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他写道:"本书作为一个“颠覆历史”的现代话语版本，并不否认文学创造对历史的影响。相反，文学创作对历史的解析起到的辅助作用几乎与考古学的贡献是一样的。我所反对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政治目的改写。"
这是他对圣人的阐述之一(有关其它的论述,还是建议看綦彦臣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全文):
*第二章圣人的道德谎话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1)
误读点评
●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尧禅舜继的故事，并把它作为伟大人物的政治德性之一来看待。实际上呢，舜是发动了政变，强行夺取了权力。后来，启的儿子和大臣益发生了同样的争斗，终因一场流血结束了权力之争。
◎中国人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历史观，忽略了两个基本疑问：伟大的改革家王莽为什么一定要装神弄鬼般地让汉刘禅让；曹魏为什么也演了一套古装戏，而不直接了当地坐上皇位呢？
一切都由对历史的误读而复杂化！
只是汉献帝走下禅台时，不无揶揄的话揭穿了闹剧：“今天我算知道尧禅舜继是怎么回事了！”
道德说教实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还要凭实力说话。
●没人参透柴进造反的动机。“外行看热闹”——中国人大多只是看热闹者，怎么会明白柴进就是刘裕的好徒弟呢。要知道鼓动别人造反也是一门艺术。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正中了孔丘自己关于《春秋》作品的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家笔削历史的方法，已为历史所证，而虚构历史一端却隐于我们文化的精髓，成为史学贫血症的遗传基因。
关于尧舜的是否存在，历来争议颇多。当代史学家顾颉刚就特疑此点，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这是疑古派的主要结论。文物考古尚未证实尧舜的确实存在，但是尧禅舜继却成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美谈。
倘使孔丘通过他那个时代的考证，真地发现了尧舜存在的历史证物，但他的心思也不在考古上，而在于通过尧舜的典故给后人做一道德标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孔兵赞叹尧“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论语·泰伯》）
为了使尧的形象更加完整，成为标准的后世道德样本，孔丘对尧禅舜继的故事进行“孔版创作”。《论语·尧曰》中的记载如下：
尧说：“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经落到你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种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结了。”舜也这样地把位子交给了禹。
此版本就是尧禅舜继的始源。一心以继孔子春秋笔法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注1】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美化尧的明智，即在自己的儿子丹朱与外姓人舜之间，选择了后者。说：“把帝位给舜，对天下人有利，对丹朱不利；把帝位给丹朱，对丹朱有利，对天下人不利。我（尧）终不能以天下人受害为代价，达到满足儿子的目的。”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且能够成为传承的合法模式，显然它是古代部族民主的光辉典范。舜传给了禹，算是一个尊重宪法的选择的。但到了禹传位给益的时候，却发生了违宪事件。天下人皆认为禹的儿启贤明，去益而朝启，在诸侯们的推戴之下，启登上了天子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益似乎很自知自明，一定要把禹传给自己的位子归还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箕山之阳。
按《史记》的记载，这又是一个让贤的典范。但偏偏有扈氏不服，认为启不当继位，双方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地发生了军事冲突。这场战争十分重要，决定着新君的地位稳定与否，因此夏师出师前宣了誓，史称《甘誓》。在誓师大会上，夏启说：“啊！你们六军全体将士，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五行，不遵守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则，老天要
【注1】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曾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受《春秋》，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问故。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得读“金匮石室”藏书，继父志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降匈奴，他被株连受腐刑，但仍忍辱负重，撰写不辍并成书。推崇孔子，在《史记》中专列《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而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断他的国运，现在我就奉天命讨伐他！”结果是，有扈氏被灭，慑于夏启的军事威力，“天下咸朝”。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家益不愿干，甘心让位，为什么还有人“气不份儿”呢？
离司马迁越近的历史，越能说明问题，越说明“禅位让贤”是一种带有美好愿望的虚构。看看秦始皇，他说：“从我开始叫始皇帝，我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传诸万代而不绝”；再看看刘邦，他说：“皇位你们就别梦想了，王位呢也如此，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立为王，天下一定共同讨伐他。”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2)
好在历史发现，不断给后人揭开谜底。《竹书纪年》终于让儒家的虚构像一个个的肥皂泡在历史的阳光下，飞散、破灭。也好让后人理解：为什么从夏启到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了一回“尧禅舜继”的古装戏，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经整理研究，认为它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所记史事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299年。《竹书纪年》对订证战国史料，尤有参考价值。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经《竹书》订证，六国年表被发现存在许多错误。
对战国以前的历史的订证作用，也同样有着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舜继尧位的真相及相关事件；二是夏灭亡的人事原因。
关于尧禅舜继的真实面目之记录不同于正统（或其他）文献。实为：“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关于伊尹与太甲争斗的记载亦不同于正统文献，实为：“伊尹放大（太）甲于桐，明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关于末喜在夏亡过程中的作用，《竹书纪年》记载也迥异于后来的《史记》。《史记》称：桀宠有施氏上献美女末喜，在与汤战败绩后，携末喜逃跑，浮舟至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而死。《竹书》则记录一段背叛的历史。称：桀伐岷山，岷山氏献二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因此冷落了末喜，末喜则与伊尹相交，“遂以间夏”。也就是末喜并没有与败亡之君（夫）桀同渡难关，以致丧命，而是在受到冷落后，向桀的敌人出卖情报，致使夏亡。
伊尹本身就是个朴朔迷离的人物，《尚书》释文上记载他为奴隶，受商汤重用，稍有不满，又去投奔桀；对桀不满，而又回归汤。以《竹书》以记来论伊尹的这种反复，实在是一种故意安排。弃汤投桀，完全是为了骗取信任，从事情报工作。如此，“末喜氏以与伊尹交”便有了逻辑解释。以现代术语来说，以美男计诱使一个受性冷落的敌方高位妇女上勾，与其合作。
《竹书纪年》虽然不可完全可确为信史，但他确实地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结。
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尧不愿按部族宪法规则交出权力，而想传位给儿子。尧不使丹朱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预防政局出现反复的原因。以《史记》的相关资料来分析，舜发动政变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是尧把持权力时间过长之故，“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很显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权力的时候，舜的精力也不济了。只有提前取得权力，才是即符已愿又利天下的选择。
至于说到尧宣称的：“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在尧辟位二十年后，才死去。为了给世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说法，就需要共谋，来补充历史，用回忆录的方式修正曾发生的不美好的事情。
从《史记》上也看得出，部族政治传子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舜在位时，选择了禹为继承人，与此同时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势力。《史记》记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启以前，演出过两场同场的政治戏剧，诸侯选择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倾向与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势力。倘使事实真地存在，那么启倒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夺取权力，因而也就有了与扈山氏大战的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远没《史记》那么温和，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杀戮。即启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帝位：“益干启位，启杀之。”而且，禹在整个政治交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传位于益，而实际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启充实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而代之。
儒家虚构历史的本心是出于善意，但后果却是始作俑者所无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作为一个技巧，后人也试图恢复孔丘的这种作法，以确立有别于旧儒的传统。
这个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毫不隐讳指出：孔子制定了一套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而且亲自著作了六经，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托古为的是改制。康有为虽为维新主帅，但他没脱开儒家“设法说话”的历史思维，自称：“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于是，维新从一创意开始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儒家虚构历史的负面作用，死死地扼住了改革的喉咙。一个昏聩的帝国，在没落的传统中，终不能自救。
后人对康先生《孔子改制考》的评价并不完全否认，它集前人考据、辩伪的成果，对疑古学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它的武断与“创新的欲望”却一直为后人所病诟。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3)
儒家虚构与删削历史的执拗，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虚构与删削达不到目的，干脆就重写。《左传》作者左丘明受司马迁与朱熹的贬低，当是最明显的例子。
《左传》不仅是一本非常好的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以后的史传文学有影响颇巨，有不少有名的历史作家和文学家学习和模仿这部书的叙事方法。该书比较通行的版本是《春秋左传正义》，西晋军事家兼文学家杜预作注（杜自称有“《左传》癖”），唐代文学家孔颖达作疏。（疏为一种注释文体，对前人所作的注释加以引伸和说明）《左传》的作者当为左丘明，但由历代以来不断改变左丘明的地位，致使歧义丛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讲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并没说清左、孔的关系。
后来，《汉书·刘歆传》记载了刘歆【注2】的对左、孔关系的评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表明二人学术身份相等，没有师生关系。《后汉书》中记载的光武帝刘秀的评价与之不同，“知上明至贤，亲受孔子。”由于皇帝的定论，左又成了孔子的学生。
以上二说，刘秀的说法不太可靠；首先，刘秀的学问并不精细，《后汉书·光武帝纪》称他“受《尚书》，略通大义”－－也就是他研读古代经典是勉强及格之状，很不精细；而刘歆则是经学专家和历史学家，肯定比刘秀研究得透彻。其次，刘歆占有的文献量比刘
【注2】刘歆（约公元前50－公元23年）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学术史家。字子骏，刘向少子。汉哀帝时应谶改名秀，字颖叔。成帝时与父向受诏校理中秘图书。继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在个人书信《移博士书》中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又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孔子相同，这是导致他尊重古文经学的基本原因。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封歆为国师嘉兴公，古文诸经并立于学官。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秀要大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学者对没有任何文献来论证哪一方的说法为正确。
其中只有一种折衷，那就是左丘明至少与孔子是同龄人或者比孔子年长，因佩服孔子的学问，去拜访孔子，自愿当孔子的学生。这在当时私人讲学之风盛行的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唐代学者赵匡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折衷，也不成立）。赵匡在《春秋啖赵集传篡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唐代陆漂编；啖，指唐代经学家啖助，啖赵二人为陆的老师）中说：左丘明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人，至于《左传》之左是另一位左氏。宋代郑樵在其《六经奥论》中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人。清代姚鼐在其《左传补注序》中认为，《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吴起。
关于《左传》与左丘明的关系以及左丘明本人身份一直是个历史笔墨官司，有趣的是：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左丘为姓，明为名；有人说，左为姓，丘明为名。《史记》上的一句，又使问题复杂化了。“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即左丘是个盲人，后人因之称为“盲左”。但是，历来史家对《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一说不敢肯定。
左丘明实际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据孔子的言论来看，他可能早于孔子，至少与孔子同时，当时的成就也与孔子相当。因为《论语·公治长》中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说明孔子与左丘明的对史事的评价好恶相同。依此而论，《左氏春秋》的写作可能早于孔子的《春秋》，甚至是孔子写《春秋》的参照文本。但是，对孔子持赞赏态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却使历史被改写，按孔子的“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来重塑历史。司马迁说：“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孔子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发生左丘明被“降位”成孔子著作注解者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的“今上”
（活着的最高领导人）刘彻开始表面尊儒，即用董仲舒的建策“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司马迁推崇孔子，是“政治上正确”的一种表现。在个人感情上，由于他是师从董仲舒研究《春秋》的，必以推崇孔子为已任，故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之作，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这言”的道德目的。
唐朝的著名学者孔颖达更干脆，称“左丘明之《传》，释孔子之《经》”，实际上把左丘明降格为孔子的受业子弟。不过到现在，考据学越来越发达，对司马迁与孔颖达（乃至宋及清的类似）说法，持怀疑态度。今人夏乃儒先生对左丘明是孔学生的说法的评价是“主此说者虽众，但历来仍有存疑者。”
孔子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在他死了1600多年后，又出现了一位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万世宗师”，即南宋的朱熹。此人除了没有什么创性的贡献（如孔子开私人撰史之先河）之外，还有意搅烂一笔历史旧帐。朱熹对左丘明大加贬低，不仅他不理会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左丘明被封瑕丘伯（后改封中都伯）的事实（－－实际是以孔颖达的论断为基础的，贞观年间左丘明与颜渊从祀孔庙），反而称《左传》“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进而发展成人身攻击，说“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4)
这种重塑学术史的“大手笔”，实乃出于朱氏要统一学术的功利需要。左丘明的《传》既然“不识道理”，为什么从司马迁到孔颖达再到赵（南）宋王朝的先人们都一例给左丘明一个“政治待遇”呢？其间的儒学大师们不是“瞎了眼”了？！
朱熹的情绪化与极力建立话语霸权的行为，不是没遭到其他学者的反对。如林栗（1188年）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陈傅良（1190年）则较客观地批评朱熹“刻消太精，颇伤简歇；矜持已甚，反涉骄吝”。学术争论中又难免参杂个人恩怨与学派加政治斗争，终于导致了（1196年的）“庆元（学）党禁”。
朱熹为建立话语霸权并没放过司马迁，尽管为了尊崇孔子，司马迁出不惜采取了降低左丘明地位的手法！朱熹先引苏辙《古史》之论，称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随后又指责司马迁“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这也就等于说司马迁自称的《史记》是继孔子《春秋》的说法，不成立。这也意味着自孔子之后，只有他朱熹才有资格做义理之学的学问。
朱熹的作法多少又让人联系到上个世纪的“批林批孔”和“批水浒”，换句话说：朱熹把坟墓里左丘明挖出来，演化到现代就是“批林批孔”与“批水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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