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数据表明，我国第六大沙漠库姆塔格，正以每年1米至4米的速度整体向东扩展，逼近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倘若不是这条新闻，又有多少国人会记起敦煌，会记起今年是敦煌文物流散100年？”陈国灿沉迷敦煌多年，在他看来，自1907年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了29大箱文物开始，对于敦煌的抢救性研究就已经开始了，“红学、甲骨文学和敦煌学并称为中国现今的三大显学，但绝大多数国人对于敦煌学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佛像、沙漠这样的层面上，且不愿深究，可以说流失和无知是所谓国学的最大创口。”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审徐文堪教授珍藏着一封信，是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见到俄藏敦煌抄本后写的，收信人是徐教授的父亲、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学者徐森玉先生。“那时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身为文化部副部长和著名学者的郑振铎才得以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看到俄藏敦煌抄本实物的人之一。”在徐文堪记忆的信件内容里，郑振铎看到俄藏敦煌抄本实物的兴奋心情几乎不亚于斯坦因、鄂登堡等人当年站在敦煌石窟前的心情，“整整看了5个小时，足不停步，而不觉得累，实在太兴奋了。”郑振铎当年前往苏联主要去了两个地方：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一天看了四五百卷，基本上是苏联工作人员随便准备出来的，但其中已有惊人的发现，像《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谢灵运诗两首，张茂先诗一首），《孝经》两卷，《论语》子路第三十一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章到第八十章一卷……”最后，郑振铎感叹，“此行诚不虚也”。
郑振铎描述的敦煌和当今多数人记忆中的敦煌大有不同，在当下广泛的认知里，与敦煌相关联的大多只有沙漠、石窟和佛教造像，也有不少知道所谓“敦煌遗书”的，但多是认为“遗书”尽是佛经。“事实往往就是这样，人们往往愿意听听故事，或是看看风景，但故事和风景背后的东西就少有人愿意追问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者王冀青坦言在“敦煌遗书”里佛经抄本的比例的确超过了九成，但就是余下的一成非佛经部分，就足以让所谓国学固本清流，“中国传世的大多数文献都是宋元以后的版本，大量是明清和民国版本。新疆阿斯塔那魏晋墓地出土文献，是东晋、北凉到北魏的写本，公元4世纪的写本，比宋元本要早800~1000年。而敦煌藏经洞文献，最早是北凉时期，最晚是宋代咸平五年，要比通常所说道善本图书早得多。文献内容上有不少现在已经死亡的文字，比如佉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汉文资料部分也有大量的珍本、孤本，包括社会经济军事文书和变文等特有的文献；藏文文献则是西藏‘前弘期’即公元838年朗达玛灭佛以前的文献。可以说，任何触及到上述资料的学科，如果没有引用到这些材料，都必须重写。比如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美术史、地志史、医学史、书志史、天文史、星象学等等。”
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文、汉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四大发现。但在这些历史文献被发现的时候，中国学人们大多反应迟钝，不知其对于历史学的价值。最早收藏甲骨的人，只知秘藏从未想到刊布于世以供研究，正如诸多敦煌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一样；清内阁大档刚被翻出来时，险些被焚毁，罗振玉听说后把它弄到学部保存，辛亥革命后移到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其中3/4档案被卖了废纸，又是罗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贩卖的档案后，追到纸场用3倍的价钱才买回来。王国维曾说：对这些神物“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收集一二供秘玩，斯已耳”。
就是国人初对于敦煌的态度，但现在就连拥有这样态度的机会都少有了。从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圆箓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而从1907年到1928年，42支来到中国的外国考察队都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过文物。据《敦煌史话》记录，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件，主要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美国、丹麦、德国等。但“敦煌遗书”的精确数量到底有多少，各种注录也都是各说各话，原因之一是因为藏品的原有秩序被打乱，如经卷与包裹经卷的帙被无知地分离；原因之二是其流散的途径头绪杂乱，尤其是为了掩盖减少了的数量而把文物拆分几份以充数。但按照斯坦因所著《中国探险手记》的说法，敦煌藏经洞的收藏的确是浩如烟海的，“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中的一小部分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其数量之大，可见一斑。
但，即使是余下的“敦煌遗书”，也是命运多舛。罗振玉在《鸣沙山石室遗书序》中悲伤地承认，这些敦煌文献“比至运京，复经盗窃，颇留都市，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而至今，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者们在做工作时，相当多的资料还是要依靠来自英、法、俄、日同行的照片或影印件，其效果、效率可以想见。正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遗书”不存，就连不好带走的壁画和造像也是日渐凋零了，这里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比如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因为洞窟中的壁画有很多是多层壁画，绘制于不同年代，而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风格，为了临摹，他不知轻重地剥离了西夏、宋元的外层壁画。由于张大千根本不具备现代知识概念和相应的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完全被破坏，他的愚昧与王圆箓虽有不同，但性质无异。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向达正在此地考察，愤怒之至，“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做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尤其令人愤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终于，向达的呼吁逐渐化成舆论，到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几乎是被赶走的。只是，为时已晚。
刚刚割开了一个伤口，紧接着又割开了一个，然后是接二连三的盐撒在上面，最可悲的是还没人喊痛。围绕着一部《红楼梦》，“百家讲坛”上轰轰烈烈，可敦煌呢？国学大师心中的国学之脉呢？不能说如今的敦煌已失魂魄，但倘若留下的只有地标符号，久被忽略的国学创口便再难以愈合了。
敦煌劫难 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三清宫道士王圆箓依旧早起，他和帮手们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一个藏匿近千年的洞穴（藏经洞）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文化程度不高的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也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拉乔斯·洛克奇热烈地描述着1879年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达敦煌莫高窟的情景。此时，斯坦因正坐在台下，一副着迷、神往的表情。
斯坦因 学者面具下的窃贼 在藏经洞被发现后，尚有“组织观念”的王圆箓曾经多次上报官府。然而，即便在翰林院编修、甘肃学政叶昌炽的眼中，王圆箓带去的佛像、经卷也不过是收藏品而已。显然，这些中国官员的见识远不及一个名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的英国人。
斯坦因（1862~1943年），一位近乎疯狂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为了事业，他终身未娶，甚至在考察中被冻掉脚趾也无怨言。年轻时的斯坦因视亚历山大大帝为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专攻东方学。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掌管藏经洞的王圆箓正外出化缘，但斯坦因还是从一个小道士手里看到了一份“美丽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经卷”，这让他欣喜若狂。在等待王圆箓归来的日子里，斯坦因又去考察和发掘了敦煌附近的汉代遗址。5月24日，他再一次来到莫高窟。
对于这次考察，斯坦因花了不少心思。首先，他说服英国外务部门为自己加了顶模糊不清的“总理教育大臣”头衔，从而为考察打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其次，他雇用了可做翻译的中国师爷蒋孝琬。在7年前考察新疆时，斯坦因曾因自己对汉语的一无所知而“悔恨不已”；最后，他找到了与中国人进行沟通的话题——玄奘西游，“在与中国官员会谈中，大谈玄奘的行记《大唐西域记》看来很有用处，所有有文化的中国官员似乎都读过或听说过这位著名的中国取经人的传奇故事。”除此之外，一到敦煌，斯坦因就迅速走访了县令和驻军最高指挥，他不无得意地说：“很幸运，能与这两位要人关系融洽。”
事情的发展验证了斯坦因的老谋深算——他的学者身份及对雇工的慷慨报酬赢得了敦煌民众和县令汪宗瀚的赞誉；他的助手蒋师爷尽心地为如何对付藏经洞的看管人王圆箓出谋划策，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带着他的“战果”离开了敦煌。在归途中勘测昆仑山高处的一条冰川时，他被严重冻伤，不得不切掉了右脚脚趾。斯坦因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倘若对照他的收获，这代价又可以忽略不计。当成箱的经卷和画卷被堆放在英国博物馆时，英国为之震动，欧洲为之震动，世界为之震动。斯坦因得到了他渴望的一切：英国女皇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勋位”；英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发现者金质奖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比利时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
蒋孝琬为人精明，加上长期在衙门任职，故对人情世故、官场窍门精熟于心。斯坦因每到一地拜访当地官员，都由蒋孝琬作为主要调节人。
蒋孝琬 中国师爷的“热心肠” 老实说，今人对蒋孝琬的了解大都来自斯坦因的记录：蒋孝琬（？～1922年），湖南人，或称“蒋资生”，俗称“蒋师爷”。看照片，蒋孝琬是个面容佼好的文化人。光绪15年（1889年）后，蒋孝琬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按照斯坦因的说法，蒋孝琬身体状况很好，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文化素质较高，古文功底相当不错，对古物与考古有兴趣，见长于古物鉴赏。
经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喀什）代表马继业介绍，蒋孝琬以助手、汉语教师的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据说，斯坦因对蒋孝琬尊敬有加。事实上，在这次考察过程中，蒋孝琬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斯坦因不懂中文，处理庶务、疏通关系等工作几乎都由他来负责。
对斯坦因而言，与王圆箓打交道的过程并不顺畅——因为王圆箓的疑虑，因为官府“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的指令，也因为自己的西方脸孔。此时，蒋孝琬的作用显现了。有说法认为，王圆箓之所以最终答应斯坦因的要求，是因为对方与自己有相同的“玄奘情结”。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蒋孝琬以自己曾在官府做事的经历向王圆箓施压，并做出了某种承诺。
从斯坦因挑走的都是有明确记年的经卷来看，蒋孝琬定然熟读中国历史，但为何就是这样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会协助外国人窃取敦煌文物？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蒋孝琬对文物、古董颇为喜爱，斯坦因的活动恰好满足了他的欲望；其次，斯坦因没有亏待这位得力助手——他每月支付50两银子作为报酬，而高工资也让蒋孝琬对斯坦因死心塌地；最后，斯坦因所持的由清政府颁发的护照让蒋孝琬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大人物。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斯坦因曾对蒋孝琬做出某种重要的承诺。
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孝琬因病未能陪同，他推荐了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
光绪三十四年，蒋孝琬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1915年，斯坦因携570余卷敦煌写本回到疏勒，蒋孝琬为之整理。
在藏经洞摇曳的烛光下，伯希和用了整整3个星期的时间翻阅了所有写卷。他每天拆开近1000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100捆的纪录。
伯希和 眼光毒辣的“中国通” 伯希和(1878~1945年)，法国东方学家，精通汉语。1907年10月，伯希和与他的探险团到达乌鲁木齐。他从一位故人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的确切消息，同时还从其手中看到一卷出自那里的《金刚经》写本。大喜过望的伯希和当即决定直奔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抵达敦煌千佛洞。他和探险团成员一道对所有洞窟进行了编号、测量、拍摄和抄录，他们要把洞壁上尚可辨认的题识和游人题记系统地清理、记录下来。当然，最让伯希和念念不忘的还是藏经洞中的文物。伯希和找到王圆箓，并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博得了对方的好感。面对王圆箓，伯希和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他答应出一笔香火钱。经过20多天的交涉，王圆箓终于在1908年3月3日那天带着伯希和进入了藏经洞，并且允许他在洞中挑选。在给梵文家塞纳的信中，伯希和这样描述道：“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小木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在其他地方，汉文和藏文字也从扎捆的一端露了出来。我解开了几捆，写本大多是残卷，或首尾残缺，或中间腰断，有时仅剩下一个标题了，但我解读出的几个时间却都早于11世纪。”边翻检，伯希和边将写卷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他给自己订立了几条标准，即要标有年代、要是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要是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另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
挑选完毕，伯希和在极秘密的情况下与王圆箓谈判。结果，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伯希和仅以500两银子的代价，便将藏经洞写本的菁华囊括而去，“我取走了所有那些以其时代和内容而提供了一种重要意义者，也就是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写本中，我取完了用婆罗谜文和回鹘文写成的全部写本、许多藏文写本，但主要部分还是汉文写本。对于汉学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些无法估价的财宝。当然，其中的许多写本是佛教的，但也有历史、地理、哲学、经典、纯文学、各种契约、租约及逐日所作的札记。”
1910年，清政府做出决定，将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但这些文物的搬运却是一个更加凶险的苦难之旅。
清廷官员 监守自盗成风 运载经卷的大车到达敦煌县城后，押送的人将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当大家在室内大吃大喝时，门外的人却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门外发生的一切坐视不问。
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人们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
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的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押运官）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延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把一箱藏经作为样品送往北京，同时附上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就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以及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皖公网安备 34182502000053号 皖ICP备190105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