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初年官场的嫖赌风气看社会病态的两大症状
                    作者：闲闲淡淡 
 
 
　　中国自古就有“五毒俱全”的说法，即“吃喝嫖赌穿”样样都沾，形容一个人毛病齐全、坏事做绝。到近代，在“五毒”之外又多了一毒：抽大烟。嫖、赌、烟为毒自不必说，说吃、喝、穿也是毒，并不是指吃糠咽菜短褐敝屣，而是指暴殄天物。民国初年的官场，便麇集了那么一批五毒俱全的家伙。 

　　赌博与嫖娼是一对孪生物，它们一产生，就如水银落地，无孔不入，渗透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人们都知道，嫖赌都是“含金量”极高的糜烂生活，没有坚实的政治、经济后盾为支撑，是难以维系的。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可分为霄壤之别的两极———社会剩余和社会缺乏。对于妻妾成群的官场贵人们来说，是过剩；而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城乡工农而言，是匮乏。作为社会过剩的人格表现，最明显的是两大社会病态：一是赌博，二是嫖娼。 

　　《春秋》里就有关于赌博记载。从那时起，赌博的香火兴盛缭绕，绵延不绝，至今已经三千年。东晋时，宰相谢安与同僚下围棋赌输赢，赌注为一幢豪宅；唐朝时，文人骚客大多嗜赌，即如韩愈、李白等人也乐此不疲；宋元时期，赌博开始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行业，并且和色情业联袂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赌博和娼妓的历史上，宋朝是一个需要大书特书的时代：宋太祖在中国历史上首倡“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的社会风气，宋徽宗提倡玩“双陆”赌博，宋高宗则在偏安临安不久即颁行骨牌。宋朝有靖康之耻，民初有“二十一条”，国家局势相差无几，社会病态也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明清时期，赌博、嫖娼业空前繁荣，到清朝道咸年间由“马吊”发展而来的麻将后来居上，异军突起，进而成为中国的“国粹”。 

　　民初曾经流行“无官不赌，无官不嫖，不赌不嫖，哪能成交，不赌不嫖，怎能入朝”的民谣。北京最大的赌窝是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家，财政总长王克敏家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家。其中段祺瑞还雇佣了专门陪赌的仆人，月送干薪800元。袁世凯也曾几次下令禁赌，可是法不治众，结果无异于抱薪救火，赌风也因此愈禁愈炽。 

　　至于官场嫖娼，袁世凯就不好意思板起面孔下令禁止了，因为他自己也有“寡人之疾”。他仿照齐桓公设立“女闾”的做法，承认娼妓为合法，并且默许各地可参考前代成例，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娼妓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民女从娼、妓女定期查体、领取执照、交纳税费的整个流程都有“法”可依。从袁世凯到其所属衮衮诸公几乎全是帷帐不修的家伙。当时，北京的八大胡同和十大青楼里聚满了原产南京、苏州一带的南国金娃，吴侬软语，似水带枝。官僚们如蝇逐臭，趋之若鹜，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都要搬到花楼上挂牌办公了。于是，民国的政治又荣获了“奶奶救国”、“花枝通天”等美誉。 

　　民国初年官场的赌博风气，实际上是权力关系异常紧张的外在表现。当时的政治，实质仍然是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凡是袁世凯的下属，无一例外的都是西装革履的“奴才”，看上去一个个风光满面招摇过市，实际上都是木偶傀儡，毫无独立性和自主权可言。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官场中精神与人格的残缺，这种精神的病态反映到私人生活中，就是发泄为逐强奸胜的偏执。只有沉醉在赌场中的虚拟“平等”和暂时胜利，才可以作为一贴壮阳药，让自己也体验一下做“主人”的快感和占有欲的满足。 

　　对于女色的追求，也是条件下人性扭曲的“高等”表现。民国肇造，国人都伸长了脖子盼望着民主平等的光临，但是袁世凯费尽心机与聪明，利用各种矛盾和斗争，最终把大总统的权力恢复到以往皇权的水平，凌驾于社会之上，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他的绝对支配对象，尤其对于民国政坛的官僚们来说，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只有服从。这就使所有官僚在灵魂深处，对于不可预测的命运风险黑箱有了刻骨铭心的恐惧，说到底还是对于的恐惧。这种恐惧最终以下流占有的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曾经分析过拿破仑的内心世界，他说这些官场中人整日处在危机四伏之下，不仅要与上级斗，还要与下级斗，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安宁，只有在女性的占有上，才能得到一份百依百顺、毫无反抗的安宁体验。 

　　而民初官场的这种“含金量”极高的消费和生活，反过来又强烈地刺激着官僚们无休止的铤而走险，去窃取权力，去攫罗钱财。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形成了，并且以自由落体般的加速度膨胀，进而吞没和毁坏所有社会秩序，以其巨大的破坏能量，把一切阻力和道理轧成齑粉。因此在近代中国，就像托尔斯泰在《艰难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族注定是要在清水里煮一次，在咸水里煮一次，再在碱水里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