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中到重庆的汉渝公路，是一条出川入陕的交通要道。其中，穿越大巴山的路段，一会儿在蜿蜒曲折的河谷中爬行，一会儿在高耸入云的悬崖上盘旋，让人觉得特别险峻。

　　这段公路建成初期，过往的汽车不多，每天很难超过十辆。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有二十多辆牛车，常年行驶在这段路上。一般三五辆一起，不紧不慢地行进，车轱轳不时发出“叽嘠、叽嘠”的声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些牛车，长有三米多，宽有一米五，全是木制的车架和车厢，载重大都在一吨，由一头牛在前面拉动，一天可走四五十公里。赶车的师傅，坐在车厢前，用手中那根长长的鞭子，指挥前进方向，掌握行驶速度。因此，人们便称他们为“牛车司机”。

　　家住县城南街的戚德奎，是“牛车司机”中的老资格。解放前，戚家是这座县城里的四个大家族之一，当地民谣中说的：“南街的‘棋’动不得”，就是指的他们戚家。因为他们家的人，个个身强力壮，族内又很齐心，所以人们都不敢惹他们。

　　戚德奎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同他们家族的人一样，长得五大三粗，十分结实。一米八的个子，古铜色的皮肤，满脸的络腮胡，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加之他为人豪爽仗义、办事敢做敢当，同龄人都把他视为大哥。

　　从十几岁起，戚就开始当“背二哥”，即帮人搬运行李、送货下乡。解放那年，他送货到汉中，看见公路上的牛车，既拉得多，又省力。回来便和三个结拜兄弟一道，一人去买了一辆车、一头牛，干起了“牛车运输”，当上了“牛车司机”。

　　在他们带动下，牛车队伍不断壮大，但开初都是单干。当时因汽车很少，外面的盐巴、布匹和日用百货，山里的粮油、生猪和土特产品，牛车成了重要运输工具。为统一调度运力，解放不久，县上成立了搬运社，所有“牛车司机”，都纳入了搬运社管理。

　　建社时，戚德奎被任命为副社长，社长是县上派来的。两人一起工作仅三个月，就因内部管理和经费开支等问题，产生了矛盾。当时正在开展“肃反”运动，社长以他参加过“青帮”为由，报经上级批准，撤消了他的副社长职务。

　　其实，戚德奎并不想任这个副社长，最喜欢的还是当“牛车司机”，觉得这个职业逍遥自在。撤职第二天，他就架着自己那辆牛车，拉着满满的一车山货，与三个结拜兄弟一道，时而哼着山歌，时而打着口哨，悠然自得的行进在南下的公路上。

　　“牛车司机”们，途中吃住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戚德奎第一天的落脚点，仍然定在他以前常住的梅花溪月芳客栈。这里是紧靠公路的一个乡场镇，离县城四十五公里，牛车要走十来个小时。早上从县城出发，到梅花溪正好吃晚饭。

　　月芳客栈的老板娘叫王月芳，就是梅花溪的人，长得有几分姿色。临解放时，被国民党川陕联防军的一个团长看上了，强娶她做了三姨太，并就地给她开了这家客栈。解放军进山前夕，这个团长独自潜逃了，她实际上成了寡妇。

　　戚德奎开始当“牛车司机”时，这个团长已经逃离。他第一次见到王月芳，就对她动了心，不久两人就好上了。从此，他每次路过这里，都要在月芳客栈住一晚上。实际上，他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把王视为了自己的心上人。

　　王是一个能干、重情的女人。因遭遇了那段不幸，她特别珍惜戚对自己的感情。在她心目中，认为戚是最值得信赖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全托付给了他。这三个月，戚当副社长，没有机会与王相会。那天下午两人一见面，亲热得胜过久别重逢的夫妻。

　　戚德奎重新当上“牛车司机”后，三五天就要路过一次梅花溪。他每次路过这里，不论时间早晚，都要在月芳客栈住上一夜。他俩的关系，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土改”第二年，王月芳竟然不顾人们的闲言碎语，为戚生下了一个女儿。

　　戚的老婆已给他生了三个儿子，王月芳刚好给他生了个女儿，他感到非常满意，对这个女儿，一直视为掌上明珠。每次路过梅花溪，都要给女儿带去吃的穿的，再累也要陪女儿好好玩玩。可以说，有了这个女儿，更加深了他俩的感情。

　　公私合营时，县上专门派来工作队，要把月芳客栈收归乡供销社管理。工作队长邵保奇，是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县供销社的副主任。他见王月芳长得漂亮，并听人们说她与一个“牛车司机”长期私通，也打起了她的主意。

　　当时，工作队就住在月芳客栈。邵保奇只要看见王月芳，就像丢了魂似的。不是用下流的语言去挑逗，就是寻找机会对其动手动脚。王明白邵的企图，内心对他十分反感，但又不敢得罪他。每次都是想方设法，巧妙地躲过他的骚扰。

　　邵一直未能得手，心里十分不快。那天，他有意把其他工作队员，全都安排下了乡。晚上十点过，王把女儿送去睡觉后，又回到堂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针线活。邵见她独自一人，便从后面悄悄走过去，两手将她紧紧抱住。

　　王月芳被邵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差点说不出话来。她正要大声吼叫，大门却突然被推开了，戚德奎一行四人，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戚看见邵抱着王，顿时怒火冲天，上去就是几拳头，打得邵跪地求饶。直到戚喊：“滚开！”邵才狼狈的回到了寝室。

　　那天，戚德奎他们本来在天黑前，就可到达梅花溪。因有辆车在途中修补轮胎，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时才到。王月芳得知他们还没吃晚饭，不顾自己所受的委屈，很快就去做出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并抱来一坛包谷酒，由他们开怀畅饮。

　　酒足饭饱后，戚的几个弟兄都去睡了。王月芳便把邵保奇一直图谋不轨，多次对她非礼的事，全部告诉了戚德奎。戚越听越气愤，一边安慰她，给她壮胆；一边说：“明天早上，我还要好好教训这个狗日的！”两人一直摆谈到鸡叫才睡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把他俩从梦中惊醒了，两人立即穿衣起床。他们刚把门打开，就见邵保奇和乡公安员，带着六个民兵冲了进来。只听乡公安员说：“你们不仅长期乱搞，而且公然打伤县里的领导，马上给我押回乡上审查！”

　　几个民兵按照乡公安员的吩咐，立即把两人的手，用绳子反捆到背后，押回了乡政府。乡公安员吃了早饭，就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审讯。戚和王态度都很端正，不论是历史或现时问题，都能坦白交代。因此，当天就审结了这件案子。

　　那天晚上，王月芳因有小孩，被放回家中，等候处理；戚德奎被几个民兵，连夜押送进了县城的公安看守所。五天后，县上有关部门就下达通知：两人都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月芳客栈无偿收归供销社，只给王留了两间住房。

　　戚德奎虽成了“坏分子”，但仍当他的“牛车司机”。只是没有以前自由了，不论去那里，都得向领导报告，时常还要遭批斗。好在他的人缘关系好，“牛车司机”们从不歧视他，都像过去一样尊敬他；有的还在私下里，为他抱不平；这使他感到很欣慰。

　　王月芳的处境，与戚相比就差多了。月芳客栈收归了供销社，却没把她留在里面当服务员，这实际上断了她的经济来源。那顶“坏分子”帽子，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除经常被抓去批斗外，还随时遭到一些人的羞辱，公开骂她是“烂货”、“破鞋”。

　　面对这一切，王月芳只能忍气吞声。不管人家怎样骂，她从不答应。没有了经济来源，她便在自家门前，摆了个卖葵花籽、南瓜籽和凉水热茶的小摊。虽然收入十分微薄，但可勉强维持母女倆的生计，其生活自然过得十分艰辛。

　　戚德奎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住进王月芳家，但心里一直惦记、牵挂着她和女儿。每次路过梅花溪，他都要大着胆子，去看望她母女俩。询问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她说几句知心话。并要资助她几块钱，给女儿带去一些吃的东西。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三线建设”上马，公路上的汽车多了起来，牛车逐步被淘汰。“牛车司机”一部分转为装卸工，一部分去拉板板车。戚德奎当了装卸工，其工作主要在城里，加之他属“管制”对象，外出受到限制，自然没有机会与王见面。

　　转眼文革就开始了，开初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五类分子”。说他们是“牛鬼蛇神”，全被红卫兵揪出来游街示众。县城因揪斗的人多，戚德奎受到的冲击并不大。但梅花溪只有十来个“牛鬼蛇神”，而女的又只有王月芳一人，她受到的打击特别惨重。

　　红卫兵听说王月芳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又与坏分子戚德奎长期乱搞“两性关系”，都认为她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的女人。他们便在她胸前，挂上一块“坏分子”的大黑牌和一双破鞋子，由几个红卫兵押着，在全公社境内游斗。

　　当时正值隆冬时节，红卫兵还恶作剧，把“牛鬼蛇神”全都赶到结了冰的冬水田里，赤着脚跳“忠字舞”。身心的摧残、精神的折磨，使王月芳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腊月十四那天晚上，她等女儿熟睡后，来到街头的皂角树下，上吊自杀了。

　　第二天，戚德奎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假也顾不上请，就带着几个兄弟，急急忙忙赶到梅花溪，为王月芳处理后事。他用自己的钱，给她买了一副柏木棺材，将她安葬在了梅花溪的后山上。并在那里住了近十天，直到烧了“头七”，才带着女儿一道回到县城。

　　从那以后，每年王月芳的忌日，戚德奎都会带着女儿，来到王的坟前，给她烧几封纸，放几挂鞭炮，采一束腊梅插在坟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