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博客上看到因为“孔子和章子怡”的报道使得北大张颐武教授心理压力很大，我虽然没有与他通上电话，但从他谴责《华西都市报》的博客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与张颐武教授认识多年，对他有一些了解，他是一位熟读孔夫子经典的教授。记得有一次，我要写博客，模模糊糊记得孔子对生和死的看法，只记得孔子说生的事情还没有搞明白，就别问死的事情了。因原话记不清了，就打电话请教张教授，他脱口而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在博客上，孔子和章子怡的讨论已经过去了。回头想想，国人们为什么会因为这篇报道而愤怒，我想这与孔子和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孔子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有关。尽管经历了“砸烂孔家店”、“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但是孔子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在孔子的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他尊重人，爱人的思想。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殉葬是很普遍的事情，稍有地位的人死的时候总要让几十，甚至上百的活人为他殉葬。殉葬的人越多，才越显示出他的社会地位。而孔子就坚决反对这种拿活人陪葬的做法，他甚至反对拿陶佣做陪葬，因为这种陶佣还是人的样子，是对人类的不尊重。所以有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种对拿陶佣做殉葬的人的诅咒。秦始皇当年秘密大建自己的坟墓，就用了许多陶佣来作陪葬，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陕西发现的兵马俑。秦始皇死后发生的事情也恰恰印证了那句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让那些乐于拿人做陪葬的人断子绝孙。我想，如果没有孔子的坚决反对，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祖先被活埋在坟墓里。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在《论语》中说过的一句话，同时也是孔子另外的一个重要思想，与其他许多信仰和宗教所倡导的思想不谋而合。在中国奴隶社会后期，孔子能提出这样伟大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谐奠定了基础。

    孔子在当时的社会中，的确是人类伟大的教育者，他以“有教无类”的原则对鲁国的学生教育，对当时其他小国的学生也进行教育。对教育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明德、求真、至善”。孔子认为人的美德和智慧如同宝藏一样就在人的身上，所以只需要把它擦亮，把这些宝藏挖掘出来就能显现其光芒，发挥其作用，这就是“明德”的过程。孔子还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这三种学习的办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上。“生而知之”就是我们身上的美德和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只需要经过启发和打磨，就可以被显现出来。而一些极端物质主义者不这样认为，他们只承认后面两种学习的途径和办法，认为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器官——眼、耳、口、鼻、舌，把信号反映到大脑，经过大脑中一套复杂的物质构件的运作，就转换成了知识、智慧。他们不断做试验，又是解剖，又是心电图的，但这是一种牵强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妄想。就连这些极端物质主义者，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完全是大脑这个机器经过复杂的运算得出来的。第二种学习的办法是“学而知之”。通过学习，主要取得的是技能，而精神的、美德的，也只能够通过学习和所见所闻把人身上潜在的能量启发出来。而这种启发的方式不一定是在课堂图书中，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看的多了，遇到的事情多了，就容易启发智慧和悟性。“困而知之”就是遇到问题和困难时去学习，也是人学习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它会更有针对性，因为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更能让人去反思，所以我们的学习和教育应该按孔子说的既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也有“困而知之”，而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只是“学而知之”。

    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又提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成为了很多的座右铭，做人处事的准则。

    这次争论中涉及到的另一个人章子怡我接触不多，因为买房的事情，我和她在我们家见过一次面，在见面之前正好看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的DVD，她演得非常好，也很感人。

    潘石屹

呵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