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裁员已非新鲜事。换言之，裁员非今日之事，古代也裁员，而且比爆发金融危机的今天更为大手笔，宋真宗赵恒一次就裁掉官员19万，但依然无法让宋朝从上身强大、下身瘫痪的财政困境中拔出脚来。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大规模降薪裁员危机到越来越多的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财源滚滚”等许多善意词汇，因为和“裁员”存在谐音部分，也被打入了冷官，甚至一度成了禁语。
　　其实，“裁员”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其声势浩大的改革浪潮中，就曾进行过“动有万数”的大规模裁员，许多不合格的政府官员纷纷下岗。
　　如今的裁员是先有危机造成的经济不景气，然后才进行裁员，而在遥远的宋朝却是先有官员太多造成的财政危机，然后才被迫裁员。宋朝是一个以商品经济繁荣著称的王朝，但同时也是一个经常出现财政饥荒的王朝。比较有趣的是，宋朝的经济越繁荣，财政危机就越严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宋朝的“冗员”。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是却义无反顾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因为他对军人的危害性深有体会。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僚体制。
　　就拿文官来说，按官阶划分为“幕职州县官”、“京官”和“升朝官”三大类。“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是低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有两使职官、初等职官、令录、判司簿尉共四等七阶，宋徽宗时改为承直郎至迪功郎共七阶。“京官”是比“选人”品级略高而不经常列班上朝的低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共有承务郎到宣教郎等五阶。宋神宗官制改革，废除“京官”之称，改为“承务郎以上”。“升朝官”是可以参加朝见、宴坐的中上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有通直郎到开府仪同三司等二十五阶。

“选人”经过考核和一定员数举主的推荐，达到一定考数(任职满一年为一考)，便能升为“京朝官”。“选人”升为“京朝官”称为“改官”。“武官”也按官阶分成使臣、诸司使、横班。另有节度使到刺史等，实际成为另一种官阶。这还不算完，宋朝的官名中还经常出现“判”“同”“知”“权”等字眼，而每个字又代表不同的含义和职权待遇。 　　这套官制看似麻烦，但正负作用却是明显的。首先，这套让人抓狂的制度通过增设官僚机构层次、官官相互牵制等方式，成功地分割了权力。有宋一代，很少出现权臣震主的局面。但是后来正面作用逐渐淡去，负面作用却越来越大，因为这套制度无形中增加了官员数量，同时科举取士的方式也使更多的人进入官僚阶层，仅宋太宗当政的22年间，进士就达近万名。而整个唐代290年间进士总数才不过6000人。另外还有一部分高官子弟和亲属可以不经过科举，凭借先辈的“恩荫”或“门荫”做官，更增加了官员的数量。
　　官职泛滥造成了大批的闲散官员。在宋朝的任官制度中实行了官、职分离的任职办法，既“名与实分”、“官与职分”，官制有官、职、差遣的区别。“官”只是表明级别和领取俸禄的依据，“职”是给文臣所加的学士、直阁一类的荣誉称号，而真正管理事务是“差遣”。
　　另外，宋代为了安置勋戚重臣，还设置了“富观”，也是只拿俸禄不干事的职位。而且宋朝实行的是“”政策，历朝历代的官员薪酬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官员高俸禄必然使朝廷负担日益沉重，至英宗时，已经出现了财政赤字，仅治平二年（1065年）年财政赤字就多达1570万贯。


原本已经背着冗员这座沉重大山艰难前行的宋朝，在宋太祖之后又经历了大投机分子宋太宗赵光义的几次大北伐，结果每次都以分败于辽国萧太后之手，由此造成宋真宗刚即位就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大臣陈彭年上书建议从五个方面调整政策，缓解社会矛盾，指出“此五者，实经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这有益于经世、致治的五项方针中，就包括“省冗员”。宋真宗一看可行，就于咸平四年（1001年）六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裁员，共计下岗、分流冗吏195000余人，第二年五月，又进一步“减河北冗官”。一次性裁员近20万人，规模之大、力度之狠，堪称历史之冠。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治标不治本的裁员行动，因为导致“冗员”的宋朝官僚体制并没有丝毫松动，因而在不久之后，宋朝很快就又回到了上身强大、下身瘫痪的财政困境中。
　　其实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面对危机的信心和精准的手段，千年前的宋朝人有信心却没有手段，所以在危机面前只能一次次地惨淡收场。


（来源：《传奇故事(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