在了那里。几个月之后，陶恒生也随着家人一起，到香港与父亲团聚。但是这种团聚的生活又没有过多久，从河内就传来了汪精卫遇刺的消息。

    串场4：父亲陶希圣当年随汪精卫出走的整个过程，陶恒生并不了解内情。陶希圣本人呢，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对这段往事也一直闭口不谈。直到陶希圣离开人世，其他的当事人的回忆录，才为陶恒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使他能够揭开当年的历史谜题，从而也了解到父亲当时的心路历程。

    解说：陶恒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查阅了多位知名学者的研究著作，以及周佛海、高宗武等当事人的回忆录。在他看来，父亲之所以会追随汪精卫出走河内，与一份“重光堂密约”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陶:这个是在1938年的11月，高宗武跟梅思平，他们两个到上海，就跟（日本代表）今井武夫、跟影佐祯昭啊，就订了一个密约，叫做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正式名称叫做《日华协议密约》，里面有，包括有撤兵，两面撤兵，还有华北主权归还等等，汪精卫就觉得是可谈的。因为这个条件呢，当时在武汉，国民党召开五十次最高国防会议的时候，已经认为可以接受的，

    解说：陶恒生说，这份 “重光堂密约”给了父亲陶希圣很大的信心。于是，按照这份密约的规定，陶希圣等人随汪精卫出走河内，他们等待日本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而后便由汪精卫号召对日和平，另立中央政府，结束这场战争。

    陶:汪到了河内，他们事先跟近卫首相约好了的。哪晓得他到了之后，近卫声明是有了，可是里边呢，打了折扣，最重要的就是撤兵的事不提了。不提了，汪就觉得就有点懊恼。

    解说：陶希圣没有想到，汪精卫依然发表了对日本求和的“艳电”。

    解说：“艳电”发表之后，陶希圣留在了香港。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言语中虽然流露出失望之意，但直到此时，他依然认为，汪精卫在河内的活动不是“反蒋”，而是“从事和平”。“艳电”引来了全国的声讨，汪精卫对日求和的举动陷入了绝境，陶希圣等人又向汪精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陶:那个时候高宗武，陈公博跟我父亲（陶希圣）就劝汪，就说不要走下去了，你就此打住吧。汪说那怎么办？高宗武说，你不是一发脾气就去巴黎吗？你再去一次巴黎好了。因为由1910年代一直到1937年，汪跟蒋，中间呢，一闹摩擦，汪就走了，到法国去了。所以我翻那个历史书，给他算一算啊，这个20年不到，18年中间他都去了6次，所以高宗武跟他说，你再去一次嘛。那么汪啊，也有点动摇，就在这个时候，蒋就派了谷正鼎，送外交护照给汪，就劝他，你还是到欧洲去吧。所以汪啊，那个时候的确是在，有点动摇了。

    解说：然而，就在此时，一次暗杀促使汪精卫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陶:那汪非常之愤怒了，就说你老蒋玩两手策略，一方面叫我到欧洲去，一方面你又派人来杀我。他说，好，这样的话，我就跟你分道扬镳了。所以他铁了心要到上海去就是为了那几枪。

    解说：陶希圣撰写了多篇社论，指责重庆的暗杀行为。在陶恒生看来，此时父亲虽然坚信汪精卫是“主和”而不是“投降”，但是对汪精卫赴上海另立政府的举动充满了失望。陶希圣在一封给学生的信中说：“组府之事，岂易为哉”，并说自己“已在离去之夕”。他担心汪精卫如此一来，会落入日本的诱和陷阱，从“主和”变成“投降”。

    陶:一直到了8月，汪给我父亲写了很多信，还派人来劝他，说是你还是到上海来，我需要你。所以我父亲决定8月，决定去上海了。

    解说： 1939年8月26日，陶希圣离开香港，奔赴上海。

    陶:那一天是我大哥送他上船的，我大哥送到码头，一看他上的是一艘日本船，回来就跟我妈就大吵一顿，就说，父亲为什么上了日本船，他去干什么去了？那么我母亲说，你不懂了，不懂，事实上我母亲也跟他讲不清楚我父亲的这种想法。

    1939年8月26日，陶希圣离开香港奔赴上海。临行前他与自己的大女儿，也就是陶恒生的姐姐陶琴薰，有过一次谈话。后来呢陶琴薰用文字把这次谈话记录了下来。陶希圣觉得，自己留在香港没有用，他要到上海，去救出汪先生，要去把“主和”与“投降”这两件不同的事情分开。他同时也说到，这一次的走，尤其是可悲的。

    除了他觉得和平是应该还有可为之外，他就是放弃不了汪，而且他对于汪左右的其他的几个人啊，不是太信任，觉得这几个人可能会牵着汪的鼻子走。

    记者：主要是谁呢？

    陶：主要是周佛海跟梅思平，他觉得他要在汪的身边的话，可能对他有所帮助，对他的言论，他的想法，可能会有所帮助，所以我父亲觉得他跟他，去辅助他的话，可能会导正他，哪想到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解说：1939年8月28日，陶希圣抵达上海，住进上海愚园路1136弄60号，那里就是后来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地方。

    陶:日本人的条件拿出来一看，大家都愣了，因为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且那个时候他是根据，根据那个日军在中国大陆的节节胜利而增加条件的，不是以前的那个相貌了，他们大概一看，就觉得这种条件怎么谈呢，所以吵得很厉害，梅思平跟我父亲提出很尖锐的那个质问。

    解说：陶恒生说，根据高宗武、周佛海等人的回忆录来看，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陶希圣和高宗武等人曾几次对汪精卫进行劝说。高陶二人提出要汪精卫公布条约内容，离开上海，但是遭到了周佛海等人的反对。

    陶:我父亲跟他（汪精卫）解释，就说你要是答应了这个条约的话，将来中国大陆啊，是日本跟苏俄就把整个中国大陆都瓜分了，你要认清这一点。所以汪就很难过了，就把（日方代表）影佐叫到他的官邸来，就跟他说，是不是我们就不谈了，你把我搬到法租界去好了，我不想再谈了。影佐说你稍安毋躁，我到东京去请示一下，他就第二天就飞到东京去了。哪晓得东京回来，态度变了，就一直就是压迫那些谈判的代表赶快结束。那么汪精卫据说在签这个条约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地说是，签就签吧，反正中国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卖得掉的，他已经是无路可走了，他也离不开了嘛。

    解说：陶恒生说，那是父亲陶希圣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在谈判过程中，陶希圣意识到这份条约的卖国本质，但是却已经悔之晚矣。

    陶:他一个人跟他们大伙住在愚园路嘛，有时候他的学生去看他，他就告诉那个鞠清远，就说你到香港去告诉师母，我在这里处境啊，是很困难，我又脱离不了，我现在只想到怎么去死，是触电呢，是跳水呢，还是跳楼啊，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那我母亲就说，那要把他，先要把他搬出愚园路，免得他想不开。

    解说：那时，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12月26号，汪精卫宣布谈判结束，12月30号，陶希圣等人必须在这份卖国条约上签字。

    陶:我父亲那时候有一把手枪，也是他们配了一把手枪，他把手枪解下来，我母亲就把那个手枪拿过去了。她说怎么样，我父亲说，30号要签字了，那我母亲就问他，那你签不签啊？我父亲说，我不签就是死，签了比死还要难看。我母亲说了一句话，她说你要签的话，那我们就死在上海吧，不能，不能签这个字的。那我母亲甚至于说，你要签，我现在就打死你，所以我父亲那天就等于是精神崩溃了，他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到了30号，他就没去，请了病假。

    解说：陶恒生记得，恰恰是在12月30号的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意外的访客。

    陶:高宗武在这个谈判期间啊，他是若即若离的，他不很深入，但是他有一个机会把密约拍了照。那么到了30号，两个人都没去啊，这个高宗武就发现陶也没去啊，他就去找，他去找我父亲了。

    陶恒生说，在父亲陶希圣感到绝望的时候，高宗武的到来，打开了希望之门。但是呢，当时他们二人做了哪些准备，又是怎样离开了上海，到香港去公布了“汪日密约”呢，家人并不知情。当时只有九岁的陶恒生，对父亲的秘密出走还懵懵懂懂，只是在一天的早上，发现父亲突然不见了。而后不久呢，他又感觉到自己和全家都处在了危险当中。1940年1月，陶希圣的家人从上海秘密逃离，对幼年的陶恒生来说，那场逃亡是他记忆当中最难忘的一段。

    下星期的同一时间，陶恒生继续讲述他亲历的“高陶事件”，揭开历史的谜案。

给我们讲述这段故事的陶恒生先生，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查询各方面的资料，他试图将那一段的历史公案，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而这段公案呢，就是“高陶事件”，又被称作是“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它指的是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追随汪精卫出走，最后却冒险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那一段往事。当事人之一的陶希圣，就是陶恒生的父亲。

    陶恒生回忆说， 1939年，他的父亲陶希圣从香港奔赴上海，参加了汪精卫集团对日本的谈判。然而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陶希圣认识到，日本是要进一步地控制中国，他也看清了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本质。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对日密约”已经签约在即了。陶恒生记得，他的父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父亲说，这个条约，我不签，就是死；签了字，比死还要难看——因为签下字，就会成为出卖国家的历史罪人。然而呢，身处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滩，陶希圣何去何从呢？这让他陷入了绝望。

    解说：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正式就密约签字，陶希圣称病缺席。几天之后，陈璧君提出让陶希圣“补签”，陶希圣再次委婉的拒绝。陶恒生记得，此时，父亲的态度已经引人怀疑，76号的特务加强了对家人的监视。而父亲却已忧虑成疾，在家中卧床不起。

    陶:他真的卧床起不来了，胡子也没刮，脸色惨白的，那么我母亲上上下下的，有时候给他送点东西去啊，喝的，吃的什么，他都不下楼嘛，那我们也就是在家里也不敢出大声吧。他真的是病了，那个时候。

    解说：陶恒生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一位意外的探病者，就是同样拒绝在密约上签字的高宗武。

    陶:他们两个人不是一个，一条路的，他（高宗武）是外交部的，外交的路线，我父亲是个学者路线，所以他们平常交谈也不多，当然不用说推心置腹了，不过那一天，高发现陶没去，他就到家里来了，在病床旁边啊，两个人就有一些交谈了。

    陶:那我父亲跟高说，他们都在监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那么高就迟疑了片刻，就说，走了吧，他们那天决定走了。陶说，1月3号，5号，7号，都有船，我们搭哪条船走？高说，1月3号，是美国总统号，比较安全，我们不如我们就搭美国总统号好。高之要走，已经是成竹在胸了，他的回忆录里说，虽然陶的票我都买好了，我只是去问他要不要走，因为他后面有万墨林已经跟他，老早就有接触了。

    解说：万墨林，杜月笙的左右手，被称作是“杜门第一红人”。抗战期间，杜月笙身在香港，这位曾经的上海滩黑帮魁首，此时却以民族大义为重，从事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就是他的重要据点。而万墨林就是奉杜月笙之命，留守在上海的“大总管”。

    高宗武在谈判期间，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便指示万墨林，为高陶二人的出走做出了秘密而妥善的安排。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悄悄地离开了上海。

    陶:照我父亲的回忆录里面说，他那天早上就坐了家里的车子到了和平饭店，他就跟司机说，你回家，我要车时会打电话。他进去之后就由旁门出去了，叫了辆车就上码头了，就上了船。

    解说：高陶二人隐姓埋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陶:在船上嘛，他们都用假名字的，上船，上了船之后啊，他们彼此把自己的假名字，把对方的假名字也忘了，所以就查旅客名单，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来某某人，甲板上转了一天，碰到了，碰到了他们在船上就商量，到了香港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那天，就是1月22号发表了一篇，揭露密约的那一篇，给《大公报》编者写的那一封信啊，是他们在船上就起草好的。

    解说：早在谈判期间，高宗武就利用机会，给这份卖国密约拍下了照片。在奔赴香港的旅途中，高陶二人商定，要把这份密约公之于众。

    陶:那么1月5号，他们到了香港，那么高就把这个他拍的照啊，就交给杜月笙。那么杜月笙马上就坐飞机到重庆去，把那个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了之后就说，可以发表，那么杜月笙又跟蒋说，他说啊，陶的家属还没出来，是不是等他们脱险了之后再发表？蒋也答应了。由7号到21号，这中间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蒋居然按兵不动。

    解说：此时，汪精卫等人很快也得知了高陶二人出走的消息。

    陶:他们（汪精卫等人）到5号知道了，他们到青岛去开会，跟那个，北方的什么梁鸿志啊，王克敏他们去开会啊。后来接到情报，说是高、陶溜了，到了香港。当然汪是很，很难过了啊，周佛海也很愤怒，周佛海在日记里头说，高和陶这两个动物，势必杀之这样子。那日本人也知道了，不过他们也按兵不动，

    记者：不知道高宗武已经拍照片拍下来了？陶：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解说：1940年1月5日，高陶二人顺利抵达香港。此时，蒋介石正等待着发表这份密约的最佳时机；汪精卫则按兵不动，观望事态发展。而陶恒生一家人在上海，正要踏上艰难的逃亡旅程。

    陶恒生记得，他的父亲陶希圣在秘密去往香港的途中呢，就给家里发了一封报平安的电报。一接到电报，陶恒生的母亲万冰如，就立刻开始准备，她准备的，就是全家要秘密地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她悄悄地到码头上，去买了到香港的船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万墨林派了一个人到陶家来捎话，他告诉陶恒生的母亲说，你们买票的事情，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这样走，有危险。陶恒生记得，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陶:我母亲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女人小孩，难道要把我们杀了吗？我去见陈璧君，她就带了我的姐姐，到了汪府去了，见到汪夫人陈璧君了。

    陶:一进去呀，那个陈璧君就说，你是谁呀，我母亲说，我是陶希圣的妻子，这是我们的女儿。她说你来有什么事？她说，我母亲说啊，这个希圣到了香港已经有五六天了啊，我很怕他在香港去，会说什么话，会见什么人，我想赶快去把他，劝他回来。那么陈璧君当然有点半信半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副馆长来倒茶啊，就看了我母亲一眼，就说，你就是陶太太吗，怎么我上次到你们家里，你说你是家里洗衣服的？这陈璧君就有点儿警惕了，就说你是不是什么工作人员啊，我母亲说我是乡下女人嘛，我只是洗衣烧饭而已。那么陈璧君说，那你有怎么做法？她说，我母亲就说，我带两个小的孩子，没上学的，到香港去，劝希圣回来。那么，那你还有孩子在上海吗？有啊，她说我三个大的在念书，他们不走。这样子陈璧君就放心了。就上楼告诉，去问汪

    解说：陶恒生说，靠着陈璧君的信任，母亲万冰如得以顺利地离开上海。汪精卫甚至派专人护送她到码头，搭船前往香港。

    解说：在母亲抵达香港的一个星期之后，1940年的1月21日，陶家另外的三个孩子，在万墨林的安排下，兵分成三路逃到码头，上了一艘小电船。

    解说：两天之后，陶恒生抵达了香港。他至今还记得，那一天一家团聚时的情景。

  陶:那么车子到了，门一打开啊，我姐姐就冲进去了，连着叫，妈，妈，就叫，她们母女两个也就是抱头痛哭了。他们13号走的，我们20号走的， 7天，但是真的恍如隔世。所以我们几个兄弟的感情啊，尤其我跟我姐姐，跟哥哥，我们这三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因为都是大家一起死里逃生的。

    陶恒生回忆说，1940年1月21日上午，他们三姐弟乘坐的轮船，刚刚驶出上海，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的全文，已经由专人送到了香港的《大公报》的报社。1月22日，他们还没有抵达香港，“汪日密约”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这份密约全文公布，一时震惊中外。
    陶:他们真是一天都不能等啊，知道我们上了船，他们这边就赶快就发放。

    记者：这件事情公布以后，汪那边有什么反应？汪说的话不多，没有破口大骂。就是说高、陶这两个人啊，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他不稳了，所以所有的机密资料都没有给他们，他们拿的所谓的密约，是已经过了时的稿子，根本不能代表现在我们所谈的事情。周佛海是日记里头破口大骂。据日本那个今井武夫的回忆录里边说是这个，这个周佛海一听到这个事情啊，就泪流满面，愤怒得不得了，周佛海就说，他们两个要走，我可以理解，可是他把密约发表了，是大大地不应该，他背叛了我们。

    陶:那我父亲就做了，后来又发了一个电报给汪，也在报纸上发表了，就是说，虽然我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但是事关我们千万的百姓的生死存亡，我不能把它当我个人的秘密，秘而不宣，这是国家大是大非的事情。

    记者：那那个密约，就是公布啊，这件事情在当时起了什么影响？陶：最大的影响就是，死了心了，跟日本人谈是死了心了，不要再有，对日本人存任何的幻想，有和平的可能，没有，你看见那个条文就知道了，是不可能跟他们谈的。这个是对于后方的民心跟军心是有很大的振奋的。

    解说：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从此，几十万伪军，与中国的抗日战线为敌。也是在这一年，汪精卫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这份条约，主要内容与高陶二人所披露的“密约”相差无几。史学家唐德刚曾经评论说，“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史无前例”。

    这一年，陶恒生的父亲陶希圣在香港创办了“国际通讯社”，陶恒生也回到小学里继续读书。

    陶:然后那天朝会啊，校长把我叫到司列台，说这个就是陶恒生，他的爸爸就是由上海逃出来揭露汪日密约的，大家鼓掌，全校都知道我是谁了。那么我在九龙塘小学一直念到1941年的12月，念到太平洋战争。那段日子算是很平静的。

    解说：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就此烧到了香港。

    陶:12月8号那天早上，我跟我弟弟去上学，刚刚上课铃一打，就听到爆炸的声音，抬头一看啊，是很多日本飞机，还在丢炸弹，我们还以为丢的是传单，可是丢下来的，飘下来的东西呀，一着地就炸了，那我们就躲在教室的桌子下边了，老师叫我们躲起来。过了一阵子，飞机走了。老师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看到日本飞机那个红点子。

    陶:12月25号英军投降，日本人在香港杀了不少人，因为他们那边有抵抗，又杀了不少平民，那我父亲知道日本人要找他，他就经过朋友就联络到了一个还乡队，是潮州人的还乡队。

    解说：日军开进香港，陶家再度面临被日伪特务追捕的日子。陶恒生说，为了安全起见，是母亲劝说父亲陶希圣，一个人先走，跟随九龙难民回乡队回到内地、奔赴重庆。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父亲陶希圣还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做了化装。

    陶:他来说陶先生啊，你的皮肤太白了，不像潮州人啊，我来给你化装化装，他就去买来那个椰子啊，壳，椰子壳啊，在家里点一个小油灯啊，烤那个椰油出来，往脸上擦，擦了我们就在旁边笑，他擦了好像一个，一个大烟鬼一样的，擦得黄黄的，然后那天清早，我大哥去送他，我母亲就把钱啊，放在热水壶里头。然后做了几个馒头。其中有一个馒头是有一个金戒指在里头的，做了一个小记号，就带着它走吧。我大哥后来看到我父亲随队走了，他才回家。回家跟我妈妈说，他还没出发，他热水瓶已经打破了。所以我父亲是很笨的一个人。

    解说：香港沦陷之后，陶希圣没有到国外去避难，而是下定决心，冒着危险，回到当时他眼中的抗日大本营重庆。1942年的2月，陶希圣顺利地抵达了重庆。又过了五个月之后，陶家的孩子们在母亲的带领下也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人在乱世之中辗转，终于有了最后团聚的时刻。

    陶恒生记得，父亲陶希圣冒险回到重庆之后，可以说是得到了蒋介石的看重。陶希圣刚刚抵达重庆，就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

    陶:陈布雷先生就带我父亲去见蒋先生。蒋先生见了，啊，你回来了，很好，你马上开始工作，做宣传方面的工作，马上开始。那我父亲那个时候有失眠的毛病，想开口跟他说晚几天，休息几天行不行，陈布雷先生碰了碰，他没有说。出门的时候啊，他就跟我父亲讲，他说你跟老先生说你有失眠，他也不懂什么叫失眠，他军人出身，从来不失眠的，你不用跟他讲了，你就开始工作好了。

    解说：两年之后，这场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有了尽头。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国民政府接收南京和上海。

    陶:早在1944年11月，汪精卫已经离开了人世，传闻说他的死是旧伤复发所致，但是真正的死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岁月里，汪伪政府的主持者是周佛海。

    陶:那么周佛海在战争快胜利的时候，他跟重庆有联系的，他的联系是通过戴笠的。那个时候戴笠就命令他维持南京的秩序，他也做到了，他是有电台，跟重庆通密码的，他都做到了，他自己认为，应该是没事嘛。后来戴笠的飞机失事，就死无对证了，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口头的，没有什么证据的，都是口头的。戴笠不能说话了，那么周佛海就，他的事情就急转直下。后来虽然没有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说死在牢里头。

    解说：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

    陶:他被关，在被扣押的时候，既没有审，也没有判的这段期间，周佛海的太太到处去奔走，军统方面啊，特务方面啊，就给她一些假情报，认为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多少多少钱才有救。把她的财产几乎骗光了。有一次她到我们家来，我父亲就劝周佛海的夫人，就说你不要再听那些人的话了，谁的话你都不要听，这个事情只有蒋先生一个人可以决定，可是他的太太，你想，等于一个人溺水了，她要抓住什么她就要，要求生嘛，什么人跟她说什么了，她就是要，只要有一线希望，她都去满足。所以她后来钱财都已经都被骗得精光，到后来（周佛海）还是难逃一死嘛。

    解说：另外，与陶希圣一起，脱离汪精卫组织的高宗武，却再没有回到重庆，而是就此离开了中国。

    陶:重庆给了他一笔钱，给他一笔钱，就是劝他到美国去，没有叫他回重庆，也没有叫他留到香港。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解不开的谜，我只能这么说了，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曾经背叛过重庆，都跟汪精卫出走过，但是高呢，是政府官员，陶呢，是一个教授，所以他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他认为政府官员不可以做违背国家的事情，学者嘛，发表发表论调啊，发表发表言论啊，没有那么大的罪，可能我分析是这么一个原因。

    解说：高宗武从此不问政事，专事于学术研究。和这些曾经为汪精卫效力的人相比，陶希圣的结局显得格外不同。有人猜测，陶希圣能够回到重庆，并且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因为，陶希圣本来就是蒋介石预先安排在汪精卫身边的“卧底”，但是陶恒生不这样认为。

    陶:你说派我父亲去做卧底啊，有此一说了，说是他到了上海去，架设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台，跟重庆通密码什么的。我想这我父亲办不到，他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学者，他甚至一个什么手电筒的电池，他都会装反的这么一个人啊，你说让他去装电台，或者是用密码打电报，他不会。如果真的呢是卧底的话，他后来到了台湾，我父亲为什么写本书，里边还感谢蒋委员长不杀之恩呢，是吧，何必还这样说呢？那不是他有功的吗？是吧。所以我认为不是。有的人说，你承认了，不是比较有利嘛，我说他没做就是没做嘛，不是就是不是，要讲事实。

    解说：陶希圣后来跟随蒋介石去往台湾，在那里度过了一生的最后岁月。后来的人们对“高陶事件”做出了种种猜测和解读，有人说，高陶二人是为了民族大义冒险公布密约，也有人说，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才背叛了汪精卫。对于各种猜测，陶希圣从来不做任何回应。

    陶:他对这个事情基本上他是不愿意多谈的，很多有的报章杂志啊，有一些，有一些批评啊什么，他也都不回应，他说反正我已经交代了，…我已经交代了，你们，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吧。

    解说:“高陶事件”发生的二十七年之后，也就是1967年2月，陶希圣在美国华盛顿与高宗武重逢。陶恒生说，两位老人在一起缅怀了过去的一些往事，但是呢，他们到底有过怎样的对话，没有人知道。1988年，陶希圣在台北逝世，这段“高陶事件”的历史谜案，也就此淹没在岁月里。

    陶恒生说，父亲陶希圣对于最后背叛汪精卫，心中呢，始终有所愧意。但是，他更把当年追随汪精卫出走，看作是人生中的一大憾事。在一封给自己女儿的信中，陶希圣这样说，“人徒有学问而无决断乃自误尔，我为覆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