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

1949年春夏之交，前方的战火正炽，而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年年初，著名作家、文化活动家茅盾已由中共秘密从香港接回北平。此时他住在北京饭店，正联络各方文艺界人士为新中国文化建设而劳碌奔波。

6月11日晚，茅盾应邀赴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寓所，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等共商新政协筹备问题。16日被通过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同时又担任“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副组长。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茅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为主席，茅盾、周扬当选为副主席。同时，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前身）成立，茅盾当选为主席，担负起全国文艺领导工作的重任。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受命组阁新中国首届政府。在物色文化部长人选时，周恩来首先想到了茅盾，便动员他出任文化部长。

当时茅盾婉言推辞，说自己不会当官，打算继续从事创作。因为此前20多年，茅盾一直在动荡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现在革命胜利了，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写作了。周恩来见他言辞恳切，觉得他说的也合乎情理，便答应再考虑一下。过了一天，周恩来派人把茅盾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茅盾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在等候他的到来。坐下后，周恩来对他说，在人事安排问题上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请他来商量。毛泽东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请你出任文化部长。”又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

茅盾举荐郭沫若：“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呢？”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文化部长，顾不过来。”茅盾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郑重地向他提出，想到既然是革命工作需要，便不再推辞，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开国大典后，茅盾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新中国文化部于1949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从此，茅盾走马上任，肩负起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然而，随后的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每次运动的到来，茅盾有时首当其冲，有时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这些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稍经时日，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被莫名其妙打成“敌人”，乃至流放。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拍出一部电影《武训传》，此片原来的剧本是中宣部审查通过的，影片放映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但到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

然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对武训其人其事，并非不了解，但对这场明显带有批判性的“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高度的讨论，却不能理解，茅盾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态，他保持着沉默。尽管如此，他仍不能躲过政治风云的颠簸。

经过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的状况发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的号召。此时，茅盾不能不表态了，他不能也无法沉默了。他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而选择在自己的“选集”中，给自己扣上“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当众自责，可这种自责并没有减轻茅盾内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艺界由对《〈红楼梦〉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发展到对《文艺报》及其主编冯雪峰进行批判；1955年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斗争，以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反右斗争，这些目不暇接的政治斗争，茅盾都只是被动参加，应付局面。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总结发言，发言是代表个人的，他把这几年文艺界的政治运动尽量往学术讨论上拉，而且一个短短的发言，还大量引用别人的讲话，借用人家的观点，让人看了以后，有点忍俊不禁。他说：“五年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红楼梦》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的是关心我们，提高我们。”

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茅盾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还是在一定场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态，如《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提高警惕，挖尽一切潜藏的敌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等，都是在各个政治运动中的表态文章。

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使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讲课时的学生，对丁玲的了解莫过于老师了，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清楚。但在1957年全国性的批丁(玲)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么会反党呢？可是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在1957年8月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的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待，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么？……对于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

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发言。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8月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文章。以后的几次关于丁、陈问题扩大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他写信给好友邵荃麟，说最近犯了“脑子病”，用脑半小时就头晕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他要邵荃麟转告《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编辑部不再向他约稿，因为脑子不能用，不能写文章。由此可见，茅盾在当时政治运动中的痛苦和困惑。

面对无情的政治运动，身为共和国文化部长，茅盾也自然无可奈何。在这种复杂的形势和艰难的处境中，茅盾在大多数场合总是隐忍不发，这或许是一种较明智的选择。

在“大跃进”的狂热中，茅盾保持了特有的冷静和理智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地发生。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1958年神州大地又刮起了大跃进的狂潮。一时间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盛行。而这些弊病，在当时都是以“正确”、“革命”的姿态出现，以至连茅盾这位老革命书生也难辨真伪；而且有些是上面来的，作为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他又不得不去响应，去号召。

文艺界也同样在搞大跃进。自然，茅盾也无法阻止文艺界那种浮夸风。但茅盾以他文学政治家的特有方式，阐发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要把新中国的文化大业引到符合文艺规律发展的道路上，他要以文化行政最高长官的能量，关注全国人民真正的精神生活，培养文学新人。大凡整个50年代他都是这样。在他心目中，这就是一个文化部长应尽的首要职责。

作为作家，作为文化部长，茅盾不时流露出作家本色，对一些青年作者寄来的稿件，他总是认真阅读，从文艺创作规律上给予指导。1956年，茅盾在与作者孟繁瑶的通信中，详细地指出其作品的不足之处，又为他怎样提高指点迷津：“学习写作没有秘诀。要多读多写。看来你是勤写的，但还应当多读各种文艺名著，读完一篇或一本后，要自己问自己：好在哪里？要分析它的结构和人物描写等等。”

茅盾这种关怀和关心，在新中国成名不成名的作者中，都留下极佳的口碑。康濯在《华北文艺》工作时，向茅盾约稿，茅盾给予他极多的鼓励，从而坚定了康濯的文学道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中，王愿坚、王汶石、吴强、管桦、陆文夫、茹志鹃等等，都是在茅盾的指导和影响下，取得好的成绩的。《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是一位名气不大的女青年作家，因丈夫右派问题而感到心灰意冷。这时候，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了《百合花》，给茹志鹃以极大的生活信心。因为茅盾的评价，茹志鹃一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差不多新中国的作家都受过茅盾的恩泽和关怀。自然，茅盾把培养文学新人，作为共和国文艺大厦的基石来看待，只要有人，中国不愁文艺不发展!

对青年作家这样扶持，这样关心，对已有成就的作家，茅盾也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保护和帮助。对丁玲，茅盾自然知道，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丁玲最困难的时候，茅盾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力，暗中帮助丁玲。作家陈沂在上海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判，茅盾知道后，托人带口信给他，要他善自珍重，陈沂极为感动。50年代初，作家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碧野思想十分消沉，十分痛苦。茅盾得知他的情况后，特地邀请他参加作协迎春大会，并在人群中四顾找人，见碧野一个人脸色凝重地呆立在那里，特地过去，当众举杯向碧野祝酒：“碧野，祝你继续写出好作品来!”使碧野大为感动，并从此振作起来，又投身于文学事业中。

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中央虽然为茅盾配备了助手。但茅盾是一个对工作极负责任的人，凡自己工作职责范围的事情，他都事必躬亲。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工作任务繁重，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没完没了，这一切使茅盾原先想创作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茅盾站在国家的高度，发现新中国文艺理论的薄弱，不利于新中国文艺建设；另一方面，茅盾又发现文艺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文艺认识不尽一致。因此，茅盾带头读书，在文学理论方面作出了新贡献。在茅盾当文化部长期间，可以发现，凡是茅盾自己起草的讲话文稿，大多数是谈文学创作和文艺规律的，很少孤立地讲空话大话。

1950年1月8日，在北京大众文艺讲座上，茅盾没有奢谈许多路人皆知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个教师一般，娓娓讲授“欣赏与创作”。他在讲座上一开始就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兴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激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感情上的激动(对艺术品或自然物)，叫做欣赏，也就是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起了美感。”

又比如在1956年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茅盾讲的仍是《关于艺术的技巧》，谈的也是自己的艺术观点。这些，后来茅盾将其结集出版，命名为《鼓吹集》。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文艺界也紧跟形势，出现了许多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对此，茅盾最初感到很新鲜，认为文艺上的跃进，是文艺事业兴旺的表现。但没过多长时间，茅盾就发现其中问题不少。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又不便于反对或在公开场合提出异议。各地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之时，茅盾离开北京，带了中国作协李仲旺等人，去东北作社会调查和视察工作，了解东北业余文化活动情况。在东北的调查研究中，茅盾在充分肯定东北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的同时，也从另一角度指出作者的不足。茅盾像一个传道者，到东北为文艺工作者启蒙，为文艺工作者指点。又像一个老师，给业余作者讲述文艺创作的规律。这一年的6月10日，茅盾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专门给与会者讲述了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从理论上给予规范，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浪漫主义，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茅盾确实是尽心尽责。在这样轰轰烈烈、不着边际的浮夸风中，他处处以宣传文艺创作规律为己任，不辞劳苦而奔走四方，确实难能可贵。从东北回京，茅盾在9月11日的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专门作了《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这些材料表明，茅盾在大跃进年代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努力想把已经调动起来的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健康正确的创作轨道上来，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了一个老作家的人格和操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50年代那种政治加浮夸的气氛里，茅盾花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对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作了冷静的思考，撰写了长达6万余字的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这篇理论长文，对廓清当时文艺理论上的迷雾，对新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当时在《文艺报》上连载还没有结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58年8月就出版了《夜读偶记》，初版印刷5500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在轰轰烈烈的1958年，茅盾发表这样的理论文章，表现了茅盾特有的理智和冷静，也充分体现了茅盾的匠心和良苦用心。

“文化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这个大问题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1962年对茅盾来说是很不平静的。7月1日，在全国各类协会联系会上，茅盾当选为将在莫斯科召开的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6日茅盾起程飞往莫斯科。9月茅盾代表中国代表团作长篇发言，发言稿在国内是经过同意了的，长达1.8万字，发言中间，不时被掌声打断。这个发言理应是成功的。12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发言稿。当茅盾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回国前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团结、斗争、保卫世界和平———评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会议》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茅盾的发言，文章说：“茅盾的发言，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叙述了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然而，很快传来消息：“中央某位领导人对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发言对赫鲁晓夫太软弱，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失败。”因此，茅盾这次出访苏联，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在他的出访史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8月大连会议召开，茅盾应邀参加。他对如何反映农村题材的创作发表了一些中肯意见。没想到为日后自己在大批判的灾难中埋下了隐患。

1963年12月23日，这是茅盾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

在这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的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在12月12日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10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茅盾几乎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成了“死人”？茅盾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但他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

本来就经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将加倍的安眠药吃下去，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忧虑的，倒不是个人的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辗转反侧，只朦胧一会儿，就大天亮了。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他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指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茅盾、邵荃麟等在1962年8月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

经过半年多的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完全抹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成就，这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消春暖》的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此后，茅盾除写一点起居日记外，谢绝了一切约稿，开始了长达12年的沉默!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也就在这时，茅盾在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刚要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刚开始，茅盾就已猜出是什么事情。周恩来总理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

“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茅盾早有思想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

1964年12月，茅盾以山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陆定一被任命为文化部长。茅盾被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副主席。

从此，茅盾在文艺界的活动逐渐稀少、疏远了。应酬活动也少了许多，除了节庆、国宴等活动外，茅盾基本上过着赋闲生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茅盾意气风发，又像50年代一样变得忙碌起来了。他不顾年迈体弱频频出席各种国务活动和外事活动，并着手撰写《回忆录》。

1981年3月26日，一代文豪，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茅盾，油尽灯灭，走完了他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

（摘自：《解放日报》）

谢谢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