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那是一个冬夜，小小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夫人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急于想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罢，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去世。不多日，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大陆，傅斯年曾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如胡适所言：“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没。

这个人真的是“天生的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 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 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是他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学生成为教授后，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中国青年报/徐百柯

以前 听说过
此人很有文采~~~~

对他的了解不太多。还有两篇有关他的简介，一并贴出来，和大家分享 


傅斯年其人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一代学人傅斯年

傅斯年先生在我这一代人中，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人。他的学术、为人，特别是独特的性格，在我们这些人心目中也多有一定的好感。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地处两岸，他又未及下寿而英年早逝，于是渐渐淡出于内地学术界，甚至有些后起的文史学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来傅斯年似乎重新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全集、 
传记、各种专门性论文的相继问世以及多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均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学者。综观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脊梁，傅斯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爱国，组织社会各界，讨论“书生何以报国”的严肃论题，强化民族意识。他更联合一些学者赶写《东北史纲》，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其部分内容曾由另一位学者李济译成英文，递交国联调查团，受到应有的重视。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他毫不矜持，豪饮闹市，与民众同在街头载歌载舞，共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而这种感情意识对反击当前海内外形形色色否定民族意识的谬论，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那么在心怀叵测的强敌压境时，只有一盘散沙似地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了！

　　其次，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教育家和学者。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读和著述为业，主持过中研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同时承担着繁重的课题，又笔耕不辍地研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他领导安阳考古大发掘的工作，不仅为发掘工作扫清大量障碍，还为发掘工作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他还抢救和整理了行将散失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遗存了大量参考资料。20世纪初期，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实为功不可没。他对办教育有其独到的见解，“九·一八事变”后，他走出书斋，以身教带动学生，还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他曾重点探讨学校教育问题，接连写出《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和《再谈教育问题》等文章以针砭时弊。1949年，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面对众说纷纭，杂言四起的状况，他就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陋规进行改革和探讨，并写出《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针对大学教育制度的论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议会对议员质询台大有关问题而进行论辩时，特别强调大学招生必须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录取水平的意见，由于慷慨陈词，情绪激昂而倒在讲台下，以身殉教育，成为壮志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这是他最惹人喜爱的地方。许多人多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呼之曰“大炮”，这在知识分子中应是难得一见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谦谦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惯习，努力摆脱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击孔祥熙，并写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时论文章，一时广泛流传，终于迫使宋子文的辞职。试问知识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壮举？！他对后学热情关注，有时甚至会爱之深，责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曾对我谈过傅先生和他之间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先生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先生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这种真率性格，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却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可爱性格。

　　任何人都会有过与不及的缺点，像傅斯年先生这样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会有某些过头的事。最近著名学者袁良骏教授曾写有一篇题为《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议论傅先生某些过头的事，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文中举出了若干例证，也确是傅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但袁先生并未忘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氛围而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这就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从学术成就和性情为人看，傅先生应该说是20世纪前半世纪有代表性的一类知识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与域外兼容，并以独立特行的人格标准处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知识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学人”的位子上来研究他，我看是比较恰当的。

唯一敢在老毛面前跷二郎腿的人
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