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

　　11点左右，心律失常。

　　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

　　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

　　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

　　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1976年以前，中央级的领导人逝世后，没有专用的灵车。

　　大多是用大“解放”车拉着灵柩，上面松枝铺盖、缀以白花，车头上立着遗像。

　　那时，在北京南二环右安门桥头有一家“汽车修理四厂”，虽然挂着“修理”的牌子，其实是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客车制造厂。大约在1975年冬天，汽修四厂接到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限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制造出一辆“后开门”、车厢里带滑轨、驾驶室和车厢分割开的“640型单机客车”。原来，这辆“客车”就是专为周恩来准备的。那个时候，周总理因病重，不能接见外宾已经很久了。

　　接到任务后，工人们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任务紧迫，还是赶紧加班加点，研制起新车来。没多久，一种新产品——外观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宽大的前挡风玻璃特别气派的“640型单机客车”就问世了。这种新车的问世，完全取代了以前北京马路上也是该厂生产的“五七型”(1957年定型制造)公共汽车，是一种脱离外国图纸完全由中国工人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争气车”。而在此之前，“五七型”公共汽车是仿捷克的“司柯达”制造的，车身浑圆、玻璃窗很小，车体是大红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汽修四厂的干部工人们亲眼看着自己打造的“640型单机客车”载着伟人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才知道生产这种客车的用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汽修四厂。第二天，当汽修四厂全体员工正忙着搭灵堂、组织悼念活动的时候，一辆前不久由汽修四厂出厂的医疗车由当时的中央保卫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四厂的上级单位——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的有关领导护送回厂，并下达一个命令，将这辆地震期间（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为毛主席提供办公、医疗用的医疗车，在追悼会之前，改造成一辆具有遗体保护功能的灵车，用以专门安放毛主席的遗体。

　　任务宣布后，汽修四厂2000多名工人淌着热泪纷纷到厂部请战，坚决要求为制造伟大领袖的灵车贡献一份力量，哪怕拧上一个螺丝、刷上一道油漆也行。

　　厂部马上成立了“毛主席灵车制造指挥部”，在2000多名工人中挑选出了几十名技术过硬、表现出色的工人组成若干战斗小组，轮番上车、轮番作业。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生怕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所以将灵车的制造车间选在一处远离主厂、地处偏僻、便于保护和监控的军工车间。为安全起见，中央警卫局还派来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对灵车的工作现场实施24小时的监控，上车的工人都必须佩有专门的工作证，一班上去、一班下来，换班交换工作证，不使工作证有所流失。其他的工人不许随便到现场参观，并要求大家严格保密。

　　鉴于灵车的制造任务十分紧迫，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当时的老厂长被特别获准到毛主席遗体前测量有关数据。老厂长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当他面对面站在伟人面前时，突然泪水滂沱，手脚不听使唤，很久很久也看不准眼前钢尺上的尺寸，还是周围的人帮他才完成了工作。很多年以后提及此事，他说当时不相信眼前这位伟人真的走了，只像是睡着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他矛盾着，害怕自己粗手粗脚惊动了伟人，又理智地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最终还是弄得手脚不听使唤。

　　制造灵车的过程中，需要几张装饰用的三合板。提供三合板的是北郊木材厂，接到这项光荣任务后，北郊木材厂全部工人都跑到仓库，在成千上万张三合板中精挑细选，选出最好的几张，送到加工车间对这几张三合板进行打蜡。工人们怕打蜡机不够精细，保证不了质量，就挑选了几位技高一筹的老工人手工打蜡。为拉这几张意义重大的三合板，汽修四厂还专门开去了一辆后开门并把里面的座椅都拆掉的大轿车。为保证三合板在装运途中不磨不蹭，工人们舍不得把板摞起来放，怕在颠簸的过程中摩擦受损。怎么办？最后几个工人站在车厢里，用手攥住立在车厢中的三合板，用自己的身体做了运输的托架，以保证板材毫发无损。

　　灵车的改制工程异常艰苦，当时天气还很热，车间地处旷野之中，挑灯夜战时，蚊子嗡嗡而来，叮得人们浑身红肿。车上的容积毕竟有限，几十人只好交替上车工作，替下来的人舍不得离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一躺，休息一会儿，马上抢着再上车。当时唐山大地震不过才发生一个多月，人们的余悸未消。为保险起见，灵车改制负责人指派一名专人在车间外看住一个倒置的啤酒瓶子（这是人们在地震过程中总结出的一个土招儿，地面一旦有轻微震动，瓶子必倒），只要瓶子一倒，就马上报警，第一件事就是从车间里抢推出灵车。有一天，不知何故，啤酒瓶突然倒地。众人个个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前去护灵车。后来，工人们索性在室外搭了一个特大的苫布棚子，把灵车推到棚子里干。众多插不上手的工人干部，一天24小时轮番坚持在现场，随时清理工作场地上的弃物，忠实的工人们不但要保证灵车的超级质量，连场地上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灵车加工过程中，车身上要打上无数个洞眼、拧进无数个螺丝。

为了不使电钻头不留神折到钻孔中(这是汽车制造加工中常遇到的问题)留下遗憾，工人们一律用手工钻孔、拧螺丝。很多人手都拧出血泡，一枚枚带血的螺丝紧紧地把工人们的一片哀思凝固在灵车的每一个角落。

　　灵车完成后的试车过程中，车内冷风出口处有一丝蚊鸣般轻微的共振。用工人们的话说，“不行!一定要让他老人家在平静的世界里安睡。”于是，马上拆掉了全车的风道，在每一个钻孔里，垫上薄薄的密封性极佳的海军呢。这样一来，风机工作时，灵车里静静的毫无声息，工人们才满意了。

　　灵车完成的那一天，工人们都赶来看，把车间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灵车的外观设计简洁庄重，挡风玻璃宽大，车头呈四方形。约十米长的车身主色调为乳白色衬以天蓝色的裙边，通体洁净、凝重。灵车前置解放发动机(全车都由国产部件组成)。驾驶室与置放灵床的车厢以木制隔墙隔开，隔墙后是放党旗挽带等的木柜。本色的木地板，地角铺设着冷气风道。车厢两侧是守灵卫士的枪架和排椅。可升降的木制灵床摆放在车厢中央，它是专门由北郊木材厂等单位精挑细选出的技师倾注毕生技艺制作而成。灵床看上去与普通的睡床无异，厚厚的床体和板式床头朴实无华。车顶天花板上镶嵌着两排宽大柔和的日光灯，车厢两侧无窗，只有中部设一个供守灵卫士上下的狭窄车门。后部有两道车门，第一道是两扇对开的大门，第二道为木制推拉门，这是全车的最重要部位，遗体将经由一个特制的托架和滑道，通过两扇门端放于灵床上。

　　毛主席追悼会前两天的一个傍晚，灵车终于从车间开出，开向当时停放毛主席遗体的人民大会堂。车子刚一启动，四下一片哭声。当灵车缓缓驶出车间后，由于一道围墙的阻隔前进困难，再好的司机也有失手的时候，灵车丝毫不能损伤，不知谁一声呼唤，“拆!”人们马上找来工具，轰隆隆拆倒了围墙。灵车走过一条狭长的过道，道两旁的树丛枝枝杈杈的极有可能划坏车身，人们又自动围上去哗啦啦锯倒了一片树丛。灵车驶出工厂的大门，数不清的工人和听到消息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那素日里少有人走过的右安门护城河西岸，到处都是低声啜泣的人群。

　　当年曾参与研制毛泽东水晶棺、今年已70岁高龄的王佑釲先生撰文记述当年全国玻璃行业大会战研制水晶棺的过程，并对去年（毛泽东逝世30周年）集中出现的一批有关水晶棺研制经过的回忆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说予以辨正。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

　　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决定在北京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时称“一号任务”），建造水晶棺，将主席遗体长期保留下来，让后人永世都能瞻仰到他的遗容，缅怀其丰功伟绩。并专门成立了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统筹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各项工作，当时人们一般习惯性简称其为“九办”。

　　水晶和石英的化学成份都是二氧化硅。水晶是高温、高压下二氧化硅分子有序排列形成的晶体，石英高温熔融会变成二氧化硅分子无序排列的石英玻璃。石英玻璃硬度高、结实牢固，热膨胀系数小，不易炸裂，耐腐蚀性高（除氢氟酸以外，不怕任何物质腐蚀），透光性好。世界上至今也没发现大尺寸的纯净无瑕的水晶，所以，过去一般所说的“水晶棺”，实际上就是光学玻璃（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份再加上其他金属氧化物高温熔化而成）的。当时世界上使用的“水晶棺”，实际上都是玻璃镶在金属框架中制成的，并不是真正的水晶棺。毛主席是一代伟人，应该让他老人家安息在真正的水晶棺中。

　　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水晶棺外型要庄重大方，气魄雄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要有可靠的安全性。从遗体长期保存的角度考虑，要求隔氧、低温，还要防止红外线、紫外线照射。从材质和性能角度考虑，用石英玻璃制作水晶棺，再合适不过。

　　在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石英玻璃。全国玻璃行业的职工都希望参与研制水晶棺任务，为毛主席纪念堂建设作贡献。

　　石英玻璃的水晶棺研制难度比较大，又要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安装完成，仅有11个月时间。经去上海、锦州等地实地考察，中央领导决定以北京六零五厂为主战场，邀请上海、锦州、武胜等石英玻璃厂，成都二零八厂石英车间工程技术人员来北京搞全国石英玻璃大板的大会战。

研制石英玻璃大板

　　1976年9月19日这天，原北京玻璃总厂厂长肖秧同志和原北京玻璃研究所所长景立柱同志让我去北京玻璃总厂一趟，他们让我用过去烧结红宝石的工艺，看能不能烧制石英玻璃。

　　肖秧同志当时是“九办”的成员，同原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同志一起负责毛主席纪念堂设备组的工作。我1957年20岁时到北京玻璃总厂参加工作，1960年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玻璃研究所担任技术员，6年后升任为研究所技术副所长，1970年，我被调到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工作。我在北京玻璃研究所期间，景立柱同志是当时的所长，对我各方面情况都很了解，因此同肖秧同志一起，向组织上建议，抽调我参与到“一号任务”中。如今，老肖和老景同志均已过世，想来不胜唏嘘。

　　到总厂下属的六零五厂向杨光铎厂长报到后，在车间我又碰到了老厂长董云武、老技师沈志杰、石维成、傅书明、张德启、唐宝荣师傅，以及玻璃仪器厂支援过来的宗程远、李纪章师傅。虽然我已调离玻璃总厂多年，但师徒间感情很深，见面后都感到能参加水晶棺石英板的会战，又光荣又自豪，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

　　制造石英玻璃大板难度大就大在前人没有做过，两米多长的石英玻璃大板没有见过。石英玻璃熔化需要摄氏1700多度，用什么工艺？用什么设备？用什么原料？只能从实践中摸索。在杨光铎厂长的领导之下，我们分成三个组采取三种工艺、两种原料开始实验。两组用海南岛、江苏省东海县两地送来的水晶粉烧制，另一组试验用四氯化硅经氢、氧焰烧制。全厂职工都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会战中，特别是老师傅们废寝忘食，连着几个月不回家，吃住在车间，高温、粉尘、有害的盐酸蒸气不加理会，更不讲报酬，至今想来，仍令我感佩。经过实践，把两种用石英粉烧制的工艺否定了，决定以四氯化硅为原料烧制石英玻璃。三个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

　　全国会战小组成员厂以外的工厂，也一直在和北京联系，要任务，上海吴泾砖瓦厂在制作石英玻璃坨子方面有些经验，1977年初我和梁基明等人到吴泾砖瓦厂参观，受到他们热情接待，也学到很多经验。这样大公无私的支援是很难得的。我们回到北京后就投入了生产，原来的三个实验小组，调整为两组，老师傅们基本都在熔接组，我们在打石英玻璃坨子小组。四氯化硅是北京化工二厂提供的硅石和东北抚顺送来的熔炼硅铁用的原料硅石制成的。经不锈钢蒸镏塔、石英玻璃蒸镏塔粗蒸镏、精蒸镏而成，四氯化硅纯度要求达到6个9（99.9999%）以上。从打坨子开始就得注意不能有一点杂质和小气泡，否则做出的板就会前功尽弃。检查合格的石英玻璃“坨子”，拿到冶金研究所用工频炉加热后压制成10公分厚的小平板，磨整齐后经过多次熔接做成大板。

　　熔接平板是研制水晶棺全国大会战关键中的关键。

　　熔接这种办法是杨光铎、齐志诚、石维成三人经过一番辩论，石维成师傅亲自实践，摸索出经验，才提出来的。参加熔接的师傅们都是有二十多年经验的灯工师傅，火焰烧在什么地方、烧到什么火候、对接时用多大劲、怎么让它熔融的完全，全靠双手的劲头，这些写不出来，说不出来的经验，全靠自己实践体验。

　　为了保证熔接所需氢、氧气的供应，从北京石油化工总厂铺设60多公里管道输送氢、氧气。为了氢、氧气的纯洁，西城半导体设备厂赶制了一百多台高效过滤器送到烧接现场。熔接没有接缝的痕迹，是很不容易的。车间要防尘，所有窗户都封上，地上浇上水，石英玻璃做的灯和四五把烧氢氧气的焊枪都点起来，比炼钢炉膛内还亮，师傅们戴着深颜色的墨镜都晃眼，还要瞪着大眼睛注意有没有小气泡和杂质，操作的师傅距烧红的石英玻璃只有半米多远，眉毛、头发烧焦了，脸烤得脱了皮，胳膊、手烧伤了上点药接着还干，隔热服烤得冒了烟，旁边的师傅浇上一盆水继续干，烤得太难受了，就到车间犄角的淋浴喷头下冲一冲，回去再干。

　　在工人师傅们的努力下，第一块石英玻璃大板胜利诞生了。这是工人师傅们、工程技术人员不怕艰苦、勇于拼搏精神和聪明才智的结晶，是所有参战单位团结协作的成果。大面积石英玻璃大板的研制成功，在世界上是首创，是石英玻璃工业技术上的一大突破。受到鼓舞的工人师傅们加班加点，又制作出几块石英玻璃大板，最大的毛坯尺寸长240公分、宽90公分、厚8公分，重40多公斤。

　　6月底，上海也传来好消息，新沪石英玻璃厂、吴泾砖瓦厂、锦州石英玻璃厂也做出了石英玻璃大板。上海的大板用专机空运到北京，和北京生产的大板一同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研磨加工。

　　中央领导同志对工艺美院提出的梯形样棺的方案提了一些修改建议，改进后的方案，水晶棺由五块大板，分别是两块侧板、两块端板和一块顶板。除去顶板以外，四块立着的板都要向里倾斜60度，侧板与端板相交的四个角是多少度？两块侧板、两块端板与顶板相交接的角度是多少？这都是三维空间的角度问题，计算难度很大，但没有这些数据，大板的研磨加工就无从下手。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时北京玻璃研究所的闻鸥同志跟于文山师傅要了一本“四位数学用表”，用手摇的计算机，半天的时间就把角度数据拿出来了。

　　当时全国玻璃行业都没有能研磨这么大面积石英玻璃的机器，只有借助于机器行业的设备。北京第一机床厂正好新从印度转进口德国产的大型龙门铣，我们请他们又对部分国产设备经过改装，完成了研磨石英玻璃大板的任务。这项任务是由北京玻璃总厂张普亭同志、王立恒师傅和六零八厂的师傅们、一机床厂的师傅们共同完成的。他们精心、细致地完成了石英玻璃大板的粗磨、细磨、精磨、抛光一道道工序，不但没出一点事故，而且尺寸、角度磨得丝毫不差，给北京玻璃研究所后来的总装创造了条件。

　　1977年7月份完成了石英玻璃大板的研制后，我被调到北京玻璃研究所，继续搞镀膜和组装任务。

　　镀膜

　　在我们研制石英玻璃水晶棺的同时，六零三厂也在研制K9光学玻璃制作的水晶棺，这是肖秧同志提出“两手准备”的建议，一旦石英玻璃遇到问题，可先用它作代用品。

　　六零三厂生产光学玻璃是有经验的，做光学玻璃水晶棺把握性大。

　　我到玻璃研究所后K9光学玻璃的水晶棺（二号棺）已经组装完，这个棺是根据送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审查的一号样棺（光学玻璃水晶棺）改进后生产出的（后来这二号棺在有色金属研究院做了全套设备进纪念堂前整体运转调试的实验）。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棺的侧板再倾斜一点，不要太陡。二是要解决反倒影的问题，避免出现好几个毛主席的映像。经过光学专家王大珩、龚祖同的指点，根据大理石基座高度、主席遗体位置、瞻仰人的距离，水晶棺侧板斜度选定为60。为解决反影的问题，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提出用化学镀膜，也有人大胆提出真空镀膜，最后决定用真空镀膜。

　　当时国内外没有这么大的真空镀膜机，二一八厂仅有的一台进口的镀膜机，直径也太小。肖秧同志带着董奎清到化工设备厂说明来意，厂长带着工程技术人员，一同到二一八厂去看那台进口的镀膜机，后来测绘下机组的图纸放大，就有了大型镀膜机的蓝本。其后，以北京化工设备厂为主，经过北京仪器厂、上海齿轮厂等多方面大力协作，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制成了我国第一台直径四米的大型真空镀膜机，其质量和速度都是令人惊奇的。北京玻璃研究所真空镀膜室在郑舒颖主任、金德明师傅带领下齐心协力，在北京计算中心的协助下，对膜系的选择计算了几十万个数据，一次镀膜成功。其镀膜效果非常理想，镀膜前反射率8%，镀膜后反射率为1%，也可以这么说，没镀增透膜前水晶棺的光透过率仅为92%，镀增透膜后光透过率增加为99%。由于采用了四层的膜系，倒影的问题也顺利解决了。

　　最后，光学专家王大珩推荐还要涂一层防潮膜，我们最终选用由武汉大学化学系生产的一种野战军涂镜头用的憎水膜。镀完增透膜后王大珩同志手把手地教给我怎样涂憎水膜。这样整套水晶棺的五块石英玻璃大板（两块侧板、两块端板、一块顶板）的镀膜工作就算完成了，解决了侧板的反影问题。下一道工序就是组装。

　　在组装石英玻璃水晶棺之前，北京玻璃研究所已经组装了两台光学玻璃的水晶棺（一号样棺和二号棺），所以组装石英玻璃水晶棺比较顺利，它也因此被称作三号棺。

　　石英玻璃水晶棺组装在钛合金的底座上，因为金属热膨胀系数远大于石英玻璃的膨胀系数，故此采用了四川富顺化工研究院生产的硅胶作为连接过渡，其质地比较软，弹性也大。

　　五块石英玻璃大板之间粘接用科学院化学所研究的特制胶，它的光折射率与石英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样的，粘出的水晶棺外观与透光效果良好。五块石英大板八条缝隙要灌胶，一号样棺先试验用针头注射器灌胶，这种方法容易产生气泡。后来我们把二号棺玻璃板的缝隙调到0.2毫米，然后用特制的胶带把缝隙封起，用抽空的方法往缝隙里吸胶，这样效果就好多了。三号棺就采用了上述方法。

　　在我们总装中，工装卡具非常灵活，这都是于文山、岑大巩他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我们组装的这石英玻璃水晶棺能那么顺利漂亮地做出来，要归功于科学的工装平台和卡具设计，还要归功于石英大板尺寸、角度的高精度加工。

　　1977年8月初，庄重大方、晶莹剔透、名副其实的水晶棺问世了，这是在中央领导和国务院“九办”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一百多单位支援协作结出的硕果，这也是众多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全体参战职工日以继夜的辛苦战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搏精神的结晶。

　　为了切实长期保护好毛主席遗体，棺内照明及光整容方面，采取了新的科学技术短弧氙灯（冷光）和光导纤维束光整容系统。

　　毛主席遗体长期保护组的要求是要低温、要一定湿度、要隔氧、要一定压力，这是他们要确保的“四大参数”。从光源说起，短弧氙灯，光亮度很强，但红外线、紫外线都会很强，我们设计灯箱时，在灯的后面装上冷反光碗，这个反光碗是镀了金属膜的，它能把可见光反射出去，而把红外线、紫外线透过去。可见光通过由光导纤维制成近四米长的光缆传到棺内。这部分是由北京玻璃研究所、电光源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共同协作完成的。四川绵阳插接件厂提供了插接件。

　　光整容的研发工作早在石英玻璃大板镀膜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田力同志、照明组的李士芬师傅当时已在玻璃研究所搞起了实验。人去世后肤色是无血色的灰暗色，我们现在看到的毛主席红光满面、安祥的神情，都是用颜色玻璃片调制的。这些滤光片是四川成都二零八厂、上海万丰玻璃厂提供的。

　　在纪念堂调试时中国煤矿文工团美术工作者王云同志一同参加了工作。光整容的全套设备电源箱、灯箱、光缆安装在地下室，灯箱的灯是双份的，两路供电，若一路停电或出了故障，另一路电和另一个灯泡自动合闸，照明不会间断。

　　主席遗体上半身两侧各五套镜头，连结着10条光缆，水晶棺上盖两侧边沿还各有5面反光镜。镜头安着整容用的颜色玻璃片。通过冷反光碗的反射之后，射进棺内的光是隔掉红外线、紫外线的可见光，射到水晶棺上盖边沿的反光镜上，然后反射下来照射到主席的脸部。10面反光镜被磨成不同的角度，因为光整容的光，要求只照在主席头部发际与领际之间，我们就采用从镜头位置看反射镜内反射出的主席头部图像，做成10张不同图像的光刻片，用这种方法就避免了头发上、领子上照上红光的问题。光整容用光也能把皱纹部分去掉。师傅们历尽了千辛万苦，发挥了聪明才智，巧妙地解决了好多难题。

　　1977年8月20日凌晨，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经过几次调试光整容的颜色，经中央领导审查，最后基本通过。根据纪念堂的记述，在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始瞻仰前的8月22日晚8时，出席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会议工作人员，第一批前来瞻仰毛主席遗容。

　　9月9日，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典礼的万人大会后，毛主席纪念堂开始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广大人民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

　　有人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后这样说：“当你进入瞻仰厅内，正面墙上的16个鎏金大字格外醒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大厅内灯光柔和，衬托出庄严肃穆的气氛。正中央的庄重大方、气魄雄伟、名副其实的水晶棺中，安放着毛泽东主席的遗体。他身着灰色的中山服，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他是那样的安祥端庄，脸色红润，栩栩如生，仿佛正在熟睡之中，面庞的每一细微之处都看得一清二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研制、维修和改进工作，只两年多的时间，相对我的一生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我的感受很深，一辈子也不会忘怀当时广大参战人员的干劲和精神面貌。我感觉当时好像和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的干劲一样，他们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道路，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一样。他们身上好像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劲，不怕吃苦，不怕困难，舍弃小我，顾全大我，不讲索取，只讲奉献，这些工人阶级的本色、员的优秀品质、好的作风重现了。他们体现出了信仰的力量、拼搏的精神、聪明的才智，我想有一群这样的人，什么样艰巨的任务都能完成！有了这样的一群人，什么样的奇迹都会创造出来！这样的人就是英雄！

　　六零五厂通过参与“一号任务”，积累了经验，提高了技术，近年来，他们利用这些经验和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拓宽了生产领域，实现了较大的发展。

　　30年了，本回忆录提到很多人，有的比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早走了一步，为了纪念他们，告慰他们，我多用了一些笔墨，有一些不便写出的也写了出来，是为了以正视听，还予毛主席水晶棺研制的本来面目。

毕竟是一代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