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水路运输成本低廉、装载量大、节省人力，所以在秦汉特别是隋唐以后，其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成为古人主要的交通方式，尤其是长途运输，几乎全靠水路。
说到古人的出行，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几个轿夫扛着一顶轿子在小路上行走、数匹白马拉着一辆大车在大街上穿行，或者一叶扁舟从轻风微拂的水面轻轻划过的图景，这些联想大抵反映了我国古代交通的真实面貌。

在古代社会，交通只有水陆两路，除了安步当车以外，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有车、轿、船以及马、驴等牲畜。比如车，到商代，造车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春秋战国时期，马开始直接用于骑乘，不再仅仅作为驾车的工具，这对提高人们的行进速度有着重要意义。此后的两千年，陆上交通工具就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水上交通主要靠船，船最初由竹筏演变而来，至少在商代，我国就已经利用船来进行水上运输了。不过最初的船只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独木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造船的技术和船的规模也不断进步，不仅用于内河航运，还进行海上交通。汉代的大船已具有装载五六百斛（五六万升）物品的能力，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大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规模已相当可观。不仅有使用桨橹的小船、利用风力的帆船，还有由车轮推动的车轮船。由于水路运输成本低廉、装载量大、节省人力，所以在秦汉特别是隋唐以后，其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成为古人主要的交通方式，尤其是长途运输，几乎全靠水路。

在古代，各种交通工具的利用以及规模、形制等方面仍有一系列制度上的规定，比如，明代规定，在京三品以上者可以乘轿，四品以下不得乘轿，“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清代除杂职人员外，一般文官均可乘轿，但对轿夫与乘舆的装饰有不同的规定。武将一律骑马，只有年过七十，总兵以上官员经皇帝特许后才可以乘轿。庶民可以坐车，但对车身的式样也有规定。

不过在实际的生活中，违礼逾制常常存在。如在晚明的江南，不用说官员，就是监生、秀才乘轿的也十分普遍。在小说《金瓶梅》中，我们看到，那些来访的文官包括内相（太监）无论级别一般都乘轿，西门庆外出一般骑马，他家以及其他一些有力之家的妇女无论有无职衔，基本一律乘轿，连妓女李桂姐等出门，也都乘舆而行。若出远门，则或骑马，或乘轿，比如西门庆曾赴东京陛见，“一路天寒坐轿，天暖乘马”。

在北方，平常的出行，若是较为富裕的人家，除了乘轿坐车外，也骑马、骡或驴。而在下等人家，若非特殊情况，基本是安步当车。而在南方，由于水网密布，船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丰子恺曾回忆说：“水乡地方，河流四通八达，这环境娇养了人，三五里路也要坐船，不肯步行。”周作人则言：“除了（绍兴）城内或上山是用轿子，普通代步都是用船。”除了不少家庭备有船只以利出行外，各地还有相当多专门以撑船为业的船户。

当时人们出行，特别是出远门，均是雇船而行，比如柳亚子的曾祖柳兆薰和他儿子于同治三年十月初十日雇船户吴岳林，赴南京参加乡试，从吴江黎里到南京下关，一共走了八天。当时船行的速度，据长沙举人杨寿恩日记的记载，慢的时候每天四十里，最快的日子则达到二百二十五里，一般都在七十至一百里之间。出行的费用，似乎不算很贵，比如婺源的詹元相，他去南京赶考，使用了乘轿、包船和骑驴等多种交通手段，但以坐船为主，坐船共花银五钱六分，其他骑驴等的费用未加说明，大概数量不会大，单程的总花费大约为六七钱，也就是相当六七十斤米的价钱。这对士人地主家庭来说，应该不算多。而对一般普通家庭来说，行在家庭消费中应是无足轻重的。

古代好，不会出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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