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堂喋血：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之谜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时，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的殿堂里，几声枪响，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中弹倒地，登时毙命。由此爆出一条特大新闻，当日报纸发出“号外”，平津轰动；次日沪宁各报也刊出了这条“血溅佛堂”的特大消息。事发之后，女刺客施剑翘自称是为父报仇，并从容地打电话向警察局自首。一时间，好奇的人们忍不住纷纷打听：施剑翘究竟是什么来历？她和孙传芳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首先从大军阀孙传芳谈起。

“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之一。山东历城人。

孙传芳祖辈务农，家境贫寒，少时历尽坎坷。后来，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当二房夫人，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1905年，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1908年毕业，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一跃变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1923年，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并乘机大肆扩军。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10月25日，“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随后，得意忘形的孙传芳将施从滨枭首于蚌埠车站，以振军威。这就是十年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的缘由。

孙传芳对奉系军阀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其鼎盛时总兵力达20多万人，并同时拥有海军和一支航空队。

1926年6月，北伐军北上，反对军阀反动统治。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是革命的三大对象。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口号，亲自赴九江督战。经过数月激战，孙传芳损兵折将，被迫“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进行对垒。北伐军多次奉劝孙传芳投降，孙传芳却坚持“讨赤”立场，拒绝谈判。11月，孙传芳微服简从，密潜天津，和张作霖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在孙传芳的怂恿和拥戴下，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对抗北伐，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1928年春，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解体，所部被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收编。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寓居东北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为“客卿”，后来，又托辞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日渐疏远。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喜出望外，秘密加入反蒋同盟，但是，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孙传芳初寓天津，开始很不习惯，这位在势力强大的时候曾经狂妄地宣称“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军阀，一直视血流成河为人间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他曾经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一口气七个“杀”字，并屡次搬出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联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为自己辩解。现在，闲居天津，孙传芳自然不甘寂寞，便转向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较量。当时国家主义派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等时常和他联系，不断以政治舆论给国民党制造麻烦。孙传芳的这些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反蒋势力，不断挑起事端，借此排挤国民党地方政权。日本军界“精英”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也和孙传芳多有往来，并把孙传芳作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选人物。为防止“华北政权特殊化”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在津特务组织加强对反蒋分子和北洋政府下台政要的监控。孙传芳自然是重点受控人物之一。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孙传芳心绪烦乱，无所适从，遂劝其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两人共同出面，将座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并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开始到处宣扬“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的思想。他让家人炎夏时在家门前放置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抓获了一名入宅行窃的盗贼，却大发慈悲，让家人给盗贼施舍了一些粮米，将其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为题加以报道。正当世人对“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的猜测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杀人魔王是真心悔悟还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的时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让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居士林的枪声

这个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的女子施剑翘，是个什么人呢？

施剑翘（1905—1973），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其生父施从云，辛亥革命时期和冯玉祥、王金铭等参加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和王金铭与另外14名起义者被清廷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处死，冯玉祥亦被囚禁。施剑翘自幼被父亲过继给他的弟弟施从滨。1925年，施从滨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当年11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五省联帅孙传芳下令处斩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但是当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单弱女子，要想杀死孙传芳这样的军阀枭雄，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自幼丧父，全靠施从滨夫妇对他的尽心呵护与大力栽培才长大成人，并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又得到施从滨的暗中扶助，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施从滨遇害时，施中诚已经担任烟台警备司令的要职，凭借他的力量，寻觅时机刺杀孙传芳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施剑翘提出要施中诚为自己的父亲复仇时，却被眷恋锦绣前程和荣华富贵的施中诚拒绝了。施剑翘因此倍感失望，随后，她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兄妹关系。

几年之后，施剑翘又认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当施靖公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之时，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并且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替施剑翘去报仇雪恨，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施剑翘对施靖公的豪言壮语充满感激，并最终以身相许。但是，结婚后，施靖公完全沉迷于温柔之乡，把先前为施从滨报仇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当施剑翘提醒他时，他也百般推托。

1935年6月，施剑翘忍无可忍，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此后的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面报父仇，她决心要亲自动手，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事无巨细，她都要思考半天。

1935年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剑翘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孙传芳的家里当佣人，这个时候，昔日叱咤风云的五省联帅已经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云鹏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动向。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都应该到居士林诵经。这一天下雨，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孙传芳早晨醒来，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按时赶到居士林。孙传芳的妻子不愿他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传芳执意冒雨赶来，靳云鹏却反而因雨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梵铃一响，孙传芳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这天下午，施剑翘也来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会，她每一次都参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再次神态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因为下雨天冷，今天赶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居士林也显得冷清和空旷了一些。施剑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她眼看孙传芳身穿僧袍，走进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气什么？

这天，富明法师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后来，她借口后面的炉火太热而转移到前面。当众居士跟着富明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就悄悄地从皮包里取出勃朗宁手枪，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然后，抬起手来，对准孙传芳的脑袋迅速地扣动扳机。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四溅，立即毙命。众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面无人色地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各位朋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说完这话，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已经准备好的传单，散发给大家，只见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报仇女施剑翘谨启（红色手印）

传单的背面并非空白，还有两首绝句，在诗中施剑翘表明了她为父报仇的心迹：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

众居士看了传单，顿时议论纷纷。施剑翘用电话给家中报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讯后，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东海和尚，让他去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

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经气绝身亡，施剑翘手持手枪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动。警察来后，问明情况，即迅速将施剑翘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对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传芳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包裹后，用汽车送回家中。

当天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标题是：《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无罪释放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迅速被当时的全国各大媒体报道，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广泛的关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杀人经过和原因：

我父亲施从滨，原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1925年，孙传芳为扩张地盘，兴兵北犯。父亲奉督办张宗昌命令迎击孙部，因孤军深入，断了后援而被俘。孙传芳下令枭首示众，将人头悬挂多日。当时人已二十，闻讯痛入肺腑，决心为父报仇。

就在今年，我得知孙传芳兵败下台寓居天津，我毅然只身离开太原回到天津，伺机报仇。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我父亲十年忌辰，我一早就到观音寺去为亡父烧纸、念经。和尚见我念经后仍跪哭不止，就劝我说：“善女节哀，亲人故去，哭也无益。不如皈依佛门，多念经以超度亡灵。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是都信佛了吗？”听到这里，我急忙追问下去，得知靳、孙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孙还是该林的理事长。第二天，我化名“董慧”，经一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林。此后，我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孙的身貌、口音、汽车号和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我让弟弟将母亲接到了南京。我买来油印机，写印出《告国人书》等传单。11月13日星期三，是我预定下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阴雨绵绵，直到午饭后还未停止。我估计孙传芳可能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后来我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我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少坐片刻，心神稍定，见孙传芳的座位距我很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的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得到许可后，我缓步走向孙传芳座后，掏出手枪，对准他的左耳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向他后脑和背后各开一枪。这便是全部的经过。

当人们听完施剑翘的陈述后，无不感慨万分，并为她的勇气和毅力赞赏不已。但是，人们也提出了一些迷惑：施剑翘哪里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对于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答对。她说：“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检查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检查官却认为：“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的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孙传芳家属也宣扬和状告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处罚。于是，孙、施两家代表在法庭上展开“法”、“理”辩论，数月之后仍未了结。

当时的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为有期徒刑十年，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改为有期徒刑七年。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经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据说，这和孙传芳密谋勾结日本人策动北平驻军叛变一事有关。1933年5月7日，当时的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透露：刺杀张敬尧，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因为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潜入北平，策动驻军叛变，妄图制造暴乱，而和张敬尧一起策划这次叛乱的，据说就有孙传芳。因此，孙传芳当时虽然逃脱，但是也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和迟早被清除的对象。只是，因为孙传芳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故此深藏于天津租界内，闭门不出，韬光养晦，暂停汉奸活动，蒋介石才没有急于下手，使他又多活了两年。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1957年，施剑翘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直到1973年病逝。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载。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现代历史上，汪精卫绝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叱咤风云、权倾一时，却最终落得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在汪精卫复杂多变、惊险和耻辱并存的一生中，他最终的死因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疑团。

从领袖到汉奸

在中国，像汪精卫这样背叛祖国的人是最让国人痛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原来姓“汪”的人都去掉三点水，变成了“王”姓。就连汪翻开资料，汪精卫祖籍安徽婺源，按现在省界的划分，今属于江西。元代末年，其祖先从婺源迁至浙江的山阴（今绍兴）。绍兴在明清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所谓“师爷”也就是为官员出谋划策的人，即幕僚。汪精卫的父亲便以此谋生，先后在广东的番禺、三水等县署做过幕僚。汪精卫在汪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十，在四个男孩子中排行第四，所以汪精卫又常被家人唤称“四哥”。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当时汪父正在广东省三水县任职，汪精卫的出生地应该是广东三水，但翻阅汪精卫个人填写的履历，出生地一栏却填的是广东番禺。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精卫”也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使用过的笔名。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且聪明伶俐，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他演讲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一起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个人。1925年7月1日，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便一再谦让、推辞，正式选举时，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以全票当选，成为国民党领袖。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被刺杀。汪精卫紧急召集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廖案。调查的结果表明，是右派领袖胡汉民背后策划的。许崇智、蒋介石主张除掉胡汉民，汪精卫却让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出了国门。不久蒋介石又以汪精卫与许崇智之间的矛盾，借汪精卫的势力把许崇智赶到了香港，蒋介石由参谋长爬上了粤军总司令的位置。汪精卫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军权实际却由蒋介石掌握。随后，蒋介石又借“中山舰事件”打击汪精卫，汪精卫被迫于1926年4月请假出走香港，然后赴欧洲。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自己被选为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彻底取代了汪的位置。

汪精卫回国后，他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而汪精卫在这种卖国思想下，也最终走上了一条被人唾骂的不归路。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的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蒋汪彻底决裂

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后的第三年，汪精卫又一次成为被暗杀的对象。而这次下暗杀令的居然是蒋介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并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时候，汪精卫其实是孤独和失落的。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此刻的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为此，他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最后的游说。结果，谷正鼎无功而返。

3月19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次日上午9时，陈恭澍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到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对于刺汪行动的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大汉奸之死

病死日本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这年秋天，侵华日军限令汪精卫调集大米100万石、壮丁20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对汪精卫的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10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940年4月，汪精卫等在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后，接受日本“大使”的“国书”。图中左为汪伪政府人员，右为日本人。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1944年2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一行来南京诊治，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38.5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精卫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被毒死于虹桥

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霍实子认为，1944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此后的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密电当即由国民党情报机关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这期间，陈璧君不在上海，是因为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她亲自处理。而后来证明，将陈璧君吸引到广州，是国民党的声东击西之计。

原来，汪伪政权成立，陈璧君的官衔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实际职务，则是“广东省政治指导员”。在陈璧君的一手操纵下，成立了伪省政府。她提议由她的胞弟陈耀祖出任省主席，汪精卫怕陈耀祖年轻办事毛躁，就封陈璧君为“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代表“中央”坐镇广东，像垂帘听政一般，大小事务都要经过陈璧君点头方才算数。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在广州文得路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这一招果然奏效，陈璧君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处理后事。这期间的汪精卫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关于施旦的来历，自然要提到汪精卫的风流韵事。据说汪精卫当年虽然和陈璧君结了婚，但是并不爱陈璧君，而爱的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方君瑛。

陈璧君小名叫“肥环”，身子肥胖，相貌平平，她出身富豪，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傲任性。方君瑛身材苗条，相貌出众，性格文静温柔，是个典型的贤内助。但是陈璧君先下手为强，方君瑛虽然也深深爱着汪精卫，却晚了一步，只好矢志不嫁，做汪精卫“精神上的妻子”。为此，陈璧君时常和汪精卫吵闹。有一次陈璧君居然当众羞辱了方君瑛。方君瑛气恼之下，竟以一死而明志，汪精卫十分伤心。

蒋汪合作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曾醒家遇见一位长得和方君瑛十分相似的女士，此人姓施名旦，已经结婚，丈夫是曾仲鸣的随员。汪精卫对她一见钟情，施旦也喜欢汪精卫的风流潇洒，两人一拍即合。但是，不久抗战爆发，施旦随丈夫去了内地。

汪精卫投敌以后，施旦也从内地来到南京，告诉汪精卫：她已经和丈夫离婚。这时候陈璧君长住广州，不在南京，汪精卫即任命她当自己的秘书，从此可以公开出入公私官邸。从那以后，汪精卫的一切起居饮食，就都由施旦照顾。

1944年3月，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子女的护送下，乘专机赴日本。行前，汪精卫希望施旦作为护理人员一起赴日，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施旦名不正言不顺，不同意施旦随行。在日本治疗期间，汪精卫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靠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她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不顾汪精卫病重怕风，经常门窗大开。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独居日本的汪精卫更加思念起施旦来，坚持也要返回中国。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造成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这一突然的变化，也使日本方面措手不及。经过斟酌，直到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后，又把“移尸”的细节作了妥当的安排，通知陈璧君急速赶到日本充当演员，这才在11月12日由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一个“丧典委员会”，发出讣告，并于当天由专机“海鹣”号将“灵柩”从日本空运到南京。用不着多说，从日本空运来的，当然是一具空棺。在礼堂接受吊唁时的尸体，才是真的。

汪精卫生前死后，施旦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护理、守灵。开吊以后，改由陈璧君守灵。那一段时间，陈璧君知道汪精卫一死，即便伪政权还能存在，也不会有她的好日子过，因此脾气十分暴躁，动辄发火。施旦趁她离开灵堂的时候，也曾经身着丧服到灵前最后祭奠了一番。为躲避陈璧君的谋害，她没有参加送葬的行列，就带上汪精卫生前的物品及送给她的财物，更名改姓，到香港定居，还将汪精卫的衣物做了一个“衣冠冢”，终生守墓，没再嫁人。

日军的试验品

关于汪精卫之死，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除了以上两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1944年3月，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经过紧急会诊，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骨导致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龟田大夫早年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七七”事变后，他随父母返回日本，在仙台攻读医学，后来征召在帝大医院任外科医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三节做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汪精卫的背肩部疼痛重又加剧起来，且元气散尽，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挣扎等死了。

此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精卫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了陈璧君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

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炸墓焚尸

尽管汪精卫死因扑朔迷离，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死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早在1942年清明节，汪精卫在众汉奸陪同下祭扫中山陵时，就对众人说：他死后若能葬在孙中山陵园旁的梅花山上为孙中山守陵，就心满意足了。于是陈公博、周佛海众汉奸便决定在梅花山上为汪精卫举行葬礼，并决定1944年11月23日沦陷区放假一天，凡愿参加送葬的南京市民，每人可领取20元的中储券，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

梅花山是紫金山（又称钟山）的一小部分，因宋代时在此种过梅树而得名。紫金山上有孙权、朱元璋、孙中山的陵墓，而梅花山刚好在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陈璧君自知汪精卫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地保护好汪的尸体。没想到仅仅过了10个多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

何应钦又派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找到当年建墓的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命南京某部工兵营用了150公斤德制TNT炸开墓壳，劈开棺材。炸坟是秘密进行的，提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对外放风说是为了抓汉奸。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发现棺内的尸体经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另外，除了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还发现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自嘲》，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估计是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的尸体随后连同棺材被运往清凉山火化，骨灰被丢弃于路边的一个水坑里。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离板桥镇大约10公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1946年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又随着惯性冲了200来米，撞在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火焰万丈。

1946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出消息：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南烈士陵园。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并于22日装殓。

消息传出，中外震惊。尽管在媒体的对外报道中明确指出，因为恶劣天气原因影响，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但是在民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一些人认为，戴笠并非死于飞行事故，而是被人谋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

那么，戴笠——这个有“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死因到底为何？事隔多年，直到今天，围绕着这个神秘杀人魔王的一生，人们仍然津津乐道，谈论着形形色色的传说。

中国头号特务头子

戴笠，原名戴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有着国际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赌博。他终日浪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由于精于心计，竟然很快与上海滩著名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结成了拜把子兄弟，随后又认识了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也在上海滩寻觅机会的蒋介石。

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决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心壮志。他毅然南下广州，投奔昔日上海滩的旧交，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从此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戴笠的命运也因此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治集团的风云人物。

不久，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疏远蒋介石，但是戴笠却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在蒋介石下台期间，他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提供各种信息。

果然，事实证明了戴笠的远见，下野后不到一年，蒋介石再度复出。东山再起的蒋介石，从遇挫的经历中，深感信息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所有敌对的势力。但是，由谁来负责这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呢？蒋介石想到了危难时期对自己忠心不二、一直追随左右的戴笠。

于是，蒋介石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统”。当时的军统局长是贺耀祖，但是他仅仅是挂名，而戴笠才是实际上的军统负责人。抗战初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得到空前发展，戴笠也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头号特务头子。从此，戴笠开始了自己人生征途最关键的旅程，同时也开始了千夫所指、罪恶深重的情报生涯。

戴笠一生负责特务组织达20多年，期间干了很多伤天害理、让国人深恶痛绝的事，包括策划和制造了很多社会影响很大的案件，例如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等等，让世人闻之色变而又愤恨不已。

神秘失踪的专机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一个绝好的消息，对戴笠和他的特务组织却是一个坏消息。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期盼着即将迎来的久违的和平，迫不得已，蒋介石也于这年8月力邀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事”，恢复和谈。双方通过共同协商，签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就意味着戴笠和他统率下的军统组织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将成为在政治上被革除的对象。

由于军统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在重庆谈判的提议发出后，打倒特务、撤销特务机关的呼声在全国此起彼伏，一时间戴笠和他的军统组织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狼狈不堪。杀人如麻的戴笠此刻心中也不禁恐惧万分，那种恐惧并不仅仅来自于全国民众对他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政敌，更有顺水推舟，想把他当替罪羊供奉出来迎合国民的蒋介石。就连戴笠自己也承认，蒋介石在当时做出取消特务组织的决定，确实比较高明：第一可以应付舆论，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第二可以解决军统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第三还可以解决戴笠个人实权的问题。因此，此时此刻，昔日威风八面、万人惊恐，今日穷途末路、万人唾骂的戴笠，也不得不绞尽脑汁地筹划一下自己的后路。

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度过危险，东山再起，继续他的政治生涯；有些人则认为他会急流勇退，回家孝敬母亲，陪伴家人；而第三种传说则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严厉的审判。其中没有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高级官员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蒋介石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介石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

面对众说纷纭的社会舆论，戴笠表面上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拖延时间的办法，一边假装无事，一边寻机观望。刚好抗战胜利以后，一些汉奸案件、敌伪财产案件需要处理，所以他当时以此为借口，在全国各地巡视检查情况，迟迟不回重庆。

1946年3月，借解决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蒋介石亲自发电，催促戴笠速回重庆。看完电报，已如丧家之犬的戴笠心底越发不安，他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回到重庆后的结局。

一定不能回重庆。走投无路的戴笠决定铤而走险，进行最后一搏。3月16日，戴笠从北平乘专机出发，不过，目的地并不是重庆，而是青岛。此刻的戴笠，已根本无暇顾及蒋介石的命令，他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自己的身家安全，为自己的未来作充分的准备。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从1946年2月12日开始，戴笠乘坐一架C－47式飞机离开重庆，先后去了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等城市。表面上是为了“肃奸”，实际上则是去鼓动何应钦这类军界要人共同对付即将面临的摊牌局面。

戴笠为什么不顾蒋介石要他尽快去重庆的命令，先去了青岛呢？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戴笠深知蒋介石迟早要打内战，内战需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来完成运兵、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军事任务，要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做成这件事，戴笠觉得蒋介石肯定会改变主意，对他重新重用。其次，要是戴笠真的干不成特务头子了，他当时考虑想当中国的海军司令。当时，美国海军是戴笠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甚至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1946年3月，美国第七舰队的柯克上将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而戴笠也在柯克的身上花了大量的功夫，他甚至命令部下特意为他去上海精心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

十分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要见的美国客人已于当日飞往上海，戴笠扑了一个空。筋疲力竭的戴笠决定在青岛休息一夜，与此同时，他给3月17日上午，戴笠踏上青岛飞往上海的飞机。此时此刻的戴笠，的确运气有些不佳，飞机刚刚从青岛起飞，天气就开始变坏。不久，通讯员接到了上海机场发来的消息，因为大雨，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戴笠无奈，只好临时决定，改飞南京。

当天下午，戴笠的专机飞抵南京上空。然而，南京同样也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无法降落。

1点13分，南京机场突然收到一条自称是“222号飞机正在降落”的神秘电讯后，再无音讯。

下午4点，重庆军统总部突然接到上海发来的一封绝密电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

毛人凤，军统少将秘书，戴笠指定的留守军统总部负责人，接到电报后，马上命令重庆电讯总台向上海、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特务发出紧急指令，尽全力寻找戴笠和他专机的下落。

从3月17日下午4点到3月18日凌晨，寻找的结果表明，戴笠真的失踪了。

很快，蒋介石知道了消息，他立即命令毛人凤迅速扩大搜索范围，并且一再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月19日凌晨，人们在南京西南江宁县板桥镇岱山村附近，一座海拔只有200米的小山上面，发现了一架失事的飞机。军统一帮人马赶到以后，发戴笠专机坠毁南京岱山，紧急电报迅速发到重庆军统总部。毛人凤得到消息，再一次赶到蒋介石官邸，把戴笠的死讯禀告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后半晌沉默不语，过了良久，终于吐出了一句话：“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

莫衷一是的死因

很多人对戴笠的死因表示怀疑。

戴笠当年乘坐的是一架美制DC－47飞机，它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DC－3民用运输机的改进型，也可以作为客机来使用。自1946年，DC－47飞机先后有70多种改进型，一共生产了10928架，是历史上生产制造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在战场上广泛运用C－47运输机。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州盟军的主要运输机。因此，它的质量应该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它的机体、发动机以及无线电通讯系统等等，在当时也都是性能卓越。所以从飞机的本身来说，因为DC－47飞机的性能故障，而造成戴笠机毁人亡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是不是因为天气恶劣，或者是因为驾驶操作失误，从而导致飞机坠毁呢？

专家认为，一般来讲，这两种情况同样不会发生。一是因为当时的飞机已经具备了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能力，二是因为事先有地面的调度和指挥人员，他们可以告诉飞行员如何在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起飞和着落。

而且，戴笠事先就有因天气不好、飞往其他地方的思想准备。因此，飞机在青岛起飞前，他就叫飞行员多加了油，如果南京天气也不好的话，飞机完全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去着落，根本不需要在南京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强行着落，所以这也是人们认为不是天气原因的依据之一。

另外，当时国民党的空军人员，都是经过选拔的优秀人员，完全是在美国接受的全面技能训练，似乎也不可能犯操作失误那么低级的错误。而驾驶戴笠专机的飞行员更应该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具备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飞行的能力，一般不会发生操作失误、导致飞机坠毁的情况。

如果把天气恶劣，飞行员的驾驶技术，飞机的性能，这些客观原因都排除在外，那么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DC－47飞机的坠毁呢？难道，正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戴笠的死亡并非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是有人谋杀？

戴笠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杀人无数，仇家自然大有人在。那么，究竟又是谁谋杀了这个素以暗杀闻名的“戴老板”呢？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制造了这起天衣无缝的坠机阴谋，并把这场弥天大案掩盖得如此巧妙呢？

最有机会下手谋杀戴笠的是他的随行人员。但是，在戴笠飞机上的随行人员，都是他的手下，有军统的官员，有他的保镖和翻译，还有他的好朋友。这些人跟戴笠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无缘无故，自然不会去冒险刺杀戴笠，更不会为此同归于尽。

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最有机会谋杀戴笠呢？

蒋介石？一种说法认为，最有可能、最有机会对戴笠下手的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想要搞明白戴笠的死因，首先要回顾一下他和蒋介石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起初，戴笠追随蒋介石，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政治依靠，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提供一个有利的保护，蒋介石则想利用戴笠的这种忠心和才干，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介石对戴笠的重用，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言听计从，应该说都是事实。

戴笠素来行踪诡秘，为人低调，在公众场合几乎很少露面，但是到后来，蒋介石却发现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1942年，煞费苦心的戴笠特意邀请蒋介石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戴笠的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的庞大实力，从而向蒋介石邀功。然而，戴笠却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引来的却是蒋介石对他的猜忌。从此，蒋介石对戴笠始终心存防范，戴笠至死也不过是个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调查统计局局长，在国民党众多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之中，仅仅获得一个区区的少将军衔。同时，蒋介石派了他的一个亲信叫唐纵，到军统局做帮办，实际上是监督戴笠。

蒋介石和戴笠的矛盾激化发生在抗战胜利以后，欲取消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个时期。当时，蒋介石为了迎合舆论，要取消特务组织，这样戴笠的去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戴笠为了个人前途，先谋求警政部长这个位置，但是蒋介石没同意，后又想当海军司令，这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而戴笠利用私人关系去跟美国拉关系，更增加了蒋介石对戴笠的猜忌。蒋介石担心戴笠会采取强硬的反击措施，所以先下手为强。在他看来，戴笠确实是实力强大却又野心勃勃，他掌握着重要的军事力量，同时又和美国打得火热，这些都让蒋介石非常担心。

当时，戴笠的势力的确非常强大。他的军统特务们，只听“戴老板”的，不听蒋介石的，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个时候戴笠的队伍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之众，而且青一色美式装备，所向披靡。除此以外，戴笠还掌控着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戴笠呼风唤雨的能量在蒋介石政府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而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如果真有一天，戴笠想要成为中国的太上皇，超过蒋介石，那么蒋介石担心美国人会支持戴笠。

戴笠也感觉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不满，所以他有一句话：“如果不死在共产党的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中。”尽管戴笠利用各种手段力图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反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当蒋介石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他认为戴笠联合美国人，目标无疑是要来对付自己。此时的蒋介石深深感到，戴笠的存在，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许是蒋介石担心养虎遗患，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让戴笠永远地消失。这是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

戴笠死后，他的儿子多次上书，要求追查谋杀戴笠的凶手，但每次上书都被蒋介石挡了回去。

马汉三？几年以后，对戴笠死因始终心存怀疑的军统少将特务沈醉，再一次来到岱山飞机坠毁现场，重新调查收集飞机坠毁的情况，并寻找现场遗失的物品。这一次，沈醉得到了新的线索，当地老百姓把一个鞘柄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的宝剑交给了他。

这柄宝剑的出现，让众说纷纭的戴笠死因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人们不禁要问：这把宝剑究竟属谁所有？为什么会出现在戴笠的专机上？它和戴笠的死因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据说，因为这把宝剑的发现，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国民党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所谋杀。

马汉三，军统的一员干将，长期在北方从事情报工作，成绩卓著，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地位也越来越高，担任过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又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多次受到戴笠提拔重用的马汉三，难道会恩将仇报谋杀他的顶头上司戴笠？

1946年，为了躲避面见蒋介石，戴笠不得不借各种名义拖延时间，在全国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这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他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大名鼎鼎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平的特务组织。却没想到，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原来，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经被捕叛变，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川岛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变时献出的九龙宝剑。

这把宝剑就是沈醉在坠机现场找到的那把宝剑，它本来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盗窃慈禧墓时得到的宝物。1928年7月2日，刚刚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一夜之间将慈禧和乾隆两座墓掘开，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等洗劫一空，这就是著名的东陵盗宝案。

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的一柄九龙宝剑。这柄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1939年春，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

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寻觅机会拥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

马汉三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以后，为了活命，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结果他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日本人投降后，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此刻藏在大间谍川岛芳子在北平的家里以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中搜出了宝剑。

戴笠从川岛芳子口中获得这个意外消息以后，马上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对自己并不忠心，竟然还有贪污的劣迹。此刻的戴笠对马汉三已经心存不满，但是自己既要对付蒋介石，又要和一心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对抗，同时还要处心积虑地与美国人拉上关系，为自己的前途铺路，他实在无法分身来收拾马汉三。

马汉三发现事情败露以后，也很聪明，他主动把宝剑交出，并且为了迷惑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他还给戴笠送了好多金银财宝、古董、字画。

为了稳住马汉三，戴笠将计就计，故意把自己留给马汉三上司的一封信，托马汉三转交。戴笠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在信中露出将重用马汉三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不出戴笠所料，马汉三果然偷看了戴笠留给他转交顶头上司的信。但是，马汉三在特务机关混迹多年，十分狡猾，他已经看出戴笠在演出一场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回过头来，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为了不被杀死，马汉三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死戴笠。

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为了安抚马汉三，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信息，却最终为戴笠引来了机毁人亡的灭顶之灾。

1946年3月16日上午，戴笠从北平出发，登机赶往青岛，随行还特意带上了那把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曾经实施过无数次暗杀行动的戴笠，此时竟然毫无觉察，死亡的阴影正一步步向他走来。

马汉三和戴笠共事多年，知道戴笠风流成性，于是将自己的机要秘书、年轻漂亮的军统特务刘玉珠送给戴笠，美其名曰照料戴笠的生活。戴笠一看刘玉珠漂亮的样子马上就非常喜欢，认为是马汉三想戴罪立功才这么做的。再加上刘玉珠也是军统的人，戴笠觉得比较可靠，就带着她从北平到天津到青岛。

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没有遇到他约见的美国客人，于是决定在青岛过夜，次日赶往上海。有人认为戴笠急于回上海，是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但是，事后有人发现，在青岛乘机的时候，刘玉珠并没上飞机，因此，就有人怀疑，很有可能刘玉珠在青岛机场上，对戴笠的飞机动了手脚。

人们推测，戴笠启程当天，刘玉珠一大早就悄悄来到机场，以她军统华北督导员的身份作掩护，以检查“安全”为借口，很容易地登上了戴笠的专机。乘周围无人之际，刘玉珠迅速将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隐秘地安置在戴笠的专机上，随后，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的晨曦里。

3月17日，222号专机在空中飞行时，设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点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一声爆炸的巨响，联络中断了。

3月17日下午，当毛人凤发出“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才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自己闪电般一击，打翻在地。

戴笠死后，蒋介石并没有撤销军统特务组织，只是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名为保密局。

1948年9月，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被秘密处死。耐人寻味的是，处死的罪名不是谋杀，而是贪污。

美国特工？关于戴笠的死因，还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戴笠是被美国特工谋杀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探听到，戴笠要对过去所有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一场大清洗屠杀，情报局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大流血，必须制止这场愚蠢的屠杀行动。

美国战略情报局得到戴笠将在青岛过夜、次日飞往上海的情报后，迅速指示在青岛的美国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这种看法认为，飞机里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它被调成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戴笠坠机摔死后，一位美国间谍用品发明专家斯坦利·拉维尔（Stanley Lovell）认为，戴笠乘坐的飞机里有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这位美国专家坚信，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他说：“在蒋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将军，这位残酷的秘密警察头子，连中国人都管他叫中国的希姆莱。暗杀与处决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只能耳语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后，戴笠及其部下在重庆上了他的飞机飞往北平，去组织一场对所有据说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有人告诉我，戴笠的飞机在飞到5000英尺高度时尾部爆炸了。”

莱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撰文，把戴笠作为“中国的间谍王”介绍给美国公众。关于戴笠的死亡，他写道：

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相信。新闻简报是4月1日发出的，也就是愚人节。那天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会笑，说“这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这不可能，相反，他们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仍在享受着迷人的生活，而不可能被杀死。

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飞机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就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尸体。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梅乐斯4年前在重庆送给他的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已经确定了他们上司的身份。不过，时至今日，60年前发生在南京上空的那次神秘的坠机事件，仍然是个未解的悬案，关于一代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之谜，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川岛芳子（1906—1948），又名金壁辉，真名叫爱新觉罗·显纾。这个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间谍，作为日本策动伪满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曾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亲自导演了后来引起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的一系列卖国活动，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的赞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她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处决。但是，很多人却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再一次走进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长河。

19世纪20年代，在日本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阴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的女学生，就是日后声名狼藉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出生于1906年，是清皇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位公主。其生父肃亲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袭皇族中地位举足轻重。肃亲王的曾祖是武肃亲王豪格，乃皇太极的第一王子，是开创200多年大清基业的元勋。由此可以想象显纾家世的显赫与权势。身为肃亲王第十四公主的显纾，为亲王的第四侧妃所生。在显纾的童年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革命风潮骤起、清王朝统治日薄西山的多事之秋。身为股肱大臣的肃亲王，眼看着老祖宗的社稷不保，心中焦急万分。他在联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游说日本军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叛乱”的同时，又策动蒙古王公喀喇沁王与惯匪巴布扎布组织蒙古义勇军，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排山倒海般的辛亥革命使肃亲王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心愿，肃亲王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遣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伺机而动，为满洲独立而“殚其力，尽其心”，甚至不惜将自己最钟爱的小女儿显纾也送给川岛浪速作养女，以图日后“有所作为”。于是，作为东方公主的爱新觉罗·显纾便于1912年跟随养父飘洋过海，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 日本。

为了适应日本的生活，川岛浪速不仅给显纾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还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的各种风俗习惯。

多年以后，川岛芳子已长成了一个身穿和服，口操地道日语、见人即大大方方地打躬行礼的日本姑娘。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中，她也因面容姣美、行为开放而著称。她常穿水兵式服装，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又随意飘散在两肩。由于年龄渐长，加之其生父和养父的事业急需有才华的后备军，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这种“额外”的学习使她不得不经常性地休学一二个月，以至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退学对川岛芳子来说，非但没有任何失落感，反而使她能无所顾忌，全力投入到那种令她痴迷的“男人的运动”中去。川岛芳子首先下定决心剪去一头青丝，女扮男装，用她的话来说，这是“永远清算了女性”。接着，这位喜欢身穿黑色礼服，戴着太阳帽和墨镜的女子，便开始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据说川岛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她策马疾驰中连续击落百步开外的苹果的故事被广为流传。就在这时，早已发现川岛芳子作为一名优秀间谍所具备的天生禀赋的川岛浪速，开始着手训练她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等技巧，为她日后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般的超级间谍作必要的准备。面对养父的悉心栽培，川岛芳子的心中早已种下了“成大业、立殊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种子。很快，一个如鲜花般娇艳美丽的天真少女就用纤嫩的双手敲开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大门。

“东方的玛塔·哈丽”

一身男人扮相的川岛芳子，很快获得日军特务机关的重视。这个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日本关东军屡屡发生摩擦，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由于行动不便，急需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协力共进”。于是驻扎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处便派与川岛浪速有师生之谊的倔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川岛浪速，希望他为了日本国的利益，派养女川岛芳子到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后经直接参与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少佐掘田正胜、岩原一夫、大村骏证实，所谓“秘密任务”即为刺杀张作霖事宜。出于帮助肃亲王完成“匡复清室”大业的宏愿，川岛浪速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邀请”，并作为交换条件从陆军大臣岩崎男爵那里弄到了一笔巨款，供川岛芳子及寄居旅顺、生活日渐窘迫的肃亲王之用。于是，川岛芳子以“省亲”为名到达东北，但是她并未急于到旅顺看望生父，而是滞留在大连。川岛芳子一面向父亲打电报说自己因患风寒不能如期到达，一面又四处活动，搜集有关北京的消息。这位男装“绅士”的举动非但没有引起奉军有关部门的怀疑，而且，其谍报机构的几个年轻人还同川岛芳子建立了“热烈亲密”的友谊。

很快，张作霖军遭到国民革命军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仓皇逃窜到东北等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军界的一片恐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取果断对策，命令他们“如果战乱波及到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关东军稽查处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奉军调动情况以及张作霖近期召开的几次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断定张的后撤对关东军在满洲的利益存在致命的威胁，必须阻止“北伐的任何可能性”。于是，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返辽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实施“秘密任务”。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学良又要处理后方事务，又要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郑某与这位颇有艳闻的公主相见。见面过程中，川岛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郑某对之垂涎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郑某见面的时间、地点。经过短期然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郑某，将自己了解到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使川岛芳子顺利地知悉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军返辽实则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具体事宜，并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得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也因此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其名声不胫而走。

棺材送活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掀起了排日运动。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张学良也制定了旨在打击日本对华势力渗透的“盗卖国上惩罚令”，并支持青年学生营党结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建立了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的机构，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也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的活动。在川岛芳子的影响下，这批人由原来的蛮干逐渐发展为有步骤地窃取中国方面的情报，并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摩擦，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作了大量的谍报组织工作。

此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密谋策划拥立清朝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设法把他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但由于风声太紧，走得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皇后婉容，携同郑孝胥父子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来到满洲。皇后婉容起先对皇帝的出走一无所知，后来当她知道溥仪已经离开天津后，闹得天翻地覆，一定要追赶前去，终于患了歇斯底里症。消息传到旅顺，溥仪内心愧疚不已，连夜派人恳求日方将皇后婉容接到满洲来。

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进而侵吞全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军方决定同意把婉容接到满洲来，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接。正这个时候，爱新觉罗·显纾——川岛芳子的名字出现了。凭着她在“刺杀张作霖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以及“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的表现，使她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时尚、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静园溥仪的住宅。这就是秘密来津的川岛芳子。她带来了一个病人似的身体虚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里面一间屋子住下。这个生病的友人，其实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美男子。于是，一出“棺材送活人”的好戏便上演了。

几天以后，静园里放出风来，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川岛芳子擦眼抹泪，作出一副悲切之态。皇后婉容也在假的灵前致哀，仆人们跟在后头鞠躬长拜。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人死了要运回老家，于是装着皇后婉容的棺材便堂而皇之地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 -- 白河河畔，然后成功地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日本兵舰，经过激烈的颠簸，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大连。皇后婉容“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由于川岛芳子巧施妙计，把皇后婉容平安地护送到旅顺，让她跟溥仪团圆，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关东军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此后的川岛芳子，可谓春风得意，她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了更为牢固的联系，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里筹集了一批军饷。她的行李中有做得十分考究的军服、纯金三星肩章、华丽的军刀、装在牛皮套里的崭新毛瑟枪、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了资本。

上海滩谍影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同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2万元经费。电文的大意是：“满洲事变”已按计划取得了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联合国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时，田中和川岛芳子就蠢蠢欲动，想在上海制造事端，一鸣惊人。见此良机，两人很快便相机而动，加紧了制造“一·二八”事变的阴谋行径。首先，身为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田中大佐，从关东军提供的经费中拿出1万元交给川岛芳子，指使她用金钱运动一些日本人，以图让这些日本人排斥日货，他自己便借机制造事端。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分公司，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几十名工人按照川岛芳子的旨意，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突然袭击了这几个日本僧侣。

事件发生后，田中又通过川岛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侨居上海的30名青年同志会会员，到袭击日本僧侣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的回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个全厂有千名职工的三友实业分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随即转移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着他们各自的租界和侨民。

尽管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本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1月28日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并与当地守军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之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作了报告。据说这对日本的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川岛芳子又女扮男装，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乱舞。通过这种表面的灯红酒绿生活，川岛芳子又完成了一项“额外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即通过舞会得以接触到孙文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样一来，关东军事先就得到了来自川岛芳子的绝密情报，这对于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川岛芳子也因此越来越博得了日本军方的信任。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少将曾派川岛芳子设法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住所与之攀谈，结果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长。后来，事实证明，川岛芳子的情报是正确的，因而使日军能主动地采取迂回战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后，植田谦吉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由于各国使团出面调停，日本关东军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尽早结束战争。在具体活动方面，川岛芳子也为结束“一·二八”事变，缔结停战协定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据田中隆吉回忆说，川岛芳子通过田中的介绍，由认识而接近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并从唐处得悉上海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消息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川岛芳子认识到这一情报的战略意义，便连忙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田中，田中又通过田代参谋长电告日本政府，结果使日本得以在优势下结束了战争。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在他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又遵照田中的指示，将唐隐藏在家中达两周之久。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在“一·二八”事变后，据说也因向日本方面泄露情报罪而受到蒋介石的弹劾。田中根据日本军部的指示和孙科的要求，命令川岛芳子承担保护和援助的任务。于是，川岛芳子便让孙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客船，巧妙地使孙科逃离上海到了广东。另外，田中还命令川岛芳子去探听英国对“满洲国”独立问题的意向，而川岛芳子也没有辜负田中的厚望。她不仅没费吹灰之力便从英国记者那里获知英国政府将在国际联盟上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等情报，并且最大程度地拉笼了上海的英国侨民，使他们对日方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侵略行径能够施以“谅解”。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继承了清室血统、既懂中日两国语言又会一些英语的川岛芳子，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超级间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添补了不少有用的零件。

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稳定时局的考虑，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政府安插了许多亲信及本国人员，其中便包括川岛芳子。

有一天，川岛芳子找到养父的得意门生崛田武胜，希望他帮助自己招兵买马。

原来，有一天，曾在张作霖的拜把弟兄张宗昌麾下当过参谋的方永昌，跑来向川岛芳子提出：愿组织一支安国军，拥戴她为总司令，去参加刚爆发不久的热河战役。听了这个建议以后，川岛芳子的心不禁怦然一动，她想：如果把各路土匪联合起来，由一个能干的满洲人指挥，那么，大多数反满抗日的匪徒也会欣然倒戈反击，这对于维护满洲帝国的统治、进而恢复清室在全中国的帝制一定十分重要啊。川岛芳子的大胆想法，使崛田大吃一惊。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昔日师傅膝下娇姿万千、而今被誉为“军中一枝花”的川岛芳子有自己拉杆子搞部队的念头。惊愕之余，崛田还是按照川岛芳子的意思为她东奔西走，招募人马去了。经过多方努力，1933年2月，身穿特制的军服、以“安国军总司令”身份参加了热河作战的川岛芳子，又在伪满洲国的上空释放了一颗“原子弹”。日本《朝日新闻》就此用了两个版面刊出了一篇“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小姐，被任命为热河自卫团总司令，威风凛凛地站在讨匪的第一线”的报道。

在这篇报道的正中，还登载了一张川岛芳子身穿军服马裤，头戴军帽的姿态飒爽的全身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常被各方面所引用。而川岛芳子这时候却自称金壁辉，据说此名的来由是因思念她远在日本的二哥宪立而顺，其化名金壁东。以金壁辉为总司令的“满洲国”安国军，就像一阵风似地在前线及日本本土传开了。关东军也不失时机地在形式上采取了同意川岛芳子参加热河作战的措施，并利用这个事件作资料，对日军进行大肆宣传。一时间，川岛芳子成为日军士兵崇拜和向往的女性偶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兵源、战争物资等问题上很快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因此迫切希望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此刻，川岛芳子正在东京闲居，她一听这个消息，便急忙打电话给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要我见东条阁下。请一定把我护送到日军的最前线。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于是，胜子便把川岛芳子的意思传达给了东条英机。

东条为川岛芳子掌握消息的准确性感到吃惊，同时又十分赞赏她的计划。接着，一份日本军部的命令将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派到北京，让她以东兴楼饭庄女老板的身份与国民党在京要员广泛接触，搜集有关和谈动向的情报。

川岛芳子来到北京之后，便有条不紊地着手进行“和谈”之事宜。首先，川岛芳子利用自己过生日的机会大事铺张，遍请在京朝野名流。紧接着，川岛芳子又通过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了线，希望戴笠能助她一臂之力。作为答谢，川岛芳子将负责把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名单送给戴笠。戴笠早就十分仰慕川岛芳子的谍报才华，欣然同意双方进行初步的接触，并派亲信唐贤秋扮作北京大药商行的老板与川岛芳子直接磋商有关事宜。

但是，川岛芳子的社交手腕和“美女政策”最终没有取得成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区的节节败退，这位昔日权柄炙手的“东方魔女”已经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表演舞台，在挣扎和孤寂中等待着历史对她的惩罚。

走向末日

随着投放在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的爆炸，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日本帝国已经彻底走向了末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川岛芳子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有人曾劝她逃回日本或逃往内蒙古，但她没有同意，仍然与她的秘书小方八郎等人住在北平东四九条三十四号的家中。

1945年10月10日，也就是在日本投降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川岛芳子被捕了，随后她被押往位于北平北城的民国第一监狱，也就是原来的日本占领军陆军监狱。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川岛芳子被捕后当局却对她礼遇有加，不仅是一人一室，而且也未给她戴手拷，据说是北京军统局特意关照这样做的。在关押时，川岛芳子很想见到日本人，所以装作不会说中国话，她甚至要求找一个日本人来给她作翻译。

川岛芳子在第一监狱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7月，此后她被移送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羁押，等候审讯。1946年7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对川岛芳子的起诉书，主要内容如下：

金壁辉，即川岛芳子，亡清肃亲王之女，成长于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往来于平、津及敌国、满洲之间，从事间谍活动；曾任伪满皇宫女长官及伪满留日学生会总裁，溥仪游东京时负责接待；组织伪安国军；“七·七”事变后，向敌建议利用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反抗祖国，延长战祸；在日本用文字和广播，发表我军政内情；图谋复兴满族，统一中国，唆使伪帝溥仪迁都北平。

这份起诉书意味着，川岛芳子将会被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而审判，也就是法庭会把她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审判。起诉书刊登之后，围绕川岛芳子的相关报道便频频见于各种报刊，川岛芳子的名字短时间内闻名全国，她复杂的身世和经历吸引了人们大量的目光。1947年10月8日下午2时，在北平天安门西侧的司法部街，也就是今天人民大会堂所在地的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国民政府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一次公审。由于公众的好奇心太过强烈，致使法庭无法控制秩序，只得将公审改期。

10月15日，在北平地方法院后花园开设的露天临时法庭上，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二次公审。川岛芳子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被押解到了被告席上。目击者说，川岛芳子当时略施脂粉，中等身材，体态丰盈，宛如一个中年男人。在法庭上，自命不凡的川岛芳子对审判充满了蔑视，似乎对判决的结果并不在乎，甚至经常让人感到狂妄和自傲。

在公审时，川岛芳子当庭承认了自己的身世和过往经历，但坚决否认自己叛国。川岛芳子明白，如果承认叛国，那么她将会被以汉奸罪而处死。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在第一监狱准备对川岛芳子进行宣判。人们看见，川岛芳子穿着黑呢子大衣，绿色西装裤，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发光亮，显然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她还刻意地左顾右盼，频露笑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法庭的判决是这样的：“金壁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据说，当川岛芳子听到了对她的判决后，“面容陡变，眼泪盈眶，然犹故作镇静，低头干咳不已”。

为了不以汉奸罪被处死，川岛芳子开始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她不断地给养父川岛浪速和秘书小方八郎写信，要求他们尽快为自己搞到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样她就可以再通过律师的辩护，把自己从汉奸的法庭拉到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

对于川岛芳子的求援，川岛浪速等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川岛家乡长野县的村民们甚至还向北京寄回了“请愿书”，以证明芳子自小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希望能够给她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也的确没能拿出证明其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川岛芳子一直认为自己在日本有户籍。她6岁时作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来到了日本，最初是在东京赤羽生活，但是因为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区政府所有的户籍资料都在大火里烧毁了。那以后他们搬到了松本市来住，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进行户籍登记。

川岛浪速在给川岛芳子辩护律师的信中进行了解释，并说：“亲王与我情胜手足，因为同情我家中无子，所以亲王才在1912年将当时仅有6岁的幼女芳子送至东京，从此芳子就成为了我家的孩子。”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份由其养父提供的材料，才使得川岛芳子在法庭上再也无力为自己辩解了，即便她曾委托律师提起上诉，请求再审，但她的上诉最终还是在1948年3月14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驳回，法庭依旧维持原判。

行刑后的争论

这起国内外瞩目的川岛芳子案件，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通知新闻局及诸多报社，事后解释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这也引起了人们对川岛芳子死亡的怀疑。

枪决川岛芳子的日期被定在1948年3月25日上午6点45分。尽管当局百般遮掩，还是被不少消息灵通的记者打探到了，说死刑届时将在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进行。然而，当记者到达后，监狱大门却紧紧关闭，除了允许两名美联社的记者进入外，其他的记者全被拒之门外。

大门关上后，行刑便开始了。枪响过后，监狱的大门突然大开，在外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蜂拥而入。记者们在地上看到了一具刚被执行了死刑的女尸。有记者后来描述道：“该尸头南脚北，弹由后脑射入，由鼻梁骨上射出，头发蓬乱，满脸血污，已不能辨认。”

这样一来，记者们更加怀疑了，他们认为，枪决选择在监狱内秘密进行，并且违背诺言，不让记者观看行刑过程实在可疑，再加上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川岛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难相信川岛芳子真的死了。这些情况一经记者报道，社会舆论立刻沸沸扬扬。

中国《大公报》立即刊发了报道，对川岛芳子是否已死做出了大胆猜测。他们认为，川岛芳子的死刑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报纸上刊登的女尸照片留着女士长发，而据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说，川岛芳子历来剪的都是男士短发，所以被处决的绝不是芳子本人。除此之外，人们还对川岛芳子的死提出了更多疑点。

有人提出，川岛芳子在日本战败之后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险，她至少可以有两个地方可去——日本和内蒙，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留下，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让人们猜测不已。另外，川岛芳子在受审的法庭之上公开藐视法官，其平时放荡不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似乎有恃无恐，确信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莫非自己真的有很强大的后台？为什么对川岛芳子进行了公审，但是公审后却没有公开枪决，难道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诸多疑问，让人们议论纷纷。事后不久，就有人公开承认川岛芳子被调包，一家报纸甚至发表某人声名说自己的姐姐被买来替死，后来因为钱款未付足，所以才把这件事情公布。

还有更离奇的说法。一些人认为，川岛芳子被关押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视死如归，暗地里却又通过各种关系为自己开脱、推卸罪责。她首先派人让胞兄宪立找到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向美国驻日本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求情，向远东军事法庭说项，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接着，又写信给养父川岛浪速，恳求他证实自己是日本人，以摆脱因涉嫌汉奸罪而判处死刑的危险。最后，川岛芳子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伪的谍报网，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此外，她还通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企图逃脱罪责。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开始注意这个“卓越的”日军“一枝花”。蒋介石秘密电令北平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

与此同时，军统局也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超级女间谍。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来人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届时由我指挥……士兵的枪是空枪，没有弹头……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请你应枪声倒下。验尸由我来做。”少校接着说道：“我们已准备了一口特制的棺材。运出监狱以后，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的。”

川岛芳子对此衷心地说了声“谢谢”后，那位军官也就形消影遁了。

新闻界对各种传说大肆渲染，有人甚至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有人说她本人早已潜返东瀛。甚至传闻说某国民党权贵因迷恋川岛芳子的绝代风华，不惜违犯国法，用偷龙换凤手法，耗费重金买通狱吏将川岛芳子救出，将川岛芳子秘密纳为外宠……诸多传言，不胫而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得知川岛芳子被行刑时的真相。然而，对于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的“东方魔女”来说，无论是被以汉奸的罪名处死，还是被秘密营救后苟且偷生，都已经失去了往昔呼风唤雨的“女谍风采”。

上海滩，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东方乐园”的称号。这里的十里洋场，风云变幻，机会与风险并存，成为冒险家施展自己的能量、实现飞黄腾达的理想场所。“流氓大亨”，是1949年解放以前，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一些善于投机的流氓头子，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上海滩秘密势力的霸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被惟恐躲闪不及的老百姓称为“流氓大亨”。而在旧上海的“流氓大亨”里，排名第一的，当推黄金荣。

上海滩第一“大亨”

黄金荣的家族没有一点显赫的背景，他们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父亲黄炳泉年轻的时候是余姚衙门的捕快，后来来到上海的漕河泾种地。黄金荣6岁跟随父亲来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读书。他从小顽皮，不喜欢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当时，张家弄内住有不少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从小和这些人接触，耳闻目睹，也学习了不少江湖诀窍，对他后来在法租界捕房起家发迹，打下了伏笔。

1881年，黄金荣1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母亲邹氏和姐弟四人，只能依靠母亲给人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于是，邹氏就把黄金荣送到附近的庙宇内做些零碎事情，混口饭吃，因此周围的人就叫他“和尚”。后来由于上海流行一种传染病，黄金荣也被感染，虽然侥幸地活了下来，脸上却生出麻皮，因此后来就有了“麻皮金荣”的绰号。

黄金荣在庙宇内做和尚杂活之后，仅仅勉强维持自己的温饱，后来，他母亲又托人把他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名叫萃华堂裱画店。黄金荣做了三年学徒，每月只拿月规钱四百文（四十个铜板）。满师后，他又站了两年柜台，因为不肯吃苦，没多长时间就不干了，从此在法租界和一群地痞流氓鬼混，成为一个上海滩的小混混。

1890年，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当时的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这时，22岁的黄金荣正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便决定去碰碰运气。结果，巡捕房看中了他那强壮的身体，居然录用了，从此黄金荣成为法租界捕房的三等华捕。黄金荣从此否极泰来，天天跟在法国巡捕的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活动，表现得格外卖力。由此，他再次获得上级的欣赏，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巡捕房便衣警察，俗称“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由于他在萃华堂学艺期间，常到城隍庙得意茶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地痞流氓和青洪帮分子。当了“包打听”后，为了管理十六铺码头的治安和破获盗窃案件，他进一步有意识地和这些人厮混，在社会黑暗面中的关系逐渐多了起来。在此期间，黄金荣用“黑吃黑”、“一物降一物”的手法，网罗了一批流氓混混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为了继续迅速地升迁，黄金荣甚至制造假案，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声名和身价。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被偷盗，老板急得六神无主。有人就对他说，对面巡捕房的黄金荣破案子“灵光”。老板半信半疑，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流氓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的名声不胫而走。后来，人们才发现，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自导自演的一出骗局。

不久，黄金荣果然再次获得提升，担任探目，即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后又升为督察员。在黄金荣在任期间，也曾经真的破过一些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结果被那里的土匪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设法营救。黄金荣通过黑势力的关系，很快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随后将凡尔蒂夫妇安全地营救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查明真相，将原物如数追回。

最使黄金荣得意的，是他后来破获的一件法国天主教神甫被绑架的大案。

当时，这名法国天主教神甫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他为了开辟传教基地，由上海乘火车赶往天津，打算去开办教堂，结果在山东临城被军阀张宗昌的部队拦车抢劫，把他绑架到临城乡下看管起来，准备敲诈一笔巨款。

法国天主教神甫被绑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救出人质。捕房动员所有的侦缉人四处打听、搜索，都没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凡通风报信这名法国天主教神甫下落的，赏银洋三千元，如能救出人质，赏银洋一万元。黄金荣得知此事，认为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但过了许多日子，仍然一无所获。

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韩荣浦的山东人，从临城乘火车到上海来买东西，结果在上海车站附近的旅馆登记住宿时，发现装在衣服里的一百元钱不翼而飞。韩荣浦不甘心钱被偷，忽然想起有个姓隋的同乡在法租界里当巡捕，于是就前去求助。隋巡捕听了他的遭遇后，就替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和黄金荣见面。

黄金荣和韩荣浦闲聊，随口向他打听法国神甫被绑架的事件。恰巧韩荣浦当时正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消息非常灵通，而且吴佩孚的部队和张宗昌的部队都驻在天津附近，双方的所作所为，彼此都有所闻，所以韩荣浦就告诉黄金荣一些法国天主教神甫被军队绑架的消息。听到消息，黄金荣非常高兴，立即付给韩荣浦150块钱，要他回到临城去详细打听人质藏在什么地方，一有下落赶快到上海来报信，再给他500元赏金。如果破案，更有重赏。

韩荣浦见钱眼开，立即回到临城，很快就发动关系，打听到法国神甫被关押的地方。随后，韩荣浦再次来到上海，告诉黄金荣情况。黄金荣当即给了韩荣浦500元，另交他一千元，叫韩荣浦设法买通看押法国神甫的人员，并告诉韩荣浦，等到他带人到达关押法国神甫的地点时，再付二千元，并让这些看守人员事后逃往外地。

韩荣浦返回临城之后，按照计划行事，结果一切顺利。黄金荣在约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到达临城。当天夜晚，他们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把人质悄无声息地营救出来，随后安然返回上海。

由于黄金荣不断立功，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他一枚头等金质奖章，法国巡捕房还破例提升他为警务处惟一的一个华人督察长，委派了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平步青云，成为上海闻人。

黄金荣初到上海，仅仅是一个不入流的街头混混，并没有加入当时有名的黑帮帮派，后来势力壮大以后，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他就拜当时的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为师，列“通”字辈。黄金荣一生涉足赌、娼、盗，大发不义横财，只要能挣钱，他从不问行当，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凭借势力声威，广收门徒，靠贩烟土、设赌场、开戏园和敲诈勒索等手段聚敛财物，此外黄金荣还和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三鑫公司，从事走私鸦片、军火买卖等活动，聚敛财富，成为拥有巨万家产的大富翁。黄金荣对金钱贪得无厌，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的人生嗜好是“赚银子睡女人”。他对金钱的法力充满迷信，认为有钱能让鬼推磨，因此，狂妄地叫嚣：“天大官司，磨盘大的银子。”在黄金荣的势力更加强大之后，目空一切的他开始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意思是比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大”字辈更高一尺，并建立有忠信社、荣社等帮派组织，收徒上万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蒋介石。

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名叫蒋志清的蒋介石正在上海滩四处投机。为了赚钱，他和周骏彦等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幻想以此实现自己的发财美梦。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河自杀。债主们还雇用一些打手来强迫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过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亨虞洽卿的介绍，蒋介石来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1934年，上海滩的显赫人物。左起：巨商杜月笙、苏联大使鲍氏、外交官蒋廷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保安处长杨虎。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恒泰号”的债主们。酒席中，他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闻听后面面相觑。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只好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摆平了。

1927年三四月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来到黄金荣公馆，再次向他当年的救命恩人行师徒之礼。1927年，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黄公馆是主要活动地点。因反共有功，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授予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1927年底，黄金荣从督察长的位置退休闲居，开始将位于漕河泾镇附近的黄家祠堂扩建为自己以后养老的家园，并于1935年建成黄家花园（即今天的桂林公园）。该园占地80多亩，中有“四教厅”，壁上悬挂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宋子文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所送匾额，还有蒋介石手书“文行忠信”的纪念碑。

1947年，黄金荣过80寿辰，蒋介石曾经大张旗鼓，亲自来黄家花园为其祝寿。

提拔杜月笙

在黄金荣的一生里，他和杜月笙的关系最为复杂。他曾经一手提拔了杜月笙，但是后者的势力后来却一天一天地超越了他。他们彼此心存忌惮，但是却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勾结和利用，在凶险的上海滩彼此依靠，一起叱咤风云。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发迹后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日，民间俗称的鬼节。杜月笙的父亲杜文卿，曾在茶馆当过跑堂，在码头做过丁役，后又与人合作在杨树浦开过一家米店，惨淡经营。母亲朱氏则时常帮人浆洗衣物，补贴家用。

杜月笙刚过周岁时，由于连年天灾和疫病到处流行，母亲朱氏在高桥镇无以为食，只好抱着杜月笙步行几十里，到杨树浦投奔丈夫。后来，朱氏和丈夫商议，进纱厂做工。

1890年夏天，上海流行霍乱，朱氏却在这情况危急的岁月里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她由于极度的衰弱而死亡。杜文卿悲痛万分，无奈之下，他把杜月笙和女儿一同抱回杨树浦，三人相依为命，最终无法支撑，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多年以后，杜月笙历尽沧桑，成为名闻全国的上海大亨之后，曾高价悬赏、千方百计寻找这位早年送人的妹妹，结果杳无音信。

1892年冬天，上海一带天降大雪，气温陡降，杜文卿突然染病，很快离开人世。这个时候杜月笙还不到四岁。此后，杜月笙由继母张氏抚养。张氏性格坚强，视杜月笙如己出，她起早贪黑为人洗衣服，赚几分钱，聊以度日。不料，灾难再次降临，1895年，张氏突然神秘失踪，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杜月笙也从此彻底成了孤儿，流落街头，整天在茶馆赌棚流走，捞到什么便吃什么。14岁的时候，杜月笙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当地的一些流氓痞子鬼混，又因为嗜赌成性，不久便被水果行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来，杜月笙为了在上海滩立足，便拜青帮“通”字辈的流氓头子陈世昌门下，按辈分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

当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捕房内步步高升，已经成为租界当局中惟一的华人督察长。他利用这个势力在上海东新桥附近开了一家“聚宝”茶楼，广收徒弟，为租界作耳目。同时，他也经营了戏院、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

黄金荣第一次见到杜月笙就非常欣赏，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气派，就收容了他，从此，杜月笙成了黄金荣的随从。黄金荣每天早晨要到“聚宝”茶楼，以喝早茶为名，处理各种官司，杜月笙总是拿着大衣、皮包，随侍在旁。

杜月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暗地里却把上自黄金荣，下至一般听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脾气性格，揣摩得清清楚楚，并且针对不同的人投其所好，见机行事。

当时，黄金荣的夫人是林桂生，人称桂生姐。她虽然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却精明能干，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和高参，深得黄金荣的喜爱。杜月笙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因此也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欢心。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杜月笙在旁尽心照顾。病愈后，桂生姐对杜月笙另眼相看，常在黄金荣面前夸奖杜月笙。随后，杜月笙又抓住机会干了几件让桂生姐和黄金荣赞赏的事情，渐渐地，他就成了桂生姐的心腹，并参与了黄金荣最机密的工作 -- 抢夺鸦片。

当时的烟土巨商人称“潮州帮”，他们经常利用英租界和法租界从事鸦片走私，因这是外国人管辖区，中国法律鞭长莫及。“潮州帮”烟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鸦片走私之事，虽然隐秘，但仍然为上海滩的那些地痞流氓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信息，他们便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半路抢劫走私的鸦片。

当年上海滩上抢夺鸦片最厉害的八个人物，按照出道时间的先后，被人称为“大八股党”。“大八股党”成名已久，并因此积累了万贯家产，已经不再想去拿脑袋作赌注，开始选择一种稳妥可靠、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于是，他们的头目如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等人，先后投效上海的缉私机构，并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银钱钞，上下买通，很快就钻进了这些缉私机构的核心部门，占据了高级职位，逐渐地控制了这些部门。

当“大八股党”把水陆两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缉烟土之大权抓到手之后，不但自己公然贩卖和走私鸦片，并且向烟土巨商收取大量的保护费。而“潮州帮”烟土商也自愿奉献，因为从此以后，有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他们的买卖就合法化了。

当时的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并没有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在眼里。因为在他们看来，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地小人少，力量微不足道，只要事先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了。于是，“大八股党”的头领，这个时候已当了英租界巡捕房头目的沈杏山，就派人向黄金荣传话。

谁知黄金荣和杜月笙一听完来人的话，就沉下脸来，一口回绝。沈杏山恼羞成怒，利用军警的力量，对烟土实行武装接运，断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条财路。黄金荣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杜月笙却老谋深算，向黄金荣和桂生姐提出抢劫鸦片的主意，并得到两人的赞同。

杜月笙说做就做，立即招兵买马，网罗亡命之徒，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抢劫鸦片的队伍，后来被人称为“小八股党”。第一次抢劫鸦片得手，就弄到一船烟土，等于抢到几十万银洋，通过这次“抢土”，他们也看出“大八股党”在护送烟土过程中的种种漏洞。从此，伴随着一次次布置周密的抢劫鸦片事件的发生，大量财富流进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腰包。1925年7月，黄金荣和杜月笙又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了主要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不久，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开始禁止鸦片生意，而三鑫公司乘机垄断法租界鸦片生意，因此大发横财。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地位逐渐与黄金荣、张啸林并列。他们三个人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流氓大亨”。

在上海三大“流氓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和黄金荣、张啸林相比，杜月笙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等活动，大肆聚敛钱财，又用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杜月笙在上海善待当时已经下台的北洋军阀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地撰写一副对联赠予他：“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杜月笙对这副对联爱如拱璧，专门请名家雕刻为黑底金字，悬在他家客厅的两楹。杜月笙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还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到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人物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杜月笙，运用高超的手段广交天下名流，织成了一张盘根错节、无所不在的庞大势力网，被人们称为上海滩的“厚黑教主”，其势力发展到巅峰时期，甚至已经超越了一手提拔他的黄金荣。而恰在此时，围绕着当时走红的坤伶露春兰的争斗，引起了一场风波。

上海四大舞台之一 -- 黄金荣的“荣记”大舞台露春兰本是黄金荣门生张师的养女，常来黄公馆串门，平日也喜欢去听戏。她生得聪明伶俐，没多久就学会几句老生戏和青衣。当时已经50多岁的黄金荣对露春兰一见倾心，决定让年仅14岁的露春兰在舞台登场演出，捧她出道。黄金荣对此不遗余力，一连两个月，亲自下戏馆为她捧场，又甩出大叠银洋，要各报馆不惜工本地捧露春兰。他还亲自为她张罗演主角、灌唱片。一时间，上海各大小报纸上纷纷刊出露春兰的俏影玉照。她的名声压倒了上海红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军、军阀卢永祥的大儿子、上海滩出名的四公子之一卢筱嘉，最爱听戏，他看到报纸上大篇幅介绍露春兰，就一袭青衫，轻车简从，专程前往荣记大舞台。戏尚未开场，卢筱嘉就让跟班给露春兰送去一枚钻戒，约定戏散后同度良宵，被露春兰推说有约拒绝了。

偏巧这天露春兰一不留神，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卢筱嘉在台下正没有好气，就阴阳怪气地喝了声倒彩。黄金荣正坐在正厅包厢里看戏，一声倒彩传来，气得他暴跳如雷，马上派人过去给了卢筱嘉两个大嘴巴。卢筱嘉见打手人多势众，自己只有两个保镖，就悻悻地走了。

过了几天，黄金荣吃罢晚饭，又带了四个贴身保镖耀武扬威地踏进了包厢。就在这时，卢筱嘉带领十几个便衣悄悄溜进了正厅包厢，用手枪顶着黄金荣的光脑袋，随后架了他就走。

后来，还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出面，打通了卢府内部关系，花了三百万款子，总算把黄金荣赎了回来。

黄金荣一手捧红露春兰之后，就想据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会轻易答应，因她当年为自己发迹立下过汗马功劳。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于是就让他去游说。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干脆，要娶露春兰可以，除非自己出门。让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金荣真的提出了离婚。他给了林桂生一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后，就迫使她搬出了黄公馆。露春兰名正言顺地成了黄太太。黄金荣驱赶林桂生出门之后，杜月笙对黄金荣内心里非常不满，也对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不过黄金荣的新婚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到三年，露春兰就坚决地提出和黄金荣离婚，据传是与德孚洋行的买办薛恒产生恋情。随后，两人在法国律师魏安素事务所协议离婚。

一个买办敢夺在上海呼风唤雨的黄金荣之爱，很多人都推测是杜月笙在台后支撑。而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黄金荣和杜月笙在内心里也都彼此忌惮，不过，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在表面上仍然相好如故。

大亨末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拾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他当选后马上辞职。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去了香港。据说，在1949年4月，离开上海前的杜月笙曾经来到黄金荣家辞行，并劝黄金荣也去香港，但是被黄金荣拒绝了。

流落异乡的杜月笙心情忧郁，朋友甚少，几乎整日呆在家里喝茶听收音机看看报纸，不久，就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1951年7月，杜月笙中风偏瘫，他拒绝进医院治疗，对家人说：“苦难流离，备受刺激，生不如死。再说中风后遗症难愈，不要让我过手足不能动的活死人日子了。”8月7日，杜月笙口述了遗嘱，将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债券、现金分配给各房夫人及子女，训勉儿女努力守成创业。8月10日以后，杜月笙进入昏睡状态，水米不进，弥留期间，他曾对家人交代：“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撒手西去。

与杜月笙不同的是，黄金荣选择了留在大陆。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夫人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这时，有人劝黄金荣也到香港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解放上海前夕，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带信给黄金荣，嘱咐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

但是，82岁的黄金荣最终决定留了下来。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实际上，此刻的黄金荣，在上海还有难以割舍的东西。黄金荣一生，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背景，脚踏黑白两道，苦心经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十几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沪上名胜。1948年春夏之交，他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大世界”10年的租地合同。他担心，自己离开上海，一生心血经营的“大世界”将会成为无主财产，即使由养子继承，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解放后，政府虽有明令禁止抽大烟，但是黄金荣早已经在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说足够他后半生吸食。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上海市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为民报仇雪恨。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金荣划清界线。

1951年5月20日，迫不得已的黄金荣在上海的《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他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并表示要“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由于此刻的黄金荣已经是风蚀残年的老人，这项象征性的“改造”措施并没有持续下去。

1953年，上海市政府按照“大世界”的复杂形势，决定对黄金荣的残余势力再行打击，将“五虎将”、“四大金刚”等残渣余孽一网打尽，使“大世界”的旧貌彻底换了新颜。黄金荣病倒了。一天，他将养子黄源涛喊到家中，口传了遗嘱，最后感叹道：“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唯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几天之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一个从小瘪三起家跨越黑白两道的“流氓大亨”，便突然高烧不止，在昏迷了几天以后，闭上了眼睛，时年86岁。

1919年冬天，鲁迅与周作人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北京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三弟周建人虽无收入，但是鲁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加起来，超过50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此时周氏兄弟都处在自己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二人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兄弟失和

鲁迅是1881年9月出生的，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鲁迅12岁那年，祖父因为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鲁迅的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急速败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却向母亲磕了一个头，去南京求学。1902年，鲁迅又飘洋过海，去了东京。在异国他乡，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除了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还给在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在日留学期间，鲁迅曾经回来参加母亲给他包办的婚礼，妻子名叫朱安。但是，结婚后的第4天，鲁迅就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留学过程中，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鲁迅觉得充满屈辱，例如，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写道，他因为成绩优异，被日本同学写信辱骂，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因为讨好老师，预先知道了考题。但周作人就不一样，因为一些与日本留学机构交涉的事情，都是鲁迅代办的，在周作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受日本人欺压的事情。相反，周作人的《日本的人情美》等文章里充满了对日本文化的赞美和向往。特别是残留在民间的汉唐遗风更让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另外，周作人在1908年就开始和他们的日本侍女羽太信子眉目传情，并终于两情相许，在1909年商定了结婚日子，更觉得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和早年留学生活的感觉多少有些关联。

周作人留学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

1912年，鲁迅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北上北京。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也从日本回到绍兴。这个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在事业上开始合作，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1917年，原来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鲁迅便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终于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兄弟三人终于实现大团圆，他们还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接到北京一同赡养。

正当鲁迅与周作人都在事业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时刻，他们却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断绝来往。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引用《诗经·小雅》里所说的那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这让人们想起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的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原来，鲁迅与周作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由家乡的法师给取过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当兄弟失和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回忆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莫非，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竟是天意？如果不是，又是怎么回事呢？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1923年1月，他们曾经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

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还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充满手足之情和对往事的美好回忆。此后，他们还曾经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6月，兄弟两个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11篇，周作人译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还同游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在日记中留下“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记载。

但是，在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却突然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这封信很短，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 -- 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 --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经在《苦雨》里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那么，这一夜，鲁迅是否也被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简单的一句话提到此事：“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显然，当鲁迅想和周作人沟通的时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绝了。于是，鲁迅从当天开始就和周作人家分开吃饭，不久鲁迅就搬出了八道湾，并把朱安和母亲一块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显然，在周作人的日记里，已经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同日，鲁迅也在日记里写下：“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简单的一语带过，让人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当年鲁迅从八道湾里搬出去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关于个中情由，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表白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于是，当年在八道湾里发生过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众说纷纭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了“五四”双星的失和；也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所以试图勾引弟媳，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今天，对于鲁迅兄弟失和这件事，学者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推测。但是有一点研究者们却看法一致，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认为的那样，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但是，他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会太错。不过，人们接下来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问：这所谓的家庭纠纷又是些什么事呢？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却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显然，在知情人看来，羽太信子对鲁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满的。关于这点，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关于这点，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阅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但是，为什么“不愿”呢？周作人却没有说。这就为研究者们的各种猜测提供了空间。

一种说法认为，鲁迅兄弟失和，起因于经济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人罗列了一些与鲁迅、周作人关系密切者的看法。

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周建人回忆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十几个，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都是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得十多块钱花掉了。”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也曾说：“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窥弟妇沐浴，这种说法因为涉及到一些隐秘问题，故此也流传很广。

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进行了解释：“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还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也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更加离奇古怪的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发表了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里面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事实是：鲁迅一生手足情深，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回忆，鲁迅曾经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见，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一说完全是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的结果，不足为信。

综上所述，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并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当年周氏兄弟家庭内部的恩怨与纠纷，是是非非，就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说得明白，旁观者更是无法定论，实际上，也无须下定论，特别是时过境迁，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更没有必要进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想象与猜测。

各走一端

也许鲁迅与周作人在兄弟失和后的各自反应与不同发展，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1923年8月，鲁迅从八道湾搬出，母亲鲁瑞也跟随她的长子一起搬出，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回八道湾。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八道湾的住所是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因此也对周作人完全失望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不过，鲁迅却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1923年10月1日，他在从八道湾搬出不久之后，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他对周建人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1932年11月20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1925年，在被逐出八道湾两年之后，鲁迅发表了小说《弟兄》。在小说里，他回忆了自己当年帮助周作人看病，请医生来诊治的往事，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希望通过小说，向周作人传达出自己的心愿，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尽管如此，鲁迅表达救助的热心却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虽然鲁迅一直希望能够兄弟和解，但一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在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又如何表现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是，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对理想中美好人生的幻灭感。

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年，周作人写了一篇《破脚骨》。据章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从一向温和的周作人笔下流露出这样恶毒的咒骂，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不过，兄弟二人虽然绝交，但并不妨碍向同样的敌人开火。1925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当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求援。于是，鲁迅起草了《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以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的名义发表，周作人明知道是鲁迅执笔的，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最终，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周作人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绪此后却一落千丈，他日益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沟通，鲁迅只好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川岛）写信，请他劝说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来信，感慨不已。然而遗憾的是，周作人却没有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的又一次眷顾，被无声无息地撞了回来。

而此时的鲁迅已是病入膏肓。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5岁。

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并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周作人的脸色非常难看。

1937年7月7日，日军围攻北京。8月4日，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不愿意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从此，沦落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为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为10年。

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黯淡的余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作人就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叫他交代问题。这时，周作人已经站不起来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猝然死亡，终年83岁。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

入殓时，人们在老者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非常简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这个老者就是王国维。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梁启超因此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并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就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回顾王国维短暂的一生，人们不禁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匆匆过客居然留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果。

1903年，年仅26岁的王国维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王国维的早期著作中，他从哲学入手，写了《叔本华之教育及哲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篇什，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虽然王国维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

1907年起，王国维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从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著名学者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1913年起，王国维在京都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王国维的后期著作，包括《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魏名经考》、《唐写本失名残书跋》、《水经注跋》等，对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贡献卓著，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王国维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其独到的治学方法，更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归结和评价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

1916年元月，王国维踏上回国的路程，为纪念他在日本的这些岁月，他从此便改号观堂。1921年王国维自编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观堂集林》。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

不久，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坚辞不就，仅同意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期间，王国维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成为“教授的教授”。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其实，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的知音罗振玉已携眷东渡，好朋友梁启超也正在津门养病。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惟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厚培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当时有一园工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捞出来后约一二分钟的时间，王国维就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匆匆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雇佣的那辆人力车仍等在颐和园外。下午2时许，家人等他吃饭却久久不见人归，就去学校询问。于是侯厚培到校门口问车夫们，得知载王国维的那辆车去了颐和园，还没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颐和园找人。此前，王国维的儿子贞明在校门口已打听到情况，赶去颐和园，并于中途遇上那个送他父亲去颐和园的车夫，此时车夫的车上坐着警察，他们正要去学校禀报。因为车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直至下午3点，听说园内有人投水，进园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王国维。等贞明到了圆明园，证实死者就是他父亲，这时已是下午4点了。

噩耗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大学。经过紧急商讨，8时许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其中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当时，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大学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煞为不忍，使观者人人面呈惨淡之色。当时天气渐热，阴云四布，雷声频作，学生们齐候遗体旁3个小时以后，检查官才匆匆赶到，于是移开草席，只见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真是惨不忍睹。下午4时，家人和检查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这是一份布满昆明湖水渍的绝笔，16开白纸写成，用墨良好，因此字迹依然清晰。从墨迹的浸染，还可推知入封时的叠法。据当时人们的回忆记载，遗书发现于内衣袋中，外有封，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三子，是当时在京最年长的儿子。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显然，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其内容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王国维早有此意，绝非仓促寻死。

凡研究王国维之死者，无不提及他的遗书，叙述自杀理由的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一句，另外几行字，和死后安葬及家事安排等寥寥数语而已，其具体死因则只字未提。王国维之死，因此几成千古之谜。

今天，关于王国维遗书的函封已不知何往，遗书原件却完好地保留下来，被裱入一个四开对折纸版内，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地库里。另有两个相同纸版，一个上面裱有罗振玉的题款：“海宁王忠悫公遗墨，后公完大节后逾月。上虞罗振玉署”，并钤“罗印振玉”方章；另一为白折，当备题咏之用。

王国维去世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7时，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以及梁漱溟等人。

一代大师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大学，得到噩耗后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5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了噩耗。于是，正跟随在溥仪身边谋划投靠日本人的逊清遗老罗振玉，从天津急忙来到北平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他还带来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正是由于有了溥仪的这道“诏书”，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殉清”。特别是在这道“诏书”中，溥仪所提到王国维临终前的“遗章”，也就是后来罗振玉出示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更加铁证如山，让人百口莫辩。然而，后来证明，王国维的“遗章”是伪造的，罗振玉得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凄楚哀怨的语气伪造了所谓王国维的“遗章”，以致感动溥仪下了那道“诏书”。后来，溥仪在他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他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王国维自杀后，人们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他举行了悼祭大会。当时，人们纷纷送上挽联，表达自己对死者的哀悼之情。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挽联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吴宓则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此外，当时北京的《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也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王国维的死在海外学术界同样引起了震惊，日本学者在大阪市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年日文杂志《艺文》的8、9两期全部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法国学者伯希和也写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曾经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由此可见，王国维以他那巨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王国维自杀后，清朝遗老们也震动不已，溥仪赏两千元为其丧葬费，又赐谥号曰“忠悫”。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甚至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众说纷纭话死因

1927年，王国维沉湖事件牵动了当时及后世众多学者的诸多情思，人们纷纷撰文阐述己见，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一个人的死因受到学术界如此重视，也是历来少有的奇事。

对王国维的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以下几种：

一为“殉清”说。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清朝遗老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坚定。

1917年，王国维曾经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为清朝的复辟做过详细的谋划。此后，他又在其《库书楼记》里明确表达了“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1924年，王国维在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和《敬陈管见折》里，又分别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再次流露出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

清朝被推翻时，王国维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其中的“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张勋复辟事件失败时，王国维曾认为参与张勋复辟事件的康有为、沈曾植等“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既然如此，王国维自己身为人臣，便必然守忠贞之节，如果需要，自然“以一死谢国”。而在王国维自杀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流露过“殉清”的念头，例如，他在1924年“甲子之变”时曾“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在1925年8月，他又曾说到“事到艰危誓致身”。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时间，正是冯玉祥军队逼溥仪搬出故宫，避居“日使馆”，又转天津“张园”之后。而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此前还曾“奉召入宫”，做了溥仪的“五品衔南书房行者”，实即溥仪的“老师”兼“图书馆馆长”，如此种种，完全可以说明王与溥仪的关系之密。其至死仍留一条辫子的举动，更表达了对溥仪的国士知遇之感。由此推论，王国维死于“殉清”，也并非捕风捉影。其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导致最后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更有人进一步考证，认为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出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未作反抗，“降阶受命”，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了殉清。另外，顾炎武于明亡后拒绝仕清，也曾经说过“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耳”。顾炎武号“亭林”，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对王国维曾“以亭林相期”，王国维自己也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故“只欠一死”的思想对他无疑具有启示作用。他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更是出于对清王朝的眷恋，对亡清尽其忠贞之节。

所以王国维自杀后，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也均持“殉清”一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国维“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观点论者。

前期的陈寅恪也同意这种观点。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其中“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国维自沉之1927年。“家国”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权。“剩水残山”指颐和园。“累臣”则借称王国维。显然，挽联认为王国维以累臣自居，眼见复辟无望，故而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这就是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

然而，也有人反对此种说法。反对此说者认为，若作深层次的剖析，溥仪之重于王国维，在于彼时之“用”也；而王国维之依于溥仪，在于宫中有藏书、读书的环境，当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发的“师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因此，王国维与忠于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有别，郑孝胥等人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选择了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一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仅仅是这样一种关系，就能促成为溥仪而赴死，似尚不足为信。至于对清朝的看法，王国维曾经在史诗式长诗《颐和园词》中，对明、清两朝兴亡何其类也，感慨不已，对慈禧太后专政给以无情的嘲讽，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对清室的感情浓度几何，倒像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因此，如果硬要以“殉清”一语，囊括王国维死因的话，过于牵强。

二为“逼债致死”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振玉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国维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振玉巨债。罗振玉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和王国维关系破裂，罗振玉令女儿回娘家为夫守节，逼王国维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宣扬，几成定论。

但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所以为大学者，根缘于罗振玉。是罗识其才，全力资助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并一再荐王国维选择职业。后来罗振玉把女儿嫁给王国维的儿子，联姻为亲家，更表明二人关系密切。王国维乃重情知义之士，恩尚未报，焉能因为一时区区琐事，自杀泄愤？而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因此有无“逼债”其事，尚系疑点。正像陈寅恪所言：“金钱关系”之议，乃“委琐龌龊”之说。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因为王国维脑后留有辫子，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有人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有“效屈原投江”之说，因为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时间相近（阴历五月初五与五月初三），而王国维又写过《屈原文学之精神》，所以可能是以自杀来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东渡日本避难，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但是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死，和效法屈原自杀完全无关，而仅仅因为二人选择自杀的形式和时间相似就推定其自杀原因必然相同，也显得过于简单。

五为“殉学术”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民国初期，战乱四起，权力纷争，持枪的人异常活跃，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学者王国维更是无法应付得了这种场面。当北伐军步步逼近，清华园里传单雪飞，漫画张贴攻击研究院，各路学者各寻后路，也有逃往国外者，只会握笔杆子的王国维，面临枪杆子，说无所畏惧，是不近情理的。据说，他曾经悄然问他的学生——山西籍的卫聚贤：“将何以为之？”卫聚贤回答，可以到山西去，先生每周授课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当时晋祠正筹办“兴贤大学”，而卫聚贤是筹办者之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去路，但王国维只说了这么一句“山西无书”，就于当晚写好遗书，次日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这里才有一片净土，一泓清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死前一日，两次提到一个“书”字。其中一次是口说“山西无书”，一次是手写“遗书”：“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生死关头，犹只念一个“书”字，正如他早年说过：“余生平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唯此耳。”他视书如命，在有书中生存，于无书中去世，这便是王国维光辉而惨淡的短短一生。假如社会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许各献其才的社会，王国维之奉献，将绝不止此。可是他却生不逢时，于是酿成了大师之死的悲剧。

六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此即所谓“文化殉节”说，是对“殉清”说的明确否定。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他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有一个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

七为“争自由”说。

此说也为陈寅恪提出，见于其《纪念碑铭》一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也见于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此即为“争自由”说，认为王国维是因为思想和学术不自由才选择自杀的，是对“殉清”说的进一步否定。

但是，也有人认为，陈寅恪提出的“争自由”说，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即借王国维纪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对独立人格的向往与颂扬，也是想要拔高王国维之死的意义，把为亡清、为旧文化、为纲常名教而死说成是为抽象理想而死，说成是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

八为“性格所致”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思深而言寡，内心存满矛盾，却不形于言表，便是于死前数日，依然工作如故，从容自若。而其内在情绪的波击，却无人察觉。王国维选择“自沉”却不露声色，这是他个性的集中显现。

而反对者则认为，性格可能是造成王国维死因的一个原因，但不会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

时至今日，距离王国维自杀已经过去近80年了，关于他的死因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更多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因研究牵涉到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王国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遗著一样，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玄奥，令人思之不尽。

也许，王国维之死，它的悲剧价值，正在于给后人以永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