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实集

在这个帖子里，汇集一些文革经历者的回忆与反思。因为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视角，这些回忆汇集在一起，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文革。

我自己经历过文革的全过程，“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这是我们高中同学再聚会时回首往事时大家共同的看法。今后如果闲下来了，也想写一点文革的回忆。让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了解真正的文革。

我亲历过的武斗（节选）

作者：徐友渔

http://www.pen123.net 2001-6-24 12:26:14 士柏咨询网

内战

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

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人“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

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据说，“中央文革”曾有“武装左派”的指示。不管怎么说，江青和武斗脱不了干系。1967年夏天，她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正式使武斗合法化。她的讲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我是从随上海《文汇报》专门附发的铅印传单上得知她的讲话的。在另一次接见中，当讲到某地武斗厉害时，她轻松地说：“小青年，爱玩枪！”确实，年轻学生中不少人是以爱玩枪的动机开始的，但他们显然不爱流血和送命。

真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后，学校成了一小撮亡命之徒的天下，大部分学生只好离校回家。我这个“文斗司令”既不愿参加武斗，也感到和那帮舞枪弄炮的人格格不人，于是就呆在家里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红成”派的武斗司令Y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Y与我初中就同学，学习和其他方面很一般。快到高中毕业时，他似乎一下子从冬眠中醒来，在政治上有一连串惊人表演。他依仗家庭出身贫农，一下子人了团，从此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文革”开始时，他是我校血统论红卫兵“8201部队”的骨干分子。在斗“黑帮”的时候，他最为积极，担任“劳改队”队长。每天挥着棍棒或皮鞭，殴打进人“劳改队”的干部和教师。人们随时可以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喝斥他管辖的那二十来个犯人。但好景不长，运动中他的家庭被查出问题，他的好出身原来是假的，他很惭愧地退出了红卫兵，但他已经习惯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不甘寂寞，过了不久，他拉扯起一支造反派队伍。

Y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天赋，他枪打得准，抢了几部汽车，一学就会开，虽然几次把学校门口的墙撞坏。他敢作敢为，胆大包天，手下的武斗干将个个服他。据我观察，当一个武斗司令，除了天生的机敏和果断之外，关键是要敢于承担责任。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好勇斗狠的武斗分子，完全明白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现在的一举一动是有人记住的，他们要找一个头领承担责任，以便自己将来不受惩罚。我记得，在还未用枪的时候，有一天我方几个武斗于将跑到办公室向M和我报告，说）川大一名大学生到了我校，正与我校“八·二六”商量什么事情，看来此人负有重大使命。他们表示，想把那个大学生抓起来，但事前要与战团负责人讲好，由我们承担责任，他们只是执行任务。M和我拒绝了，于是擒俘计划没有实行。事实证明，他们的心计确实算得上远见，运动后期果然抓“坏头头”，而这些追随者都没有事。

学生有了枪确实是危险的。刚开始时，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经常看见那些人掏出枪来打鸟，打高处的灯泡，我生怕他们误伤了人。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叫别人把一支很精巧的勃郎宁牌手枪给她看看，她问清楚了里面未装子弹，于是比划着对准一个人，假装向他开枪。不料枪真响了，子弹从这人头顶上擦过去，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另有一次，也是一伙人嘻嘻哈哈地玩枪，结果一支五四手枪走火了，子弹穿过一个武斗队员的大腿。

这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红成”这一派压力减轻了一些。首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去过一趟重庆和北京之后，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他虽然并未支持“红成”打倒刘张，但对“红成”的态度明显缓和与好转。在重庆，他明确支持“八一五”派、反对“反到底”派，而“八一五”是“红成”的亲密战友。其次，五十四军的一位政委调到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当常委，他明显地支持“红成”，并暗中支持“红成”打倒刘张。梁兴初有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似乎和成都的司令部唱对台戏。

一月下旬发生了一件有关军队的事，又使“红成”政治上轻松了一些。四川有一支属于公安性质的部队，叫独立师。一天晚上，师长杜灵和参谋长乘车经过市中心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兵团派的武斗人员误认为是“红成”派车辆，一阵乱枪扫去，杜灵中弹身亡，参谋长重伤。该师干部战士极其气愤，迁怒于支持兵团的刘张和五十军。当五十军派人以成都警司身份去他们师部调查时，他们赶走来人，掀翻汽车。他们师还有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赶到省革筹开会的地方，要揪走刘张。虽经全力保护，刘张未被抓走，但被狠狠揍了一顿，张西挺住进了医院。“红成”派人则络绎不绝去独立师悼念慰问，大肆宣传兵团是有预谋开枪。

第二轮武斗使用枪炮，与第一轮大不相同了。在上一次，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参战人数，而这一次主要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更取决于人们敢于使用武器的程度。在第二轮武斗期间，市中心仍被对方占领，但“红成”可以保留一些孤立的据点。在使用枪支之后，拿下这些据点太困难了。在重庆，新一轮武斗使局面和上一次大为不同。“反到底”派十分亡命，敢于使用重火器，最常见的是把高射炮和四管高射机枪平射，“八一五”派在有些地方被打得惨败。重庆是中国军火工业的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临时首都，许多兵工厂从各地迁到这里），两派把工厂中新造的，准备援助越南的最新武器用来打内战。我那段时间去过一次重庆，看见重庆大学的教学楼和宿舍墙壁上布满了弹洞。在朝天门码头，陈列了一大串死难“烈士”照片，原来这里有一场大“海战”，几艘轮船（被枪炮武装起来当作军舰）和岸上对射，结果全被击沉于江底。

在这一轮武斗中，“红成”派没过多久就处于劣势，但未被全部逐出市区。市中心的交火持续了很久，成为全市关注的战场。“红成”派的成都十中和对方控制的百货大楼在这中心地带对峙。对方逐渐扫平了十中周围的“红成”阵地，决意拿下十中。“红成”则坚决捍卫，调了不少勇敢善战的人去守卫。我最熟悉的总部勤务员之一，中医学院的Z是十中保卫战的军事指挥，他不但成功地坚守学校，还不时在附近打反击。每天都有小小的，但鼓舞人心的捷报传至总部。在大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红成”总部以十中的胜利来鼓舞人心，专门办了一份《火线战报》，报道每日战况、那时，市中心空旷无人，白天是对射和冷枪，夜晚则是偷袭。

对方恼羞成怒了，发誓要拿下十中，调来兵团中最不要命的街道工业分团实施进攻，总指挥就是团长宋立本。“红成”的阵地一天天缩小，眼看只能放弃撤离。这时梁兴初从重庆返回成都，强令两大派实施停火。3月4日，停火协议正式公布并生效。这在客观上帮了“红成”的大忙，因为再过两三天，十中就会失守。停火之后，“红成”在市中心办了一个对方的罪行展览，因为进攻者将装满食盐、粮食的大麻袋垒作掩体。“红成”宣称，内战期间成都市食品供应紧张，就在于对方的所作所为。“红成”由于“三四停火协议”在政治上占了不少便宜，但这些好处并不是实质性的。

就在3月4日这一天，有人上我家来报告说，我校司令Y在一次乘车外出时遭到伏击，被对方俘获，关押在附近一所中学。我和同伴们赶快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我们深知，Y这次被俘，凶多吉少。我校的武斗队在远近都打出了名，他们不但打仗凶，抢东西也凶。最轰动的事件，是说他们抢了一卡车多达几千斤的腊肉。他们被对方恨之人骨，很有点恶名昭著。记得不久前我曾从家里去过一次学校，想看看有无可能恢复正常活动。当我遇到Y，正和他交谈时，一个初一小兵L赶来报告，说第三医院（由兵团派掌握，L 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伙食团的人正要运载一批肉食品经过一中。Y马上中断与我讲话，要去把肉抢过来。他带了几个持枪学生，出去之后几分钟就回来了。肉自然全落在他们手中，那个三医院的炊事员吓得浑身哆嗦，连连告饶。我看不下去了，心中十分厌恶，转身就走回家去。

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与对方取得间接联系，并许诺各种条件，希望放人。但对方坚决不肯，称Y罪大恶极，定将严惩。我们虽然碰了钉子，但不能抱绝望态度，继续努力。过了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要贯彻“三四停火协议”，Y获得释放。我们战团的同学，不论平时与他关系如何，纷纷前去看望慰问。

Y在城西无线电机械学校（“红成”派的一个坚固据点）休养。该校门前周围一带是一大片自由市场，许多农民在那里卖农副产品。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进到学校。见到Y 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脸被打得又肿又黑。我虽然平时与他谈不到一块，但见此情景，仍忍不住一阵心酸。我们亲热地说话，Y仍有英雄气概，语调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

正谈得上劲，Y的几个兄弟伙计从腰间掏出枪来挥挥：“走，给我们Y司令弄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他们去了不到10分钟，抱了一大堆鸡鸭鱼蛋进来。我一见之下，心情大变。走出门去，只见一个农民正在向Y的一个下属作揖求情：“我们全家就盼着我卖几个钱拿回去，请好歹给点钱吧！”那人把枪挥了几下，说：“再罗唆，我毙了你！”这个农民算胆大的了，其他遭抢的人根本不敢跟进来恳求。但他见此情况，还是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了。我没有回去向Y告别，径直走回家去。

当我前去看望Y时，我内心充满了同情。但我一到那里，只感到那是一窝土匪。我感到和他们同属一个组织真是可耻。在我心中，这些人是流氓和强盗。他们是“红成”和“八·二六”中正派学生的共同敌人。

只过了半个月，Y就报了一箭之仇，洗刷了他被俘虏的耻辱。身体很快复元之后，他恢复了活动。一天，他带着两个下属在学校附近逛荡，只见前面一辆豪华轿车停下来，从车中走下一官两兵，以及一个肥胖妖娆的女人。那个头头是大名鼎鼎的宋立本，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团长，据说以前被监禁和劳教过几次。他知道他在运动后期要被收拾，抱着豁出去了的心理，打仗不要命，干其他为非作歹的事也无所顾忌。Y挥枪走上前去，对方也刷地拔出枪来。这时枪对枪，两个威震四方的好汉四目相对，形势千钧一发。宋喝叫道：“你们动一动，我就开枪，我的枪可是连发的！”Y冷笑应道：“我的枪是20响，手一扣你们全没命！”对方全是短枪，而Y的下属手持冲锋枪。最后，宋立本软了下来，他放下枪，甘当俘虏，跟Y 来到我校。这真是一场比谁更亡命的心理战，不知那个胆大包天。无恶不作的宋为何在关键时刻软了下来，也许，我听的故事有些夸张。

宋及其一伙被带到学校，免不了受到拷打。他们把他那个秘书兼情妇放到井台辘轳架的桶里，朝水中放下，说要淹死她，吓得她又哭又叫，上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宋立本是大人物，Y怕将他相在我校，对方会来营救，于是将俘虏全部押解到成都大学，那里是安全的根据地。在那里，宋被活活打死。由于官方认为他是在运动中兴风作浪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运动后期这件事没有深究，Y 他们也未因此事而受惩罚，虽然毕竟死了人。

《口述历史---梁效往事》

文革御笔沉浮录(上)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文革后期，中国的舆论界，提起梁效，无人不晓。凡是重要社论，热门时评，都出自署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的手笔。那时候，梁效被认为是毛**思想的诠释者。

但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一夜之间，梁效的成员又成了现行反革命, 梁效也被称为是“颠倒黑白”的“四人帮反党夺权的工具”。到底梁效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它是怎么样成立，又是怎么样消失的呢？

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主笔，亲历了梁效从成立到覆灭的全部过程。今天他要回顾的，就是他在梁效写作班子中的那段特殊的经历。

解说： 1962年，范达人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成为北大的一名青年教师。文革之前，他在历史系负责学术批判工作。1966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贴出了批判北大党委书记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的大字报，指责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范达人明确表示反对聂元梓的做法。

范达人：我认为北大再搞就乱了，影响也不好，有意见可以在内部通过组织系统提，所以这个完了以后，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是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写完以后呢，这个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6月1号，广播突然广播这个（聂元梓的）大字报，而且有篇评论，说这是何等，说这个大字报是何等好啊，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什么要把陆平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北大顽固堡垒要攻破什么这些等等。所以当时我们也懵了，怎么一下子这样变了，

解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文革从北大蔓延到全国。在风暴中心，范达人毫无准备。1966年6月18日，北大各系揪斗“牛鬼蛇神”，从学校党委到基层教师甚至学生干部，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的都不能幸免。这就是著名的北大“6•18事件”。范达人也是当时被揪斗的教师之一。

范达人：斗完以后，我心里不服气，第二天回到组里，我当时跟我们的组长讲，我说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按组织审查，让我交代，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措施来斗我，好，第二天，全组开批判会，说范达人你自己这个态度很不老实，不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群众对你批判是应该的，你的罪行很重，结果工作组有个领导，一个海军军官，就在我们历史系蹲点的，姓刘的，他就拍桌子，他说范达人，你是黑帮，铁板钉钉的，就这么讲话，哎哟，我当时真是心里呀一咯噔，我说你给我定性了，那么严重啊，

解说：黑帮分子，敌我矛盾，范达人被打入另册，不得不进行劳动改造。

范达人：拔草，打扫卫生，然后大批的群众围斗，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乱斗一通，乱斗一通，有的时候就出现险情，（我）在那高墙上，在那高墙上推下去就要摔死。有时候还打你，有一次在我们院里头，斗我，给我剃了个阴阳头，推了阴阳头以后，我觉得很难看，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得了，我就马上到理发馆去，理发员一看，哎呀，这是阴阳头，我们不能给理的，理了以后红卫兵要找我们麻烦的，他不肯理。

解说：这就是范达人在文革前几年的生活。当时他有三条罪状，第一、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第二、陆平的修正主义苗子，第三、反动官僚地主子弟。他对前两条罪状不以为然，但对自己的出身问题却很是不解。

我当时这个不理解，心里很抵触，我当时说我这个，我虽然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但是我还是革命的，是不是，我15岁就参加解放军，表现很好啊，在部队几年，我每年都立功受奖，我什么时候变成反党黑帮了，想不通，之后我就是慢慢慢慢地感觉到自己恐怕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原来是做过一年团支部书记，我对这个做团支部书记兴趣不大，做政治思想工作兴趣不大，我希望成为专家学者，搞业务，成为学者名流这样，所以我实际上不安心这个政治工作，后来一想不安心政治工作，这个是不对的，没有听党的话，作专家学者是成名成家的思想，这个成名成家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然后我就挖的更准，我说这个可能和我的家庭出身有关系。

解说：安与平凡，自我反省。为了重回革命群众队伍，范达人开始改造自己来适应文化革命的要求。

我那时候就在做什么，做赤脚医生，因为我在部队里卫生部呆过，有点医学知识，我就一边背着药箱，一边背着理发的工具，漫山遍野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所以那时候叫我，到处叫我范大夫，范大夫，很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我倒是也觉得心里很痛快，就是感觉到有一种满足，所以一边爬山越岭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边还唱着样板戏《GCD员》，那段，很高兴，所以思想有变化。在这个情况下呢，哎，领导上，那时候已经是工宣队，领导上认为我这个转变了，转变以后就是表扬我，然后开始使用我了。

解说：此时，曾被毛主席看重的红卫兵领袖们已经因为武斗遭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和遗弃。聂元梓也不例外。工宣队军宣队掌握了北大的实际领导权。范达人恢复了工作，不久就调到历史系的大批判组，任务是在史学领域里搞革命大批判。

范达人：那时候我开始还不会写，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写法。就是当时编了一个叫大批判文集，就是把报刊上所有大批判文章，批判得好的文章，选出来，我就是一篇一篇地看，一篇一篇看，比如像姚文元的，戚本禹的，

解说：范达人从此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支笔杆子。他参与写作的四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后，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一九七三年，范达人得到了两个荣誉。他可以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的成员，到秘鲁和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不久又被选为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来自组织的信任让范达人受宠若惊。

我后来想的，他整我啊，我的确是有问题，那么整完以后，他没有把我打倒，他慢慢慢慢起用我，让我更好地好像发挥作用，所以我把过去的那个整我啊，认为是对我一种考验，一种锻炼，就这样想的，所以文化大革命那个抵触情绪已经烟消云散，就是忠实地执行毛主席路线，而且真实思想接受了，不是勉强的，真的，就是觉得毛主席这套理论对的，他是要反修防修，不能像苏联那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1973年10月，范达人突然得到了一个奇怪的通知。

1973年10月我们的党总记徐华民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北大，清华工字楼去，工字厅去开会，就去了。他说这个会很重要，你回来呀，内容不要跟其他人讲，你也甭向我汇报，我当时很奇怪，作为普通党员，这个向党组织汇报是我应尽的义务，他从来是我有什么活动，都要向他汇报的，这次还不要让他汇报，觉得很奇怪，很神秘，但是不知道。就到了清华，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范达人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12个人，其中还包括周一良，魏建功等等一些著名的学者。而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

迟群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文革当中负责清华大学的全面工作；而谢静宜曾经是毛主席的机要员,具有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特殊的身份，他也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文革当中，迟谢二人可以说是炙手可热，他们的出现就让范达人预感到，这次任务一定是非同小可。

范达人：待了一会儿迟群谢静宜就进来了，说找你们来，要你们编个材料，就是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你们大家一起编个材料，这是上面的意思，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讲，这个两校的这个合作，搞一个组织，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当时，也就是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前身开始。

解说：谢静宜当时所说的，上面的意思，到底是谁的意思呢？文革之后，梁效被称作“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为了弄清楚梁效的来历，20多年之后，范达人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

范达人：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的老师一起搞，然后她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

解说：林彪叛逃失事之后，到林彪住处收集罪证的专案小组，发现了林彪手抄的孔子名言的卡片。谢静宜把这件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1973年7月，毛主席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是“尊孔反法”的。同年9月，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中国历来分为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在范达人看来，毛主席“批林要批孔”的目的，首先是维护文化大革命。

范达人：（以前）批林彪，批571工程纪要，批他这个打倒一切一种极左思潮，但是批着批着以后，觉得有问题了，这个批到文化大革命头上去了，你懂不懂，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这个发动的，他亲自领导的，所以毛主席也认为要批右，林彪实际上是右的，这个林彪怎么会实际上是右的呢，这个也搞不清楚，因为林彪那个大量的言论啊，公开的，那个左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人发现说林彪还有尊孔的言论，那么孔老二有一种观点说他是右的，搞复辟，守旧，所以如果把林彪和孔老二结合起来批判，就是认清林彪路线的右的实质，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

范达人：毛家湾外观是平淡无奇，可是一进去以后，相当地豪华，当时我感觉相当豪华。一开门，一进门有警卫连守着，然后里头有室内游泳池，还停放了一辆这个当时美国的那个豪华车，说林彪用10万美元买来的，然后还有专门一间屋子就是各种抄家的那些古董玩艺都堆在那，很多，古董，玩艺，我一看，哎哟，我说这个古董怎么在这，那个破四旧居然破到这来了，然后叶群的房间里头，那个衣服啊多得不得了，那个鞋子啊，多得不得了。

林彪有些怪僻，他这个有一张表，他床头贴着一张表说，盖一条毯子增加几度，盖两条毯子增加几度，他要衡温用这样来衡温，他因为怕风，（我）印象很不好，就是奢侈，豪华，跟他们宣传艰苦朴素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第二次去我记得，在他的那个缸子里头发现好多条幅，打开一看就是林彪给叶群的，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然后叶群也回过来也写，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好，我们当时很高兴，这个克己复礼好像这个是尊孔，

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怎么怎么，采取什么方式，领导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两边（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然后对照起来以后，我们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搞成了。

解说：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是在材料编好之后。江青和王洪文提出向全国分发这个材料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个一号中央文件下达以后，大批判，全国都开展大批判了，这个《人民日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号召批林批孔。然后我们是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红旗》登了以后，全国所有的报刊转载，所有的电台转播，然后我们写了另外很多文章，什么《林彪为什么会再三恢复克己复礼的破旗》等等一系列文章。

解说：批林批孔运动，使得中国从1971年开始的两年调整时期告一段落，全国上下再次陷入运动之中。但是当时范达人却感到高兴和骄傲。

74年1.25开大会，大会就是由迟群、谢静宜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这个大会周总理主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参加的，那么总理在这个讲话里头就讲到，就说你们这个材料编得很好，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我一想好啊，我们这个受到毛主席的称赞，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我想，我说过去呀，人家都批判我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走修正主义道路，我现在进入了毛主席路线这个轨道，而且毛主席称赞我们，这个路线问题解决了。我今后就是一心好好干。

解说：1.25大会是梁效第一次在社会上的公开亮相。此后，批林批孔小组由编写材料转向了写作大批判文章，并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北京大学朗润园后湖旁边有一座灰楼，原本是北大专为外国专家准备的招待所。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后，这座楼就成了常人不敢随便靠近的一个神秘处所。此时已经名噪全国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把这里当作了常驻的办公地点。而这里警备森严，外面的平民百姓不得入内。里边的人也不能自由外出。来探亲访友的人就一律被挡在了门口的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里面，接受百般地盘问。

解说：这里就是当年梁效的所在地。在范达人的记忆里，这座楼看起来其貌不扬，里边却陈设讲究。范达人觉得，梁效的待遇肯定没有顺口溜那么夸张，但是也的确是普通人不能相比的。

范达人：基本上一个人一个小屋，住在那，然后每个人伙食费10块钱，公家补助啊，每天4毛，所以三四一十二啊，我们伙食费当时是22块钱，作为22块钱，当时相当好应该说，所以早中晚三餐，然后加班还有夜宵，这个节假日还有会餐，

解说：批判组待遇特殊，纪律也非常严格。梁效的成员，平时不准回家，只星期六晚上准许外出，星期天则必须赶回。

范达人：梁效是这样，它原来有规定，各个组写文章，各写各的，不要互相讲，交流情况，我们写作组写文章，材料组编材料，互相不能互相通气，懂不懂？这是一个。梁效内部什么任务，什么文章，不能跟外人说，都好像是机密似的。稍微你打听点事情啊，就给你去报告，就挨批评，我有一次问，我问一个梁效的，我说我们这个伙食啊，到底是谁补助的？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补助12块钱嘛，我就问了一下，结果问一下以后，这个那位老先生就往上去汇报给我们领导了，领导也找我谈话，说，我们谁补助，你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就这样。

解说：从1974年5月开始，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开始使用梁效作为笔名。后来“梁效”也成了批判组的代称。

范达人：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个文章发了很多，一时啊报刊杂志上都是这个文章，后来姚文元通过《红旗》的编辑告诉我们，说是，都是这个名字不太好，是不是最好用个笔名，后来我提议，我提议个笔名，我说是不是叫梁效，我说梁效呢，我们北大、清华两个学校，谐音就是梁效，这个“梁”呢，也是个百家姓，人家以为还真是姓梁的呢，第三呢，我说梁效这个听起来也不难听，好像良好效果似的，结果后来实际上采用我的意见了，说梁效，梁效。

解说：那时梁效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个组完成。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专门为毛主席注释诗词。北大和清华有四十几名教员先后成为梁效的成员。他们当中有魏建功，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学界名人，也有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普通教员。

这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是组织的安排，我们作为干部也好，作为教员也好，作为党员也好，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到那去，没有自由选择的，有一些老教授，他不太愿意去也得去，

像林庚教授，非常有名，现在90多岁了，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专家，他这个人做学问很清高的一个人，国庆宴会他都不想去参加的，你知道吗，后来他也调到梁效去，为什么，搞诗词注释，毛主席说要搞诗词注释，实际上为毛主席服务的。他去了，去了没有几天，好，赶上梁效倒霉了，他也算梁效成员，结果从严处理是我，从宽处理是他，所以宣布他从宽处理，所以搞得他真是哭笑不得。

解说：对于自己能够加入梁效并成为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坦诚地说，当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范达人：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八个字，形容我当时心态，的确是很感激，文革不但没有把我打倒，反而重新起用我，而且就是，可以说某种程度说人家说的飞黄腾达了，也可以说得到一些既得利益，这我不否认这一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情况下，党，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你还不拼命干，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路线认准了以后，就是拼命干，不能吃干饭。

解说：范达人所负责的历史小组后来被称作梁效的“尖刀班”。梁效三年间发表了181篇文章，“尖刀班班长”范达人参与写作公开发表的就有28篇。后来被认为是扰乱全国的文章，很多也是出自他这个写作组的笔下。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这句顺口溜强调梁效当时在舆论界的地位。在范达人看来，这种地位主要是来自梁效的“御用”身份。

说得好听点话呢，我们梁效是毛主席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说得不好听的话呢，你们是一帮御用文人，他这个写作是贯彻毛主席的意图，就遵命写作，有些东西呀，我们知道得很快，你知道吗，比如说批林批孔初期，是毛主席直接通过这个谢静宜让我们搞材料，什么编排，要批孔这个，这个过程很多人还蒙在鼓里呢，我们知道很快，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待遇，没有说文件传达到我们，我们会去看，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待遇，他让你知道一点，他就告诉你，不让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范达人在梁效工作的时候，曾经觉得最为遗憾的事就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毛主席。他所得到的所有毛主席的指示，主要来自于谢静宜和迟群。但是，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能够以毛主席的名义对梁效发号施令。这个人就是江青。

解说：早在文革初期，范达人就在北大见到过江青。那时他远远地看见江青在大会上作讲话。

范达人：那次远距离看见，给我印象并不好，说句老实话，她讲讲讲讲，把家务事都端出来了，说这个我们历史系一个教员郝冰怎么样跟她女儿有矛盾，我当时一个印象是，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感情用事啊，说话好像有点，没边就是，

解说：1974年6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江青内容凌乱的发言得到在场的两位副主席的赞同，这让范达人格外印象深刻。

范达人：我把她，就是我们看成是毛主席的这个代表，在组织这个讨论会，你看那个地位，那个架式，对不对，当然了，江青还有她特殊身份，她是毛主席的夫人，

解说：那么，梁效的直接领导者迟群谢静宜，他们和江青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范达人：这个就很难评论了，因为表面上看来，当然是江青来了，她们都是很必恭必敬的，很尊重，是吧，那么实际上呢，据说并不是如此，有些这个谢静宜反映一些情况，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江青问题，这个也就是听说而已，没有直接的证据，

解说：在范达人看来，江青往往是以毛主席的名义，通过迟群对梁效施加影响。而梁效对江青的命令一直也是认真完成。1974年2月，范达人接到了写一篇新文章的任务。

范达人：我们那个支部书记有一天晚上把我叫上去，他说上面，他没说谁，上面，让我们写篇文章，题目，《孔子其人》，他说这个题目口气很大，有来头的，说，现在这个文章写作任务交给你们组，就是交给我这个组，然后我说行，我们试试看吧，他提出几点要求，他说，首先是通俗易懂来把孔丘这个人勾画出来，然后要写他稍一得势就镇压少正卯，少正卯就是革新派。然后又传达下来什么，要写他压迫妇女的，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当时我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我就找几个人，我们一块儿写，也是我执笔开始。

解说：在不断修改这篇稿子的过程中，范达人才得知，出题目的人是谁。

范达人：后来传下来，说江青催了，哦，这是江青的那个布置的任务，她说你们写不出来，我要找别人写了，就说就等于将我们一军，逼我们了，所以我们当时压力很大，这个我们大批判组的那些头头们压力很大，好，那我们调动大批判组所有人来集思广益来写这篇文章，

解说：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质是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文中，形容孔子71岁，重病在床，讨伐革新派的一段话。这段话，范达人承认是自己写的。

范达人：71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1974年2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总理，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

解说；范达人承认，当年梁效的文章确实有所影射，比如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军区调动。但是影射周总理，梁效的执笔者却从没有想过。

文革之后，梁效被视为是江青的写作班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但是在范达人看起来，江青与梁效的关系，要比人们所了解的复杂得多。

范达人：这个江青跟梁效的关系，首先应该承认很密切，很密切，她甚至于把梁效称为班子，她亲自下令让梁效写一些文章，她点的题目，《孔丘其人》，还有《何为仁》也是啊,后来有一篇叫做《批因循守旧》，另外她还到过梁效驻地，最后在迟群的安排下，一一给这个梁效成员照相，合影，然后呢她给梁效送小米啊，什么什么东西呀，所以关系还是相当的密切。那么在我们心目中怎么看江青呢，我当时认为呀，江青是代表毛主席的。

解说：在梁效的三年时间里，范达人只听到过一次对江青受到毛主席批评的传达。

范达人：那时候，电影《创业》之后，据说江青她们是否定的，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结果毛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项之多，我一听，那就直接这样批评江青呗，你求全责备，你罗织罪名嘛，所以这里开始有点问号，对江青有点问号，她是不是百分之百地代表毛主席啊。

解说： 范达人记得，当时梁效曾有人提出对江青的疑问，但是遭到了迟谢二人的严厉批评。这使范达人感觉到，这个班子里，对江青是不能有所怀疑的。

文革之后，范达人听到了更多毛主席批评江青的消息。但是，在他看来，梁效曾经为江青写文章服务的历史，绕不开毛主席。

范达人：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江青是江青，毛主席是毛主席，实际上我说这个问题值得很好研究，要把真实的关系搞清楚，毛和江青到底什么关系，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在各个阶段，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到底是怎么个状况。我认为他们大方向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江青啊她基本上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当然有时候出点错，毛主席有时候对她批评，甚至指责，说得她很厉害，但是总体上你去看一看，江青怎么能上来，江青为什么能发挥那么大作用，江青一直到最后，她的政治地位在毛主席去世之前没有下去，是不是？

1975年1月，推迟了六年的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梁效有四位成员成为了人大代表。范达人也是其中之一。这时候的梁效，可以说是显赫一时。而此后的两年里，梁效是如何再一次掀起了政治运动的高潮，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的呢，敬请关注下期的《口述历史---梁效往事》。

文革“御笔”沉浮录(下)

文革当中，梁效是一个神秘而显赫的写作团体。他们在北大朗润园的一座小楼里工作，寻常人不能够接近。在文革最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梁效陆续发表了181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是当时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定会先后转载。

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一位主笔。在他的记忆里，梁效是在毛的建议之下成立，此后，又应江青的要求写作了大量的文章。梁效也因此成为”批林批孔”运动和”儒法斗争”当中的急先锋。但是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之后，范达人发现，梁效原本忙碌的工作，忽然变得清闲下来。

清华刘冰案

解说：1974年10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了筹备工作。这时，江青和王洪文向毛主席告了周总理的状，指责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上独断专行。江青提出，由迟群出任教育部长，毛远新等人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拒绝了江青的要求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并且批评江青“不要由你组阁”“人贵有自知之明”。

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中央发文件，或者其他一些大批判文章都说，说江青提谢静宜当副委员长，人大副委员长，现在这个真相呢，让谢静宜当副委员长不是江青提名，是周总理提名，毛主席给她圈掉了，我问过，问过这个谢静宜，她说主席呀，不希望我做大官，他是爱护我，那么迟群呢，没有当上教育部长，他闹情绪了，这倒是事实。他以为教育部长是他,结果没有,后来周荣鑫当了教育部长。

无论如何，梁效的直接领导者，曾经受到毛主席器重的迟群和谢静宜，被毛主席排斥在国家领导集体之外。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四届人大选举邓小平成为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负责全国工作。

四届人大后，江青等人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批评江青 “批判经验主义”的行为，并且要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范达人回忆，当时江青挨批的消息并没有向梁效传达，但是他发现，不久之后，梁效就开始陷入了低潮。

范达人：那段时间就是好像是75年的六七八月份，大概这段时间，这个梁效就是清闲起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多事情干干，所以我们要求去，我提出来，我说我们去参观秦岭啊，写《秦始皇》一本书，后来他就下放我们去劳动，到乳胶厂劳动，我们也很高兴，去劳动劳动，这段时间当时为什么有低潮，我们当时不太清楚，那么事后,后来我知道这个背景,就是江青他们挨批了.迟群、谢静宜来得少了，我们外头约稿任务也少了。

解说： 此时邓小平已经开始系统地全国整顿，但是毛主席没有向梁效传达过为整顿工作进行宣传的指示。

范达人：这段时间实际上我想这还是毛在掌握，毛主席在掌握，他是不是当时这段时间需要观察一下，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社会动静，因为当时，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邓小平重新上台，他搞整顿，这个整顿，那个整顿，实际上把文化大革命一些问题都纠正过来了，

从五月到十月，梁效只好发表过去写好的一些稿件，然后就是到各地去参观、劳动。1976年10月，梁效成员到大寨参观，他们刚刚和大寨英雄郭凤莲说了几句话，突然就接到了迟群的紧急电话。

大寨参观途中，迟群突然来电话了，给梁效的支部书记李家宽说，立即返回，说立即返回干什么,说另有任务，要立即返回，然后我们没办法，大家立即返回了。返回立刻就开始清华大学的大辩论.。

范达人回到北京后才了解迟群急调梁效成员回北京的原委。四届人大之后，迟群在清华大学提出，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都要传达，我们（迟群和谢静宜）同意了才能传达，随后不久，迟群拒绝传达邓小平关于教育方针的讲话。这引起了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不满。刘冰认为，要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几名干部于是联名给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这封信的抬头写成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希望能够通过邓小平转送给毛主席。

范大人：这个刘冰他原来是老干部，原来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他这个思想基本上是就是原来这个那个轨道，就（文革之前）17年那个轨道，路线，那么他告的主要是一些作风上的问题，霸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不民主，实际上是对他们这套不满意，

解说：刘冰等人见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一次他们将迟群和谢静宜一并告上了中央。迟群不久就得知了消息，于是召开了清华大学的大辩论会，主要目的是批判刘冰等人的告状行为。

范达人：清华大辩论开始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开始小范围，党委内部，然后一直扩大，扩大会，然后是全校会，集中批判这个刘冰他们就是实际上搞复旧那一套，就是恢复文化的革*命以前的那一套，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

面对迟群的批判，刘冰等人据理力争，并且期待着毛主席的答复能够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毛主席认为，刘冰状告迟群、谢静宜的目的是反对毛主席本人，同时毛主席在批示中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范达人：其实毛主席这个批示很说明问题，他完全站在谢静宜和迟群这边，他说这个刘冰等人写信告这个迟群、谢静宜，他们想打倒迟群、谢静宜，心里的矛头是针对我的，这个刘冰，后来我看他的回忆录，他也蒙了，我是向你反映情况，对这个迟、谢不满，怎么矛头针对你了，我是好像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会看出谢静宜跟毛的关系，因为什么呢，毛认为，这两个人是他的联络员，是他的人，他派他们两个人来掌握北大、清华，派他们两个人来掌握梁效，他就点了邓小平，我在北京，为什么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偏袒偏袒刘冰。




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清华，迟群和谢静宜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不断地升级，而毛主席的批示，使转呈信件的邓小平也成了批判的目标。

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这个会议将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定性为一股“右倾翻案风”，并且呢认为“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不久之后，这个会议的相关文件传达给了梁效。范达人意识到，清华大学的问题，此时开始演变成又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梁效的清闲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

解说： “打招呼”会过后不久，梁效就接到了《红旗》杂志的约稿，《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范达人：这篇文章确实第一次就是很公开地批判这个右倾翻案风，矛头是针对周荣鑫，当时的教育部长，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这篇文章出来影响很大，因为这整个气氛都变了。一下子就是另外一场运动开始，就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广播里不断广播，全国各报刊转载，开始全国也搞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梁效的作用是相当厉害，相当厉害，批林批孔初期一开始出来，可以说这次他是可以说是到了顶峰阶段。

解说：梁效在第一篇文章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目标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此后，毛主席批判邓小平的批示传达到了梁效。1975年11月，梁效又接到了《红旗》的约稿，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由范达人所在的写作小组执笔。

范达人：那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就是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讲话，然后这个当时科学院造反派一个头头，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们还到科学院去看一些大字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给它整理整理，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具体矛头是针对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言论，实际上也是指向邓小平，我的那个最后写了一段，就是对这个右倾翻案风修正主义路线要概括，我说这次这个右倾翻案风的特点，实际上我是根据当时领导的意思和报刊文章概括的，他们以为是中央哪个首长的讲话，所以后来报刊上到处有我这个东西..

解说：范达人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搞复辟倒退 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并且为这场政治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这篇文章刊登在1976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不久，又作为广播稿件面向全国广播。

当时啊，广播（这篇文章）那天，正好是春节，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哎哟，大过年的就把我们这文章头版头条地广播了，我很高兴，但事后看来呢，是颠倒是非，扰乱人心，那时候胡耀邦主持这个科学院的工作，号召大家搞新的长征，向科学进军，他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我们那时候是根据上面的意图说他这个，这个右倾回潮，这种批判是错的.

解说：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梁效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写作了大量的文章。

范达人：还有一篇文章就是《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这个邓小平没有讲过什么孔孟之道，跟孔孟之道没什么关系，只说了一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孔老二的话。然后我们也说，好，实际上他搞复辟也是那什么，这是牵强附会。我们也可以当时拒绝写这篇文章，，没有这个尊孔言论，写不出来，或者写不了，当时觉得这个上面交下来的任务，《红旗》要稿，我们应付差事，就这样，这种心态。

解说：1976年春，邓小平失去了主管全国工作的实际权力，他着力进行的整顿工作也被迫停止。范达人也在此时开始了解到，社会上对于梁效所写的文章反感到什么程度。

范达人：我有解放军的一个老朋友，到他家里吃饭，礼拜天，他就当着我面说，说你们又要批邓小平了，老干部都批光了，谁来工作啊，这个局面怎么维持下去呀，就是直截了地表示对我们的不满，这个事情对我有影响，我们在山西参观的时候，山西呀，参观一个钢厂，这个钢厂给我们介绍说，梁效人来参观了，介绍，他介绍介绍说，哎，本来呀，我们生产搞得很好的，批林批孔一来呀，生产往下降了，我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我们梁效是批林批孔的急先锋啊，你在我们的面前就骂起批林批孔来了好像，说我们的坏话了，可是他讲的是真话，

解说：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当天上午，梁效成员自发地佩戴了黑纱，但不久之后，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的指示。梁效的黑纱只佩带了一个上午。

同年的清明节，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梁效成员周一良和钟哲民也在其中。但是当天下午，这场群众纪念活动就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4月5号下午，毛通过毛远新传达了他的批示。批示当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之后，天安门事件就被定性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目的是“妄图扭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4月7号，根据毛的提议，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解说：1976年5月，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这篇文章，范达人也参与了写作。

文章发表后，又成为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最强音。但在这时，范达人思想上也开始有了转变。他开始隐约意识到，梁效写作的文章可能不仅仅是贯彻毛主席思想这么简单。

范达人：我后来就产生一个思想就是，（梁效）这个地方啊，卷到这个高层斗争里头去，很危险，另外呢，我感觉老百姓啊，实际上对我们的文章至少是不理解，甚至于很不满意，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开始想离开梁效。

但人家觉得很奇怪，范达人在梁效红得发紫。 是吧。这个好像是很多文章都是他写的。很出风头的，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国庆宴会都有他的，是个主力，他为什么要离开梁效，就是这些因素。



1976年5月，范达人向梁效的领导者迟群和谢静宜提交了调职信，在信中，他强调说自己对毛主席思想是绝不动摇的，今后无论到何地何处，都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他的这封调职信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6年9月，在等待调职的过程当中，范达人参与写作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梁效由原来的毛思想的诠释者，一夜之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解说：这是1976年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是梁效所撰写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根据范达人的回忆，写这篇文章时，梁效并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

范达人：“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来自华国锋1976年8月的这个计划会议，他在那传达的，说毛主席有两条指示最近，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第二条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他这个传达以后，新华社都用作内参了，8月份传达以后不久，我从《人民日报》一个朋友那里就告诉我，我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他说最近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了两条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我那个时候知道了。

解说：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范达人记得，在毛主席追悼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的文章里，按既定方针办，以黑体字的形式出现，当时留给他很深刻的印象。

范达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就是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9月16号，有关的起草者，我也跟他们打听过了，他们当时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个社论里头啊，有人提出来，说最好引用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他们一看，正好有这条，“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很好，意思就是按毛主席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们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后黑体字发表，当然我们就更深信不疑，深信不疑

解说：从这时开始，“按既定方针办”以毛主席遗嘱的面貌广泛地在全国报刊上出现。9月17日，《光明日报》前来约稿，希望梁效能为他们写作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

范达人：那么实际上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没有起草第一稿，我当时因为心不在焉，我觉得《光明日报》一篇普通文章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点，当时啊，我们有点瞧不起《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约稿还,《光明日报》觉得还不如他们.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我有个组员，他说我来起草，他写，写了以后我来修改，他那些话是套话，当时一般规律性讲话，没有任何针对性，毛主席讲嘛，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修正主义以后也会有，路线斗争会不止的，以后还会有修正主义的，这是套话。

解说：范达人的写作小组很快就完成了这篇文章。这是当时《光明日报》刊登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的校样，校样上标明了《光明日报》最后定稿的日期是9月30 日。

范达人：10月1号，就是乔冠华的发言，送到华国锋那，华国锋一看，“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对原来的那个好像毛主席的词，哎哟，不对呀，6个字差了3个字，毛主席不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是说照过去方针办，所以他批了一下，说6个字错了3个字，以后不要讲了。张春桥又把它压下了。

解说：此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们和梁效的成员对于当时中央高层对这六个字的争论毫不知情。于是《光明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4日 发表了梁效的这篇文章。

范达人：10月4号，《光明日报》啪一下子，把我们那篇文章登出来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而且这个文章里头呢，就说谁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认为修正主义头子如果胆敢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吧，很厉害的样子。

解说：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华国锋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做出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但是，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华国锋确定了要用“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1976年的9月27日。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将这个秘密决定通知到了北京市委。事实上，从9月27日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里，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梁效结束

1976年10月6号，也就是《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两天之后，华国锋采用“隔离审查”的办法，把四人帮一网打尽。范达人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北京城里消息灵通的其实人士都已经开始庆祝“四人帮”的覆灭了，但是当时他自己还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

范达人：我这个很迟钝，他是，我后来知道10月6号好像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可是我到10月10号我还不知道，10月10号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我们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叫做刘隆亨，他碰见我了，他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我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我还是聪明了一句，反问了一句，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抓起来了，哎哟，我心里一震，我说怎么，怎么这样就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解说：范达人将迟谢被捕的消息传达给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过事情会有多严重。

范达人：10月10号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

解说：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

范达人：给我很多警告，说你呀，你现在还不交代，你不要以为没有事了，我们还要进一步采取严厉措施，那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后悔晚矣，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我不能瞎编啊，编了以后，那怎么办，编了以后你要自圆其说，是不是，后来我说听天由命，随他去，

解说：于是，范达人成为从严处理的典型。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

范达人：上了囚车以后，我想看看…，不让我看，坐下去，坐下去，让我坐在地下，押到一个地方，然后出来以后，出来以后铁门一道一道打开进去，一道一道打开，这个阴森森的，然后他们大概没商量好我押在什么地方，说你在这边等一等，正好有一个犯人在那打扫卫生，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他说这里是半步桥监狱，半步桥监狱，真把我关进监狱了，我说，这个半步桥监狱，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参观过，1956年的时候我参观过，我说，真是，这命运真是捉弄人啊，1956年我来参观过，这个多少年以后吧，1977年，十多年以后，我在这蹲狱，

给我关进来以后，给我扔进来两条被子，这个两边犯人一看，哎哟，哎呀，新被啊，真好啊，但是被子上写个囚，囚被，他们说很好，他们觉得对我很优待，我心里凉了半截，哎呀，我说真的成了囚犯

解说：范达人未经审判就成为了囚犯，当时没有人告诉他，他的刑期到底会有多长。

范达人：如果告诉我关一年啊，我很轻松愉快地呆在那，熬他一年，比较平静的，它是茫茫的一片黑夜，不知道何时是尽头，也可能关死在那儿，也可能把你干掉，因为这个罪名太重要了，你篡党夺权动员令的执笔者，或者炮制者或者什么，你不承认，那还得了，所以我当时真是一片漆黑，完全是心灰意懒，

解说：范达人在半步桥监狱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78年秋，范达人在监狱的报纸上看到了出狱的希望。

范达人：当时这个监狱里头啊，它有《人民日报》，每天给份《人民日报》，我有时候看看《人民日报》的大标题，看看一些消息，我看的过程里头，我觉得有些变化，比较强调实事求是，比较强调落实政策。胡耀邦当时就说，把这个阶级斗争看作是路线斗争，不是这个革命与反革命这种斗争，另外他树了个彪炳，说辽宁省委书记叫李伯秋吧，他说这样的人，不要关起来，可以放出来。有这么个彪炳，这个我也就于是就放出来了。

解说：1979年1月，范达人终于离开了监狱。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员当时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为梁效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在范达人看来，这个结论给了他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的机会。

范达人：就是北大党委，给我们下达一个结论，初步结论，他说这四个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育可以做贡献，这么几条指示。我们当时听了很高兴。

解说：尽管北大党委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梁效的问题并未获得彻底的解决。此后的十年里，梁效的成员先后几次接受审查，结论也不断变化。范达人此时已经恢复了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文革结束开始，他不断地反思自己曾经作为御用文人的经历。

范达人：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了宣传某一个政策、方针，他需要人，组织人来宣传政策，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以后也会有，所以这个现象不会消失的，不会完全消失，但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知识分子啊，应该，应该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有个独立思考能力，应该把自己呀，经过大脑思考的，认为正确的东西表达出来，认为不好的东西进行抨击。

1989年，范达人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在美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范达人向我们介绍说，那些曾经的梁效成员，后来有很多人成为文史专业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多以开放而多元的思想而著名，今天的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他们曾是梁效成员的历史。

文革当中，梁效不是唯一的写作组，除此之外，还有罗思鼎，还有唐晓文，初澜，池恒等等。有学者认为说，深入研究梁效、罗斯鼎等等一系列的 “文革遗产”，其实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范达人对于梁效历史的回忆，其实一直心情都十分复杂。对梁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怎样来评价，范达人自己也依然感到困惑。1999年，他写作了《文革御笔沉浮录 梁效往事》这本书。在草稿完成的时候，范达人的老师，也曾经加入梁效的周一良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症，那时候几乎偏瘫。他用左手给范达人写了一份简短的信，就是希望范达人能够尽早地把这本书出版，留给研究文革历史的那些人。梁效的是是非非，恐怕要留给后人来评说。

几件文革往事


当下的社会学领域里，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话题，他们中不乏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理智者；也不乏形骸放浪，头脑简单的冲动者，虽说中国特设的教育收费制度让他们一人读书，全家拖垮，求学和找工作的艰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但这些人却是当下网络愤青的主体。这看起来的确有点怪异，其实，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只需要考察一下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就释然了。但在目前的语言环境下，要想准确表述还真是个问题。闲话打住，说几个故事。

故事之一：毛主席万岁！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1967年，我那时年幼，只是印象中模糊记得，具体细节都是后来我母亲和邻居告诉我的。故事发生在当地一家大型国营针织厂，我母亲就是厂里的工人。那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各地持不同观点的造反派都各自成立了组织，打出了牌号。这家针织厂也分化出了对立的两派，一个是红色派，另一个是赤旗战团，赤旗战团称红色派是保皇派，双方从唇枪舌剑的对骂开始，逐步升级为有组织的军事斗争。自然，以中老年工人为主体的红色派是打不过年轻力壮的赤旗战团的，一个回合就把红色派打得作鸟兽散，或投亲靠友躲藏起来，或转战乡村，厂里自然是停工了。时隔数月，广播喇叭里传来了北京心脏的声音，要求各地离厂的工人迅速回厂恢复生产。现在回过头来读了点文革史实，知道了这件事的背景。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与这个厂大同小异，一片大好，无奈经济不争气，数月的停工闹革命使本已脆弱不堪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全国的生产指标直线下降，当家的无奈，要求革命群众要在抓好革命的同时抓好生产，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最新指示。故事的主人公邹成（化名。为了尊重当事人，隐去真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登场的。

邹成：中年，敦厚，结实，言语不多，干活的好手，初中文化，在工人中算得上是小知识分子了。战斗失利使得邹成与几位同伴逃到了乡下，寄居一同伴的亲戚家里，亲戚家的主人也是红色派的，算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几位同伴当然也就成“我家的表叔”了。乡下的日子虽然艰苦，食不果腹，但困难难不倒英雄汉，红薯野菜也当粮，日子倒也这么一天天平安的熬过来了。这个时候，广播喇叭里传来的那个最新指示使得与组织失散多日的邹成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北京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话就是指示，就是命令，就是号角。他觉得那指示就是对他说的，组织上还记得他，没有忘记他，这使他激动万分。他与几个同伴商量，鼓动大家一起回厂生产，几个同伴一致反对，或许是几月前的枪声还犹在耳边，心有余悸，最后坚定回厂的只有邹成一人。

经过好几天的爬山涉水，邹成徒步回到厂区宿舍已经是满身疲惫了，他只换了个劳动布工作服就进厂促生产去了。阔别数月的工厂，机器还是那些机器，工友还是那些工友，大门还是那个大门，只是传达室里不再是原来那个老头，一个熟悉的面孔手持一支老式步枪站立一旁，大门的一侧还有一个用沙袋垒成的掩体，几个人正摆弄着什么，邹成冲着那几个人笑了笑打招呼，那几个人回过头来盯着他，神情怪异，不知谁一声高喊，“邹成回来了，抓住他！”几个人一起扑上来，将他按在地上，捆了个结实，随后拖进食堂，好一顿暴揍！

几月前的战斗犹在眼前，战死的同伴血迹未干，英魂未散，如今抓到了反革命分子邹成，怒火凝聚在枪托上，把个邹成揍了个死去活来。早已赶来的战团头头宣布，立即召开宣判会，对反革命分子邹成进行公开宣判。厂里原用来告知上下班的电铃也有了战时用途，几长几短的铃声紧急招来了战团战友，一些胆子大爱看热闹的家属也邀约而至。食堂就是宣判会的会场，宣判会简捷明快富有实效，什么血泪控诉，举手表决等等能省的都省掉了，一上来就是判决，一头头口头宣布，反革命分子邹成及其同伙，顽固站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欠下了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累累血债，现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对邹成实现专政，判处邹成死刑，立即执行。

此时，邹成抬起了鼻青脸肿的头，嘶哑着声音对派头头说，“我要换一下衣服，洗个脸”。这个要求居然被获准了。据后来当事人回忆，整个过程邹成都很镇定，抓他的时候没有逃跑，一抓就住了；打他的时候，也没有求饶，只是反复争辩，他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回来抓革命促生产的，说现在不打了，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骂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后来就不怎么出声了，任其打骂。

一行人押着邹成回到家里，一壮汉给他松了绑，搀扶着他，邹成问邻居要了热水，洗了脸，换上了平时不穿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佩戴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又从枕头下翻出了一本流行的《毛主席语录》，一切就绪后，他对押解的人一声大喝：“走吧，上路”。
临时刑场就是工厂旁边的小河滩，离邹家不远，10分钟就到了，据说他被要求跪下，他不从，就依他了。临刑时，他挥动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枪声响起，一气呵成。

后来，战团的几个工友悄悄在河滩上刨了个坑，把他就地掩埋了。

再后来，那些直接参与这事的战团人员都因为有具体的打砸抢行为被判了刑。

小时候，我常到小河里游泳玩耍，那个曾经的刑场种满了胡豆，每当看见那紫色的胡豆花，心里总有发颤的感觉，说不出是悲哀还是感动。头脑里总会条件反射似的窜出两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总是在想，邹成能够从容面对死亡，是什么东西给予他的力量？恐怕只有真理和信仰才会有如此的感召力，邹成应该是觉得真理在手的，他一定在想，他正在创造伟业；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会象许云峰、江竹筠一样名垂党史。如果当时他知道很快又会从北京传来最新指示：“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如果他在天有灵，知道了后来党组织对文革的定性，是毛泽东错误判断形势而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他又将作何感想呢？信仰的崇高在瞬间化作了儿戏。

为信仰献身，何等壮烈！愚弄信仰，又是何等悲哀啊！

前几年又去过那里一次，那个工厂已经破产变卖了，那个曾经回荡着口号的刑场已经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场了。

故事之二：

毛主席太可怜了

文革时期，大约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下午放学后回家路上，几个小伙伴们照例要顺便到一家工厂锅炉房倒放煤渣的地方拣些没有完全烧过的煤渣，一来可以补助家里，二来也顺带玩耍了。锅炉房每天都要倒出大量新煤渣，所以我们也是天天都有收获。

一天，我们正在煤渣堆里寻宝，东瞧西盯的翻抄，突然，一伙伴大叫一声，“糟了，你们快来看，这是朗个搞的”？我们围拢来一看，个个大惊失色，一张从语录本扉页撕下的印有毛主席像的纸片从煤渣里翻了出来，像的脸部位置已经被烧出了个窟窿眼，眼的周围也是黑糊糊脏兮兮的，显然是没有完全冷却的煤渣干的坏事。

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家一时没了主意，只是个个都赶紧四下张望，生怕外人看见，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商量这事咋办？放回原处，断然不可，那不成了我们是反动家伙了；拿回家去也不成，几个人一起发现的，拿回谁的家里去？哪个都不干，一个被烧个窟窿眼的伟人像，没办法展示呀；悄悄存放起来也不成，时间一久记不得了，还不成了个定时炸弹啊？这都是那个把毛主席像乱丢的坏家伙的罪过，大家对这人恨的牙痒痒，如果知道这人是谁，拼上小命也得揍他个半死。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交给老师，向老师说明情况，大家互相证明清白。

此时已经临近天黑了，学校里已经没了老师，费尽周折找到班主任家里，见了老师面，个个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怎么说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反动家伙，最后一小女生抽泣起来，带着哭声憋着说：“毛主席太可怜了，哦哦哦。。。”

老师总算弄清了原委，收留了五官不全的伟人像，叮嘱我们不能再对别人讲起这事。事后多日提心吊胆，无异样，提在小嗓子眼的小心肝又慢慢返回了原位。

多年以后，我一直想问这位女生，当时究竟是吓哭的还是真的觉得毛主席可怜？无奈天各一方，一直没找到机会。

前几年汉城奥运会期间，据说发生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参加奥运会的朝鲜代表团返回驻地的路上，恰逢下雨，路上一金正日画像淋雨了，朝鲜代表团当即停车，体操运动员攀援上广告牌子，小心翼翼取下了画像，女运动员们手捧画像，个个泣不成声，说，金将军太可怜了，都淋湿了。

翦伯赞自杀之谜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1965年底，他对到访的《文汇报》记者公开批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认为姚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并指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毛泽东要给翦伯赞出路，翦伯赞却自杀了1968年12月20日。

北京大学。上午8时多，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匆匆忙忙地奔向哲学楼，当时这里已没有学生和教师，满楼是军人。北京大学两万多教职工当时的领导机关??“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老工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三楼，到指挥部办公室报告说：“翦伯赞死了!”

指挥部总指挥、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毛泽东交代?而且，总指挥部所在的某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总理的希望?指挥部的军人们立即会同“工宣队”??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仍住在燕南园的单家小院里。他任北大副校长，与毛泽东交往很深。“文革”开始后，除了经常拉出去批斗审讯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里。

来到翦伯赞家，进门客厅是随时监视翦伯赞的那个工人的住所，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房中有两张床，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人们揭开被子，只见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崭新的衣服、崭新的鞋子。

“宣传队”的指挥们首先找那个睡在客厅的工人。当时“宣传队”交给这个工人的任务是，注意翦伯赞夫妇在室内的任何行动，负责给做饭、端饭，他们穿衣、上卫生间等也要在旁守候。这个措施明显地是不让翦伯赞自杀。“文化大革命”近3年来，北京大学军管人员已历三届，造反派你上台我下台不知更替了多少批，这些掌权者对翦伯赞有的是要“留活口”好挖材料，有的是要做“落实政策”的榜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不能让翦伯赞死去!值班工人详细谈了昨天晚上的情况：“昨晚10点多钟，翦伯赞一如往常准备睡觉。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他还叮嘱明早给他买几根油条，并把钱、粮票给了我。他们睡后我也睡了。到12点多钟，我听他们起床了，我正要起床，就听见翦伯赞对我说：‘天气冷，就不要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我就没有起来。我听到里面的碗勺的声音，又听到了开箱子的声音。不久我又睡着了。天亮以后，我记起翦伯赞要我买油条的事，我就到海淀的一个铺子里去买了回来。这时已经7点多钟，已早该起床了，我稍等了一下，见里面还没有动静，以为他们还没醒，就叫了几声，见没有答应，就使劲敲门，还是没有答应。我感到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门撞开了，看见他们好像还在睡，用手一摸已经冰凉了。”

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瓶子，一看里面还有安眠药的碎末，是吃安眠药致死的。哪里来的能使两人致死的安眠药呢?翦伯赞的一切食品，特别是药物是经过严格控制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多安眠药呢?为了寻找线索，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何以有人能越过监控直接找到翦伯赞逼材料?从这两张纸条上可以看出，有人向翦伯赞要材料，翦伯赞受到了逼迫。这个人是谁呢?要他交代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接触到翦伯赞的呢?原来，“宣传队”指挥部做过明文规定，对翦伯赞的管理权力归“宣传队”指挥部，不论批斗、审讯等，都要经指挥部批准，外人一律不准接触翦伯赞。

指挥部立即展开调查。首先找到了历史系的造反派，发现这里有一个“翦伯赞专案组”。这个专案组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成立，专案组从来没有打过报告，指挥部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历史系的这个“翦伯赞专案组”大约两三个月前就成立了。它的成立，以及它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似乎都是为了接待一个人，使这个人能够直接与翦伯赞接触。

“专案组”第一次接待这个人，是1968年10月中旬。这之前，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说：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有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的批判实际上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是“脱胎换骨”的肉体批判。每当夜幕降临，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有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40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打下去，这个女教员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小卧车从中南海开出，静静地驶进北大校园。从车上走出一个穿军衣的人。40左右年龄，中等身材，健壮微胖，派头十足。

此人名叫巫中。他不像一般外面来办事的人先到哲学楼找“宣传队”指挥部，而是径直向历史系走去。这是一个神秘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实际上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

当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叫迟群。他的头衔只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副科长，却当上了清华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而一个军级干部却当不上北京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迟群时而穿军衣，时而穿便衣，穿军衣就管军队的事，穿便衣就管地方上的事。他实际上哪里都可以管，哪一级也能管。

且说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有紧急情况要调查翦伯赞”。历史系这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一直没有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对这个“专案组”来说，也许是一种疏忽。假使没有这个疏忽，翦伯赞就可能是另一种命运。

这样分析形势不是没有依据。当时全党、全国大乱，全军也是大乱，军内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选择军事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中央对一些重要的地方选派“军管”时，是有斗争的。北京大学在1968年陆军某军“军管”之前，已有过两届军管，这两届“军管”，按照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当时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意图，支持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在校园内残酷批斗陆平、彭?云等领导干部和翦伯赞、冯友兰等学术权威，在全北京以至全国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全力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1968年春，周恩来亲自向毛主席提议，点名要陆军某军进京“军管”北大等单位。周恩来在召见这个军的领导时，又反复说：“我相信你们、信任你们”，并具体叮嘱“要与聂元梓保持距离，不要坐到她那一边”。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没有再分管军队，历史上也与这个军没有过直接关系，为什么如此信任这个军?原来，1966年以来，这个军有两件事使周恩来特别满意。一是1966年初邢台地震时，周恩来在邢台指挥救灾，是这个军的一个师，卓越地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二是1967年，某市两派群众进京谈判，当时作为谈判中的军代表的该军军长，当着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面，坚持实事求是，多次与江青争论，直截了当地对江青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不是这样”，气得“女皇”脸色发青而又无可奈何。

这个军在北大是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行事的。他们与聂元梓“保持了距离”，同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一些保护，如对翦伯赞、冯友兰等人明确了管理权限，不准乱批乱斗，把他们的生活费提到每月100元。这些举动，使聂元梓、迟群、谢富治等人大为不满。

巫中受命向翦伯赞要的是刘少奇罪证材料巫中所以避开校指挥部，始终没与解放军驻校人员见面，除了狂妄之外，就是因为观点上有明显的距离。

巫中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伯赞家。

翦伯赞已70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半个多世纪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举世瞩目。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翦伯赞站着，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

巫中讲了刘少奇历史上一次当“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

翦伯赞还是一声不吭。

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20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巫中立定身子，即喝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三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三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赞仔细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赞与刘少奇，两个湖南人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有过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刘少奇哪一次有过叛变行为。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了两三个小时才愤愤地离去，并留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真的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他越来越气急败坏，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两方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巫中依仗强权非捞个口供不可。翦伯赞说不出违心的话，以死抗争连续几天，翦伯赞与夫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又没有监护翦伯赞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旁边有人听见了说：“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义，你还在搞唯心主义!”见翦伯赞不做声，旁人又说：“你说了不迷信的，你怎么又迷信起来了?”翦伯赞说：“我是不迷信的。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信了。”没有人对这个话引起警觉。

12月19日晚，天气极为寒冷。翦伯赞夫妇双双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过后分析，服药时间应在深夜12时左右。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宣传队”指挥部得知翦伯赞自杀，深感事情重大，于是尽快调查上报。12月20日查清了大致情况，当晚一边整理一边打印。

21日上午8时，指挥部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按规定，北大的文件送市革委会，市革委会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号字铅印送毛泽东和林彪。

就在北大指挥部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看了看翦伯赞夫妇的遗体，一声不响地走了。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进京军管的这个军负总责的副军长，谢富治劈头盖脑一顿臭骂：“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废物!”

原来，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而负责军管北京的这个军也被调往外地。

儿女祭
姚蜀平

前言

12年前的1986年6月20日，远在美国应邀讲授中国科技史的一座大学的客座教授，我的小妹姚蜀平以贺思水的笔名写了一篇血与泪的祭文，献给文革中惨死的母亲贺定华和父亲姚剑鸣。她把埋藏在记忆中、内心处的母亲惨死的真情实况，在20年后才通过这篇《儿女祭》告诉她的哥哥、姐姐和少数世人，我们不情愿、不敢了解估计到的惨状，但没想到如此凄惨、恐怖、残酷。文革以后我失去了眼泪，即使在鞭抽、吊打、昏倒后又苏醒的孤独无望的夜晚，也没流过泪，但是读了这篇血的回忆，我的心像流了血泪，像尖刀扎进心脏。这不仅是我们一家五兄妹的《儿女祭》，也许这个小血滴反映的是同时代同命运的千万个不幸者--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共同的《儿女祭》也是一个倔强而坚韧、永远不会被屠刀征服、不会被悲哀与痛苦压倒的民族的《儿女祭》。

姚监复

1998年11月1日

“姆妈!”我已经整整20年没有这样呼唤过了。就在我20多岁，大学毕业以后，每当叫起“姆妈”，我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一声“姆妈”的呼唤，会得到多少爱抚与温情。

可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呼唤了，因为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带着浑身的伤痕，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头发的阴阳头，怀着无穷恐惧、满腔悲愤、疑惑和对五个子女命运的牵挂与无穷的思念与留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师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后来又被一些人扔到了大卡车上，和许多具同样遍体鳞伤的尸体一起，被送到火葬场火化。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也不许亲人最后送别，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完整的遗物--能打碎的红卫兵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能抢走的都抢走了，……可是姆妈给我们留下无数美好回忆和做一个诚实的人，像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荷花的教导却又怎能打碎；姆妈的朴实、高洁、自尊与独立不羁的品格又怎能毁灭。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初期，首先触及灵魂与皮肉的是我的哥哥(中国农机化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和刚由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成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二院技术人员的我，我们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当时绝没有想到年迈退休、与世无争、年近七旬的父亲(1948年随地下党员廖运周同志为师长的国民党110师起义后，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和母亲(一生作教育小孩的教员，1955年从上海市妇联托儿所退职)会遭到不测。

父亲是起义军官，1985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发出武字第299号起义人员证明书：“姚剑鸣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于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参加起义，特此证明。”但是，父亲在起义前是国民党军需处长的历史，使我们全家日子的好坏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了。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时，我们的日子同全国人民一样相当好过，像解放后我们五兄妹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佑护下经过自己努力，都进入了名牌大学，分别从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哥姚监复)、南京航空学院(二姐姚一平)、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三姐姚山平)、北京航空学院(四姐姚南平)和中国科技大学(小妹姚蜀平)毕业，分配在研究院所和大学作技术和教学工作。但是，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的命运就相当悲惨。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北京城的8月，“出身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高悬在头上时，我们开始感到心悸，预感乌云将至，剑将落下。当时北京市大轰“黑五类”离京，远在锦州部队研究单位工作的三姐来信说，父母不能走，因为他们不属于“黑五类”。我们也用党的一贯政策衡量，党和政府一直按起义军官看待他们。退休后公安局还批准把户口迁来首都落户，农机院还分给房子住，当然不应算作阶级敌人或“黑五类”。可是，当北京市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时，敏感的哥哥带着被打得又红又紫的双臂偷偷来到大姐家，向离开农机院宿舍暂住在那里的父母提出劝告，他预感到灾难的威胁，恳求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单位，认为父亲从1949年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的原机关最了解他，相信湖北省建二公司的党组织知道在部队起义后，是作为110师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父亲把廖运周将军的夫人、女儿和其他起义军官家属转移到解放区等事实，可能在这个时候回到武汉较为安全。母亲想想，默默点头同意了。可是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端起一个方凳，极为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忿忿地喊：“我走!我走!我连累了你们!”我们只有沉默，把命运的选择留给他们自己。晚上，我和哥哥必须赶回机关，准备接受批斗，母亲拖着她那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留下后遗症的跛腿，深情地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她抚摸着哥哥被打伤的又红又紫的胳膊，像她一生遇到突发性危难时一样从容镇定，没有抽泣和哭喊，真情、坚决、清晰地说了一句话：“我到时候是会自己解决的……”我们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么会冒出这句无头无尾的话，但是心里有些难过，更不会想到这句话就是她决心坦然地勇敢地面对厄运的最后遗言。

次日，父亲执意要回农机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但是一去就不复返了，据说由地兴居的居民委员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扣住了。母亲见父亲不回来，急得一夜没睡好觉，第三天的早晨，天一亮坚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复返了。下午我给大姐打电话，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我满怀疑惑地立即赶到了大姐家，她告诉我，给母亲住处打电话(走廊上有个居民委员会的公家电话)，不是邻居喊“姚大妈”的声音，而是居民委员会的人接的，凶极了，根本不准母亲接电话。一定是情况不好，所以不要我回母亲处。过去，每星期六，单身的我都回家陪伴双亲过周末，虽然这一天又是一个星期六，而我是不能回家了。后来，父亲说，当时在鞭抽棒打时，他和母亲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担心小女儿这时回来。晚上，我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干着急，苦熬着，突然穿军装在部队工作的另一位姐姐急匆匆地闯进门来，告诉我们：她刚回了农机院地兴居宿舍，一进大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正在开斗争会。红卫兵没有拦住这个穿军衣的女解放军，但是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但是很严肃而坚决地对她说：“赶快走!赶快走!”我们心里明白，父母极可能是在斗争会上，否则用不着叫姐姐走。三姐妹在焦急中从傍晚苦熬到清晨。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想等哥哥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的大问题，哥哥应该设法再从“监督检查”的看管室中溜出来共同商议。可是，又是一整天，从早到晚，渺无音讯，父母那边更是不知实情，又不敢轻举妄动，真是心乱如麻。后来才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两个农机院的红卫兵押送给地兴居外馆中学的红卫兵，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反革命分子姚监复”，他和被抓去打得背上体无完肤的父亲分开来进行残酷斗争。直到半夜12点，农机院红卫兵乘着卡车来，一看哥哥还活着时，大骂：“大家好，老子来收尸，你还活着!滚回去!”只是由于一位红卫兵的头脑清醒，认真思考了哥哥在残酷拷打后拒不认罪的答辩：“我有什么反革命罪行的事实?如果他们告诉你们具体事实，你批斗，我认罪。如果没有事实，只挂一个牌子，就斗死，会不会有人借刀杀人?”因而，没有斗死哥哥，他捡了条命在卡车上跪着“滚回”农机院了。这样的一天，他怎么还能见我们?

星期一，我必须去机关上班，参加批判会，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的教育。正是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匆匆向家里赶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妇女，她边走边强忍着哭泣，这位看上去是高级知识分子夫人的痛苦脸色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惊慌和担心。

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搂，扑入眼帘的是一走廊的人群，紧紧围在筒子楼厕所对面父母住的一间小房子门外。 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上，执行守卫任务。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

我进屋一看，心像被刹那间扔进了冰窖，全身都缩紧了。啊!这是什么景象啊!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器物! 从三姐由苏联带回的手风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从书报到衣箱，从我放在父母处的每月工资的银行存折到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统统地抄走了。15平方米的地面上，满满地覆盖着那些被撕碎、被打烂、被砸坏了的东西，我的一生从没有见过比这15平方米更加凌乱、更加凄凉、更加沮丧、更加惨痛的地方。我的哥哥、姐姐都先来了，他们蹲在地上翻着、拣着，我也随着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似乎被千军万马践踏、蹂躏过的15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着，实际上我们不敢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神，怕充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怕哽咽在喉咙里的哭声哇的一声爆发出来，都低下头来凝视地面。当我们翻出半张还能看到父母和参军的姐姐们的军装照时，盯着我们行动的外馆中学的红卫兵立即把这些撕得粉碎的照片抢过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们又从乱纸堆上发现能留下父母墨迹的半张信纸时，又被红卫兵夺过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纸。在我们兄妹低着头忍着悲痛在地上翻着、门外堆着几十人在看着时，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但是现实的因果关系的无情事实使我自从那天以后，一看见这种类型清秀的脸庞，就会想到难忘的15平方米地面，而不自主地会有种要呕吐的感觉。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即我们的母亲)死了，现在第六人民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的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我的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绝不能哭!哭会带来大祸。我深深地低下了头，翻弄着地下的破碎纸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强忍着，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更惨，胸前还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大黑纸牌子，实际上他只不过贴了农机院领导的几张大字报。他立正站着，旁边还有两个农机院红卫兵押送着、监管着。到了这个时候，哥哥还没有失去冷静，提出了一个我们正想追问的问题，他似乎忘记了脖子上“反革命分子”牌子的分量，眼睛盯着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向他们报告死因。”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这位清秀的很年轻的女孩，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我们心中非常明白，母亲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在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当时是去派出所销户口的书面凭证，今天可送给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派出所的警察在哥哥注销母亲的户口时，不想问死因，而按照红卫兵要父亲“滚出北京、回农村老家”的“勒令”，哥哥要迁出父亲户口时，反问：“要把姚剑呜的户口迁走吗？”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到这间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里，拨开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这还是父亲退休后从武汉带到北京的)放在水泥地面上，费了大劲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的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他背上的几道深达1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疼，只关心他的五个子女和陪伴他34年的苦命妻子怎么样。我们嗯嗯应着，把一包破棉花当枕头，扶着父亲慢慢地躺下来，睡在地面上的武汉棕绷床板上。买了一些点心给他吃，他也不知道多少时间只挨批斗，没有进食了，据说几天中只有一位胆大的好心的邻居，烧过一点稀饭给他吃过，他没有心思和口味吃东西，而是不断地反复迫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骗他又不是骗他地告诉他：“姆妈在第六医院。”他还关心着更可怜的母亲：“她还在医院吗?”看见父亲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断地喃喃自责：“我害了你们!我害了你们!”谁也不忍心告诉他真情，只是嗯嗯地答应着。我在静夜里亲耳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的是在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里“打麻将”，而来的人、谈的事他是心里有数的，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辑的市委负责干部送到下关轮船码头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讲话的资料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他还给一些离家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朋友的生活困难的家属予以经济接济，从未想过再要什么报答，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工作，起义后转移家属，将军用物资按廖运周密电发往准备起义的张轸部等等。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如果他天上有灵，知道刘少奇主席、彭德怀、陈毅、贺龙元帅做的好事之多、功劳之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命运之惨，对自己的“做多少好事也没有用”的哀怨就会找到更多的知音和共鸣了。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接受批判，无法自由行动，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然后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头恶狠狠地问我：“怎么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红卫兵的答案说：“高血压。”他说：“嗯。一会儿火葬场来车。等着吧!”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走，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仲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的最前面。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是他杀?是自杀?不知道!至今不知道!!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正在我处于极度恐惧和悲恸不已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吼叫：“是斗死的!什么高血压?是斗死的!”我被吓得一下子从踏板上蹦了下来。面前站着停尸房的那位恶老头儿，正气势汹汹地向我咆哮。突然间，一股怨恨从心底升起，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一改几天来的低声下气，我竟然也跳起脚向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怎么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我去问谁!?你说，我去问谁?……”本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从一只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变成像一只要张口把他吞下去的野兽，恶老头没料到这一手，竟往后退回去了，同时嘴里还不断地咕哝着：“什么高血压。斗死的!”

我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运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我在运尸首的灵车远远逝去以后，立即转身向火车站奔去，想最后见父亲一面--这果真是最后的一面。我在月台上找到去武汉的列车时，父亲已坐在车厢里，他傍着窗口低声地亲切地唤着我的小名，深情地嘱咐我：“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隐含着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绝望，似乎已将他的父辈保护人的责任转交给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强忍着泪默默地点着头，凝望着他。车窗外，我们旁边是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像我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车上的一对落难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他们的孙子、孙女，来送被轰出首都，和父亲一样被遣送回原籍的他们的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没有来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击。我们这些命运相同的天涯沦落人，都在强忍着眼泪和哭泣，都有无数想说、要说的话，但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说。在站台上沉重的沉默的哀伤气氛中，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我最后在车窗外面对父亲喊出声：“爸爸，保重--”我随着慢慢驶离北京的车厢向前走着，死劲盯着是生离但不愿是死别的父亲的眼睛，在父亲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闪着惊恐、胆怯、忐忑不安和为我们担心的神色，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终生不会忘记的最后的印象。

走出火车站，我仍然赶回到那问似乎已被千军万马报复扫荡过的]5平方米的小屋里，这里曾是我的父母亲住了3年的温馨、亲切的自己的家，现在，我孤单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废墟之中，悲愤、怅惘、茫然……我不期望还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纪念的遗物。小屋散发出阴冷、混浊、悲惨、凄凉和恐怖的气息，似乎还能依稀看见在毒打、逼供时的母亲，她宁死不屈，绝口否认诬陷她是什么“特务”之类的不实之词，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运忍受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整个漫长的文革期间，任何专案组拿不出一句母亲招供的话来打击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护全家免遭最恶毒的毁灭性的打击、挫败了企图从66岁老妇人打开缺口承认是“特务”，再炮制星期天与子女聚会是“布置特务任务”的恶毒计谋。她只是一个善良的，纯洁的、普通的小学教员和像普天下同样热爱子女的母亲，只；是从小就懂得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洁的白莲花。

我不敢在这间失去了温情，却充满了杀机与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我环顾四周，还有一件血衣和一个破木盆是没有被完全撕烂，砸碎的。这件从父亲身上用酒精与伤口剥离开来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没有胆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不论谁再开门走进来或者任何人走过这间房门口，都会看到这件血衣，都会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后，我提起扔在墙角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盆，这是母亲从南方带到北京的红漆脱尽了的旧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一件历经劫难尚能保持原状的家具。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永远离开了这间终生难忘的小房间。

我回到了大姐家，把母亲用过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边，尽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脏又疲倦的脸。当我抬起头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那张麻木而毫无表情的面孔，从我的眼光里又看到了与母亲死别、同父亲生离也或为死别的悲痛情景……我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我的两肩不停地抽搐着，强忍了一整天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在屋后小山上长眠着我们的祖母、他的母亲。在寂寞、孤独、胆战心惊中他极为痛苦地生活了两年。他无时不牵肠挂肚地惦念着仍在被批斗、下放和不断接受再教育的五个子女的困难处境和未来命运。他终生自责：“是我害了你们!…‘在30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帮助逃出南京虎口的党员对我说：‘你的孩子多，加入组织危险，不入党也能做很多工作帮助党。’但是，最后我还是给全家带来了灾祸。”他也深深地向我叹息：“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终于恶运降临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批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他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与悔恨中自缢谢世了。他被逼上了失去任何幻想与希望的毁灭自己的解脱之路。他的忍受煎熬痛苦的能力超过了常人能承受的极限。他的最后日子是怎么度过来的，他是不是想给自己的子女留下最后的遗言，他的遗容会不会带着母亲同样的无穷恐惧、愤懑、疑惑，对子女未来命运的惦念、死不瞑目……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的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哥哥的臂膀，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已经60岁，年龄与当年回老家的父亲相仿的哥哥的微秃的头顶，深情地盯着哥哥的眼睛不断地说：“像啊!真像你爸爸!”突然不断地极为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 父亲和母亲一样，没有为我们五兄妹在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和一件遗物，也没有一个子女能在最后告别人间的父母遗体前放声痛哭或低声抽泣，但愿有天堂，使先后离开我们的父母在那里相会，互相照应，忘记对他们不公正的痛苦的人间岁月。

多少年了，多少个难眠的夜晚和难挨的白天都过去了，我没有去扫过墓，甚至父母遭厄运后，连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都未曾有过。太多的泪水与悲痛都压在心底了，泪早化为血了。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了20年以后的今天，1986年6月20日，我怀着许多美好的和悲哀的、含着微笑的和含着泪水的回忆，用墨水也是用心血写下这篇祭文，愿它化为一股青烟，给在人间受尽折磨、痛苦如今定在天上的母亲和父亲，带去儿女的一片真情与心意。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忘记你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所经历的，也是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文革”的这场苦难。中国正在变，我们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希望自己的伟大祖国变得更美好，因为我们绝不愿意我们的下一代再受这样的苦。姆妈，你听见我又一次这样呼唤你了吗?安息吧。姆妈!我要在你这个对我最尊敬最慈祥可爱的普通人的名字--贺定华的后面，写上用在那些逝去的伟人的名字后面的4个字“永垂不朽”，刻在我们五兄妹的心碑上。

1986年6月20日

（原载《思痛母亲》，者永平、关圣力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那个年代”丛书

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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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共产党员，被胡乱加上罪名，被处以极刑。

女演员李香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林彪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


　　为了解李香芝的一生，我除拜访了他的亲友，还不惜花费较多的时间，查找和阅读了她的所有原始档案。边看边想：在人妖颠倒、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些蠢人和狂人，费尽心机，把一些忠贞之士，当成叛逆之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啊！

　　让我们来看看李香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怎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后饮恨而死的吧！

　　一旦投身革命便把心交给了共产党

　　李香芝一岁丧父，六岁时母亲改嫁他人，自幼是个孤儿，先后由外祖母和伯父抚养。她在自传中说：“我在五六岁时，家庭过着中农生活。七八岁时祖父当上本村村长，家庭逐渐成了富农。

　　九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开始做宪兵队长，后又做团长，到1945年已经成为本地的一个大地主。”

　　作为一个孤儿，李香芝从小就被伯父指派去参加看地、看树、捡柴、收割等劳动。10岁时伯父全家迁进阳信县城内居住后，她才得以进入小学读书。逐渐知事的李香芝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绝。到14岁时，伯父母为转嫁学习负担，拉拢人情关系，又强令她与本县一区区长的儿子结婚。对伯父母、尤其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不满，促使她决心逃出家庭的牢笼。1947年春，经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学劳宝菊的帮助和介绍，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并于同年12月被分配到军大文工团当文工团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细读她的干部档案，我发现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无保留地交给了共产党。凡是党的召唤，她无不响应。不信，有这样一些材料为证。

　　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劳宝菊在证明材料中说：“山东抗大离我们机关很近，我常去看她，主要帮助她正确认识家庭。因此李香芝曾给（人民政府的）县长严清泰同志去过两封信，揭发其伯父的罪恶，表示和家庭脱离关系，并且把个人所知道的家中存藏浮财的地点，报告组织。据我了解，她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始终没有和（那个）家庭联系过，也没有回过一次家。”

与她一起参加抗美援朝的同事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是1952年来到23军文工团的，我们于当年9月份从安东市跨过鸭绿江。在千里行军途中，李香芝和战友们一样，身上背了几十斤重的行装、干粮等物品，不论是倾盆大雨或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几乎是不间断地连续行军一两个月，而有时还遭到敌机的轰炸。但李香芝不畏艰险，经常关心同志，每到一驻地，总是不顾个人疲劳，烧水给大家烫脚，还帮同志们刷鞋、洗衣。到达朝鲜前线后，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到前沿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李香芝每次都愉快地接受任务，在前线表现英勇。她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团员分成三四人一组，便于行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由于表现较好，在朝鲜停战前半年，组织上调李香芝和黄素珍两同志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音乐半年。后部队整编，李香芝转业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

　　1957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大批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这段时间档案材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李香芝于1957年曾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下放到北京毛纺厂劳动，“58年上半年被评为上游”。这就是说她即使被下放去工厂当工人，也同在朝鲜战场上一样，有出色的表现。

　　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南方的杭州，先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该团以组织的名义写的证明材料中说：

　　“她约在1958年9月来我团工作，开始为演员，约在1960年担任副团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她任团长后，没有团长架子，比较平易近人，同群众关系比较好；同志们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和她谈。我团去搞群众创作时，她自己领导一个创作小组，而且还挤出时间，关心其他创作小组的创作。1960年，我团组织小分队上山下乡演出是比较艰苦的日子，但她能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传统，不怕苦，自己背背包走路，进行宣传演出。在搞积肥时，她能以身作则，自己有妇女病，但她不考虑个人，带头卷起裤腿，跳进泥塘，带动了其他同志。”

　　这份证明材料还特别提到：“李香芝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比较忠诚的。我团彩排《西子湖畔锦绣红》一剧，是歌颂毛主席的。因为她对毛主席很有感情，那时南京的调令已经来了，她还是要参加这一剧的演出，而后再去南京。”

　　关于李香芝调来南京以后的表现，与她同事的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从杭州调南京市歌舞团工作以后，我们之间来往较密切，知道她一心一意想把歌舞团建设好，自己也刻苦钻研业务。后市歌舞团解散，她调来省歌舞团任歌剧队副队长（后为合唱队副队长）。

“1965年我团成立乌兰牧骑小分队，她任队长，领导十几名演员，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小型演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她还常帮贫下中农做好事——挑水，并对队员们说：‘用大桶挑不动，用小桶锻炼锻炼也好嘛’！”

　　她俩因为对李香芝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还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她的个性：“李香芝个性很倔强。她从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从不见风使舵。

　　我们曾多次听她说，她最恨这种人。她认为是没错的地方，在任何高压下都是不会认错的。”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证明材料，除余邱敏、李黎燕写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20日，其余的证明材料，都是写在“文化大革命”狂浪汹涌的1968年和1969年。从这些旁证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满怀热爱的女共产党员；在她的身上，那里有一点反党、反革命的影子呢？

万恶的“文化大革命”将她投入了火坑

　　1966年初夏，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庄重、最热烈也最荒唐、最冷酷的“文化大革命”。

　　从李香芝以后的所写的交代材料来看，她对“文化大革命”以至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认为都有许多的问题。她曾经跟友人说过或者自己想过：“1958年经济失调，毛主席有没有责任，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在刘少奇身上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怎么能说是反毛主席呀？”“报上说毛主席比马列还要高明，未免过头了”。“毛主席为什么把自己的老婆捧得这么高？”

　　然而，这场“大革命”毕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呀！报纸上天天登载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时还登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李香芝在经过一阵迷茫之后，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的吗？经过思考，她就把这份已经写成的意见书在家里烧掉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公开的大字报和没有公开的意见书，竟遭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夺取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日后，迅速分成了“1•26夺权好得很”和“1•26夺权好个屁”的“好派”和“屁派”，打起了从“文攻”到“武卫”的内战。而一些奉命支持左派的军队干部，也沾染上了造反派的派性，或明或暗地支持一派。身为好派“红色造反队”勤务组成员的李香芝，也参与了反对“屁派”及其支持者的一些宣传活动。她不久因为心灰意懒，又生了肝病，就退出了“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但还是种下了开始被囚被斗的祸根。

　　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

　　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队”，即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各个机关团体，都办起了非法拘留干部群众的“牛棚”。李香芝也被有军代表支持的造反派，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里审查。并且借口她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了几年，诬称她是地主分子；借口她转党手续不全，诬称她是个假党员；借口她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些派性活动，说她犯有“反党乱军”的罪行。此外，还揭发她在南京歌舞团“用牛奶洗脸”、“吃包子不吃皮”，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最了解事实真相的王震方所写的材料说：“据我所知，用牛奶洗脸有过一次，因为奶没有吃完，剩了一点擦了一下脸；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脏，把皮剥掉了。把这些事说成一贯的，经常的，显然是有人为的夸张。”

　　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清查政治历史问题，抓“历史反革命”。李香芝17岁参加革命，历史清白，给她加上“地主分子”、“假党员”的帽子实在站不住脚。在经过半年多的关押批斗之后，省文工团（即原来的省歌舞团）革委会和工宣队，不得不于1970年5月20日发文宣布：“对李香芝同志是否是地主分子及假党员问题，均可取消怀疑”，“可以取消隔离”。同时，还在另一份审查报告中，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清理阶级队伍的残酷斗争刚刚过去，所谓的“一打三反”、重点是深挖“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残酷斗争又开始了。刚从“牛棚”里被释放出来，才喘了几口气的李香芝，从1970年8月份起，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白容县桥头镇的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

　　这年9月，原来隶属省五七干校的江苏省文工团奉命赶排革命样板戏，从桥头镇迁回南京，改由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领导。李香芝与其他七八个被审查的对象，被关押到四条巷的一处职工宿舍里继续审查。当年12月，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掀起了高潮，李香芝从此就陷入了苦难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坚决对抗到被迫承认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为了找寻更隐蔽、更便于迫害关押对象的场所，李香芝从1970年12月起，被从四条巷迁移至丁家桥铁道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关押；1972年2月春节以后，又被迁移到模范马路附近的南京化工学院关押，直至被正式逮捕入狱。

　　这期间，有多份材料证明：李香芝对自己被诬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异常愤怒并坚决对抗的。这方面，有“揪李香芝战斗队”写的三份简报可以作为最真切的佐证。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3日的第一号简报说：“李香芝早在干校开展‘一打三反’时，曾在全团先办过她的学习班。由于她态度顽固，拒不伏罪，声称‘我不是南京政府’（注：当时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作为劝降对象，被指定学习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不是敌我矛盾’，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这期间，（她）曾作过绝食活动。

　　“我们小分队从70年12月18日起办李的学习班以来（注：当时关押迫害干部群众均以办学习班为名），李一直不开口。小分队每天到她床头逼学毛著，阐明政策，党支部（注：实即军代表）、工宣队负责同志多次找她谈话，她仍一言不发。……她还嚣张地反复叫嚣：‘自己不是‘五•一六’！你们拿出材料来！’”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1日的第二号简报说：

　　“为了防止她通风报信（大喊大叫），把她搬到底楼，狠批她的恶劣态度。要她写交代，她就写道：‘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分队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却骂我们小分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而是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她大哭大叫我不是‘五•一六’，把嗓子都喊　哑了。到夜里9点又开始嚎叫，我们整了她一下，她很嚣张，把墙上‘仇恨五•一六，深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彻底歼灭五•一六’的标语撕了下来。我们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总是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时与我们顶抗。”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5日的第三号简报说：

　　“自上周李香芝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又哭又笑以后，她每天装病卧床不起。我们早识破她的这套‘赖术’，故在8号早上对她采取了行动，限定五分钟内自动起床。她不理不睬，小分队的女同志断然将她的被子掀开。然后在11号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4号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对李进行政策攻心，要她学习元旦社论和毛主席语录。她露骨地表白，她不是敌我矛盾，搞她是搞错了。小分队对她进行有力的批驳，李始终不开口。小分队为促其开口，说‘你要不是‘五•一六’；你敢拿党籍来保证吗？’她气鼓鼓地开口了：‘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我是中共党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我对毛主席发誓！’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从这三份简报来看，李香芝正如她的同事余邵敏所说，是性格倔强，“她认为没错，在任何高压下都不会认错。”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1971年4月以后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得不表示“认罪伏罪”了。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由此不难想见，对她的逼供信，达到了连如此刚烈的女子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终于被逼疯了
　　
小分队在简报中多次所说的“装疯卖傻”，实际是李香芝被逼疯了。
　　
李香芝是如何被逼疯的？当然，是因为遭受了难以忍受的逼供信。这方面，整她的人不肯直说，被整的人也不敢明说，但是从上面的三份简报，尤其是当年李香芝本人的许多交代材料和一些当事人写的证明材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可怕的事实：
　　
一是威逼：李香芝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注：当时已被关押起来），同志们就来说我是‘五•一六’……以后，老x（军代表）他们都来说我是‘五•一六’，老X还说我是‘五•一六’滑干分子。我想，这简直是逼供信。搬到铁医后，工宣队老x又来逼我，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说我发展了很多。我更莫名其妙。他们给我办学习班，开头就说：你是‘五•一六’，我们才给你办学习班。并说，只要是办学习班的，都是‘五•一六’。
　　
不仅在所谓的“学习班”上贴标语、喊口号，逼着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搞夜以继日的车轮战，还不止一次地押着李香芝到南京大学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对她施加压力。
　　
二是殴打：李香芝本人在交代材料中检讨说：“自己在审查中甚至发展到对抗的地步，XX说自己是反革命的时候，自己就回了他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当XX打了自己的时候，自己就要和他对打，打不到，就骂他是狗东西。”XX自己日后在所写的材料中也承认：“有一次我们小分队和李战斗时，李实然将墙上的标语撕掉。李不仅不承认是反革命行为，反骂小分队混蛋。这时小分队个别同志打了李一下头。我厉声劝止，李又骂我是‘走资派’。我在情绪冲动下，也打了李香芝一下头。”
　　
三是饿饭：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我突然病倒了。开始没有人理，以后就叫同志们来训斥我，骂我。有时饿一顿，再以后我就摸不清睡觉的时间了。”有一个小分队的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也承认说：“有没有（对她）停止打饭？这是可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确都恨她。”
　　
四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噪声：还是这位小分队负责人在所写的材料中说：“在化工学院，我们住三楼，二楼是铁路医院的小分队，他们每天夜里审讯对象时，每到夜深人静，楼下打人的叫喊呻吟声，整夜不绝。交涉之后，楼下每晚放高音喇叭，以掩盖打人的声音，但仍是噪声震耳通宵达旦。”又说，“李写这份材料（注：指被认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代材料），吕X（注：吕X为李香芝的同事、难友）发神经，大吵大闹，又哭又笑，整个大楼都听到。这种声音，李香芝肯定要听到的，对她的思想情绪可能有影响。”……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性，被单独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又遭受如此的虐待和迫害，她怎么可能不被逼疯了？
　　
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
　　
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到铁道医学院以后，这个声音经常检查我的思想。但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仍然说我是‘五•一六’。我想，南大怎么有那么多‘五•一六’。会不会也有假的？为什么我不是‘五•一六’，还说我是‘五•一六’？这个声音对我讲：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我查清你不是‘五•一六’，但是你们领导不相信。我说，我还要写材料，怎么写呀！他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写什么的。从这时起，我的神经根本不听我的使唤，他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还能叫我的器官都能动。
　　
“在铁医搬到楼下以后，他说：我可以叫你见到丈夫，看到毛主席。我高兴得不得了。XX打了我，说我是苏修操纵的。当XX打我的时候，我又感到毛主席在对我讲话，说xx是xx操纵的，他叫XXX打了XX同志……
　　
“搬到这边来以后（注：指迁移到化工学院），操纵我的人，又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帮助我写笔记。一会儿说他是毛主席，一会儿说他是林副主席，一会儿说是江青同志，一会儿说是姚秀琪（注：李自己的丈夫）。
　　
“在我学毛著的时候，我还和毛主席辩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不是敌人，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整我？毛主席就讲：
　　
这不是训练你吗？看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说：考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要考验？我怀疑他不是毛主席，就和操纵我的人吵：你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五•一六’，给我制造罪过？这个操纵我的人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他有时候和我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叫我叫亲爸爸毛泽东，还叫我做一些小孩子的动作，向毛主席撒娇，叫我‘我的好女儿小香’……”
　　
总之，从这些交代材料，从李香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从她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这些表现来看，李香芝确实被逼得神经失常了。而在被极左路线迷了心窍的人来看，这些都不过是“李香芝装疯卖傻”；她病倒了不能起床，也不过是在使用“赖术”。于是，一个在令人看来荒唐到极点、当权者也愚蠢到极点的冤案，也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李香芝被逼疯以后，尤其她几次说到操纵她神经的人，自称是毛主席，同她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触及当年的“高压线”。但是，整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悬崖勒马，而是责令她继续交代，促使她向高压线上撞。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
　　
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党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例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斯人已逝，无限追思！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会因她的存在而变得沉重。人们应该从中汲取些什么，来防止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死灰复燃或者借尸还魂，这正是李香芝冤案对我们的昭示。

来源: 网易历史 （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