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之死



1925年12月28日凌晨，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里，俄罗斯著名抒情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用一条皮带结束了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噩耗传开，举国哀恸。
　　1927年 9月15日黄昏，在巴黎大街上，著名芭蕾舞演员阿谢朵娜·邓肯被卷入飞驰的赛车轮下……
　　就在邓肯遇难前不久，一位西方记者问她，“在您的一生中，您认为哪一个时期最难忘、最幸福？”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俄罗斯！只有俄罗斯！在那里，我获得了存在的最大价值……”
　　
　　未遇见舞蹈家之前的天才诗人
　　
　　被誉为“天才的乡村歌手”、苏维埃诗歌奠基人之一的谢尔盖·叶赛宁于1895年出生在梁赞省的农家，9岁开始写诗，15岁迈入诗坛。
　　1917年春天，叶赛宁应《人民事业报》编辑部之约，前去洽谈诗稿问题，在那里结识了打字秘书吉娜伊达，她当时22岁，是一位具有“古典美”的窃窕淑女。两人一见钟情，3 个月之后便结婚了。吉娜伊达从小酷爱文艺，博览群书。她喜欢戏剧，也学过雕塑，是位具有独特鉴赏力的女子。应该说，两人在最初的两年里，生活还是幸福的，并有了一个女儿。但后来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隙，关系恶化，最后不得不分手。关于这桩失败的婚姻，叶赛宁应该负主要责任，归咎于他狂放不羁、刚愎自用的性格，以及从不良的朋友圈里沾染的习气。另外战争的破坏、生活的不安定、经常性的分居也促成了这一事实。
　　后来，吉娜伊达带着孩子嫁给了著名戏剧大师梅耶尔荷德，家庭生活十分和睦幸福。叶赛宁悔恨莫及，但为时已晚，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怀旧和忧伤的抒情诗。后来叶赛宁与梅耶尔荷德夫妇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经常去看望他们。
　　叶赛宁去世周年之际，一个女子在诗人的坟头开枪自杀了。她留下一封遗书：“1926年12月 3日，我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对叶赛宁无尽无休地狂吠，但这对于他，对于我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
　　这位殉情的女子叫加丽雅·别尼斯拉夫卡娅，是诗人的秘书。她1897年生于彼得堡，中学毕业即获金质奖章，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曾越过白军的封锁线，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加丽雅为人正直、热情、落落大方，深得众人喜爱，正像有人在回忆录中所述的“她很聪慧、漂亮……每一次同她接触，都会被她的内在力量和心灵之美所吸引”。加丽雅初遇叶赛宁是在1918年彼得堡的一次文学晚会上，诗人忧郁深沉的朗诵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她在莫斯科《贫农报》任编辑期间正式结识了叶赛宁，并成为诗人生活和事业中最亲密的助手。
　　加丽雅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艺术见解，她不仅是诗人忠实的听众和欣赏者，更是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智慧的朋友”。她默默地崇拜和痴恋着叶赛宁，但这是一种富有自我牺牲和献身精神的爱，她从未向诗人提出过任何自私的情感要求，只是把全部精力花在整理、编辑、出版叶赛宁的作品上。特别在诗人情场失落、意志消沉的时候，她更是悉心呵护，充当“温柔的港湾”。对于加丽雅这种“献身”的爱，叶赛宁不可能没有察觉，但他只能以尊敬和信任的态度来感激对方，却无力报之以爱。在这个问题上，加丽雅充分显示出一个高尚女性的美德，她认为只要能和叶赛宁在一起就是幸福的，爱应该是纯粹的付出，而不是索取……
　　1925年秋天，加丽雅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到维特尔省的农村去疗养。就在那里，她等来了叶赛宁的死讯。她的精神彻底垮了，那种只有在叶赛宁身上才能寄托的赖以生存的信念崩溃了……
　　对于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在诗人心目中的位置，世人猜测不一。不过有一件遗物或许能揭示我们什么。1924年 4月15日，叶赛宁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说：“亲爱的加丽雅，我的朋友，我再对您说一遍，对我而言，您是极其宝贵的！再说，您也知道，在我的命运里要是缺少了您的参与，那该是多么凄凉……”
　　
　　
燃烧的·舞蹈家和诗人无声相拥


　　
　　1921年夏天，已经42岁的邓肯典当了个人私产，怀着激动的报效之情，千里迢迢，向她心爱的莫斯科进发了。
　　邓肯在欧洲被誉为“手势皇后”，卢那察尔斯基曾这样评价：“她不顾威胁恫吓，毅然决定出访革命的俄国，这可能是她全部手势中最美的一次，也是面对春雷般的掌声最当之无愧的一次！”
　　同时，邓肯也开始朝她一生中最珍爱的恋人——俄罗斯抒情诗人叶赛宁招手了。
　　1921年10月，邓肯应邀出席著名戏剧家雅库洛夫举行的一个晚会。突然，一个穿浅灰色装束的小伙子大步流星地闯进会厅，差点把客人撞倒，嘴里不住地喊：“邓肯在哪儿？邓肯在哪儿？”
　　“这个冒失鬼是谁？”邓肯笑着偷偷问翻译。翻译悄声地说：“叶赛宁……”
　　晚会快结束时，主人猛然发现女主角不见了，急忙寻找。在隔壁的一间小客厅里，竟看到她和叶赛宁单独在一起，她倚在沙发上，诗人跪在她身边。
　　“刚才，他给我朗诵了自己的诗篇。”邓肯对翻译说，“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觉得很美，因为那是音乐，真正的音乐。”
　　从此，叶赛宁和邓肯几乎天天见面，耳鬓厮磨，形影不离。邓肯登台演出，诗人总要趴在前排位子的中央，孩子似的如醉如痴，邓肯赴外巡回演出，他也紧紧跟随……而舞蹈家也有空便请叶赛宁为她朗诵诗作，她被诗人那富有和音乐魅力的倾吐所吸引、迷醉。两个人的感情一天天如火如荼起来。
　　不久，邓肯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多锻炼和学习的机会，建议去欧美作巡回演出。建议很快被批准。但邓肯又提出：必须和叶赛宁同行。在临行前，他们商量好要办一件“大事”——到新设立的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去。
　　当书记员微笑着问他们选择什么姓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希望用双姓——“邓肯·叶赛宁。”
　　这对伉俪整整相差了15岁。叶赛宁27岁，邓肯42岁。
　　
　　风云突变·诗人燃尽了自己
　　
　　这对世界闻名的明星夫妇在海外共呆了10个多月，直到次年 4月回国。应该说，最初一段日子里他们是幸福的。可美景不长，没多久，他们之间各方面的差异便明显暴露了出来，感情出现了裂痕。
　　过后的夫妻生活面临着现实的考验。无论出身还是所受的教育，无论年龄还是性格，矛盾都比较突出，再有语言不通的障碍，使得他们的交流和理解始终不尽理想。从本质上讲，叶赛宁是个“忧伤”的诗人，他身上凝聚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气质，他追求理想的幸福，可他对现实中存在的“幸福”却缺乏消化与吸收的能力。他患有周期性的抑郁症和神经激越症，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哀伤，消沉绝望，或脾气暴躁，刚愎自用。由于不适应国外氛围的“挤压”，他经常冲“快乐的妻子”发火，大吵大闹，还时时喝得酩酊大醉，做些荒唐的行为出来。叶赛宁的性格弱点再次暴露无遗，尽管他时有悔恨的表示，但他缺乏自省自制的能力，驾驭不了思想中那匹脱缰的疯狂的野马。他是一个极端自我的人，痴恋着“想像中的婚姻”，又恣意地践踏着现实的婚姻内容，他似乎永远也无法在现实中品尝一匙“平静的天伦之乐”。
　　邓肯非常伤心，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男人这种近乎“自虐”的“儿童”式的表现，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女性，她所能给予丈夫的都给予了，但她最终改变不了什么。作为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她的智慧和悟性只能用来同情和怜惜另一位不幸的天才。
　　他们都努力过，宽容过，但失败了。
　　终于，在巴黎，他们达成“君子协议”：回到俄罗斯后临时以“朋友”相待，并许诺尽可能修复感情。
　　然而，对于邓肯来说，这只是一个梦幻而已，诗人再也没能回到她的身边。
　　1925年 3月初，在一个家庭晚会上，叶赛宁与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相遇了。诗人又导演了惊人的一幕，他闪电般爱慕上了这位豆蔻年华、血统高贵的美貌女子……半年之后，叶赛宁和索菲娅结婚，搬进了一座古色古香，装饰著华的宽大住宅里。像早就注定的那样，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他感到压抑和束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灭了……看来，这个家给我的并不是轻松和快乐。”诗人再次陷入极度的抑郁和绝望之中。他离开了莫斯科的新居，去了地广人稀的高加索……
　　据一位熟悉叶赛宁的作家回忆说：他给人的感觉是一生都在恋爱……他崇尚爱情，渴望能在爱情中得以栖息和彻底摆脱什么，但他的爱情是虚幻的，现实的爱情仅仅满足了他暂时的激动，他须不断地逃离又不断地停下来喘息。
　　诗人突然的死令人震惊，也立即使人明白，俄罗斯失去了一位多么有价值的天才！当载着叶赛宁遗体的列车从列宁格勒开来时，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涌往普希金广场，悼念这位曾给他们带来巨大精神财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