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革1966—1968大事年表



中国文革1966—1968（1966）

1966，文革运动的兴起—“5.16通知”—“十六条”—红卫兵运动—破四旧运动—革命大串连—毛泽东接见1100万红卫兵—老干部被揪斗—刘邓开始被点名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端于1966年，结束于1976年，历时十年，也被称为“十年动乱”。其中闹得最为厉害的时间就是头三年，即1966年至1968年，可以说是遍地烽火，炮火连天。
开始，文化大革命叫做“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在当前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姚文元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
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会前由康生、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并经毛泽东几经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在5月18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林彪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的直接策划下，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
1966年5月28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成员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学生开始秘密组织“红卫兵”组织。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及北京市25中的学生，相继成立了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并经毛泽东批准，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了聂元梓等7人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可能是由此开始。
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7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文，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诬蔑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打倒“黑帮”、“黑组织”。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此后，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揪出了校长匡亚明和贺绿汀，《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文章或社论，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宣称“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就给他们回信，支持他们提出的“造反有理”。
8月1—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这次会议成为一次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会议。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10日晚，毛泽东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集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在这次集会上，毛泽东被成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后直到11月26日，毛泽东又相继7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万红卫兵。
8月19日，北京的红卫兵首先走上接头，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宣传，修改原有的地名、店名、校名、干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甚至连姓名也要“革命化”。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内容的文革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动荡的时期，破四旧运动被引向全国，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为，冲击寺院、庙宇、砸烂文化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打人致残致死。
8月24日老舍先生和参加过中共创建活动的李达被迫害致死。9月3日傅雷夫妇被迫害致死。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支出。在此之前，全国已经开始串连，通知的发出，使大串连在全国出现高潮。
9月15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对红卫兵运动再次给予肯定和支持。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同地方院校一样，按照十六条进行文化大革命。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10月9—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10月29日，中央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连。
12月27日，在林彪、江青指使下，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往成都的造反派绑架回北京批斗。

中国文革1966—1968（1967）

1967，批判“刘、邓”—“一月风暴”—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逆流”—夺权—革命委员会—武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7年1月1日，首都20多所高等院校集合数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所谓“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和刘少奇的所谓罪状。
1月3日，上海造反派组织掀起“一月风暴”，相继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
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上百万群众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月8日，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等，支持上海的夺权。
1月14日，山西的造反派夺了省党政领导权，3月16日成立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2月3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2月5日，“上海市人民公社”宣告成立。2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上海市人民公社”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夺权斗争席卷全国。在1967年内，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青海、内蒙古、天津等省市区党政机关先后被造反派夺权。
1967年2月前后，谭振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容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主要是在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从2月4日至3月7日，中央先后发布文件，要求全国的大、中、小学师生和红卫兵停止一切串连，全部返回学校。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案”。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说反击“二月逆流”“我们是打了个大胜仗”。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文章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4月3日，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举行群众大会，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4月6日，中南海的造反派第一次揪斗了刘少奇。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至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公开化。
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武汉，对两派群众组织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有意加剧两派矛盾。7月20日受压一派群众组织示威游行，林彪、江青等人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借此诬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3日，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声讨“7.20”事件。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这一口号。
由此，全国各地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枪支弹药，武斗急剧升级，不断出现武装占领校舍、火烧大楼、开枪打死打伤学校师生、群众的事件。许多学校和单位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交通、抢夺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等事件，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8月5日，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并发表社论，同日，北京举行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最近一个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河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发表了讲话。重申“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在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普遍地举办学习班。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所有学校一律立即开学，复课闹革命。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毛泽东选集》今年已出版8640万部《毛主席语录》出版3.5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4750万册《毛主席诗词》出版5700万册。毛泽东著作已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文革1966—1968（1968）

1968，革命委员会好—献忠心活动—清理阶级队伍—军管和工宣队—全国山河一片红—五七干校—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出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6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新语录：“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1968年春，一个围绕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展开的、以“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忠字牌（碑）”、“忠字舞”等形式为主要特征的向毛泽东“献忠心”的活动，狂起于大江南北，遍及全国城乡，并在1968年初春开始进入高潮。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风起，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性认识上的盲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需要，特别是林彪等人拉大旗做虎皮，别有用心地鼓吹现代迷信，煽动狂热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其中讲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实际上是搞残酷斗争，制作了许多冤假错案。
7月，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发生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中央连续发出布告，要求坚决制止、予以打击，依法严惩。
7月21日，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共193人，占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65%左右。
针对不断发生武斗的现实，7月27日，中央派出的“工宣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时，该校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下令开枪，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数人。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小组。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据此，从8月底起，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最新语录：“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9月3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所谓斗、批、改的新阶段。
至1968年9月，应在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学生全部毕业。后称为“老三届”。
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语录：“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长期进行体力劳动。干校成为安置处于无业状态的机关干部和教师的主要形式。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成为很多单位排除异己、惩处知识分子的手段。
10月13—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至此，一代开国领导人刘少奇沦为阶下囚，一年后，1969年11月1日，他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悲哉！
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1968年毕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1月中旬开始分配，坚决贯彻执行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一般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12月10日，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杰出的革命戏剧家、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因受江青等的迫害逝世。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最新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达1600余万人，安置经费超100亿元。

最好能有些更具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