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件，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面对这一突发事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东北地方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他们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和决策？不抵抗主义如何出笼？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到底有没有为蒋背黑锅？张下令不抵抗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携妻观看梅兰芳京剧
　　1931年9月18日晚间，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爆发。奉命在北平（现在的北京）设立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节制东北、华北军事的张学良因因执行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而遭到国内民众的责骂。其实，事件爆发当晚，张学良的去处也沦为后人指责的话柄。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令

　　1931年7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当即通过电话向蒋介石告急：“日寇并吞东北之野心早存，现又处心积虑挑起事端。”特向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
　　此时的蒋介石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不久，正下令中央军三十万进入江西，发起了第三次“围剿”的战役。受党内问题困扰的蒋介石焦头烂额，顾不得理睬张学良的告急，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之后，蒋介石在顾维钧就职外交部长时又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按照这一战略，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帮他摆平华北的“反对派”。
　　东北兵力一调再调，日军的挑衅便再无顾忌了。张学良一再提醒蒋介石说：“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赶紧拿个主意吧。”蒋介石指示张学良说：“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
　　同年6月，东北战场一触即发。张学良把东北的局势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后，蒋于8月16日向张学良发出了著名的“不抵抗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按蒋介石的意图，致电东北边防军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嘱咐：“现在对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对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

战事爆发 张学良夫妇看戏

　　事实上，张学良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北京完成的。1931年春，张学良自南京来平视事后，因嫌北平官邸顺承王府庭院深邃，建筑陈旧，不甚舒适，故而下榻于西单太仆寺街新建胡同。这所很考究的西式房子是财政部印铸局局长沈能毅代找的。5月底，张学良因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诊治。
　　该院特为张腾出一所隔离病房专用，装有外线专用电话，并由内科医生霍尔负责专门治疗。9月初，张学良病始痊愈。由于长时间发烧，张的头发脱落大半，身体十分羸弱，故仍在协和医院休养。
　　考虑到张学良年轻气盛而又争强好胜（当时张学良只有三十一岁），担心他事到临头，为报杀父之仇（张学良之父张作霖于1927年死于日本人之手）而“逞一时之愤”，于是，蒋介石特地于9月12日把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召到石家庄，并向张学良郑重面谕：“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然而，东北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张学良来说，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根基，丧失了政治前途。但他深知，日本这样的强敌，“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因而也只能痛苦地表示：“我何尝不想奋起抗御？怎奈委员长严令‘不予抵抗’在前，只能服从。中央如有命令抵抗，决与诸君奋战杀敌，义不容辞。”
　　六天后的晚上10时许，日军突然众炮齐放，轰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而当时张学良正在招待宋哲元和其他几位将领，并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著名京剧家梅兰芳的《宇宙锋》。观剧中途，侍卫副官长谭海来向张学良上报了事变。
　　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和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学良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
　　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于是，张学良当即在电话里以无可奈何的口吻指示：“遵照委员长（蒋介石）‘铣电训令’，避免冲突，暂作忍辱负重，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
　　尽管张学良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但却依然被千夫指责，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而正直“九一八”的晚上携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也被舆论指责，说张学良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
　　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事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

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背了黑锅


　　因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但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
　　从时间节点上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才得知消息。“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照曾景忠的看法，“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不过，蒋介石显然默认不抵抗主义，此前蒋介石曾在8月张学良向他报告日军的反常行动时表态，“不要与他冲突”，要“隐忍”。实际上他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所以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的自述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与蒋介石无关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中国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

    现在中国的史学界对此进行了澄清。下面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日本广播协会1990年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张学良：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1991年5月28日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

    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说：“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唐德刚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密信：大佬伤心病狂
　　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在此事变中，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多年后，张学良称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浙江省档案馆2006年还公布了一封张学良七十多年前的亲笔信。张学良在这封信里说：“到这步天地，大家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心病狂”。

　
张学良致何柱国的亲笔信

　　浙江省档案馆公布的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非一般官样文章，由于张学良当时在信中流露了自己的激情，吐露了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在信末很明确地告诉收信人“阅完切要一焚”，但是，这封历史信件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张学良的这封亲笔信当时是写给何柱国将军的，写作时间是在1931年10月9日至12日，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寇的侵略行径正在不断升级之中。这封信既是研究“九一八事变”也是探索“西安事变”的重要历史资料。
柱国兄：
　　函悉，因候罗总长[一]由粤返平昨日乃到，确知粤中情形后，再复兄信，现和议进行甚顺利，弟已派罗总长昨日即刻返沪，参加和议，以便悉其内容，着现在情形，兄可不必再去广东，兄之热心可嘉，因弟不愿兄离开榆关重地也，所以候粤信，知有眉目，非不得已，必兄去广东，才可去，因现在我们已半亡人，所服任务，恐兄去旅中乏人照料，而山海关又甚关重要。非兄乏人可胜此大任也。

　　现在最重要者，要确实团结，上下一心，外可以御强敌，内可以除卖。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类者，确愿作李完用[二]第二，只求目前一点小利禄，言之不觉泪下，夫人必自恶，而后人恶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可叹！我生此时，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切盼我兄，训咱将卒，内忧外患纷来，此正男儿报国时也，敌国尚有可和之议，卖国奴非杀不可，弟书时心火上升，不修辞句，谅兄知我心矣。
　　此信写了三天，今日忽接唐少川[三]电又唱高调(蒋下野，另组新政府)可叹，到这步天地，大家(大老)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爱戴，敌人之看不起也，弟五衷如焚，写了个乱七八糟，阅完切要一焚以免落人手笑我也。如兄对公对私，有所见，切不要客套，常来信为要。

弟良 手奏

十月九日书，十二日完成

日寇进逼　国民党要员争权夺利

　　张学良写这封信有其原因。1931年初，在中原大战(蒋冯阎大战)中取胜的蒋介石，想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却遭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反对，蒋介石便于这年2月将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消息传出后，国民党中的广东籍军政要员对此恨愤慨。各路反蒋人士纷纷前往广州，形成反蒋联盟。不久，一个对抗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9月初，广州方面下达了出师讨蒋的总动员令。

　　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局势就此出现重大变化，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对峙的宁粤双方终于决定坐下来谈判，双方决定的和谈地点是上海。于是在1931年10月、11月的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是日寇在东北步步进逼，大举入侵；一方面是宁粤两地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在上海连续数月的讨价还价，争权夺利。

张学良希望国民党各派服从蒋介石

　　《钱江晚报》刊载分析文章称，张学良的这封亲笔信则披露了如下信息：
　　一、当时张学良曾派出特使前往调停。信中那位被张学良称之为“罗总长”的人就是罗文干，早年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8年被聘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顾问。由于罗文干也是广东籍人士，所以，张学良指派罗文干为自己的特使，前往广州和上海，参与调停工作。
　　二、张学良政治倾向。其实，张学良当时所说的“确实团结，上下一心”，实质是希望国民党各派都能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张学良当时是把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的指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因此，当他获悉广东方面的谈判底线——“蒋介石下野，另组新政府”时，愤然在信中写下了“到这步天地，大家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心病狂”的话。
　　三、张学良的爱国情怀。这封历史信件表明：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但是，他内心深处确立的则是军人报国杀敌的职责。张学良在信中明确告诉手下将领何柱国“切盼我兄，训咱将卒，内忧外患纷来，此正男儿报国时也”。这封历史信件也让后人真切地感受到张学良的爱恨情仇。张学良信中提到的李完用是朝鲜国历史上的大卖，与中国历史上的秦桧、张邦昌是一路的货色。对于卖张学良是咬牙切齿，他在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可叹！我生此时，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后来，张学良获悉自己的堂弟张学成居然也投靠日寇做了卖，就下令部队前去消灭，最后打死了投敌的堂弟张学成。
注释：
　　[一]罗总长即罗文干，广东番禺人，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8年被聘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顾问。
　　[二]李完用是朝鲜国历史上的大卖，与中国历史上的秦桧、张邦昌齐名。
　　[三]唐少川即唐绍仪，广东珠海人，袁世凯任总统时，他是内阁总理，“宁粤对峙”时，唐绍仪参加了广东的反蒋联盟。

西安事变经过
　 ●1935年中国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12月4日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拒绝。张杨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交火。蒋介石被张学良的卫队捕获。同时，杨虎城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的高官陈诚等10余人拘押。
　 ●1936年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1936年12月17日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
　 ●1936年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代表会谈。
　 ●1936年12月24日会谈达成改组国民民政府、驱逐派等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