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这样，从陈伯达1970年10月被关押算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被获准保外就医

　　当时在中央主政的邓小平、胡耀邦，了解毛泽东生前对陈伯达的态度，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毛泽东实行的优待政策，对陈伯达不仅保持了同以前被关押时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与他生活在一起，照顾他。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很注意国内外形势。陈伯达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几乎是足不出户，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锻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他从不提任何要求。

　　发挥专长为中央做点研究工作

　　保外就医后，党和政府除了对陈伯达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曾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赞成这个意见。陈伯达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他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

　　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精心研究的课题。毛泽东当时也对陈伯达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力上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陈伯达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给中央领导参考了。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那一年，陈伯达88岁。

　　1989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病故，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

    晚年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省

　　陈伯达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真诚地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他晚年曾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1982年5月陈伯达写了《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他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意思是记取教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还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