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起，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公众开放了1956年至1960年的部分中国外交档案。本报记者查阅这些解密档案后发现，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显示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由最初结盟时期的峰顶滑向低谷。

苏联个别干部中出现了贬低中国的传言

名为《驻苏联使馆电告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和外交部给驻苏使馆的复电》的档案， 是当时抄送毛主席等最高领导人的绝密材料。档案中写道：最近在苏联的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工作上与我国有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传说，谈论我们没有公开过的某些数字和说法。比如：中国今年的四大指标不能完成，粮食产量最高达不到七千亿斤，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煤降为3500万吨。

此外，有的苏联干部还夹杂着许多歪曲的分析与结论，甚至有个别人以能讲出中国的毛病、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水平与才能。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目前中国不仅副食品供应不足，粮食也不够吃，有的地方饿死人，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这份档案还显示，苏方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尊重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意见，并认为中国农村所进行的人民公社整顿，实际上是按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样子改组的，现在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道路，返回到苏联的道路上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政府派遣了上千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协助中国发展经济。由于随后两党两国产生矛盾，苏联专家被悉数撤回。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递交照会，单方面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这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由热转冷的转折性事件。

解密档案显示，苏方认为专家在中国待遇不好，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尊重，被强迫讨论有争执的问题，还有被“监视”的现象。进而，苏方为中方扣上了“对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的帽子。苏方对中方不满个别专家之事也耿耿于怀，将此理解为“对苏联的责难”，还称苏方是根据专家的愿望将其召回的。

记者查阅档案后发现，苏联的说法并不确切。比如，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960年6月表示，在中方创造的气氛下，“可以在发展工业、农业、科学和教育文化方面充分地进行对两国都有利的经验交流”，“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在精神上、政治上和业务上深深感到满意”。

档案显示，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年的工作期限内，都有一个月的休假。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每年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及其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联方面偿付专家及其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而另一份档案则表明，中方高层对苏联专家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毛泽东对来华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活动的赫鲁晓夫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好同志，使人不满的只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10小时。”

此外，苏方指出的所谓对苏联专家进行“监视”，经查证，不过是中国工作人员记录专家讲话的内容罢了。而引起苏方不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报告，其实都是应苏联军事专家组负责人的邀请而作，并得到了苏方的感谢。

苏达利柯夫的照会，还触及了苏中对马列主义看法的问题，认为中方发给苏联专家的俄文小册子，宣传了有悖于苏方的思想。

1960年7月31日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苏达利柯夫会面，转交了中方复照，表达中国对苏联撤走专家决定的“诧异”。

这份解密的复照内容显示，中方承认“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不可能不在双方的出版物和言论中反映出来”。

中方提出， 由于存在着意见分歧，彼此就更需要互相了解。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和政策，并不意味着一方要另一方同意自己的意见，根本谈不上什么强加于人。

中方复照中强调指出，“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是对于苏联的一种援助”。

通过分析中苏的两份照会可以看出，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背后，一方面是当惯了“老大哥”的苏联不能容忍中国这个“小弟弟”对自己有丝毫不听从和质疑；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坚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愿盲从于苏联。

外交文件字里行间的激烈交锋，为此后中苏两党长期公开论战埋下了伏笔。

中国为专家举行送别宴会，发给勋章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在履行其对华派遣专家的承诺中，其实存在着“打折扣”的现象。

1960年11月26日，中国驻苏联使馆商务处给外贸部的信函中提到：根据1960年及以前已签合同，苏方应派未派的项内外专家共约233名；中方过去已提出聘请，但未签订合同的项内外专家共约366名；工业各组主管的122项科技合作项目按计划应派未派的专家共约177名。

即便中苏合作以不太愉快的结局收场，但中方依然表现了大度和谢意。标明“特急”、“绝密”的《中国国务院关于送别返国苏联专家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1960年8月1日)指示道：在苏联专家返国之前，专家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应当抓紧时间尽可能采取适当的灵活方式，携带夫人孩子到自己所熟悉的专家的住所进行访问，并与他们共同观剧、郊游，摄影留念；遇苏联专家涉及到政治问题时，不要涉及两国的争论，对专家挑起争论应当回避；对返国的专家，无论其聘期是否届满，一律发给中苏友谊勋章；为专家举办的送别宴会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出面主持等等。

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事出有因

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全世界反苏反共浪潮，接着又爆发了苏联与波兰的纠纷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内部批评了苏共的错误，但是在各种公开场合还是竭力维护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支持赫鲁晓夫。

比如，解密的一份中央指示驻外使馆的档案中就表示，不要主动对外方谈论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如果外方坚持要问，应“支吾过去”。

赫鲁晓夫对中方处理与苏方意见不一的做法曾以“英明”来评价。1957年11月27日，他破例主动参加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的访苏军事代表团举行的辞行宴会，并在谈及苏中对斯大林评论问题上称，“当他们(中共)不了解我们这些做法时，表示沉默，不去声张；同时进行研究，采取忍耐和等待的态度，不给敌人以任何空隙和可乘之机”。

赫鲁晓夫当时还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苏中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敌人会首先对我们进行诬蔑宣传，企图在苏中两国之间制造分歧，挑拨离间，使它们分离，这就说明我们两国两党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但是，赫鲁晓夫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次访华后，特别是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与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及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后，他终于明白中共是不会没头脑地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

于是，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前，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向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拉开了围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

这种“突然袭击”，令许多兄弟党代表方才明白，原来中苏的矛盾已经很深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