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文海屋里的窗户望出去，刚好可以看到子校的一隅。子校指的是子弟学校，这是大工业时期的遗留产物。工厂的废气污染比较严重，建厂的时候就建在距离市中心颇远的郊区。说起来是郊区，其实跟农村差不多，周围都是山和农田，那些弯腰插秧或者收割的老农总是以羡慕不已的目光询查身着蓝色工作服急匆匆向厂区走去的每一个人。十二年前，刘文海稚气未脱的从子校离开，经过考试又回到和子校在同一个大院子里的技校，成为工厂的预备工人，也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有了一种被叫做工龄的东西，这种东西，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了15岁。

刘文海不是个喜欢读书的人，这个他自己就非常明白。初中毕业的时候，多数同学或者自愿或者被迫的继续留在子校的高中部里，少数的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偶尔回到子校的时候总是用一种趾高气昂的姿态对待昔日的同窗好友，似乎他们考入重点高中便已经将自己的一只脚踏入某所著名大学的大门一般。没有继续读高中的一共三个人，两个都是顶替自己年迈即将退休的父亲直接进了工厂上班，只有刘文海是经过了考试进了技校。虽然技校和子校在同一个大院子里，体育课的时候也经常因为只有一个足球场而和子校高中部的学生一块儿踢球，可是刘文海还是发觉了高中生和技校生的显著不同。这个不同在于他们各自对于未来不同的判断和期望上。必须说明的是，93年的时候，高中会考制度刚刚开始施行，高考改革（也就是3＋2以及后来的3＋X）还没能贯彻到全国所有地方，大学远未象今日一般大门洞开。虽然高中并不是大学的保障，但是存在希望和毫无希望显然是不同的。在刘文海以及那些初中同学年轻的心里，更加有如天壤之别了。仅仅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刘文海就明白了他和他那些同学们的差异，原本还以为友谊万岁的他，终于知晓自己俨然已经被渐渐的从昔日的情谊之中隔离开来，只能在新鲜的环境里，重新寻找其他的友谊了。

适应了新环境的刘文海逐渐用他在新环境里建立的权威替代了之前初中同学带给自己的那种自卑感，这种替代的过程如同知了的蜕变，一层层剥去老壳，换上新肤。刘文海在技校那班同学面前是有权威的，这个权威一方面来自工厂子弟得到的诸多方便，比如其余学生需要住校而他独自享有一套二居室的住宅。另一方面则来自其城市户口滋生出的优越感。工厂的技校一向是农村的孩子农转非的最大机会，大学对于那些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而言，过于缥缈虚无，惟有考入某工厂的技校成为该工厂的工人，是一条一眼便可看到尽头的光明大道。世态就是如此，农村的孩子期望户口本上印上商品粮的字样（虽然这些粮食都是他们终日劳作产出），而小城市的孩子又期望进入高等学府从而不像自己的父母那般面对车床机械过一辈子。刘文海用他在那帮技校孩子面前的优势获取了一定的地位，这个地位表现在他的说一不二众人尽皆迎合之上。

技校的孩子争勇好斗是出了名的，每每传来厂里的孩子和外厂的孩子打群架，查到最后，总是技校的那帮孩子们。这可能跟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急于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关系。刘文海能迅速在这帮孩子里建立权威还有一个潜在的可能原因，那就是他父母早早双亡，唯一的亲人——他的哥哥——被关押在省城的劳改农场里。虽然大伙儿都不知道他哥哥是因为什么进去的，他自己也从来不说，但是有一个吃牢饭的哥哥，还是给刘文海蒙上了一层黑社会背景的面纱。关于刘文海的哥哥，我知道的也非常有限，虽然我和刘文海一度是想当要好的朋友，他也从未在我面前说起过。我所知道的，只是刘文海终于技校毕业进厂上班的时候，他那个神秘的劳改犯哥哥被释放了出来，随即在短短半年之后，重新锒铛入狱，直至今日依旧被羁。可是就是这短短的半年，他却频繁穿梭于深圳和工厂之间，给刘文海购买了不下十万元的家具电器。就是由于这些，刘文海每次去“摆场子”（那时候我们管双方约好地点时间打群架叫做摆场子）的时候，都显得尤为英勇，一来二去，不管是技校那帮孩子还是外厂的孩子，都知道了刘文海那个神秘的哥哥，并且相信血脉的流传——刘文海的骨子里一定也是个黑道枭雄（这个多么可笑，孩子们的心思总是单纯而且直接），从此只要刘文海出现在群架现场，多半是对方服软请吃饭而后灰溜溜的离开。我现在跟刘文海谈起这些的时候，他总是憨厚的红了脸，低着头不吭气，然后递给我一支捏的皱巴巴的劣质香烟。我问他，你那时候打架怕不怕？刘文海笑笑，将手中的香烟捋捋直，点上深吸后说，哪儿有不怕的，看着自己手中的钢管都害怕，甭说对方手中的那些棒子随时会敲到自己的脑壳上了。我又问，那你还那么勇猛，我听说前边几次群架你总是特别厉害，别人还没开打你就冲上去了，别人都停手了你还在那儿穷追不舍。刘文海愣愣的出神，仿佛是在回想从前的事情，香烟终于燃烧到尽头的时候，他才回过神来跟我说，那就是因为害怕呀，你知道，我要是不把对方先撂倒，倒下的可就是我了。



刘文海自小家境就很窘迫，读小学的时候还稍好一些。那时厂子效益不错，虽然母亲长期卧病在床，但是医药费基本厂里都能报销，父亲的工资还算能够勉强应付生活开支。哥哥被捕入狱之后，刘文海的父亲就有些精神恍惚，本就不多话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工作上的差错越来越多。有回市里的一个兄弟单位的进口机床坏了，那家工厂的技术人员对此束手无策，刘文海的父亲被车间主任派去那家工厂帮忙。结果就是在那次公派的路上，出了件大事。那个时候的公交车还是两截车厢的那种，中间是个可以转动的圆盘，刘文海的父亲当时就坐在那个圆盘上的椅子上。公车开着开着不知如何就突然的前后断开，圆盘脱落，刘文海的父亲落在轮下，当场身亡。事发之后，和刘文海父亲同处于那个圆盘上的乘客都说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了，其他人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的跨入前边的车厢或者后边的车厢，只有他，木木怔怔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似单等着落下去车轮碾过他的身体一般。后来厂里还是给刘文海的父亲定为工伤事故，发了几千块的抚恤金，并且每月给他家三百元的生活费用以供其开销。没了父亲的刘文海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毕竟那时他还不过十岁左右，如何也无法理解亲人的亡去究竟代表些什么，可是他的母亲就躺在床上终日唉声叹气泪流满面。大约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同学们对于刘文海都多了一份照顾的心思，直到初中毕业后大伙儿的理想目标差距被拉大。我那时候也是一样，但凡家里有好菜了，总想着给刘文海带去一份。基本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刘文海开始习惯接受来自他人的赠予的，从一份红烧肉到一件半新的冬衣。92年春节前不多久，刘文海的母亲终于被自己的泪水淹没，耗干了最后一滴眼泪的她，留下刘文海一个人，撒手人寰。刘文海此时是感到了彻骨的悲伤，对于他而言，母亲几乎是他唯一的亲人了，那个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入狱的大他几乎十岁的哥哥，早已面目模糊不堪回忆。本还想跟我们一同念高中考大学的刘文海，也因为此番变故，放弃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跟厂方达成的协议——如果考上大学，一切费用由厂方提供，毕业后他必须回厂任职或者五倍偿还大学期间的费用。

没有人可以左右他的决定，不过十四岁的他，已经成为他们家的户主了，其他人包括老师的劝告尽皆无效。刘文海是不喜欢读书的，原先他还有个念想是上了大学后多赚些钱让卧床的老娘过得舒坦一些，可是老娘却离开了他，没有继续等待给他孝敬的机会。之前为了这个念想，刘文海还逼迫着自己去背那些绕口的古文和莫名其妙只用一个等号相连的各种公式，现在则不必了，他把他的心思放到了学校之外的散漫上去。我直到现在都不大明白他母亲过世后到他进厂上班那几乎五年的时间是如何过去的，厂里发给他的一个月二百元的生活费其实连吃食堂的饭都勉强，而我们还经常能从他那里蹭到红梅香烟抽，我们都是在初三那年开始偷偷学着抽烟的。初中毕业后我们班几乎原封不动的升上高中，除了极少数的考上市里重点高中的同学，就只有考上技校的刘文海和直接进厂工作的另外两人。至此，刘文海基本上被排除在我们的范围之外了，便犹如那些考上重点的家伙排斥我们大家一般，我们也排斥掉了刘文海。回想起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少年的我们，就已经接受了过多的等级意识，这和我们的教育体制密不可分，从小我们便被老师教导要注重等级，那时的等级在于我们的考试成绩。只要成绩好的，无论这孩子多么顽劣，统统被认为是聪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成绩不理想的，即便是老实透顶，也会被说成是个驴蛋球球将来不会有出息。虽然刘文海被排斥在我们玩耍的圈子之外，但是大伙儿对他偶尔的援手依旧，包括我在内，每次看到家中有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依旧会想着给刘文海带去一份。刘文海也从来不拒绝，只要是我们给他的，他就坦然接受，发展到后来，有时还会主动要求我们给他带去点儿饭菜——说是钱花光了又断粮了。现在刘文海告诉我，他那时几乎是把厂区附近的排挡和小店都赊帐赊了个遍，以至于他工作后的头五年都是在一片讨债声中度过的。

刘文海有过离开工厂自寻生路的经历，是我不曾料想到的。在我看来，刘文海一直都是依附着工厂才得以生存的，失去了工厂这棵大树的庇佑，他将饿死街头而无论工厂效益如何。刘文海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他离开工厂的那一年，我知道这些完全是由于他进厂时带他的师傅告诉的我，他的师傅恰好是我父亲从前的徒弟。从赵师傅的嘴中我得知，刘文海在浙江的那一年，几乎让他咸鱼翻身，可是到了最终却功亏一篑。刘文海从厂里办理了为期一年的停薪留职手续，然后变卖了他哥哥给他添置的部分家什，带着万把块钱上了火车。浙江的小商品市场在那时极其混乱，假冒名牌的地下作坊成群的涌现，刘文海从这里头看出了发财的苗头，义无反顾的一头扎了进去。事实证明，站在巨人（名牌？）的肩膀上，的确更加容易得到回报，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刘文海便西装革履的频繁出入中高档酒店了，胳膊下边夹着的名牌皮包（这个是真的名牌）里，放着许多永远看不明白见不得光的各式单据。可是不义之财始终是取之无道的，刚刚经过原始积累想要迅速做大的刘文海，遭遇了大西洋上漂浮而来的冰山的撞击，他那艘本就不坚固的小渔船，迅速沉底，连一丝泡沫都没有泛起。刘文海改头换面成立的小公司被当地的工商部门查处，最终找遍了各路关系以及用钱开道之后，人没有掉进去，公司却没了。法院判决的时候，刘文海剩余所有的资产，刚刚好够的上缴纳罚金的。于是刘文海在度过了大半年的挥霍生活之后，孑然一身的回到工厂，重新挂靠上班，心里再也没有任何侥幸，只想领着工资过过日子。



我问起刘文海怎么还不寻个婆娘结婚，按说他条件也不太差，虽然是普通工厂工人，但是有房，且家里没有老头老太太需要赡养，如果有个女人嫁给他小日子该也能过得有滋有味的。刘文海笑说，结婚有什么结头，有逼搞就够了，总不会让鸡巴荒着的。说完了，尤自哈哈大笑。刘文海这话不假，他一向颇有女人缘，产生过跟他结婚的念头的女人恐怕没几个，甚至可能没有，但是跟他上过床的女人，我的十个手指头肯定不够用——数不过来。这种东西很奇妙，我也问过我们班曾经跟他有过一段一个女同学，那个女同学说他身上有股子说不出的味道，像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忧伤。我由此判断，女人都是渴望忧伤的动物。刘文海第一次跟女人上床，是厂里桌球室的那个老板娘。那个老板娘看上去清清秀秀的样子，可是刘文海却说她其实骨子里很浪，叫床的声音颇为高亢嘹亮。开始的时候我不信，后来我也把那个女人操了之后，我就相信了刘文海的话。刘文海跟我说起过他是如何勾搭上那个老板娘的。

初三毕业那年的暑假，大家都特别的放松，全身心的玩儿，再没人提起那些可恶的教科书。桌球室和游戏厅成为许多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刘文海和那个老板娘就是这么认识的。刘文海家里没人管他，于是经常在桌球室长时间逗留。时间稍长，刘文海就和桌球室的老板比较熟悉了，有时候还帮着看管一下，替换老板家两口子回去吃饭。桌球室的老板姓王，和老婆结婚还不到两年，是工厂保卫处的普通干事，晚上经常要值班，每个礼拜总有个三两天不在家里睡。小王跟刘文海熟悉了之后，值班的时候，就经常让刘文海帮着自己老婆看管着些，刘文海就时常陪着老板娘聊天到半夜关门。刘文海说他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存什么坏心思，只是单纯的帮忙，可是老板娘跟他之间越来越肆无忌惮的玩笑和她弯腰码球时从领口露出的半个奶子着实诱惑了他，他也便开始没着没调的跟老板娘开些荤玩笑。老板娘听完他的笑话之后，总是在一通哈哈大笑过后用食指戳着刘文海的额头，说，你个小屁孩，懂得还不少，可惜还是个处男瓜子。这话说的多了，刘文海就开始反唇相讥，晚上关门后老子把你摁在桌球台子上干了，看你还说不说老子是处男。话说了几次，老板娘都是咯咯的乱笑，胸口那两坨肉跟着笑声上下抖动，刘文海说，笑个屁，多笑两下，奶子都笑掉了。老板娘就说，我笑的是你这话都说了好多次了，也没见你真敢把我摁在台子上。刘文海咽口唾沫，操！老板娘看看腕上的手表，说，也差不多到了关门的时间了，说着话就拿着铁钩子去勾卷起来的卷闸门。门拉到一半的时候，老板娘停了手，扭头跟刘文海说，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出去，我关门了！刘文海心里一动，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上去就把老板娘抱住了，手里正握着老板娘的两只奶子。老板娘不过象征性的挣扎了几下，就任由刘文海把手从领口探进了胸罩里头。刘文海想要把老板娘推倒在桌球台子上的时候，老板娘推开了刘文海，说，要死，你还真打算在这里搞哇？关了门去你家不是更好。刘文海便帮着关了门，把老板娘带回家。第二天刘文海就神秘兮兮的告诉我说他已经是个男人了，我当时不明白，还以为他已经领到那个表示他已经成年的身份证了。

之后刘文海跟好几个我也认识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但是从来没有认认真真谈过恋爱。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若不是我们共同的那个女同学，在大学期间的某个暑假也跟刘文海发生了关系，我想我依旧不会知道。我问刘文海那么多女人里，他最忘不了的是哪个。刘文海回答说，还是那个老板娘。我追问，就是因为那是你的第一次？刘文海吹散眼前飘散的烟雾说，我没那么多愁善感，根本不会对所谓的第一次念念不忘，而是因为我把那个老板娘干了之后，她老公还经常递烟给我抽说些感谢我帮他看管生意的话。



刘文海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从窗户口往外看去，看到子校那边尘土嚣扬，他就知道，子校要拆了。随着厂里的子弟逐渐向全国各地流散，厂里职工又几乎全是生一个孩子，子校的生源完全没有了保障，如子校这样在大工业阶段里曾经解决了许多工人子弟读书难的历史使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终于被交给社会管理，老师分散到其他各所学校里，剩下的不多的学生也被就近安排学校就读。刘文海在最初看到厂里的布告的时候，稍稍有些伤感，无论如何，自己最无忧无虑的时光都是在那里边度过的。想了想，刘文海还是出了门，走到学校里，看到几辆重型推土机停在足球场上，其中一台正挥舞着钢铁铸就的胳膊向年迈的教学楼挥去，尘土过后，教学楼坍塌了一大块。

刘文海突的笑出了声，笑声中，他说，妈的，早他妈该拆了！

殳文又有新作了,顶~~~

大作...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