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面的话题。阎书勤和高元祥的请求被拒绝后，后来赵三多在他的大项得胜等人的劝说下，最后还是同意接纳“十八魁”，并采取了反教会的姿态。1897年4月，教会给了梨园屯的教民王太和等人200两银子，用以在原庙基上修建教堂。随后，王太和等便购买新建教堂所需要的砖瓦木料并堆积在院中准备开工，由此，双方的矛盾又开始激化。

教民们也知道之前“十八魁”已经加入了梅花拳，他们也非常担心一旦开工会导致1887年类似的事件，于是便通过神父向冠县投递书函，要求官府进行保护，以防患于未然。据赵三多的谋士郭栋臣称，当时官府已经派出一哨（一个中队）的兵力驻扎在梨园屯，由此教民们便放出话说官府要派兵抓捕赵老祝（赵三多）。（13）

如果郭栋臣所述是真的话，教民们试图以此来阻止赵三多介入梨园屯的事务，这显然犯了一个大错误。在乡村政治里，名声对于一个有声望的人说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有任何的侮辱。赵三多作为当地一个具有很高声望的拳师，对于这种挑衅显然无法泰然处之。于是在当月24日（正好是赶集日），赵三多召集徒众，在阎书勤等人的协助下，在梨园屯召开了“亮拳”大会，目的就是要给教民们施加压力，也有示威的含义在其中。

这次“亮拳”大会连开三天，聚集了周围二十里的拳众三千多人，在此情况下，驻扎的官兵并不敢轻举妄动。可以想象的是，如此众多的人数必然导致难以控制的结果发生。果不其然，4月27日“亮拳”大会结束后，“十八魁”率领这些拳众以之前教民向冠县投书为由，他们手持刀械，涌到教堂质问。这几天躲进教堂的教民们见他们人多势众，来势汹汹，只得闭门自保，并放洋枪自卫。很快，这就导致了大规模的武力冲突。

最终的结果是，多名教民被打伤，其中教民王太清被拳众捆缚致死，附近25户教民家遭到抢掠，约200名教民被迫逃到外村避难。和1887年事件惊人相似的是，这些人再次利用教民所置买的建筑材料，并重新建起了玉皇庙。这个举动，已经清楚的表明下层的民众并不在乎官府和当地士绅的权威，他们已经成为了这场抗争的主要力量。

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派东昌府知府洪用周前往查办。李秉衡在民、教冲突中一向主张“持平办理”，并不曲意偏袒教民和教会一方，这也是他后来被外国公使攻击并在山东垮台的主要原因。李秉衡指示洪用舟说，庙基乃是数十年的祸患之源，应将之充工改做义学，不令村民在此建庙；另外，为洋人另觅地方建盖教堂，冠县当局须将人犯抓捕归案。（14）

洪用周来到当地后，会同冠县知县何式箴（第二次在任期间）一起办理此案。按照李秉衡的指示，洪用舟判令将庙基充公，另为教会置买地基并建立教堂；建教堂的工料费用和被村民抢去的砖料及教会丢失物件各估价京钱1000串，两项共计京钱2000串付给教会，由教民自行另盖教堂；致王太清死亡的威县凶犯由冠县协助缉拿。这个处理意见出来后，当地教会并未对提出异议。

但到1897年底，主教马天恩再次通过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谴责和要求，并声称这块庙基三十年来一直属于教会的财产并执有可靠的契据，争端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因为地方官处理不当。法国公使不但要求将庙基和被盗财物还给教会并严惩罪犯，还提出要将冠县知县何式箴和东昌府知府洪用周罢免。

而在1897年11月，由于“巨野教案”爆发，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山东的形势变得极为的紧张，法国公使也乘机利用教案事件向总理衙门展开外交攻势。1897年底，在德国的强大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离职，改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鉴于前任的教训，张汝梅为了摆脱在洋务交涉中的被动，便令洪用舟和何式箴火速将梨园屯一案完结。

事实上，之前将“庙基充公，另为教会置买地基并建立教堂（同时也为村民另觅土地建庙）”的计划在推行中遇到很多的麻烦，一来是教会仍旧主张在原庙基上建立教堂，而村民们仍旧在原庙基上建庙，并为新庙落成举行了演戏开光仪式。（15）

得知事态的发展后，马天恩主教摆出更为强硬的态度，并提出赔偿等要求。在此情况下，张汝梅一面将何式箴罢免，一面檄饬洪用周驰往当地从速查办，并派勇队协同查拿人犯。而此时部分梅花拳众在“十八魁”的率领下也开始采取了行动，他们袭击并抢掠了周边麦子乌营、孙庄等处的教民，当地局势已经有失控的苗头。

1898年2月28日，洪用周在探到阎书芹等人的行踪后，随即督带兵勇前往捕拿。在弹压中，“十八魁”等拳众被打死1人，阎书勤被打伤逃亡。随后，洪用周下令将上一年建成的庙宇拆毁，以原地基交还教堂并给银四百两；令在外乡十二里庄教堂等处接受帮扶近一年的教民返回梨园屯村，并留下两哨兵勇驻扎当地维持治安。（16）

在官府的强力打压下，“十八魁”措手不及，被打了闷头一棍。但是，以“十八魁”为首的拳众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四、梅花拳到义和拳的转变

在受人爱戴的冠县知县何式箴离职后，前来继任的是候补知县曹倜。曹倜是江苏生员，后来捐过贡生，当时在省上候补。由于当时没有人愿意冒着仕途被毁的危险前去冠县任职，曹倜在百无聊赖中决定冒险一试。

曹倜的首要任务是要将梨园屯的局势平息下去，但是，这些年梨园屯和冠县十八村的“事迹”不断充斥于山东抚衙和总理衙门的来往函电中，这显然不是一件能够轻易完成的任务。事实上，曹倜前往上任时，他身边只有一名书吏和两名差役。

曹倜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冠县十八村的干集，以了解当地的情势。但令人吃惊的是，大概是因为当天是赶集日的原因还是其他，他在干集上处处可见拳民，“短衣带刀，填塞街巷，其混乱形状，触目皆然”。（17）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曹倜这位新上任的芝麻官在这块飞地毫无威信感。当曹倜住在干集书院后，他邀请当地人派出代表前来与他会面，并保证和平的解决此教案，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二天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不得已之下，曹倜只好设法收买了一个名叫高老六的拳民，这才了解到当地的一些情况，并得知赵三多是当地拳众的首领。但在曹倜设法将赵三多召来的时候，却遭到赵三多的拒绝，因为他并不相信曹倜能保证他的安全。

这样的结果便是导致了上述2月28日东昌府知府洪用周的强行弹压，结果阎书勤等人被打伤逃亡。在此情况下，赵三多终于在官府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前来干集，洪用舟和曹倜对赵三多“剀切开导，晓以利害”，并劝告赵三多将梅花拳众解散，“毋再传单聚会，自罹法网”。（18）

据曹倜在《古春草堂笔记》中的记载，他是这样劝喻赵三多的：“汝家道殷实，儿孙成立，汝何不图自保身家？徒令徒众滋事，且杀人放火另有其人，汝何必为他人作傀儡乎？”

在官员的谆谆教导之下，赵三多承认自己在梨园屯教案中误收徒众，使一些不守规矩的人混进了他的组织，但现在教民污辱他为“罪魁”，因此他不得不和徒众们纠集“自保”。赵三多所称的“自保”，显然并不仅仅是指身家性命的自保，因为在教民面前他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而在官兵面前则未必。另外，他的话意中可能还有对他名声的保护之意。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洪用舟会同临清知州、冠县、威县和曲周三县的县令一起答应，只要赵三多将拳民解散，就保护他的安全，官府甚至给赵三多家里送了一块匾牌，这等于是给了赵三多很大的面子。作为回报，赵三多召集他的徒众在干集书院的十字路口集合，并命令他们解散。

在1898年的春天，事情看起来是被平息了下去，拳众们也被解散了。虽然随后而来的是一个平静的夏天，但这很可能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因为夏季正是当地农忙的季节，拳民可能无暇顾及反洋教之事。

之所以说平静只是暂时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直隶和山东交界地的拳民构成极其复杂，即使是赵三多也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他的权威在实际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就这一点而言，梅花拳和大刀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大刀会的组织相对严密，并主要由地方上的下层士绅控制，一旦事发，官府可以通过打蛇斩首的方法加以解决，而梅花拳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就官府的用意而言，可能是希望劝谕赵三多的方式，以隔离激进的“十八魁”等人与相对安分的徒众，以便他们集中精力对付“十八魁”等人，并使得当地局势沉静下去。但是，他们的意图并没有得到实现，这和德国人侵占胶州湾引发的紧张局势有很大的关系，正如耶稣会裴省三神父曾在一封信中所抱怨的：“我们直隶省在一两周的时间内就被义和拳所侵入。他们从山东来到这里，他们传播很快，如同火药桶爆炸一样。为什么这样呢？这就是由于德国人侵占了胶州湾。他们对我们也不会友好。你知道，在中国人的心中燃烧着多么炙热的烈火，他们攻击我们教会是洋人的先遣队，并说是教会把洋人叫来的。在这里人们都在议论：洋人要瓜分中国，他们已经潜伏在中国各地。”（19）

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范迪吉也在当年5月的教务报告中称：“德国人对胶州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官员和易变的民众的思想中产生了恼火的反感。洋人的大炮所轰不到的内地传教区，就难免不遭受到这股恼火的反感情绪的反击”。（20）

当年4月，在附近大名府（今河北邯郸）的科举榜上就出现了一则“杀洋人”的告示：“有鉴洋人逾越禁规，各省志士约于四月十五日杀洋人，烧洋房。心有二意者皆为洋人与品行不端之女人。见帖而未广告者亦然。仅此，勿需多言！” （21）

事实上，在当年的春天，也有一伙自称是“十八魁”的人袭击了威县的孙庄和麦子乌营，这些人高喊“我们是十八魁”，并说“凡不是教民的，都不要害怕。我们是专门来消灭那些欧洲人的的，他们胆敢在这里造教堂”，随后他们在教民家中进行抢掠。（22）

在此期间，有一个人去见了赵三多，这个人便是赵三多的同道姚洛奇。姚洛奇只是个普通的烧窑匠和梅花拳师，不过，姚洛奇当时和另一个激进团体联系密切，这个激进团体以自称是明朝洪武后裔的朱九斌和刘伯温后代的刘化龙等人为核心，他们聚集在直隶的永年县（距离威县大概一百多里），以“反清复明、灭满兴汉”为宗旨，并也在活动过程中传习梅花拳。

当姚洛奇得知赵三多的反教活动后，便前往威县沙柳寨去见赵三多。由于姚洛奇在梅花拳的辈分上比赵三多还要高一辈，虽然他本人的声望远不如赵三多，但赵三多还是给了他相当的礼遇（据说是拜他为师）。在姚洛奇的引见下，朱九斌和刘化龙等人也进入了赵三多的松散集团中，并使得这个集团逐渐转向激进。

在此情况下，和赵三多一起传习梅花拳的其他拳师（可能是赵三多的同辈师兄弟）便出来劝说赵三多不要举事，他们说：“我们的祖师从明末清初传到现在，已有十六七代了，文的看书，给人治病，武的练拳，强壮身体，从没有过叛乱的事。事闹不成，就不能出头露面了。”（23）从历史上来看，梅花拳的确是没有做过反叛的事情，嘉庆年间别一派冯克善参加八卦教起义的时候，他的师傅唐恒乐便不认他这个，并协助官军进行了镇压。

在同行的压力下，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取“干枝梅花义合拳”全称的后称谐音），以表示自己的活动与梅花拳无关。由此，梨园屯一带的反教会斗争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98年的九月，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秋天。当时在威县赵家庄教堂的耶稣会传教士伊索勒在日记中的描述：“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上午十点钟，有人来将义和拳暴动的消息告诉我，这些暴动者的标志是头裹手巾，脚穿长靴，武器是快枪和长矛，他们的旗帜是镶有黑边的黄幡，上面写着‘顺清灭洋’的字样。他们打算在新年的头一天发动普遍的起义，从此时到那时，到处招兵买马，操练武艺。他们同官吏妥协，只进攻基督徒。”（24）

当时据称是受到山东衙门将派出官兵捉拿拳民的传言影响（传言发布者及其动机未为可知，不过在此之前阎书勤的哥哥和“十八魁”的另一成员被捕，加之一队士兵在搜查沙柳寨的时候曾拿走一些牛肉），于是姚洛奇等人便传贴聚众，准备联合起来和教会拼闹。但是，赵三多开始并没有下定决心把事情搞大，但这时他不但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就连他自己也被这种激进的力量所挟制。因为就在九月十一日这天夜里，姚洛奇和“十八魁”等人将赵三多家的房子烧毁，强行拉他出山。这种做法，和梁山泊众多好汉被迫入伙的故事很是接近。

在随后的几天里，在直隶和山东交界的冠县、丘县和曲周县等地拳众随后逐渐汇集，并开始征召人马并调集粮草马匹，虽然他们这次的首要目标是攻击教会和教民，但仍旧有着旧式农民起义的深刻烙印。在此期间，拳民们小规模的攻击了几处教民家和小教堂。他们当时的目标似乎尚未确定，有人说是要前往狱中营救被关押的“十八魁”成员，也有说是准备南下进攻小卢教堂，因为这个教堂和赵家庄教堂一样，都是当地规模很大的教堂。

得知拳民们的行动后，临清知州、冠县、丘县和威县的三县县令率领大队马队、营勇前去弹压。不过，在人情汹汹的情况下，官员们还是主张对拳民极力劝谕，并派出了三县团总（民团与拳民有特殊的关系）及绅董前去劝导，并希望能想当年春天一样解决问题。

但是，这次劝导活动多了一些波折。尽管赵三多当时被说服，并“向姚洛奇和拳众们当场叩头，亦请解散”，但在解散途中，一些拳众在经过红桃园村的时候，因为和教民发生言语冲突，姚洛奇等人重新聚集拳众并于11月3日对红桃园教堂进行攻击并杀死教民两人，教堂也被烧毁。第二天，他们路过威县第三口村的时候，又焚烧了该村新建的教堂和教民房屋。官兵闻讯后，随即对他们进行了追击，并很快将他们击溃，打死其中的4人，姚洛奇等19人被抓获，其余拳众纷纷逃散。姚洛奇被抓之后，在第二天便被斩首，头颅悬挂在红桃园村示众。

赵三多当时也在姚洛奇的拳众中，在战斗中他率领少数徒众逃走，从此成为官军抓捕的对象，再无回头之路。在此之后，赵三多开始在各地梅花拳众的掩护下，过着各处教拳传徒的流亡生涯，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在直隶中部一带；阎书勤、高元祥和“十八魁”等人也仍旧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处活动，其影响渐及鲁西北一带。至于朱九斌和刘化龙等人，他们更是潜入保定、北京等地活动。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非常想知道赵三多和阎书勤等人的最后结局，在这里可以先作交代。1900年义和团蜂起并得到朝廷的承认后，梨园屯一带的拳众重新活跃起来，赵三多也从北方南返。尽管在此之前，当地也有人打着赵三多的牌子间或进行反教活动，但大都不成气候。1900年六月上旬，阎书勤、高元祥等人卷土重来，他们烧红了冠县十八村及附近的教堂，重新控制了梨园屯一带。随后，他们开始进攻南面的小卢教堂，但教堂的神父和教民们已经提前逃散到武城县的十二里庄和威县的赵家庄教堂等避难，于是拳众们乘胜追击，向十二里庄教堂进军。在进军途中，这些人不断焚烧沿途的教堂并对教民进行抢掠甚至杀害，但在进攻十二里庄教堂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成功，因为教堂也组织了教民进行抵抗，而且武器更为先进。（25）

在退回梨园屯后，阎书勤等人被知府洪用舟调遣的官兵包围，“十八魁”的力量遭到重大打击，有二十八人被击毙，阎书勤等人被生俘，随后在临清被处死。在此之后，教民开始对拳民进行报复，光冠县十八村便有十一名拳民被打死。由于不堪教民无休止的报复，在梨园屯之战中侥幸逃脱的高元祥纠集赵三多的大项得胜再次对梨园屯发动报复性反击，但这次官兵很快再度出击，并击毙项得胜，擒获高元祥并将之处死。在此之后，教民与拳民之间的报复仍未停止，双方死亡人数多达几十人。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朝廷彻底屈服后，这里的局势才告平静。

在外队和本国兵勇的热兵器面前，拳民无奈的咽下了这口怨气。赵三多在1900年曾参与了攻打威县魏庄教堂的行动，但这次行动由于参与的拳众鱼目混珠、战术拙劣而遭到惨败，他们不但没有攻下教堂，反受到教民的追击而溃逃。由此，赵三多便陷入了沉寂，特别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赵三多见大势已去，随后更是销声匿迹。令人惊奇的是，在1902年的景廷宾起义中，赵三多再次出现，不过，这次他们打出的口号已经换成“官逼民反，扫清灭洋”了。很显然，在袁世凯的新军面前，景廷宾的起义只能算是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最后一次，景廷宾最后被凌迟处死，而赵三多也因被人告发而饿死狱中，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威县的西门城墙上，与之并排的，是景廷宾的头颅。这几乎就是冷兵器时代农民起义历史的终结了。

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从性质上来看，梅花拳是传统的拳棒组织，它并无反洋教的倾向，正因为如此，赵三多才在其他同门拳师的要求下，将自己的梅花拳主动改名为“义和拳”，以表示划清界限，避免因为自己和徒众的行为危及其他同门拳师。

赵三多改梅花拳为“义和拳”，既有取其原名“干枝梅花义合拳”后称的用意，也有一种乡间普遍渴求的“公理公义”文化的体现。所谓“义和”，可以解释为一种“义气和合”的文化。“义”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侠义”，体现在联结师徒兄弟的义气相助；第二层是“仁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结合；第三层是“正义”，体现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哲学概念。“义气和合”的文化，便是在上述三层含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与团结，使之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目标的团体，由此，义和拳也就不再是梅花拳那样简单的拳棒组织了。

可以想象，赵三多、阎书勤等人乃至1900年前后那些拳民最终能够蜂拥在义和拳的旗帜下，可见他们对这种“义气和合”的文化是相当的认同。在教民和教会的眼中，他们可能是一群毫不相容的本地暴徒，但义和拳民自己决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肩负着乡间的公理和正义，他们的行为具有正当的合法和合理性。换句话说，他们焚烧甚至打杀传教士和教民的行为，他们并不认为是犯罪。

在义和拳民的眼中，教会代表的是一种和中国传统文化、风俗及秩序完全不相容甚至是侵略性的异质文化和力量，而教民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些异己分子，他们给当地带来了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这种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决定了他们无法与西方的教会和皈依的教民相容。这种二元的冲突，在下层民众尚未开化的十九世纪末是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事情，在后来的神拳更是将之推到“神鬼”之战的极致。

不过，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虽然赵三多的徒众自称是义和拳，但他们和席卷1900年的义和拳是两回事，两者虽然在名称、组织甚至抗争口号上有类似之处，但不能说1900年的义和拳是起源于赵三多的义和拳，把他们等同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事实上，试图从组织下来探究义和拳的起源是徒劳的。在此之前，有许多专家和学者都为义和拳的起源而殚精竭虑，争论不休，但他们的争论忽视了义和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1900年的义和拳并不是起源于一个点，而是多点同时的无序爆发，这和寻找河流的源头是完全两回事。就同一时间而言，我们无法说一条大河是因为它的发源重要还是他中下游的支流重要。

正因为如此，去追踪1900年义和拳的发源点或者某个组织意义并不大。与其去争论义和拳是起源于白莲教、八卦教或者大刀会、梅花拳之类，倒不如从义和拳发源的文化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仪式特点着手。事实上，1900年义和拳的爆发是突然的，他的特点是突发性、多点爆发和无组织性，非要去将它与某个秘密结社组织相联系只能是盲人摸象，只及一点而非全部。

如果从义和拳发源的文化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仪式特点入手的话，反倒可以清晰的看出1900年义和拳的一个发展脉络。事实上，义和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综合的过程，比如它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武术的“刀枪不入”观念，而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在华北农村的武术练习者中间本就是一种沿袭已久的文化，它与后来高潮时期的义和拳相结合，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

从上文可以知道，赵三多的义和拳为1900年高潮时期的义和拳提供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元素或者雏形：

一是它的名称，后来的义和拳直接采用了赵三多他们同样的名称，这也说明了他们对“义气和合”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不仅在华北地区，在整个中国也是被认同的。事实上，“义和”的提法决不是赵三多首创，在此之前，以“义和”命名的组织也曾零星的出现过，譬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对付捻军，威县组建了三支团防，其中就有一支名叫“义和团”。（26）而在更早的，还有1774年王伦起义中曾提及一个组织叫义和拳，1813年八卦教起义时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为此，后来吴桥知县劳乃宣还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还称义和拳起源于白莲教及八卦教等邪教，但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劳乃宣似乎有诬陷的用意）。

二是为后来的义和拳提供了标准的口号，这即为“扶清灭洋”。关于这个口号的起源，本是法国传教士伊索勒将之翻译成“顺清灭洋”（或者“从清灭洋”），而一位美国的传教士则将它翻译成“举清灭洋”。总而言之，赵三多的义和拳似乎要表达的一个意思，便是不打算和清廷及当地官府作对，而把矛头指向了洋人、教会及其教民。就这点而言，清廷显然无法容忍拳民们的这种支持，他们很快调集了大量的兵马来对付赵三多的拳众，并将之打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或许是不欢迎外国传教士的，但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要保证当地的稳定，对于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动机和结果，除了在1900年夏天的形势所迫之下，他们从来就没有对此予以认同。换句话说，义和拳自始至终都是清廷的怀疑和打击对象而非依靠对象，尽管作为中国人，他们在感情上可能对义和拳有所同情和理解。对于这一点，研究者和读者都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是“造塔焚香”的仪式。据赵家庄的传教士范迪吉称：“（义和拳）这些人联成一气，逗留在被他们蹂躏的土地上，五十、八十、一百甚至二三百，结伙成群，造塔焚香，享受着抢掠来的果实”。（27）梅花拳本分为武场和文场，他们出去亮拳的时候，也要先叩头焚香，并供奉关公、关平、周仓等。就这点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后来的义和拳基本组织“坛”的雏形。据后来的口述材料称，梅花拳似乎还有咒语，但这与1900年义和拳的“神降”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是分散的组织缺陷。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他完全依靠自己多年的威望来维持。但是，这种威望在突发的事件下往往会失去效力，正如他后来自己也被姚洛奇等人所挟制，不得不破釜沉舟投入反教运动中。在赵三多的义和拳徒众中，其成员组成是极为复杂的，如姚洛奇等人的激进分子，还有阎书勤等人“十八魁”，这些内部组织虽然都汇集在赵三多的义和拳旗帜下，但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不是一个完整团结的组织，而这点和1900年义和拳各组织的分散性基本相同，这也是义和拳缺乏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五是为日后义和拳在鲁西北和直隶的发展提供了散布的途径。在激进分子姚洛奇被杀之后，梨园屯的义和拳众领袖如赵三多、阎书勤等人纷纷躲避逃匿，如赵三多向北进入直隶的中部甚至到达沧州，而阎书勤也将活动防卫扩展到鲁西北一带。在这个过程中，以赵三多为代表的义和拳也将他们的一些观念和仪式不断加以传播，正如赵三多的谋士郭栋臣所称，在1899年的四月间，赵三多联系直隶各地的梅花拳师父在正定府大佛寺相聚，据会上反应赵三多似乎在直隶各地受到欢迎，有人还鼓动他与静海等县吃符念咒的铁布衫等秘密组织联合，以图东山再起。（28）

不过，现在似乎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赵三多的义和拳和日后突然勃兴的义和拳有直接关系，因为1900年义和拳中的“刀枪不入”观念、“降神附体”仪式和画符念咒行为是梅花拳所没有的，而作为梅花拳（包括赵三多后来的义和拳）重要组成部分的拳术，在1900年义和拳中反降到一个次要的地位。因此，我们绝不能将赵三多的义和拳与1900年义和拳混同起来，也不能说1900年义和拳是直接起源于赵三多的义和拳（或者梅花拳），最多只能说他们具有同样的文化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之后，山东巡抚张汝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称：“直隶、山东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今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29）在这里，张汝梅有意回避了曾被清廷禁止的“义和拳”这一名称，而称赵三多的义和拳为“义和”乡团，这也是义和团名称的首次出现。

固然，山东的地方政府在旷日持久的梨园屯教案中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巨大能量，也试图以怀柔政策并通过地方团练的方式来将他们纳入到可控制范围，但张汝梅在奏折上所声称的“义和”乡团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义和团”这一名称却由此成为后来历史所通用的代名词，这显然是对赵三多所领导的义和拳的一个误解。事实上，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到后来历史上真正的义和拳，虽然雏形已经基本显现，但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就是后来的义和拳独有的“降神附体”仪式，这才使得华北的各种反洋教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几至于不可收拾，而这也是下一章的内容，“神助义和拳”的粉墨登场。

第二章注释、“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1、山东按察使毓贤等人给巡抚李秉衡的禀文，《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158—159、第200页。
2、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214页
3、《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237、222页。
4、《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216页。
5、薛田资：《在华二十五年》，第7－25页。
6、薛田资：《在孔夫子的家乡》，《韩理神甫传》，转载于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184页。
7、《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29－30页。
8、《教务教案档》，第5辑（二），第609页。
9、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第54页。
10、1888年兖州士绅贴出的揭帖，《教务教案档》，第5辑（一），第414页。
11、1896年李秉衡的一封奏折，《义和团档案史料》卷一，第6页。
12、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176页。
13、《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4页。
14、蒋恭晟：《中德外交史》，第15页。
15、以上内容可见于《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18—119、128页和第159页。
16、同上书，第144—147页。
17、《清德宗实录》第411卷，第13、15—16页。
18、《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384页。
19、同上书，第141—142页。
20、朗格：《帝国主义外交》，第459页。
21、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第65页
22、《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184—185页、188页。
23、王美秀等著：《基督教史》，第360页。
24、到1717年，共有47名传教士领取了印票，参见王美秀等著：《基督教史》，365页。
25、王美秀等著：《基督教史》， 第366页。
26、同上，第375页。
27、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第29页。
28、《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09—110页。
29、《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484页，泰安卷，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30、《教务教案档》第5辑（一），第413—414页。
31、《郭显德传》，第161页。
32、1896年3月28日，总署致直隶纳尔经额咨文，转引至徐绪典：《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原载于《文史哲》1983年第2期。
33、前文见《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6页；后文见《教务教案档》第六辑第1册，第479页。
34、《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8—49页。
35、奚尔恩：《美国北长老会山东传教史》，第72－73页。
36、徐绪典：《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原载于《文史哲》1983年第2期。
37、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光启出版社1967年初版，第84页；据杨森富在《中国基督教史》中的统计，19世纪末，在华为1300多人，教民近80万人，见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1980）之附录1－3，转引至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第34页。
38、徐绪典：《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文史哲》1983年第2期。

第三章注释、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1、高警世口述，《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62页。
2、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38页。
3、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34页。
4、《山东便览.赵三多》，第11－12页。
5、《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54页。
6、《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459—460页
7、《教务教案档》第4辑（一），第261页及第278页，来源分别为山东巡抚任道镕及法国公使宝海致总理衙门的函件。
8、《教务教案档》第4辑（一），第278页。
9、《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64—465页。
10、《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528页
11、也有说十八魁的成员是阎书芹、阎福来、阎书堂、阎书俭、阎明见、阎书太、马廷凤、马廷梅、高五插子、高元祥、阎三妮、阎四妮、阎士林、刘三、阎二别种、姜宗山、高远达、马步月十八个人的，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页。
12、关于梅花拳的来龙去脉，可见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293－306页。
13、郭栋臣：《义和团之缘起》，载《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28页。
14、《教案档》第6辑（一），第195页。
15、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311页。
16、《教案档》第6辑（一），第221页。
17、曹倜：《古春草堂笔记》，《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69页。
18、《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117页。
19、《义和团史料》，第404页。
20、《范迪吉教务报告手稿》，载《探索》，第197页。
21、《教务教案档》第6辑（一），第237页。
22、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313页。
23、《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34页。
24、伊索勒：《处于临战状态的赵家庄堂口》，《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4号，《探索》，第212页。
25、《山东义和团案卷》，第841－842页。
26、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50页。
27、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314页。
28、《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6页。
29、《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