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中 共 党 员身份揭秘》报道说，中 共前统战部长阎明复披露：知道张学良身份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去世后，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就这件事去访问叶剑英，叶给予了肯定的答覆。宋黎把谈话记录放在保险箱里，并嘱咐：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 共 党 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他是中 共 党 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张学良的中 共 党 员身份，而是这句话不合逻辑却大可玩味。看来，这与重新解读西安事变必有重大关系。

    西安事变过去近七十年了，张学良的中 共 党 员身份为什么还不能公开？张学良素以不当傀儡、不受任何人操纵、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自诩。他会放弃这些傲人骄人的资本屈尊加入中 共吗？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自发行动，还是被策反的结果？斯大林与西安事变中张、蒋、毛、周各方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已部分曝光的资料看，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发动者、拍板终结者之间的脉络已日渐清晰。考证张学良的中 共 党 员身份，势必把西安事变的真相悉数抖出，这恐怕才是“绝对不能传出去”的顾忌所在。

    回首西安事变，云谲波诡，不妨举个与西安事变关系最密切的例子。

    《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历史》的作者张戎谈到长征和西安事变是这么说的：例如红军长征。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他用放走红军的一系列步骤，和斯大林作交易。长征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所谓湘江之战，……蒋都透过各种渠道，向苏联要求放儿子，包括愿意国共合作抗日。又如西安事变就是因斯大林同意放蒋经国而结束的……

    张学良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底首次向中 共 中 央提出加入中 共。七月二日，中 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八月十五日复电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八月九日，中 共领导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径直以“同志”亲切称呼之。在信中不但讨论了红军和东北军九、十月间在西北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基本战略方针，还特别提到：你我“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俨然一家人。共产国际在此后一周给中 共 中 央的复电中表示对“野心家”“特别感到不安”，显然是意识到，此时若放任“野心家”对中国政府过于激烈的颠覆手段，势必损害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促使日本加快侵华步骤、并以中国为基地与德军夹击苏联。
“特别党员”的“特别贡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发表专题文章讲述王炳南是如何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其本意是炫功，却不料泄了天机。据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当年，周恩来游说他，大谈今后东北军、红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共同合作。此言对不肯屈居人下，一心要效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佳话的张学良自是正中下怀。更何况，正可借此一雪“不抵抗将军”之耻。所以，要说张学良欣然入彀，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共产国际不同意张学良加入中共，这难不住毛周。叶剑英的“肯定答复”最大可能是，张学良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特别”党员。西安事变就是“特别党员”的“特别贡献”。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 共 中 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不少学者指出，张学良发难是要取代蒋介石，底牌就是被他圈起来的陕北红军，以“西北联军”二十余万之众要挟苏联支持他当总统。这个提法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

    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大怒，亲拟电文，指示不得杀蒋，适足以反证张和中 共欲杀蒋之心切。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由此亦可见斯大林前所说的“野心家”，指的未必就只是张学良。

    斯大林反应如此强烈，大出乎张学良预料，张学良送蒋去南京，诸多学者人云亦云说是冲动，却未察冲动的动力是怨气，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被“马化龙”啄了眼的愧愤交加。西安事变竟如此“和平”解决，非张学良初衷，而完全是斯大林一手操纵的结果。

    只可惜如此丰富的题材，竟未能产生一部可与《战争与和平》《飘》相媲美的作品，也实在有负这位“千古功臣”或“千古罪人”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舆论哗然。闻一多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闻一多还在课堂上怒斥：“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提前全面仓促抗日，其结果，诚如傅斯年所言：“总之，抗日与上吊不同，西安事变正是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张学良在一九五六年应蒋介石之要求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痛陈：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口述历史”，然终不肯谈西安事变。闻其言，观其“行”。其至死不回“江东”，乃最具说服力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