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关系新特征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冯昭奎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经济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正是在这些特点当中，蕴含着两国关系错综复杂性的根源和两国关系巨大发展潜力的源泉。笔者认为，目前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开始显现出正走向“强强型”、“工工型”和“冷静务实型”三个明显特征。
 
    从“强弱型”走向“强强型”
 
    ２０００多年来中日经济关系经过“强弱型”、“弱强型”关系，现在正向着“强强型”关系发展。
 
    整个中日关系可以说有３段历史时期。其一是２０００多年的中日交往史；其二是从１８９４到１９４５年大约５０年的日本侵华史。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即２０００多年的中日交往过程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进步。从国力对比看，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强弱型”（中国强日本弱）关系。第二个时期，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幸历史。从国力对比看，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弱强型”（中国弱日本强）关系。
 
    重温中日关系的这两段历史，使我们感到中日在历史问题上应取“两点论”：既不要忘日本侵华史，又要珍视中日２０００多年来形成的共有的历史与文化资源。这构成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全面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来的“一强一弱”中日关系开始走向２０００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但是，鉴于中日两国至今仍处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因此当今中日关系与成熟的“强强型”关系还有较长距离。从经济实力看，日本的经济实力比中国强，ＧＤＰ为中国的４倍多，人均ＧＤＰ为中国的４０多倍，这意味着中日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日本，估计到２０２５年左右，两国ＧＤＰ可大致接近，尽管到那个时候日本人均ＧＤＰ仍然是中国的几倍，但从总体经济规模看，两国的实力基本达到平衡。
 
    在中日走向强强型关系的过程中，两国关系将可能形成相互合作与摩擦，相互对话与猜疑并存的局面。有人说中日在东亚将形成“一山不容二虎”的紧张关系；有人则期待中日合作成为推动东亚地区发展的“双引擎”。而在双方不能达到互信的状况下，就会特别关注对方的力量发展和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图，特别是日本会对中国这样的邻近大国的实力增长特别敏感，认为这种发展会打破原来国际关系的平衡，对自己形成威胁。但是，日本也需要在经济上利用走向强大的中国。
 
    从“农农型”走向“工工型”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代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两国经过“农农型”关系、“农工型”关系，现在正向着“工工型”发展。
 
    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还是个农业国家，中日经济关系是农业国与农业国的关系；但随着日本迅速推进工业化，逐步成为工业国，中日关系也相应变为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二战后，日本经过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又一次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并在８０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人惊呼他们“失去了十年”，而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９０年代却是“收获的十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在日本等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这恰恰是周恩来总理在近５０年前就已预见到的问题。他在１９５４年会见日本客人时曾说：“诸位要问，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吗？”紧接着，周总理提出了极具智慧和洞察力的精辟论点：“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搞不好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８９页）
 
    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的巨大发展正像周恩来总理所说的，经历了从“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到“工业中国，工业日本”这个历史性转变过程。事实已经并将继续印证周总理的精辟论断：“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人们只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就不难发现以下３个重要事实：
 
    一，中国的工业化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双赢”的过程。随着中国向工业化迈进，中日间的贸易不是缩小了，而是不断地迅速扩大。２００２年两国贸易额超过了１０００亿美元。同时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也使双方获利。
 
    二，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的关系中，主流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融合。在大批跨国公司参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中国的加速工业化已经不是“国别行为”而是“国际行为”，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工厂”的概念已经过时。当今的事实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日本工业化、中国工业化乃至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国或地区的工业化的相互融合，一个世界性的制造业密集地带正在东亚地区形成。
 
    三，当前阻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与其说是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不如说是日本国内的农业等比较劣势产业与日本自身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从日本工业化的要求看，迫切希望通过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乃至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出口。但是，由于日本的农业团体、以及相应的政治势力的反对，现在日本同有农产品出口的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进展困难重重。这说明日本虽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对外经济政策“以农为本”的色彩甚至超过了“以工为本”的色彩。今后，日本国内改革的进展将成为影响中日经济关系乃至日本同亚洲经济合作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从“友好高潮型”走向“冷静务实型”
 
    中日复交３０年来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是经过“友好高潮期”、“感情摩擦期”，正向着“冷静务实型”关系发展。
 
    １９７２年中日复交，１９７８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加上在冷战的特定阶段中日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需要，中日关系在那个时期迅速改善，出现了友好高潮期。其后，中日关系一方面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也不断出现问题和摩擦，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期”。如日本领导人三拜靖国神社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及一些媒体的舆论导向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等。在此背景下，双方国民对对方的感情都受到负面影响。而这种“国民相互感情问题”又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
 
    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局与局部问题的关系，如何处理感情与政策的关系，成为中日关系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个课题，我们只有通过重温邓小平有关中日关系和对外战略的精辟论述和思想才能找到正确答案。小平同志说，中日“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服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小平同志在论述我国制定国际战略所应遵循的原则时曾说，“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５３页）这也是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可以预见，中日两国必将走出目前的“感情摩擦期”，走向一种基于相互理解和实际利益的、冷静务实和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一个突出表现是政治、外交方面问题不少，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财物跨国流动的“门槛”日益降低，以贸易投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为主要内容的两国民间交流日趋发展，呈现出“经热政冷”、“以民为主”的特点。千千万万日常的、平凡的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构成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主体。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两国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成为推进中日关系的两个轮子。“友好”所象征的精神力量与“合作”所产生的物质利益正在通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良性循环，促使整个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