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造一个不就行了

感慨万千啊

保利集团我爱你

梁文道：假设兽首无法回归 中国该干嘛?

大英博物馆是一种述说文明的方式。它要说的故事是从大门左手边开始的，那里有埃及、巴比伦、希腊以及罗马展区，它们是西方文明的根源。大门的右方，则有美国等“新世界”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晚近阶段。至于中国，则与其它亚洲展区并存于大门遥遥相对的另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用以比对它自身的独特轨迹和性质。同时，它又是一座帝国的记忆。那些填充它叙事框架的木乃伊、大理石以及林林总总的珍稀文物，恰足以说明大英帝国昔年的强盛、诡诈和霸道。
相对于此，雅典的卫城遗址所要告诉我们的，则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荣，两千多年以来屡遭天灾、兵燹和劫掠，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残缺的片断诱发游人思考那已不复在的全体，和其间蕴涵的意义。
不过，尽管周边有许多招揽游客的小贩，但是整座废墟仍然不失历史的庄严，没有过度恶俗的装点，不曾沦为任人蹂躏的乐园。每一个去过巴特农神殿的游客都会忍不住想象，要是大英博物馆里头的石雕全都运回此处，放在它们原来该有的位置上，那将会是何等壮丽的景观呢？
至今为止，希腊当局已经成功向瑞典、梵蒂冈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取回了不少卫城遗物。只有英国，仍在舆论的巨压下，力图保留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也还是有进展的。最起码，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实在站不住脚，只能用租借或其它合作方式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这样的脉络下，看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或能写照出不同的方向。
首先，经过重重转手，现在那几具兽首的物主并非国家，而是私人，争讨工作因此分外困难。从中国民间的情绪看来，大家对圆明园的象征意义又的确是很在乎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假定在兽首无法顺利回归的前提下，中国自己应该要先做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升级圆明园的管理权，把它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辖下的圆明园管理处变成国家级的遗址公园管理局，不要再让人进去拍完电影留下被破坏的植被(这正是当年《无极》剧组的作为)，还要拆除后来兴建的饭馆和商店(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曹丽娟的调查，此类建筑竟然占了长春园15%的景点)，还它应有的尊严。然后，我们用它去说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自然与国家有关。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指出，现代中国人之所以不能忘怀一座皇家园林的命运，是因为他们非常困惑，“为何西方人会犯自己订立的国际法，该法明确禁止在战时从平民或国家元首手中，掠夺可以带走的私人财产”，尤其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那一回，因为列强刚刚才在1899年加入了禁止战时掠夺的“海牙公约”。可是，它的意义又不是应该仅限于此。因为圆明园的沦落破败，除了西方，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责任。英法联军撤离没多久，附近居民就跑进去洗劫木材了。满清颠覆以后，从军阀到政府，从高官权贵到民间盗匪，更是对仅存的遗迹上下其手，巧取豪夺。新中国建立了，遗址毁灭的过程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池成了大片农地与交错的通路。再来则是“文革”，砍去了更多树木，增添了不少工厂……
因此，这个故事是复杂的，但它的主旨却可以很简单；那就是尊重历史，珍视我们手中一切宝贵的物质记忆。任何遗址公园或灾难纪念馆都有建立“道德社群”的效果。它的目的不应狭隘，它的指涉可以广泛。例如西方各地的“犹太浩劫纪念馆”，它们的设立不仅仅在于让犹太人勿忘血恨、凝塑出内向的团结意识，还在于让非犹太人(包括德国人)深刻自省，了解到走向深渊的道路是怎么搭成的。也就是说，遗址与博物馆所建立的道德社群，它不只对自己人说话，也要对外人说话；它不只要求外人反思，也要求自己人奋进；因为道德原则并不止于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今天的圆明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教育国人爱国，它能不能让西方游客省思帝国主义的残暴？它展示了外敌造成的伤痕；但它有没有提醒我们，就在今天，就在我们周遭，仍有无数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贵的建筑倒在推土机下呢？假如中国人自己不显示出阻止物质记忆毁坏的决心，又如何能像希腊那样在国际舆论上站稳道德高地，赢取广泛的同情呢？
比起兽首，中国更该取回、也更容易通过外交途径取回的圆明园遗物，其实是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法国枫丹白露的文源阁《四库全书》残本。假如真有这么一天，政府预备开口要求，我们就需要更稳固的基础去形成声势。而那个基础，就在圆明园，和它代表的道德权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先问自己:你尊重历史吗？

“后兽首时代”的发言

    看到某些有关兽首事件的评论，有些不得不说的话，旁征博引的文章很多，这里就用最朴素的常识逻辑说几句。

双重标准与主体混淆

有些人在评论西方的时候，会用这样一种单一逻辑，好像他们早年觉得能抢，就抢过来，现在觉得抢不到了，就设立一套规则保护他们的占有。但是，当听到有人攻击我们文物保护不利，甚至破坏损毁严重，以及并没有追究其它事件的时候，又会理直气壮地振振有词，难道还不许我们进步了？！ 
当然，没说不许谁进步，中国在进步，西方也一样在进步。
不能用两套标准两种逻辑说话。

考量游戏规则，要看它的进步性和现实性

有人骂西方游戏规则，说我们不应该跟着他们走，被他们玩弄。
其实，我们从儿时起，都玩过很多游戏吧，打牌、下棋、官兵捉贼、跳皮筋，或者躲猫猫，每个地区的游戏规则不是太一样，但是，在一定区域内，都有一套多数认可的规则。小孩儿们游戏的时候，也有大孩子定新规矩，欺负小孩子的情况，但是，都很局部，小孩子被欺负一两次，觉得没意思就不再跟着玩儿了。多数情况，只有相对公平的规则，才能广泛流传。不同地区的规则也互相影响，比如打牌的时候，碰到一个来自其他地方的朋友，说我们那儿的玩儿法怎么怎么有趣，示范给大家看，大家真觉得有趣，就开始流行起来。这个时候，大家选择游戏规则的前提，考量的是这个规则是否站得住脚，如果没有逻辑支撑，漏洞百出，不公平，大家不会跟着起哄的。如果规则真的有意思，大家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不是咱家的规矩，是别人家的规矩，所以我们不这样玩儿。
我们现在的确要承认，当前国际主流规则，是被西方主导的，早到有关国家概念的产生和定义，直到一个windows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更多的就不说了。只好承认现状。
但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追求的是积极纳入先进的体系，而不是说，因为规则是别人创立的，我们就觉得不公平，这种心态不正常。
老祖宗都知道施夷长技以制夷，所谓技的衡量，不因出身是否自夷，而是论长短。

西方的规则是在斗争历史中形成的

事实上，西方国家地区之间也是在不断斗争中成长，他们并不一直是一个整体，现在也不就是一个整体，否则也不会出现希腊追讨文物的事，远的不说，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总知道吧，其中都无可避免地涉及烧杀抢掠的遗留问题。
回来说规则，现在比较主流的规则，正是他们为各自利益互相斗争之后，才逐渐成熟发展起来的。不像有些人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在同一个时间和历史平台上，合计好设计一个圈套。历史事件中的圈套总是存在的，这没错，但是，公认的国际准则不是那么好设计的，并不是一个预谋大圈套，不是西方世界高度统一集中，商量好了针对欺压东方而设立的单边利益规则，就算有人有这个野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看看欧盟共同利益体，费了多少口水，走了多少曲折，就知道了。
所以，不是说他们没有私心私欲，不是说他们公正无私。正是他们互相之间的私心杂念，互相斗争，才逐渐生成互相制衡相对公平能够被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规则，而走到今天。

我们可以更改游戏规则么

能！
游戏规则是社会选择的。
前提有两点，一点是社会思想先进，另外一点是实力基础。
我们当然有可能更改游戏规则。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具备了这两点前提。
社会思想先进，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不是依靠我们一边的理论论证就可以的。需要多数人承认你的思想体系，承认你的社会模式比照其他模式具有先进性。怎么才能让大多数认可呢？实践证明真正先进的东西，最终能够为大众所接受。
实力基础，不是城市里几座高楼，也不是花天酒地的水平就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健康，老百姓生活好，没有后顾之忧，是真正的国富和民强，而不是放卫星。
这样的话，中国就一定有能力影响全世界的游戏规则。
当前，不管这个游戏规则是谁的发明，既然我们还承认主流游戏规则，还要在这个国际社会当中玩儿，当然要遵守。
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自己，深度参与，在规则中，维护利益。
站在爱国的立场上，使用切实有效的方法。

兽首事件的玩法

这次兽首事件的玩儿法，可以说是贻笑大方。
律师团的代表也说了，我们虽败犹荣，我们开始并没有预计要赢，其意义在于发出声音。
那这里就可以讨论了，发出声音的目的在于彰显爱国主义，提醒世界至少提醒法国，还存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没有忘记。从这点来说，就不是真的要打官司，而只是一个炒作。
就算是炒作，也无可非议，但我们炒作的目的，总要赢得尊重。
可是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这个炒作的操作，前前后后，一群所谓的专业人士参与，就算不是合法地参与其中，至少也在一旁摇旗呐喊，甚至摇旗呐喊声比当事人还要声势浩大。——当然，最后我们也很糊涂，到底谁该是当事人，还有，我们群情激奋针对法国，可是佳士德只是一个公司。我们最后落到实处的做法，到头来显示出来的是对内鼓噪和对外无知，那就要问问了，虽败犹荣，荣在哪里？就荣在叫了几声爱国么？爱国还需要这样叫么？
用无知的做法，赢得“虽败犹荣”的结论，这件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既然我们知道这些混在事件周遭的，都是些专业人士，他们却忽略了最起码的专业逻辑？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到底要干什么？有人说他们在出风头，有人说搞政治走秀。突然之间掀起这么一股所谓的爱国热潮，说实话，有点莫名其妙。
保护文物不是靠突发事件叫嚷几声，突发事件是新闻需要的，政治需要的，恰恰不是文物保护需要的。
如果说这类个案、突发事件还有点用处的话，最多就是促使我们反思，促使我们发现不足，促使我们真的务实地做点什么，真的能么？

我们在文物保护上到底该做些什么？

想问，对于现有文物保护，和流失文物追回，我们的政府到底怎样做的？做了什么？还应该做什么？
同样的问题，也问问民间？
希望能得到一些答复。
梁文道有一篇文章，假设兽首无法回归
中国该干嘛?，他写得很中肯，这里不重复。

我觉得，在相关领域内，至少应该有长期的踏实的真诚的研究和不懈的努力，国际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实例，对于个人家族的财产，对于民族国家的文物，一些个人、基金会、研究会，以及国家政府，做大量翔实的调研追踪考证，用法律手段、道德武器、国家外交，种种方式不懈努力追回属于自己的权益。
一位网友的观点“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联合埃及、希腊等文物流失大国，倡导并制定新的文物回归法案，让各国代表性文物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下落不明这些图片哪里来的

狗首在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