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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认败走麦城的五次战役

毛泽东自认败走麦城的五次战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毛泽东无疑是最大赢家。但胜败乃兵家常事,毛泽东并非“全胜”,他自己也否认“战无不胜”的颂词,说自己多次败走麦城。


长沙战役:火牛阵失败

  1930年夏天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抵达长沙前,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已进行了第一次长沙战役,那次战役一度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下长沙,但很快又被夺回去,而且红军损失惨重。现在要第二次攻打长沙,更非易事。

  两人1930年8月24日下达了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进抵长沙近郊后,红军从情报中获悉,长沙国民党守军有六个师一个旅,共31个团,又有坚固的工事,与红军相比,占明显优势。

  毛泽东本想诱使守军离开工事,再行攻击,但是没有成功。他遂于9月1日晚发出第二天发动总攻的命令。总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甚至采用了古老的“火牛阵”,驱赶牛群来冲破守军设下的电网障碍,没有奏效。红军多次冲击,损兵折将,都未能突破防线。

  此时,长沙附近的国民党援兵已到达湘潭一带,红军只好撤退。

【点评】
  长沙战役是红一方面军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指挥下,乘长沙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较弱,3天打4仗,追击近50公里,经过伏击战、追击战、阵地攻坚战,以8000人枪打垮3万人枪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夺占省城,这对于年轻的红军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战役胜利,“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
  然而,战役的胜利并不能掩盖战略指导的错误。在客观上,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在某种程度上又助长了立三路线错误的发展。在这一方面的影响作用,同样不能否认。
  正如1931年3月8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所指出的:“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战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但三军团所以能够占领长沙,在政治意义上获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三军团前委正确地估量了长沙本地的敌我力量的对比,是三军团的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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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战役:打赢了的败仗
  临时中央1932年6月命令红军消灭进入江西境内的国民党广东军团(粤军),占领梅岭关,随后再沿江北上。
  红一军团7月初控制了梅岭关要隘后,粤军即由韶关、信丰兼程赶赴广东南雄,意图与北面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将领决定集中一、三、五三个军团,同时进攻正在进行南北合围的国民党两路军队。
  红五军团7月8日凌晨向南雄县境内的水口方向开进,与国民党军两个团开战。次日,粤军八个团的援军抵达水口战场,国民党军力量增至十个团。红军对此却并知晓,红五军团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击,结果伤亡很大,直至红军独立第三、六两师到达,才稳住战局。红军主力两天后到达水口,国民党军队退入南雄,战役结束。
  水口战役从最终结局来看,红军是胜利了,但毛泽东认为那是一次“打赢了的败仗”,他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

  【点评】

  此役,红军计击溃粤军15个团,给入赣粤军以很大打击,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为红军尔后在北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次战役,红军不仅未获重要缴获,而且自身“损伤两千以上”。此战没有达成歼灭的目的,而是造成了击溃战、消耗战,其原因是兵力集中不够。
在水口战斗时,主要攻击方向选择不当,红军主力本应酬从右翼向敌之左侧背实施包抄,断敌南雄退路,但主攻部队却从左翼实施攻击,致将敌打跨后,追吉不及;有的部队未能按时赶到指定位置,进行截击,使敌人乘隙逃跑。同时,有的部队误报情况,和在主要战斗时未能察明敌情,这也是造成红军未能大量歼灭敌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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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圩战斗:损失两个师长
  高兴圩战斗是红军在第三次反击国民党军队包围作战中的一次战斗。毛泽东、朱德1931年9月7日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发起攻击。两天的战斗过后,国民党军伤亡2000余人,红军伤亡2200余人。国民党军占据的地形比红军有利,红军不仅地势不利,兵力也不够集中,而且此前徒步涉水过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遇了攻击,损失较大。
  红军久攻不下高兴圩,兵力渐减,就撤出了战斗。高兴圩之战,红军损失了两个师长,即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

  【相关】毛泽东签署的“消灭由崇贤进高兴圩之敌的命令”

  消灭由崇贤进高兴圩之敌的命令〔1〕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
  (一)进崇贤之蒋蔡部〔2〕约三团,其前进哨位置于通高兴〔3〕方向之大あ(大あ之哨已进到锅都尖山上,在敦丘可以望见),今日上午八时我三十五军与之接触,据报敌有向高兴前进之势。其目的在占兴国。
  蒋鼎文、赵观涛〔4〕到半迳曲洋两处,有进迫于都之势古龙冈、三寮、青塘、江口、南坑、君埠、良村均无敌,黄陂有赵师之独立旅。龙冈一带之陈诚、罗卓英、韩德勤〔5〕师于八月一日到富田,龙冈到沙溪一线只有郝师〔6〕一旅(三团)、唐郭〔7〕两师残部(约六团)。
  东固至崇贤一线有蒋蔡两师(共十团,余在富田、新安、吉安)、李云杰师〔8〕(六团)、郝师之一旅(三团),共十九团左右,其目的在到兴国。其一部占领东固协助富田之敌对付已到富田附近之红军。
  (二)我方面军决心于明(四)日消灭由崇贤进高兴之敌。
  (三)明(四)日攻击部署如左:
  敌进高兴圩之后,三军由现驻地(新圩)从右翼打去,十二军由现驻地(枫林、库村──在崇贤到长迳口之间)从左翼打去,四军由现驻地(长迳口)打敌之正面。三军团、七军由现驻地分为两路,一路由小遥岭进至长迳口附近,一路由石陂圩走大小遥岭左边之小路(本日十二军走的路很好走,由石陂圩木桥边分路)到枫林、库村附近。三军团、七军的任务是总预备队,相机增加击敌。
  (四)今明两日总部在黄土坳。
  附记:
  1.敌不进高兴,我军明日不动。
  2.三军团、七军须于本日夜十时开动,拂晓到达目的地。
  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毛泽东
  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军事文献》刊印。
  注释
  〔1〕这是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二十时三十分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泰和县老营盘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作战命令。
  〔2〕蒋蔡部,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总指挥蒋光鼐当时在上海养病,由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代总指挥。
  〔3〕高兴,即高兴圩,村名,位于江西兴国县西北。
  〔4〕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四军团总指挥兼第九师师长。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六师师长。
  〔5〕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师师长。罗卓英,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师师长。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第五十二师师长。
  〔6〕郝师,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三路进击军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
  〔7〕唐,疑指唐奉珍,第二次“围剿”时曾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代师长;第三次“围剿”时,第四十七师师长为上官云相。郭,指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师长。
  〔8〕李云杰师,指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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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战斗:情报失误
  红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见那一带道路两边都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国民党川军郭勋祺的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埋伏兵力将之围歼,这样红军下一步的北渡长江就无后顾之忧了。这场战斗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
  战斗在1月28日打响后,郭勋祺的川军中埋伏遭到重创。但几个小时激战,川军战斗力丝毫减弱的势头,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在前线指挥。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方才稳住了红军的阵地,但这一仗最终没能消灭土城附近的川军。
  红军后来从俘获的川军士兵处得知,原来的情报有误,郭勋祺的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

  【后记】

  一渡赤水前,中央红军与川军在贵州习水县土城镇的青杠坡打了一场恶战,共和国的三任国家主席,十大元帅中的七位曾参加了这场战斗。

  有人评价说这是中史上有史以来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和国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彪、张爱萍,十大元帅中的七位——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以及陈云、董必武、林伯渠、胡耀邦等共和国元勋,200余位将军悉数参战。

  1980年,习水县文化馆在烈士墓前立碑,介绍了青杠坡战斗情况,2000年重建纪念碑,并完成了台阶、护栏等附属设施。2002年8月,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在青杠坡战斗中受伤并在战地医院疗过伤的的张震将军题写了“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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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

  茅台战斗:寡不敌众
  茅台战斗发生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红军主力1935年3月进军茅台以南,但是国民党有三个师的兵力,附近又有援兵。红军败退,并于第二天第三次度过赤水继续长征。



王东方在展示红军送给他爷爷的银手镯

  【后记】“我的爷爷背毛主席上船”
  茅台镇有上、中、下三个渡口。如今在下渡口旁边,茅台大桥飞架赤水河两岸,东西向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西桥头,当年把毛主席背上船的赖元兴的孙子王东方打开了话匣子:

  “我爷爷是位船工,红军到来后找到了他。由于河水比较浅,木船只能停在离河岸两三米处,靠不上岸。当时,大家放好石墩作为跳板。我爷爷把十多位红军一一背上船,这其中就有毛主席。”说着,老人打开一只红盒子,里面有一块银元和两只手镯。这是当年他爷爷为红军领路,红军奖励的物品。(来源:人民网摘录自《中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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