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他在每次下野之后，都宣称远离政治核心，然而实则始终在暗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直至他重新登上权力巅峰。这次下野后，蒋介石又宣称他的“政治责任已经解除”，但他仍抓住国民党总裁的招牌不放，加之他在军队中的势力与多年的影响，虽名不在，实则仍是“无形总统”。与蒋有20年恩怨、迫他下野的李宗仁，对蒋的做法愤愤然，致使李宗仁登场后，蒋、李矛盾未见冰释，反而更加激化，争斗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二人的分道扬镳。蒋、李之间在蒋下野后的争斗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

    第一回合：围绕江防之争。

    淮海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师南下，饮马于长江北岸。刚刚踏上代总统宝座的李宗仁，于慌乱之中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研究长江防御作战计划。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会上，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根据李宗仁的意图提出江防计划。蔡认为：要阻止解放军过江，必须将国民党主力沿长江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面辽阔，不易强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因此，可将汤恩伯主力部队部署在南京附近。据李宗仁回忆，出席会议的何应钦与顾祝同均同意此项计划。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却不以为然。声言这一方案有违总裁意旨。他根据蒋介石密令提出：将江防主力集中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毫不客气地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因此他认为汤的计划实属“自杀政策”。汤则反唇相讥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蔡又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汤至此暴怒，顿然把桌子一拍，对蔡大声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拿汤也没办法，本想撤换他，但他是蒋的嫡系，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都不敢惹他，李也只好眼睁睁地看他胡来。正是由于国民党江防部署存在着上述致命弱点，因而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长江天堑，3天便占领总统府所在地南京。从江防之争的结果看，是蒋介石占了上风。

    第二回合：围绕和谈之争。

    尽管蒋介石与李宗仁都曾主张和谈，但在和谈的态度与目的上，两人却有本质的差异。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文告，是被逼所致。在蒋氏字典中，从来没有“和平”二字，对中共没有和平诚意，他的真实目的，是利用和谈争取再战时间，最终与中共决一死战。在他引退之后，仍对和谈进行幕后操纵，拆李宗仁的台。他当时为和谈定下的基调是：

    （1）“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

    （2）“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发言地位”；

    （3）关于军队整编问题，确定双方比例，“自行整编”。

    李宗仁与蒋介石不同。他能按着美国的意图办事，并不一定要同中共作战到底。李之所以主和，意图有二：

    其一，乘机同中共讨价还价，以达到“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半壁江山和国民党的残部。

    其二，以和倒蒋。

    为了使上述意图得以实现，李宗仁上台之后，的确表现出对和谈的积极性。上台当日，在他就任代总统的文告中称：“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协助。

    1月24日，李宗仁令行政院长孙科实行七项和平措施，具体内容为：

　 （1）将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2）取消全国戒严令；

　 （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4）释放政治犯；

　 （5）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封闭的报纸杂志；

　 （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4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很显然，李宗仁并没有按照蒋介石所定和谈基调办事。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

    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并希望中共尽快决定谈判地点。

    李宗仁此举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讨论，他之所以绕过蒋介石总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可是李的这一贸然之举反倒给蒋介石幕后操纵以口实。就在李电发出不久，溪口就有长途电话与行政院长孙科接触。几天后，孙科以南京已在解放军大炮射程之内、办公不安全为由，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至此国民党政府形成一国三公的分裂局面：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受蒋介石指挥的孙科、有名无权的代总统李宗仁。与此同时，蒋还攻击李宗仁“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

    为了尽快达到停战目的，李宗仁毅然于2月14日甩开行政院，派出颜惠庆、章士钊等4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飞北平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4月1日，李又正式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抵北平正式与中共谈判。7日，李宗仁再电毛泽东称：

    “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

    和谈进行过程中，中共要朱蕴山带信给李宗仁，无论谈判协定达成与否，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蒋介石获知此一讯息后，令国民党中常会拟定了五项和谈原则：

　　（1）“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产党”；

　　（2）政府所定“外交政策，应予维持”；

　　（3）“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依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与生命财产；

　　（4）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

　　（5）“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汇编》第2辑第593—594页。

    蒋还要张群传话给李宗仁：

    “只要彼能站稳本党立场，认清国家民族利益，共同对共，则无率和战，必全力予以支持。”《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汇编》第2辑第594页。

    李宗仁在此情形下进退维谷。当黄绍竑、屈武带回中共代表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李宗仁对修正案不敢做主，一面立即送溪口请蒋介石过目，一面召集桂系将领开会商讨。白崇禧埋怨代表团没有坚持基本立场，他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兵力，高估了国民党残部的力量，幻想江南蒋介石嫡系部队可能同广西部队合作，以保长江万无一失。所以他说：“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接受和谈，等于无条件投降。”黄绍竑则说：如果德公同意签署这一协定，则将来可选为联合政府的副主席，即广西部队亦因此得到安全的保障。这些条件对我们十分有利，也是非常宽大的。李宗仁听到这里插口说：

    “我对个人问题无所谓，而唯有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我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应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前途为重。”《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6页。

    会议争论不休，终无结果。

    蒋介石于4月17日阅毕黄绍竑携回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在当日日记中写道：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99页。

    蒋介石一面骂黄绍竑接受转达“无耻之极”，一面提出“速提对案交共党”，“拒绝其条件”。并要李宗仁按国民党中常会所定和谈五项原则办事。

    在此关键时刻，李宗仁棋错一步，采纳了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建议，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终于导致了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对蒋介石而言，他有台湾作退路，可以不要和平。但对李宗仁而言，他如果不与中共和平相处，共同建国，就必然在蒋介石的种种掣肘中宣告失败，而且无立足之地。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纵观蒋、李争斗的第二个回合，最终又以蒋胜而告终。

    第三回合：围绕蒋介石出国之争。

    从两次争斗的失利中，李宗仁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蒋介石一日不去，他就不会有—丝一毫的作为。为了摆脱失利的困境，并从蒋手中夺回应有的权力，李决定要不惜一切逼蒋出国。李的这一想法正好与力主和谈的张治中的看法不谋而合。

    张治中是桂系首领白崇禧的同学，两人关系很融洽，与李宗仁关系甚好，又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他虽在和谈问题上得罪了蒋介石，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关系。李宗仁上台后，他深感李的地位很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对李的处境表示同情。当他2月份应李宗仁之邀入京时，曾因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谈及蒋、李关系时，二人均感蒋介石在溪口操纵一切，实为南京和谈的障碍。张建议司徒雷登对蒋施加影响，劝蒋出国。司徒雷登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反劝张以其个人同蒋的关系，劝蒋出国。时逢国民党元老吴铁城抵京，他与上述两人看法一致，遂与李宗仁交换意见。李宗仁便派张治中、吴铁城前去溪口劝蒋出国。与此同时，李一面请求美国助他阻蒋“干政”，一面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声称如蒋不停止干预，他将“决心引退，以谢国人”。当时南京《救国日报》还刊出了“蒋不出国救国无望”的新闻，从而挑起了逼蒋出国的争端。

    蒋介石认为李宗仁此举用心险恶，因而决计不出国，并予以反击。当张治中、吴忠信于3月3日抵溪口后，蒋一见张、吴的面就说：

  “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此话一说，李宗仁也无奈蒋何。

    南京失守之前，蒋、李杭州会议决定总统府迁穗办公。但当南京失守之际。李宗仁临时决定飞桂林，其目的仍是向蒋施加压力，逼蒋交权。同时，李也有另组政府与中共谋和的意图。

    蒋介石对李宗仁飞桂林一手没有料到。自己赴穗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遂策动国民党元老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桂林促驾，声称三人来前已得蒋5年内不干政的保证。其后，陈济棠、朱家骅亦衔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称：赴穗主持可以，但需蒋作确切的保证。李的先决条件是：

　　（1）“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2）“全国任免官吏，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3）“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交付军政费用”；

　　（4）“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5）“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6）“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李宗仁回忆录》第957页。

    居、阎、李三人携李宗仁六条件于5月4日飞返广州，何应钦特派专人将此条件亲自交蒋介石。蒋见到李的六项条件后，非常恼火，对李要求的前五项作如下答复：

　　（1）“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2）“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3）“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责任。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4）“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5）“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唯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为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609—610页。

    对于李宗仁要蒋出国一事，蒋称：

  “若谓中正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始终一贯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610页。

    蒋介石还称：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611页。

    尽管蒋介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李宗仁，但这最后一句话，算是对李宗仁的答复。当此答复送达李宗仁处后，李决定飞穗，为“党国”作最后5分钟的努力。

    当李宗仁飞穗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马公岛遥控广州政府。

    7月14日，蒋抵穗。16日出任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随后，蒋以主席名义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对军队发号施令。刚从蒋介石口中得到5年不干政诺言的李宗仁，一气之下于7月26日飞离广州，蒋、李矛盾无法调和。

    第四回合：围绕守粤之争。

    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守卫广州遂成问题。国民党粤籍要员与两广地方实力派，都认为保卫广东远较据守沿海某些据点重要得多，期望蒋介石将嫡系部队调到大庾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兵力紧密联系，并肩作战。但在6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华南防卫问题时，国防部却称：汤部卫守福建，胡宗南、宋希濂转进四川，保卫广东只能靠白崇禧指挥的3个军。吴铁城对此大为不满，指责国防部根本没有保卫广东的决心。他说汤恩伯部队从上海撤出时，为什么不去广东而去福建？刘安祺部队从青岛撤出为什么远去海南岛而不调粤北？从这些部署看，国防部只准备守住沿海一些岛屿，从来没有制订保卫华南的整个军事计划。吴认为国防部的做法“本末倒置”。最后吴问国防部这样部署兵力，究竟是谁的主意。参谋总长顾祝同最后不得不承认：“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以及有关构筑防御工事问题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会议最终无结果。

    当蒋介石7月14日赴粤后，李宗仁就卫守广东问题与蒋当面摊牌。蒋答应考虑后再说。实则蒋的“考虑”不过是一种托词，他从未考虑过更改军事部署。7月28日。李宗仁赴台北见蒋，再度要求集兵保粤，同时请蒋允许白崇禧出掌国防部。蒋对李的要求答称：胡宗南、宋希濂反对白崇禧任国防部长，胡、宋二人手握重兵，又负有西南保卫之责，故胡、宋二人意见不能不考虑，目前不能任命白出任国防部长。对集兵保粤一事，蒋说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李宗仁台北之行无任何结果，只好悻悻而归。

    美国《白皮书》发表之后，李宗仁重提防守广州问题。但蒋仍不予理睬，尽管蒋于8月23日抵广州后，宣称广州保卫战是“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但他仍未将退至海南岛的蒋家军北调，粤东的胡琏兵团又向闽南靠拢，致使粤北大门洞开。10月14日，广州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环顾蒋、李争斗的第四个回合，又以蒋胜李败而告终。

    第五回合：围绕蒋介石复职之争。

    “国民政府”自广州西迁重庆之际，蒋介石复“总统”职亦在积极进行之中。

    首先，蒋介石令其部下制造复职舆论。

    10月8日，当广州已处于人民解放军强兵进攻之时，身处广州的蒋介石亲信洪兰友致电台北蒋介石称：

    “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

    同日，蒋介石又收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电称：
 
    “粤省西北之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

    蒋介石认为时机未到，故对两电“尚无表示”《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668页。。

    10月9日，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到台北草山见蒋告知：李宗仁希望总裁“复位”。并称一旦广州失守，情势更为混乱，总裁倘不复出，将使国家前途陷于不可收拾之境。

    10月18日，蒋介石与追随他多年的张其昀谈及个人出处问题，旋即召集中央设计委员会议，专门研讨“复行视事”利弊。蒋介石称：

    “个人的出处事小，国家的存亡事大，此时应研究，应不应该早起，不能问再起后之利害得失，只要对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之必要，即不研究外交或其他关系问题。一切只有自立、自强，始能获得外援，倘自己内部无可救药，即有外援，亦无能为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672页。

    与会者多为蒋的亲信，所以多数主张蒋“复行视事”。当晚，蒋还频频约见丁惟汾、于右任、吴忠信等人，商讨此项问题。丁、于均认为：“佥认为必须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再行‘复位’。”

    11月1日，在蒋介石的亲信张群策动之下，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新闻，刊载了10月31日川康渝的所谓民意代表200余人请蒋早日莅渝共谋国是电。

    很显然。蒋介石为了逼李宗仁退位，已经抛出了“民意”要求蒋复“总统”职的杀手锏。此后，蒋介石的说客们经常出入李宗仁官邸。据李宗仁后来回忆：

    “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说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先生来渝坐镇。其实蒋先生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隐退’，并参加他们‘劝进’。”

    “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逃。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李宗仁：《从南京出走飞往美国》，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61页。

    李宗仁这样一讲，吴、张、朱再不好开口，但酝酿复职活动并未停止。
    蒋介石企图通过制造舆论逼李劝他复职不成，遂即策动桂系大将白崇禧劝李。蒋派吴忠信给白崇禧传话说，称白不仅长于军事，政治也很内行，如今局势这么严重，非健生出来不可。白崇禧这个人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吴这样一讲，他便于11月3日拟定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

　　（1）蒋介石宣布复职；

    （2）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进行“外交”活动。

　　（3）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任“国防部长”。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4页。

    白崇禧是逼蒋下野之人，现在何以置多年至交于不顾，反劝李退位，为蒋复职效犬马之劳呢？据笔者分析，主要是因为：—是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拉拢。在国共和谈破裂至5月初，蒋介石经由上海市长陈良之手共拨给白崇禧3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军费。蒋此举使白很感激，蒋、白矛盾有一定缓解。9月下旬，蒋介石抵广州后，一反必先去看李宗仁的常态，而是“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蒋对白称：

    “民国16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于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李宗仁：《从南京出走到飞往美国》，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51页。

    蒋的一席话使白崇禧决心为蒋介石效劳。

    二是对李宗仁的所作所为不满。4月29日，李宗仁在桂期间，白崇禧对程思远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3页。还说：李不听白的话，以致陷于今日无所作为的境地。由于白对李已心存不满，故劝李退位。

    三是白认为李上台十个多月来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蒋既不肯放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长此僵持下去，断非善策”。同时，白认为“蒋、李妥协，对挽救西南危局比较有利”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3页。。故有此妥协方案。

    四是白有借机争权的想法。

    蒋介石审此提案后，给白崇禧的答复是：蒋介石同意复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李出国不成，因一出国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同时，蒋还让吴忠信传话于白，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一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这样一来，白崇禧的调停活动宣告失败。

    蒋介石在否决白崇禧所提妥协方案后，于11月14日由台抵渝。一下飞机，蒋电白崇禧，要他促李返渝。李宗仁不愿入渝为蒋上“劝进表”，遂于11月20日抵香港，决定赴美“就医”。至此，蒋、李关系彻底决裂。

    纵观蒋、李争斗的五个回合，蒋介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他在党、政、军中的势力，纵横捭阖，使李在争斗中总处下风。当李与蒋争斗失败，感到回天乏力之时，便一走了之，使蒋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来源：人文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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