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


                      张学良

　　号称“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的张学良，一生绯闻不断，年轻时候自不必说，直到晚年好不容易脱离蒋氏父子的牢笼移居美国，仍有风流韵事传出，搞得赵四小姐醋意大发。对于那些已成过去的花红酒绿的故事，张学良晚年并不忌讳和掩饰，他对专门为其撰写口述实录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刚曾真诚地回忆、讲述过自己在男女方面的隐私。正是由于张的坦城直率，使原来在社会和坊间流传得纷纷扬扬的一些子虚乌有的绯闻得以澄清，如“九·一八”事变后，曾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张学良与胡蝶绯闻案即其一例。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诬称此举乃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自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此后，日军在一周之内占领辽宁、吉林的大部分地区，兵锋所向，直指黑龙江广大辽阔领域。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屯扎在该地区的十九万东北军精锐根据指挥者的命令，一枪未放，退入山海关以内。至1932年1月2日，日军用百日时间占领东北三省全境，此为“事变”之尾声。这个尾声只是一个阶段或过程的界标，它引发的重大恶果不但未得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正如傅斯年所说，“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而“沈阳事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逻辑的开始”。

                                    张学良故居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节制东北的封疆大吏是号称“少帅”的小六子张学良，他身兼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主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此时张不但有掌控生杀大权的“东北王”之誉，而且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的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设在北平的“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这是张学良一生权势的顶峰。不过，这位“少帅”当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一位风流倜傥外加吸大麻玩女人、生活淫荡糜烂的纨绔子弟，此人倘生在一般人家，依然子承父业，早已加入了黑帮暗道，或越过夹皮沟，爬上威虎山，与座山雕辈在林海雪原中占山为王了。所幸凭借“胡子”出身的老子张作霖留下的宏大基业，阴阳差错地登上了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此次日军进攻，东北几十万大军一枪未放就丢了东北三省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导致三千万东北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过起了亡国奴生活，作为封疆大吏与最为直接的军事最高指挥者自然难逃干系。一时间，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国人皆恨之，斥骂曰“不抵抗将军”。凡具有道德和正义感的国际社会舆论也无不对张氏的所作所为同仇敌忾，大加鞭挞，德国报界甚至曾提议干脆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这位“不抵抗将军”，因为张将学良这一做法“有裨于东亚和平乃至全世界和平不浅”’云云。
　　就在舆论喧腾，世人对张学良皆曰可杀的历史性时刻，上海《时事新报》11月20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七绝二首。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诗中所说的赵四，按时髦的说法乃张的小蜜或曰二奶赵一荻；朱五，乃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膝下排行第五的女公子朱湄筠；胡蝶，乃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女主角，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倾国倾城的当红电影“皇后”，也是中国第一位应邀参加国际电影节，将中国电影带入世界的“文化大使”。这马君武同样不是等闲之辈，此人乃广西桂林人士，清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出生。早年曾就读于桂林、广州、上海等地高校，1901年冬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化学，图谋制造炸弹搞恐怖活动，对紫禁城实行“庖丁解牛式”的打击，把那些古色古香的桌椅板凳连同上面坐着的皇帝、皇妃、皇族中的各色人等炸个粉碎，欲以此消解大清帝国。1905年8月，马氏在日本首批加入同盟会，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共同起草同盟会章程，并出任《民报》主要撰稿人。同年年底回国，任上海公学总教习。1907年赴德国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作为广西代表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马氏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学习，获工学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次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任广州军政府交通总长。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马任总统府秘书长兼任广西省省长。1924年国民党实行改组，马君武联合冯自由、章炳麟等儒林名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公开决裂。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旋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此后，马氏弃仕途而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等校校长。据马君武当年的学生胡适（1906年胡氏考中国公学时乃马亲手拔取，后胡也做过该校校长）对他的弟子罗尔纲说：“马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只是脾气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3只此一语，马君武的张狂狷介性格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
　　1927年，马君武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梧州创办广西大学，并出任校长。几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全国哄传“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于“事变”之夜，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抱着赵四，搂着朱五，挎着胡蝶等一堆“名女人”，在灯光闪耀的舞池中上下转着圈扑腾不休。于政学两界声名赫赫，又天性耿直狷狂且颇负诗名的马君武闻讯，激于爱国义愤，以革命老前辈的资格加一代名诗人的道行，仿李义山即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北齐》二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哀沈阳》。李义山之《北齐》乃咏史之作，诗曰：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此诗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因宠幸冯淑妃而导致亡国之祸，以借古鉴今。马君武抓住“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醉生梦死的生活以成其诗，极其明白地向世人道出这一样一个事实：“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正在北平情意绵绵地纠缠于三个妖媚女人之间跳舞行乐，哪管他三省沦陷，神州陆沉，以及父老乡亲焚骨埋尸之惨状。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一经刊发，即洛阳纸贵，国人闻之无不同仇敌忾。因了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也更坐实了张学良“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为此，马君武颇为得意，直到六年后抗战爆发之初，马氏还在汉口自诩此诗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祭酒吴梅村痛斥卖国汉奸吴三桂的那首著名的《圆圆曲》相媲美，且大有胜吴氏一筹、永垂史册之慨。后来的历史确也部分地证明了马君武本人的预见，事隔七十余年，能谙熟并背诵此诗者大有人在。
　　奇怪的是，自1949年之后，当时“国人皆曰杀”的张学良摇身一变，竟在大陆成了一身浩然正气、令人顶礼膜拜的箭垛式英雄人物，他的“不抵抗将军”之恶名，竟被莫名其妙地转嫁到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头上。连一些与此事件相关的人物在回忆录或署名文章中也持此说，并列举了一连串云山雾罩的所谓“事实”，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洗冤辨诬”。流风所及，遍布海内外，大有像当年吴宓自况追求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之势。
　　在诸多的论著中，或曰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4或曰在日军进攻面前，蒋介石竟严令东北军抱“绝对不抵抗主义”，使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5 或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6或曰“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7或曰：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8或曰，当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电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9更有论著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发表在1946年8月24日《东北日报》上的回忆文章《郭维城将军揭露十四年前反动派出卖东北罪行》，来加以证明“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与张学良无涉，全是蒋介石一人的罪过。文中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10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类似说法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

              张学良(左)和赵四小姐在新竹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夜，张学良在哪里？蒋介石又在哪里呢？蒋介石下达过“不抵抗命令”吗，他是向谁下达的？
　　许多材料说“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在北平看戏。2005年，香港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再次提到了这一问题。李氏一度引用当年任张学良副官的何世礼之说法，谓那天张陪着何世礼的老爸何东爵士看戏，看到一半，突然来了电报，张少帅看罢与何东告别，匆匆而去，再没有回到包厢里。当时何东觉得张学良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等等。这一说法与另一位留法名人盛成的回忆录《旧世新书》所言大体相同，只是盛的回忆更为详细，说张当晚所在处所是华乐戏院，当时盛正陪同国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继在院内看戏，其座恰与张学良包厢相邻。唱戏的主角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褚到新疆出差刚到平不久，他唱戏其实是票友性质，与真正的名角登台演出不同。这晚褚唱的是《空城计》，演诸葛亮者，乃褚之秘书。盛氏“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让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
　　另有一说，谓“九·一八”事变当晚，原住在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即起身返回医院。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着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瑞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夤夜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12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等等。以上事例说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在北平某戏院正在看戏应是事实——尽管细节各有不同。
　　蒋介石却远没有张学良如此悠闲自在， 9月18日这天，蒋氏携周佛海等乘“永绥”号军舰离京赴江西督“剿”红军。13有人说这一晚蒋在南昌行营，有人猜测很可能正在军舰上过夜，但无论作如何说，蒋介石这一夜不在南京当是不争的事实。结合顾维钧与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也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消息，不是事变当晚的18日，而是第二天的19日，这一事实亦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得到证明。19日晚，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14既然蒋当晚不在南京，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学良，不可能一晚上与南京的军事幕僚们来往十几封电报，因为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且十几封电报传来传去需要大量时间，根本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因而郭维城的回忆漏洞颇多，难以凭信，更不知所谓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保存在哪里？几十年来大陆没有发现，而台湾已经解密的“总统档案室”秘档存放处亦无痕迹。只是郭维城等人的言词，日后又以讹传讹，滋生了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藏匿蒋介石电报于伦敦之说，遂成又一悬案。
　　其实，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主义”之真相，一生号称敢作敢为的张学良晚年曾多次谈及。他直言不讳地反复说明，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张学良并提及“九·一八”事变情形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又说，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张学良说这话时身在台湾，鉴于其几十年遭监禁的经历，采访者怀疑：“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15也就是说，当时采访者认为张学良之语不能代表他的真心话，而是迫于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压力不得不做言不由衷的表态。对于采访者的论断，许多研究者不以为然，以曾景忠为首的大陆学者认为：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曲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另，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谈到“九·一八”事变，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16由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谓蒋介石一夜“十几次复电”之说，后来就有文章加以引申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到欧洲，特地把这些电报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云云。而据曾替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17张学良在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中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又说：“不抵抗，不能把这个委过于中央。”当唐氏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总是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委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18尽管作为最有发言权的张学良就此事再三清楚地加以表明，但仍有一部分劣顽不化者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仍一口咬定是蒋介石所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要想咬定蒋介石，就必须否定张学良之说，如何否定？于是有好事者如在凤凰卫视中经常滥放厥词的李敖等人，就编造出一个心理学上的神话——斯德哥尔摩征候群。李敖公开放言道，张学良晚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征候群”的病。李氏解释说：“什么叫做斯德哥尔摩征候群？就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地方一个银行，一个强盗进去抢了这个银行，然后呢裹挟了一个银行女职员，带着她作为人质，然后跑掉了，就使你警察开枪不好开，抓我也不方便。结果这个女孩子在被迫跟这个强盗浪迹天涯海角这样跑的时候，居然爱上了这个强盗，然后呢就跟着这强盗等于干同样的事情了，就是认同了这个强盗。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斯德哥尔摩征候群。就是当你被一个力量长时期压迫的时候，久而久之你会不小心地，或者不自觉地对压迫你的势力认同，你对这个力量认同。”

  很久以前的往事

关于张学良是否得了这种“征候群”，此事过于复杂，很难用一二句话解释清楚。仅从他以上几段话来看，头脑似乎正常，看不出有什么所谓压力下的认同。李敖却“咬定青山不放松”，大瞪着眼睛坚持“九·一八”东北沦陷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证据是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给蒋介石发的那封电报，电文除简单报告事变经过外，还说“我们奉行不抵抗主义”，云云。因而李敖就说：“从这句话里我们才看出来，原来是中央的决策，我遵照你中央的决策不抵抗主义，所以我不能够跟日本人打，所以我丢掉了东北。所以叫张学良来背这个黑锅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可是蒋介石就这样干啊，张学良就背了黑锅。”
　　为了进一步坐实是蒋介石下的不抵抗命令，李敖还举出蒋于8月16日明令训诫张学良的所谓“铣电”，电文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洪钫在《“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一文中有回忆）按李敖之逻辑思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执行的就是这份“铣电”之命令。
　　且不说这份所谓“铣电”是“九·一八”事变前一个多月发出，即是在事变前一二天发出，蒋介石所说的也只是日本人“寻衅”，我方不抵抗。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寻衅”乃“故意找事挑衅”之意，如寻衅逞凶等。而“九·一八”事变的当晚，日军炮火之猛烈，进攻、占领意图之明显，显然非“寻衅”二字之意可涵盖，而是“大规模地进攻”了，二者是有天地之别的。因而还是张学良后来说的有道理，作为封疆大吏，这一晚上他有权下达一切命令，只是他把敌人的占领意图误认为是一般的寻衅滋事，由于判断失误，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眼睁睁地看着沈阳被占领的战争悲剧发生。到了“事变”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召集大员如何商讨采取如何策略对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九·一八”事变之始这一阶段论，责在学良，而社会舆论称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是恰当的，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换句话说，把不抵抗的帽子像李敖一样无端地扣到当夜对“事变”一无所知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头上，是违背历史真实和极不公道的。有了张学良的解释与声明，所谓的“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主义”之责任，从此可以明晰矣！
　　最后附带说一下当年“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之诗中的朱五与胡蝶两位名女人。
　　1991年，张学良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部工作人员口述其历史的时候，曾提到了“九·一八”事变与马君武的诗，他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张学良的辩解，意在为他和朱湄筠之间没有马君武在诗中所指的那种暧昧关系作公开澄清。张学良又说：“朱五跟我现在的太太(按：指赵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里，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
　　李敖在凤凰卫视中谈到马君武那首诗时，曾宣称，胡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张学良。接下来便信口开河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当时她不澄清，她不说她不认识张学良，并且当时她还很得意。为什么呢？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认的结果就是张学良背了黑锅。大家想到没有，她老了以后才否认……在台湾写回忆录的时候，才肯讲出来真话，当年她不肯讲，她觉得我是胡蝶，我是有名的电影明星，我跟张少帅在一起我们跳舞，让你们传说好了，她觉得她是一种享受，这涉及了名女人的心理，可是把张学良就害惨了。”
　　著名诗人、作家何三坡对李敖的为人为文曾下过这样一句评语，此君乃“文人中的政客，政客中的文人，两头都沾边，两头都无道儿。作为政客，他的出谋划策，皆小夫蛇鼠之计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作为文人，观其谲吊辞谈，实乃一无行、无耻、无德之‘三无’妄人也”！或曰：“李氏之所作所为所言，皆摆脱不了孤岛一隅之地的狭隘偏僻特色也。”此评价若不能切中要害，亦与李氏之真实面目不远也。至于本文说李氏信口开河，乃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位“三无”人士大睁着眼说瞎话，不但诬了他的仇人主子蒋介石，同样枉诬了与他无冤无仇且不相识的一代人民艺术家——胡蝶。
　　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一个不可随意更改涂抹的铁证是，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马诗的当日，胡蝶所服务的明星影片公司就做出了快速反应，并于1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最具影响的《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意谓马君武之作乃一派胡言乱语，根本没有此事。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张石川、洪深、夏佩珍、龚稼农、郑小秋等人也纷纷出面助阵，刊登声明，为胡蝶洗刷不白之冤。其中刊载的《胡蝶辟谣》曰：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之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毕回申，忽闻海上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乃日咋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
　　最后，胡蝶颇动感情，颇为慷慨和具有浩然之气地表示道：“蝶亦国民一份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逐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紧接其后的就是《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曰：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反公司罚则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
　　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这样的白纸黑字堂堂正正地印在报上，还不足以说明当时的胡蝶既为自己又为张学良辩诬洗冤吗？当“辟谣启事”刊出后，社会上有许多人对胡蝶蒙受“不白之冤”表示同情与义愤，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君武对簿公堂。胡终能以民族大义为念，洞察敌寇之奸恶，揭露“侮辱我中华官吏和国民”，“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之伎俩，“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也就是说，在国难当头，胡蝶以民族大义为念，没有采取自家内乱，节外生枝，火上浇油，令仇者快、亲者痛的行动。尽管这些明智的抉择不见得全是胡蝶一人所能想得出，显然有明星公司诸同事的功劳，但这一切，至少是胡蝶同意和所接受并受国人称道的。就其姿态而言，哪里如李敖所言有半点得意状，且有“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等等卑鄙龉龊的想法？哪里来的“把张学良就害惨了”之恶意。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中本应承担责任的张学良因这首诗而感到冤枉，那么最直接的受害者乃是无故与其绑在一起的胡蝶，而非张学良本人。或曰张学良这个“不抵抗将军”害惨了胡蝶，使遭受不明真相者“红颜祸水”的指责与诅骂。
　　1986年，为了回报观众多年来对自己事业的热情关怀，胡蝶请她的英语老师刘慧琴帮忙，撰写了回忆录——《胡蝶回忆录》。同年台湾金马奖评奖委员会鉴于她一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她金马奖，隐遁几十年的胡蝶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在回忆录中，胡蝶提到了往日马诗引起的令她一生都为之耿耿于怀的跳舞公案。文中说：“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又说：“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抵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19这段记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变之晚，她根本未在北平。而据北平报界报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包围，盛况空前，云云。那么他与张学良在“事变”之夜相拥跳舞，当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最后，胡蝶颇为感慨地说：“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尽管这段话字里行间耐人寻味（意在表述外间盛传的她在重庆与戴笠的一段私情），但明晰的一点却是在民族大义上的“不含糊”，这一点，胡蝶自信是做到了的。所以，她颇为自慰说：对于有些谣言，“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不但当年跳舞公案得以澄清，张学良与胡蝶确实终生都未谋面。“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公务到沪，有人欲从中促成其与胡蝶谋面，以不枉“翩翩胡蝶正当行”之诗意。张即正色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颇有意味的是，1964年6月，胡蝶应邀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电影展，也曾有好事的记者问胡蝶是否要见一见张学良，他们可以代为安排。胡蝶颇为轻松地笑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胡蝶回忆录》）张、胡这对民国时期最为耀眼的酷男靓女，失去了最后一次翩翩起舞的机缘。
　　晚年的胡蝶随学有所成的儿子定居加拿大，她生性开朗，闲时常找人聊天或出外散步，1989年3月23日，胡蝶在散步时跌倒引发了中风，4月23日去世。一代影后随风飘逝。

刚才停电了，没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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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子虚乌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