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小鸟儿在窗户口上肆意的鸣叫。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很好听。我的屋子里依旧十分黑暗，除了窗台上模糊可见的小鸟，我一无所知。我试图穿越整张大床，走到窗户那边，将小鸟儿迎进来。我白费了许多力气却仍旧未能顺利的拉开窗帘。窗户原来离我那么的远，远到要用尽我一生的时间去跋涉。终于我放弃了努力，等待天色一点一点的更加亮起来。我知道，无论外边的天空如何明亮，我的屋子里终究一片黑暗。没有人会为我拉开窗帘，我自己也无法企达，我只能隔着半透明鹅黄色的真丝窗帘布，看着窗台上隐约可见的小鸟儿鸣叫。甚至，我无法知晓那只小鸟是否活物，它每天早晨都在窗台上叫，惹得我心烦意乱。不管如何，我总是在小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十五分钟之后，鸟儿会飞走。我越来越觉得这像是一个阴谋。
好了，我要介绍介绍我自己。
几乎所有人都称呼我为殳医生。是的，我是一个医生，一家精神病康复中心的主治医生。我的工作十分简单，简单到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每天按时起床，按时上班，并且在漂亮的护士小姐的陪同下巡视病房，和那些永远不会康复的病人聊会儿天就可以了。我所在的科室里，有五个护士。其中两个年事已高，随时可能退休，不过我更加怀疑她们在退休后会直接被送进病房等待各种治疗。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我身边的许多同事都在临近退休前的一两天被送进某间病房，接受我的治疗。我的周围时常出现一些过去的老同事，如果不细加辨别，你会分辨不清他们哪些是正常人哪些是患者。这个界线十分不明确，我的一个患者就对我说起过，他说，殳医生，在你们看来，我们是不是都不正常？我眯着眼睛瞟着他，未置可否的轻点了一下头，示意他继续往下说。他便说，就像你们认为的一样，在我们眼中看来，我们才是极少数的清醒者，你们才是疯子。我举起右手，摊开手掌，做出一个制止他的动作。我不想再听他说下去，这个病人在进来之前是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脑子里永远充满了让人迷惑使人不解的奇怪问题。我知道如果我不适时的制止他，他将会在意念之中回到大学的礼堂里，面对他假想出的上千学生大肆演讲。我不想让整所医院的人陪着他一起疯，就只有适时的制止他，虽然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其实想要知道他将会如何论证他的观点。我离去之前，那个曾经的教授找我要了一支香烟。我从烟盒里掏烟的时候，他小声的对我说，殳医生，我知道你是理解我的，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里，只有你能理解我。然后冲着我神经兮兮的笑，嘴角还流淌着半透明的哈喇子。就是这么个东西，却还要我理解。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尼采似乎也说过同样的话——在疯子们的眼中，世界才是疯癫的。
对于我的工作，我要说明的是：精神病康复中心并不像多数人想象的那样——里边充斥着许许多多终日大吼大叫极度亢奋的家伙，事实上，这里的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表现的尤其正常，甚至，比马路上那些行色匆匆为衣食忙碌的人们还要正常。只是在极其偶尔的时候，他们会迸发出奇怪的能量，在举手投足间将所有医护人员的悉心防守化为无形。也就是说，中心里的一切治疗措施和应急能力，不过是形同虚设，仅仅是用来对付正常状态下的他们，一旦他们获得某种神奇的力量并且将之外露的时候，我们只有束手无措等待他们自行康复的份儿。
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心理学，到了研究生的时候依旧是读的心理学。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各式不同的案例分析。我们的学习任务就是从正常思维的角度用一环套着一环的逻辑去分析解剖那些案例，最终得出正常与反常之间的区别。这种逻辑判断的过程是可笑的，它遵从着部分人的意志，形成条文世代相传，但凡违反了这些条文的，便可断定为反常。它并不象数学上的逻辑那么严密、科学，有时候需要加入我们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是带有部分感情色彩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沿袭那些书上教给我们的条文的时候，还在不断的用我们的主观意识去补充那些条文，最终导致不同的两个医生对于同一个病人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我们面对患者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根据我XX年的行医经验来判断，你这属于一种XX病症，通过治疗，是完全有可能康复的。从这句话便可以看出，这样的判断，是由我们的主观和臆断所产生的，久而久之，跟病人就脱离了关系。从前我很少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我手下一个护士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我才恍然大悟。那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病人走进诊所，告诉医生他左边的蛋蛋绿了，医生检查之后肯定的告诉患者，根据我二十年的从医经验来看，你这是癌变，需要做切割手术。病人权衡良久，医生告诉他按照科学只剩下一个蛋蛋对生活没有妨碍，病人终于咬牙切除。一个月后，病人又来，告诉医生他右边的蛋蛋也绿了，医生检查之后再次肯定的说，根据我二十年零一个月的从医经验来看，你这属于癌细胞扩散，必须切除。病人很痛苦，医生就给他讲司马迁的故事，病人心一横，也切除了。再次过了一个月，病人告诉医生全都绿了。医生仔细的检查过后，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患者，根据我二十年零两个月的行医经验来看，你这属于内裤掉色。
中心里有一个老头，非常有趣。我说他有趣是因为我跟他想当熟稔，他曾经是我进这家康复中心时的师傅。我说过，我们中心的许多医师护士都在临退休前不久被送进病房，用一个简单好记的号码代替了原先复杂难记的姓名。这个老头，或者说是我的师傅，就是在退休前被送进病房并且赋予2046这个编号的。给他用2046这个编号是我的主意，那时我正在懊恼王家卫的那部叫做《2046》的电影迟迟未能拍摄完毕，护士在问我给这个老头什么编号的时候，我就随口说出了2046。事实上，我们中心建立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是总共接纳的患者不过几百名，远远用不着这么大的编号。可是这是中心的领导赋予我们医生的一项权利，可以任意使用我们习惯好记的号码来分配给患者，以便我们记住手下的患者。于是，有些沉迷于计算机的医生就将手下的病人按照二进制排列，1，10，11，100等等等等。有些医生喜欢数学，就将手下的病人按照质数排列，说是这样有利于强化自己对于质数的概念，以便终有一日证出费德巴赫猜想。还有些医生爱好文学的，手下那些病人统统被冠以梁山好汉的名号，不知情的人听到他这样称呼病人，还以为他才是病人。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中心里充斥着许许多多不务正业的医生，他们除了专业能力低下之外，专业外的知识足以胜任大学教授的职务。顺便说一下，我的业余爱好是看电影并且做出评论，并且我的评论俨然有专业化的趋势，每年我因为发表影评文章总能获得和工资基本相当的收入。
我师傅是在他的退休申请被批复的那天被送进病房的。当时我们那个难得一见的领导腆着硕大的肚子笑脸盈盈的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扬着手中的黄色牛皮纸档案袋，对我师傅说，老李呀，恭喜恭喜，明天就可以退休在家享清福了！说罢还晃晃手中的档案袋，似乎在等待我师傅老李上前拿取。可是领导的笑脸转瞬间就凝固在了脸上，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表情，眼神惊讶万分，嘴角却扬着微笑，鼻子已经歪到了一旁，眉毛之间洋溢着叹息。我顺着领导的目光一看，师傅老李正嘴角流淌着粘稠的绿色液体，目光呆滞的看着自己的办公桌，嘴里不住的喃喃自语，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说着说着声音就大了起来，目光也凝聚成火炬，气势汹汹的站到了办公桌上，右手握拳振臂高呼，打倒反动派走资派！我目瞪口呆的看着三分钟之前还神气活现说退休后要去学学太极拳的老李，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副模样。领导叹了口气，摇晃着粗脖子上的面盆脑袋说，唉，又神经了一个，怎么个个都这样呢？然后便大声叫人，随即进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将老李反拧了双手带走。老李走出去的时候，回头冲我挤挤眼睛，表情诡异。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使劲儿晃晃脑袋，再睁开眼的时候，办公室里除了三个年轻的长得如花似玉的小护士外，再没了其他人。我追到门口看，走廊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我问小护士，小护士说，老李真可怜，明儿就退休了，还是逃不脱这个命运。然后掉了几滴眼泪，算是给老李送行。
实际上，老李进了病房之后并没有持续发疯，但是每次给他做心里辅导或者测试的时候，他就一如既往的发疯，还是喊着那两句口号，说着造反革命什么的。最终，我和其他几个医生会诊之后，得出结论——老李属于间歇性退休恐惧症，我们都觉得，老李是不想离开这所中心。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毛病，我从进这家中心的第一天起，就无时不刻的想着离开。我讨厌这里头压抑的气氛，讨厌在这里日复一日的跟那些莫名其妙的家伙聊天。随着时间的越来越长，我反而觉得我的病人都是些正常的无以复加的人，而我身边的那些同事反而越来越不正常。
比方说，我手下有个小护士就很不正常。我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总是一副笑盈盈的样子，似乎从来没有不开心的时候。偶尔跟我独处的时候，还经常的给我讲些小笑话，虽然大部分的笑话乏善可陈一点儿都不可乐，但是我依旧十分捧场的跟着她笑。我问过其他的人，他们都说那个小护士虽然模样儿长得不错，可是就像是个闷葫芦似的不开口，像个哑巴似的不发一点儿人声。我就不明白她的目的了。这又不是战争时期，我无法将其想象成特工美女蛇之类，就算她是特工，我一个普通医生也没有什么值得她觊觎的。为此，我都想象过自己被绑上刑架套上刑具之后的对白：敌人问我，你说还是不说？我表情黯然的的回答，上级的名单我不知，下级的名单也不知，你们到底要我说些什么啊？然后他们就对我大刑伺候，打了一千零八百多遍，我的回答还是一样，我真的不知道！最后敌人带我去靶场准备将我执行枪决的时候，那个刽子手还对我说，看不出来你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弱不禁风的样子，还真是一条好汉。我们这么用刑，就算是刘胡兰都会说了，可是你居然一字不吐。我的心里徒生许多冤枉，可是我无法说出来，我说出来他们还是会认为我气概非凡，为了正义打死也不说。
我注意到那个小护士的腿很好看，就在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人的时候，夸了夸她的腿。结果那个小护士就走到我的面前，撩起护士服露出几乎整条大腿问我，真的很好看么？我被眼前一片白花花的肉迷了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说不好看吧肯定是不行，开始说好看，现在说不好看，岂不是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说好看吧，我又没胆子，我害怕那个小护士会接着说，好看？好看就摸摸吧，我的皮肤还是很不错的。我不能摸，一伸手就完了。我知道，一旦我摸上去，我的手就会顺着她光洁的皮肤和紧凑的大腿滑到护士服里边去，可能是胸口，也可能是双腿之间。还好，那个护士看我没有回答，就无趣的将撩起的护士服放下了，然后冲我笑笑，出了门。为此我问过307号病房的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十分鄙视的撇了嘴对我说，要是换了我，就把她推倒在办公桌上，扒了她的裤头，好好乐一乐。我愕然看着这个家伙，说，你他妈的不是挺正常的么？这个家伙嘿嘿的笑，老子本来就很正常，你以为呢？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心里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总之我越来越看不明白谁比较正常谁比较反常。我想，即使是编写那些心理学教材的人，到了我们中心也会迷糊的。或许，他们会将我们这里的病人和医生护士整个调个个儿，让病人们来帮我们这些医生治疗。无论如何，我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时间再长些，没病也搞出病来了。
我积极的和从前大学里的同学老师联系，让他们帮我寻一份其他的工作取代这家中心。最终有个毕业后改行做杂志编辑的同学答应帮我。他带我去见了他们的主编和社长，主编和社长都很客气，听到我自报家门后还纷纷表示读过我的许多影评，主编说，你的影评很有见地呀，很深奥，很潮流！社长说，人才呀人才，我们热忱的欢迎你这样的人才加入我们的杂志社！我们当即拍板，签了合同。合同上写明，我的月俸为三千元加奖金提成。我满意的带着合同离开杂志社，回到中心找领导递辞职信。领导不在，领导多数时间都不在。我们中心的领导，通常是早晨九点左右出现一下，而后便失去踪影，直到快下班的时候才突然出现，检查各个科室的工作情况，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就宣布下班，然后在一分钟之内再度消失不见。我师傅老李告诉我，这个时候领导应该在中心后围墙那儿的饭店里，也许正用鱼翅剔牙或者用燕窝漱口，再不就是搂着陪酒小姐的纤腰围着舞池转圈，说不定左手正摁在小姐的右胸上边。我拿着辞职报告就往后围墙走，我打算翻过围墙去找领导，无论他同意不同意我都要离开这家中心。围墙很矮，大概只到我腰间。我一直不明白，精神病康复中心的围墙搞得这么矮，怎么就不怕病人偷跑出去么？很快我的疑虑就被打消了，中心有极其健全的保安措施，我们中心的保安绝对是一流的，他们绝不会看着任何病人偷跑出去。我的右腿刚刚跨上围墙的时候，就有两个保安拧住了我的胳膊，还有两个保安抱住了我的脚。我知道，他们一定把我当成偷跑的病人了，我急忙向他们解释，我是医生，这是我的工作证。我试图从兜里拿出我的工作证证明我的身份，可是那四个保安还是各安其职，抱腿的抱腿，拧胳膊的拧胳膊，根本不给我拿工作证的机会。我只能再度向他们解释，你们先放开我，我真的是医生，你们可以从我的口袋里拿我的工作证看看。我翻墙是想到外边的饭店里找我们的领导，我要辞职。保安们依旧不理我。我差一点就急了，如果不是我手下那个小护士跑过来吆喝着让保安把我扶下来的话。
那个小护士边跑边喊，把他扶下来，把他扶下来！
然后小护士气喘吁吁的跑到我的面前，我看看她，说，你给他们解释解释，我是医生，不是病人。小护士忙对保安说，你们都走吧，没事的，他是医生。保安听话的走开了。小护士问我，你干吗呀？我扬了扬手中的辞职信，说，我要去辞职！说完我又往墙上爬。小护士大叫，2046，你给我下来，你还来劲了！保安纷纷往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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