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10 17:36 | 只看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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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简介（8P）


公元3000年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首先发现，把红铜和锡按照适当的比例熔炼到一起，不仅铜的熔点低了许多，更便于冶炼，而且这样炼出来的铜非常坚硬，更适于铸造兵器和其他的生活用具。那之后，世界上文明发育大体同步的许多民族先后发现了这种铜锡合金的青铜的化学稳定性和物理特性，开始大量制造和使用。19世纪30年代，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C.J.Thomsen）按照古人使用的主要工具划分考古阶段。于是，从考古学意义上，人们把这个与奴隶社会相联系的时代，叫做青铜时代。

铜器在中国的滥觞，距今约4000年。禹铸九鼎始于洪荒之后的不久，在夏王朝不知所终之后，九鼎也随之烟灭。殷姓的商民与姬姓的周人都非常善于冶铜，也非常懂得艺术，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当然，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包括中原之外，如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江西新干的大洋洲。即使在其后的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尽管铁器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青铜器仍以令人震惊的成就迷倒了全世界的人们，譬如举世闻名的始皇陵铜车马、马踏飞燕、长信宫灯等。

青铜器的铸造自新石器时代末期到现在，从未终止。但发生在商代中后期到西周的最具典型意义，汉以后迅速没落。

中国人从西汉开始收藏和鉴赏上古青铜器，宋代时出现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旧时人们在系统收集古董时，大致遵循金、石、书、画、瓷、玉、典籍、文玩这样一条脉络，并把“金”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

金可泛指金属，也特指青铜器。继甲骨文之后，中国的古文字就是集中出现在青铜器上了，称金文，比石刻的文字早了千余年。所以，司母戊方鼎固然重要到无以取代，但郭沫若先生特意为一件再次发现的青铜器写下专论的却是班簋。因为，那上面有20行198个字，于是后人知道，那年八月的第一个吉日，周王命毛公率师讨伐东国，吴伯为左师，吕伯为右师，毛班率族人随父出征，三年而平定东国之乱。李学勤教授曾指出：“不少铭文所记事迹，能和载籍直接对照。例如利簋记武王伐纣，□鼎记周公东征，何尊记营建成周，□簋记封卫，克盉、罍记封燕——诸如此类，均合于《诗》、《书》、《逸周书》、《史记》等古籍。至于西周职官多见于《周礼》，春秋人物常同于《左传》，更能祛除对典籍的怀疑，有助于古史的重建。”

马承源先生指出：“夏代青铜器一开始就出现礼器和兵器两大类”，“从此礼器和兵器的铸造一直是青铜器的主要部分，青铜艺术也主要是礼器和兵器的艺术。”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几乎同时发生，并一直占居了主导地位。

中国的奴隶社会不同于欧洲，不是经典的领主土地所有制与农奴制。至少到《诗经》的时候，中国已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中国特色发生得太古老了，以至按照马恩的经典理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只好争论得莫衷一是。但那样的一个时代，那种等级森严的人身依附观念，中国古代则与欧洲各国是相通的，不过更具体而微就是了。譬如，中国自古就很讲“礼”，天子在大型祭祀、宴乐中杀猪宰牛。用九鼎八簋盛主菜主食献给祖先、鬼神，也自己品尝和赏给公卿大夫；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则三鼎到一鼎不等。当然，器物的尺寸也要相应等而下之。所以，商周时期体量巨大的青铜礼器只出在河南、陕西——商、周的发祥地和京畿重地。这是制度规定的，不以今人的意志为转移。春秋战国时规矩混乱了，所以，孔子称“礼崩乐坏”，所以，才有了曾侯乙墓庞大的编钟留给后人。

青铜器的分类始于宋，但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常见的是分成食器、酒具、水器、兵器、乐器等等。其实，怎么分都有道理，也都不大讲道理。比如食器中细分则有烹饪器，有膳食器，还有两种功能集于一身的；酒器和水器，在一些器物上也很难截然分开。按照发生的顺序与重要性，我们不妨将秦汉以前的青铜器分成兵器、礼乐器、铸币、铜镜、雕塑等。这些也可统称为行用器。非行用器数量最庞大的还有明器。这样排列似乎更直观、简洁。因为，对于商周古墓葬的科学发掘告诉人们，青铜器只出现在贵族的墓葬和宫殿等重要遗址中。古时有句经典的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青铜器是奢侈品，是贵族祭祀、宴乐、雅集使用的。即使是青铜铸币，在民间也很少拥有。这情形秦朝尤其突出。《史记》中记载，刘邦反秦之前为朝廷服徭役，临行，好友为其凑钱，每人赠三枚，只有萧何送了五枚。五枚大钱即令太史公留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铜的稀少。

发生在青铜时代前的是红铜时代。由于铜这种金属有着良好的延展性等特质，它被广泛用作日用器皿和饰物当然毋庸置疑。而青铜器则不然，它几乎肯定是工具和“兵器工业”的产物，也首先是被用来制造武器和切削工具的。这是社会需求使然，是本质的所在。可田野考古的实际中，武器和工具这些本该最大量的青铜制品反而并没有理论上的数量大。究其原因，无非是这类器物重新利用的几率非常高，这与奴隶社会中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使用者，应该是一致的。再加上后来秦始皇把六国兵器都缴去毁了。于是，青铜兵器同样是大多出土在贵族的墓葬中。不完全因为那个年代的贵族普遍尚武，还因为殉葬与厚葬制度的原故。

无疑，最精美的青铜器当数礼乐器。青铜乐器主要是钟——大型的编钟、单独或者成组使用的鎛钟。在古代，礼和乐是很难分开的。无论祭祀、宴饮，自然是华贵的青铜礼器中盛满美酒佳肴，还要有相应盛大的音乐伴奏。所以，乐器不单分一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乐是从属于礼的。

礼器，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大典和国宴的用具。在那种场合，除了乐器、仪仗用具，就是饮食用具。皇家大典要有整只的牛、羊、猪，于是鼎就必须足够大，内中再摆一把匕；喝酒是最高贵而热烈的事情，于是酒具也最繁复、精致，方彝、提梁卣中也常会伴随长柄的勺。酒席中还需要随时洁手，所以，盉或者匜与盘，这时应该是一套的。

在欧洲，青铜时代几乎与奴隶社会等长，铁器时代几乎与封建社会等长，可中国是另一回事情。许多在欧洲最终引发社会变革的科技革命，在中国大多提前发生了。譬如，当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的钢剑传到欧洲时，欧洲人才见识了钢这种物质，而直到15世纪以后，他们才掌握了生铁的柔化技术，17世纪炼出了钢。可是在中国，钢早就可以把青铜挤出战争与生产活动的舞台了。只是钢铁在土壤中锈得太快了，以至很难流传至今。所以，中国的历史学界、文物界、考古界都认为中国的铁器时代兆兴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可直到汉代之后，青铜器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汉代以后青铜器就没有了，而是它最终没落了，不再具有时代意义，也不再具有整体上的美学意义了。那么，汉代之前呢？中国的青铜文化与铁器时代并行发展了千余年，这不是也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思考和探讨吗？

青铜铸币的情况不大相同，大概在战国出现第一次高潮，汉之后，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这与社会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是一致的。两汉时期，中国的商业发展达到又一个高峰，货币的供应量随之增大。于是，直到有清一代为止，中国的金、银、铁等金属铸币中，只有铜铸币具有广泛的流通意义。

从原始状态的铜贝，到战国时的刀币、布币、环钱等是一个阶段。秦统一后的半两钱，汉以后的五铢钱，青铜铸币变成以贵金属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记重钱可以算作第二阶段。“开元通宝”之后，通宝、元宝成为中国货币的基本单位名称，采用先进的十进制，与银本位的货币体系对接，沿用了千余年。

铜镜起源于齐家文化。由于工艺的原因，铜镜的原始形态应该跟巫术有关，或者说跟太阳及太阳的崇拜相关联。因为，作为人们观察自身的一种日用器来说，早期铜镜表面的折光度还远远难以把人的脸照清楚。而那个时候铜镜背面的纹饰，也大多像个放着光的太阳。所以，古人更多是用鉴照人，所谓“以人为鉴”、“以史为鉴”，就都是把“鉴”这个器物，引申成观察、审视、对照的意思。至少到了春秋战国，青铜镜的折光率已经非常高，能够照清楚人了。此后的西汉草叶纹镜、新莽时的博局镜和唐代的海兽葡萄镜、凤纹透腿镜等则是中国铜镜鼎盛期最负盛名的几个品种。

如前所述，中国的青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并且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实用美术的范畴。作为雕塑品，早期单独的青铜人像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来则有四川广元的三星堆。但大规模的青铜人像雕塑应不晚于秦，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造像应该是从陶塑和石雕艺术中发展演变出的一个雕塑分支，后来大多成为宗教题材。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魏晋青铜造像，几乎全部是佛教造像。其后，道教的造像及其汉地俗信中的神灵、人物才逐渐多了起来。但中原的铜造像艺术很快就世俗化、程式化了，精品罕见，反倒是随着藏传佛教的东渐，从元朝到清前期出现了一个铜造像的高潮。

铜炉，或者叫宣德炉，大约是铜制艺术品最后的盛宴了。皇家秘制，起点很高也许是原因之一。

皇家有着倾天下财力于一身的特殊地位，有无数顶尖的学者、艺术家簇拥在周围，若这样还造不好的话，哪里还会有更好的东西呢？但铜炉中真正的宣炉太少了。据记载，是被李自成进京的不长一段时间里，都拿去炼铜了。农民军不大懂爱惜文物是可以理解的，而宣德炉自出炉之后极少的赏赐外，又均为大内及庙堂之物，这对于占领了紫禁城的大顺军来说，毁起来就太容易了。所以，即使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真正的宣德炉也一件都还没有发现。后来的景泰蓝虽然也是铜胎，但那更强调的是装饰工艺，于造型艺术已风马牛不相及了。

青铜器最早的赝品记录见于《韩非子·说林》：“齐伐鲁，索馋鼎。鲁以赝往之。齐人曰：‘赝也’。”但大规模制造仿古青铜器则一般认为始于宋代，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出于好古、复古的一种善意仿制。民国时期和近20年，造假谋利形成两次明显高潮，尤以河南、陕西等地为甚。

古代仿品多有特征可寻。如唐人仿商周器物，由于青铜配比不符，铜色呈银灰，另外常伴有细而浅的旋纹，是战国之前所没有的。宋代仿品普遍含铅高，色泽灰暗，圈足、口沿过于规整，无内向的茬口，底纹也浅。元代多见红铜仿器，但笨而粗糙，且纹饰上商周混杂。明代仿品种类很多，通常无铸痕和垫片，宫廷仿品纹饰过于繁缛。清代多采用分铸焊接工艺，为前所未有，许多纹饰也是古所未见。民国仿三代彝器高手迭出，但突起的兽角等多为焊接的铜片，纹饰有錾过的痕迹。近代仿品以北京、山东、河南、陕西以及苏州等地为著名。“北京造”源自清末古铜局为清宫修理残损青铜器的匠师。“万隆合”张泰恩号称“古铜张”，手艺真传至今未绝。尤其博物馆复制、修复水平非常高，以赵振茂、高英以及贾文超兄弟等为代表，可达真伪难辨的境界。

传统鉴定的“上手”实际包括观、听、嗅、摸、掂和脑子里的求证等过程。是在大量总结出土文物的类型学等科学知识，并了解各种作伪手法的基础上，学识与经验的凝聚。观察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与其反映的时代特征、工艺特点是否相符；叩击以判断合金成分、完残情况；闻其是否有化工原料的特殊气味；摸其口沿、器身、足与纹饰的规整度；掂重量是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头脑中的归纳、筛选则是最后的辨别求证。

总之，青铜器有几个天生的优势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它有种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不仅在于质量比其他古董大，所以冷峻、沉重如斯，而且在于它凝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经过历朝历代最高等级的文人品鉴，无数艺术家和能工巧匠不断地摸索、实践和锤炼才完善、定型的。比如，它在造型之外还融入了思想，就具有了图腾式的神秘与庄严。所以，自古以来，青铜器就被称为庙堂重器，是足以昭示给子孙万代的，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的不朽丰碑。




班簋





三轮盘





斝





犀尊





矛弋





堇鼎





甗





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