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兽面纹觚 通高14.9cm 重0.4kg
近年来铜礼器的时代，已被考古学者向上推前至夏代晚期，约当公元前十七世纪前后，也就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以来，历年在黄河中游地区所出「二里头文化」形拙、纹简、器薄、工粗的铜器。商代早期的铜器，则以河南郑州二里头岗出土的铜器属「二里岗期」者为代表。
觚属礼器中的酒器，盛酒用。本器正是「二里岗期」粗腰觚的型态。
本觚的腹部，饰有带状而前后相同的兽形纹，其形中央作兽面，躯干左右平张，如一头双身状，上下作二分法，其上是背脊及上卷尾，其下是腹部与足，整体平雕式图案化的简单形动物纹饰，可能是牛的变形。在三五○○年前的艺术家，能将动物的形态，经过写实的描绘，再予变形简化成图案纹饰，其创作求美的心路历程，诚非一蹴可几。
殷墟中期／蟠龙纹盘 高16.3cm 口径43cm
圆腹圈足，足下有外凸圈足座。盘面饰龙纹蟠绕于中心，蟠龙外围有鱼纹、夔龙纹及鸟纹围绕。盘外面上层饰夔纹，上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圈足上饰俯首夔纹，下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纹饰在盘面的布局与母题基本上与妇好盘(M5:777)近。盘外有一小环及二小环，各对准盘面大龙首的上下鼻梁，共形成一中轴线。与之相交的另一中轴线，左右上下有兽首。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墓葬出土有水器盘者并不普遍，在殷墟中期时它似局限在稍大型且铜容器较多的墓葬。
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亚丑方簋 器高18.4cm
在青铜礼器中，簋是用来盛食黍稷的容器。一般的簋形器为圆腹、圈足，而本器为罕见的方形。
器表的花纹，由上而下：口沿为窄身夔纹，腹饰兽面纹，高圈足上饰宽身夔纹，皆以雷纹衬底。器两侧有环耳，以兽吞食鸟身造形。
兽含鸟环耳的装饰意义至今不明。此对具立体感的环耳与伸出口沿界外的棱脊互相呼应，这种塑形的外张性是商末周初青铜器装饰风格上的一项特征。
铭文铸在腹内底面，亚字形框内似有戴冠者舀酒，盖表示掌酒供祭祀之职司，亚形或为一种特殊身份的标记。今暂隶定为亚丑，或为一氏族徽识。
西周晚期／毛公鼎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毛公鼎系于清代末叶道光28年（公元1814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本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网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周晚期／宗周钟
商代，钟形乐器大多数是口部朝上，钟体用长柄支起后再敲奏；西周开始，渐渐改为钟口朝下，钟柄加环悬挂而奏，成为惯见的「甬钟」形式。宗周钟便是甬钟的代表。宗周钟外形上最大的特征，是钟身两面共装饰36枚高突的长形乳丁纹，极尽华丽醒目。此钟音质浑厚宏亮，有宗庙庄严气概。
宗周钟的铭文自钟身正中起读，接着左下角，再转至背面右下角，全篇约123字，是商、周单件钟铭最长者。铭中因为有一个人名「」，可与周厉王的名字「胡」音相通，故得定为周厉王之器；铭文大意为：厉王时有南方的濮国，大胆来犯周土，厉王便效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巩固疆土，挥军攻敌，直追到濮国都城，濮君只好派使者来迎，表示臣服。同时，南方及东方的26个邦国代表，也随同朝见。厉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宝钟」，并祈求先王们降赐子孙福寿，安保四方太平。
西周晚期／散氏盘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ㄘㄜˋ)两国土地纠纷的事。大意是说：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西周晚期／颂壶
壶为盛酒之器。青铜礼器中的壶自商至春秋、战国， 一脉沿续，制作未曾中断过。
颂壶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形制庄重、纹饰瑰丽，腹呈椭方形，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此类形制硕大的方壶流行于西周晚期。器身上的花纹以环带纹、蛟龙纹为饰，圈足与壶盖则饰垂鳞纹及窃曲纹。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花纹一反主轴中线、两两对称的铺排，而喜用连续环接的纹饰。
颂壶口沿内环壁上及盖口外壁四周铸铭151字，两处铭文的内容相同，记录着「颂」接受周王册命掌管成周洛阳仓库此一职务的过程。而这件壶则是典礼完成后，「颂」为颂扬天子的美意，及荣耀先父母龚叔、龚姒，表达未尽的孝思，并祈求家国康乐大福、周王万年长命而作。
颂壶铭文对西周的册命典礼记载详备，可以和〔左传〕僖公28年传等文献上所叙，互相印证；「颂」纪念父母，这种慎终追远、父母同祀的情况，亦可以和〔礼记?祭义〕所言互相印证，所以颂壶为研究西周礼制的重要史料。
春秋中期／晋国／子犯龢钟 八件(公元前632年)
通高71.6至28.1cm 总重213.15kg 铭文132字[/center]
「子犯龢钟」之称「龢钟」，是直用钟上原铸铭文所称，意为调和组合成套的钟，「龢」字可通「和」。
「子犯龢钟」全套有大小八件，最大者通高七一?二公分，重四四?五公斤，铸铭二二字；最小者通高二八?一公分，重五?四公斤，铸铭一二字。
「子犯龢钟」之宝贵，是在八件钟的「钲」部，经剔锈而得一三二字，其中主要一个关键词经余识出是「」字，实即「范」的本字，可读与「犯」字同，因此钟铭所称「子犯」，原来就是﹝春秋左传﹞及﹝史记?晋世家﹞中所述晋文公的舅父「子犯」其人。又据第一钟的铭首：「惟王五月初吉丁未」，惟知这套龢钟记事的重要年代，是属春秋中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五年的纪时，而全铭意述晋文公一直蒙受舅父的佑助，在外流亡十九年后返晋匡复其邦国，后又与楚有「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从而有「践土会盟」之称霸，是春秋乱世继齐桓公而起的新霸主，使得周王赖以巩固王位；除了周王对子犯的厚赐，诸侯也送给子犯大量美铜，因而子犯铸制这套龢钟，并铭记勋绩传颂子孙，永宝用乐。
新莽／嘉量 高25cm
王莽篡汉后，改国号为「新」，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特别在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命人依照当时的大学者刘歆的考订，铸造了这件量器，目的是以它作为全国各地称量五谷等容器的标准，因此以青铜铸造，以示传之久远，永垂典范，并且定名为「嘉量」。而铸于器表上二百一十六字的铭文，则详细的记述了铸器的缘由，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全器一共分作五个量体，中央之圆形主体，上部为「斛」，下部较浅者为「斗」，右耳为「升」，左耳上部为「合」，下部为「龠」；二龠的容量等于一合，十合等于一升，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斛斗与斛及合与龠，在度量时要反转过来才能使用。
由是可知，在当时合、升、斗、斛之间，已是以十进制来计算的。根据实测，斛之容积为二○一八?六六立方公分。另外，由器表铭文与实物的比对，得知当时一尺的长度等于今日的二三?○八八七公分，其它可由此类推。因此在作为一件标准量器之外，它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数据。
北魏太和元年／释迦牟尼佛坐像／青铜镀金
全高 40.3 cm 重 3954 g尊像和台座合铸而成，背光另铸。青铜胎质致密，镀金厚且与胎连接紧密，金色黄带赤，作工精良。
发作大涡纹，脸形长圆，若袒右肩僧祇支，外披大衣、右肩露出衣角，和炳灵寺一六九窟建弘元年（420）阿弥陀佛主尊类似，但是本尊大衣衣缘在胸前曲折翻转，和右肩大衣连接成弧，衣褶似火焰开叉扬起，气势雄壮，表现太和时期的特殊风格，体积虽小，和云冈第二十窟的主尊（460年左右）风格几近。单尊造像中，藤井有邻馆藏太安元年（445）石造佛坐像已表现类似风格，且不乏其例，如太安三年（457）释迦坐像及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天安元年（466）佛坐像。因此石雕较金铜佛早出现太和风格。
台座两层，上层为须弥座，仰覆莲瓣，台侧饰以唐草文，座前两立雕狮子，回首转身，姿态威武。下层方形座，开波浪状门，两侧均雕供养人，上排唐草文连环成排，台座雕刻精致。
背光外圈Ｕ形火焰纹熊熊围绕，和主尊气势相映，益增雄浑气势，是太和新样式，内圈四佛和头光中的二佛一起共同形成七佛。
背光后面亦雕刻精巧，分为三层，上层中央塔形内释迦和多宝佛并坐。塔外左右两侧文殊持如意和拿麈尾的维摩相对而谈，表现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场面，中层中央释迦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两侧各两比丘跪坐、菩萨胁侍，下层中央诞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侧摩耶夫人攀树而立，太子自右胁诞生，右侧龙王浴佛，帝释天和梵天两旁跪坐，下层最外侧两长方形榜题，现字迹已不清。背光不仅内容丰富且构图安排秩序井然，场景紧凑，无疑是五世纪太和期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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