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后汉末年时期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得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他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底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居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得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像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像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纪》称："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像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有三个，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另据《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后来在刘备蜀汉政权做过车骑将军的吴壹全家也随同刘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国志·吕乂传》中提到：吕乂的父亲吕常原本是为刘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后来也就留在益州为刘焉效命。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见《汉灵帝纪》）。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后汉书·刘焉传》中提到的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笔者认为应该就在这段时期，"焉悉收以为觽，名曰’东州兵’"。这样一来，刘焉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都说这时期的刘焉"阴图异计"，笔者认为可能说得太早了一点。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得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和刘焉带来的外来势力也就是所谓东州士的冲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另一种地方势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董扶。董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得很少，而且语焉不详，难以了解。但是在陈寿的另一部已经失传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残留的《益部耆旧传》片段中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后汉书·方术传》中关于董扶的记载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旧传》的）。董扶，汉末广汉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气。"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在随刘焉入川时就已经是蜀郡属国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刘焉说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个大逆不道的言语，刘焉岂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的名望，岂会不被刘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团。至于赵韪，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虽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从刘焉死后，"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况看，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或主动或刘焉指使，也在努力发展属于自己的当地势力。因此，笔者推测，后来刘焉对贾龙下手，很可能是因为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势力与贾龙的势力发生冲突，刘焉看到无法协调，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因为按照刘焉多年的政坛经验，似乎不可能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够代表益州广大豪强地主利益的贾龙势力，这样对刘焉在益州的管理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当时已经出现了另外一股能与贾龙势力相当的地方势力，刘焉不用顾及会产生较大的后遗症，才会放手一博。从以上的分析看，笔者进一步认为：贾龙所代表的仅仅是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其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后来赵韪的地步，而且在贾龙势力崛起的过程之中，极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董扶、赵韪才能乘虚而入，迅速团结这一部分的势力与贾龙对抗。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刘焉集团的主体是南阳等地而来的东州士，而刘焉又是利用东州士与当地势力的矛盾发难的说法，笔者认为似乎不妥。因为这批人从几个地区移民而来，刘焉也需要时间来进行整合，同时这批东州士在史料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有名的人物，单纯把矛盾全部推到这些人身上的说服力不够。笔者认为：刘焉是利用了董扶、赵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势力与贾龙所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为加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对益州的各大派系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洗牌，借机铲除异己。而所谓的东州士只是后来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灵帝初平二年（191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得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得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这个最后将会谈到，暂且不表）。

第二，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他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集团。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于朝廷征剿之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刘焉此去益州有没有协助征剿五斗米道的任务，不过刘焉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保障东汉政权的利益。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衔，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刘焉派遣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杀到别人管辖的底盘去了，这就等于把张鲁送上了汉中王的宝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都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似乎刘焉同张鲁的母亲发生了某种暧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不公平。从当时张鲁的势力和刘焉的一生看，提拔张鲁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刘焉利用张鲁切断了通往中原的最便利的通道，张鲁则利用刘焉取得了汉中的控制权。不过，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刘焉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外部也就是和张鲁的关系。

第三，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后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像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后，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干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也有资料说刘焉"讬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还"，此处以《三国志·刘焉传》为准）。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征发，（刘焉）皆不至"，气得董卓"收（刘）范兄弟三人，锁械于郿坞，为阴狱以系之"，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焉做了三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让后世者产生了一些疑问。

（三）

第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这个事情前面已经提到，造成的影响很大，也牵涉了几个著名人物，事情应该假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前面的分析看，随着刘焉自己在益州地位的巩固，东汉政权境内诸侯割据愈演愈烈、东汉已经是政府朝不保夕，根本无力理会刘焉的所作所为。刘焉此时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虽然他没有向袁术那样公开称帝，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对东汉政权的不屑一顾，以行称帝之实，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件是《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的"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因为听了相面的说吴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刘备的穆皇后）有大贵之相而让自己的儿子刘瑁娶之过门。这件事情后来也成为陈寿职责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罪证之一。严格地说，陈寿的评价虽不算太离谱，但有点牵强。这个评价有点不可全信，只能说是有可能。吴壹一家原本就是随刘焉入川，也可能是吴壹在巩固刘焉地位的诸多斗争中立场坚定而受到刘焉的赏识，加上吴壹的妹妹也的确长得是国色天香（要不然刘备后来怎么会娶这么个寡妇做皇后呢？），所以刘焉才让自己的儿子娶其过门。陈寿的这个评价有株连之嫌。

第三件事情就比较离奇。一向被后人认为是想当土皇帝、阴谋自立的刘焉，在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居然同留在长安的儿子刘范一起暗中和屯兵于郿的凉州集团的马腾联合起来，企图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这一招相当的冒险，因为如果不成功，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肯定会丢掉性命。结果刘范、刘诞也确实因为马腾的兵败而丧命（见《三国志·刘焉传》）。前面两件事情还算是比较好解释，而这第三件事却好像和后世对他的评价有点不相符。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属于勤王的义举，难道陈寿对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评价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史料上来寻找答案。

据《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记载："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从这段记载看，刘焉和马腾、韩遂一直就有联系，关系应当不错，因此刘焉和马腾联合进攻长安是有可能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记载："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把时间也交代清楚了，那马腾当时去进攻长安是什么身份呢？据《三国志·马超传》记载："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后腾袭长安，败走，退还凉州。司隶校尉锺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幹于平阳，超将庞德亲斩援首。"从这一段记载看，马腾虽然是朝廷任命的征西将军，但此时还要锺繇"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说明马腾与韩遂之间出了点问题。到底马腾与韩遂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呢？据《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记载："会三辅乱，不复来东，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雠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锺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马腾被韩遂打的连妻子都被杀了，可见力量削弱的严重程度。把史料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马腾有心勤王，但力量明显不足，所以向刘焉求助。而刘焉派出的仅仅是"叟兵"，根本就没打算真心帮忙。那还是派兵又是什么意思呢？联系到李傕、郭汜对待汉献帝的态度，笔者认为可能性有这么几个：

首先，刘焉是希望马腾与李傕、郭汜血战一场，拼个你死我活。一方面进一步削弱马腾的力量，以免其势力壮大，影响自己的发展，同时又担心马腾的力量太弱，不堪一击，达不到让其两败俱伤的目的，就派出几千人马来助威，让李傕、郭汜有所顾及，也好让马腾全力以赴，而自己的损失又不会太大。

其次，刘焉是想让李傕、郭汜觉得汉献帝始终是个累赘，与其让汉献帝留在身边听任天下诸侯勤王而不断削弱自己，还不如一刀将其结果以除后患。

再次，万一马腾打赢了，自己也可以捞个勤王有功的美誉，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阴图异计"创造更好的条件。一举数得，其用心非常的阴险。

显然，刘焉没有顾及到儿子的生命。可惜，最后的结果令刘焉非常的失望，马腾战败，儿子也搭上了性命。这时益州也出现了一件离奇的事情，一场无情的"天火"把刘焉精心制作的车具全部烧毁，同时大火殃及全城，不少老百姓的房子在这场火灾中毁于一旦。刘焉不得已把州治迁到了成都。刘焉觉得非常的不吉利，也许在这个时候，刘焉的头脑才逐渐清醒，感到自己的失策，"既痛其子，又感祅灾，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终于一命呜呼。

（四）

陈寿对刘焉的评价是："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刘焉一生，为达到自己割据一方、图谋称帝的野心，可谓绞尽脑汁。称得上是一个野心家，也具备一定的能力，但在内外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致命的失误，留给后人一种志大才疏的印象，总的来看，刘焉是个不成功的政治家。对外，没有很好地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志向，因此也就很难利用汉末群雄割据、政局混乱的有利局面，为自己、为儿子刘璋寻找到其他集团的支持，以至造成自己死后刘璋的孤立无援。对内，没有为儿子刘璋创造一个较好的统治环境，造成益州内部的混乱，大伤益州元气，这也是后来刘璋不得已才请刘备入川的原因之一。究其缘由，还是因为当年刘焉在打击贾龙势力的同时，没有很好地控制赵韪势力的扩张，也没有处理好赵韪势力与东州士之间的关系，导致后来赵韪势力的叛乱，削弱了刘璋统治益州的主要力量。没有处理好张鲁与儿子刘璋的关系，使得双方在自己死后最终反目成仇，导致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给了刘备。刘璋的失败尽管有自身的原因，但根源却和刘焉的失误有莫大的关联，刘璋的最终失败是有其必然性的。

提到后汉三国人物，大家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魏、蜀、吴三大势力的人物身上，因此关于这些人物的介绍及研究文章汗牛充栋。不过，当我们认真地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一直被大家所忽略而又不能遗忘的人物--汉献帝刘协。如果没有这个人物的存在，那三国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将重写了。

在后汉三国时代，有一对同年出生又同年去世的著名人物：一个是后世称之为"古今第一贤相"的诸葛亮，而另一个就是本文的主角汉献帝刘协了。刘协，字伯和，是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儿子，母亲为王美人，据《资治通鉴》《后汉书》《三国志》等相关史料记载：王美人生下儿子刘协后，因为担心被何皇后迫害，便将刘协交给董太后亲自抚养。不久，王美人果真被何皇后在药中下毒杀害，孩提时的刘协便失去了母亲。也许是出于对王美人的怀念吧，在后来群臣请求灵帝册封太子之时，灵帝想立刘协，认为长子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但到最后灵帝却又犹豫不决，没有下文了。不久，灵帝病重，把刘协托付给蹇硕。公元189年4月，灵帝于嘉德殿驾崩。这样一来，继承人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的关注。宦官蹇硕当时在皇宫中，想先杀何进，然后立刘协为皇帝。不料消息泄露，计划失败。经过一番争夺，刘协的同父异母兄弟刘辩得以登上皇位，史称少帝。在这场最高权力的角逐当中，刘协失败了。幸好当时的他只有八岁，尚且年幼，笔者揣测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应该不大，也许他还更乐意于玩耍嬉戏，勤奋读书呢。不过此时他的那个同父异母兄弟刘辩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先是在刘辩那不争气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优柔寡断，原本是想谋诛宦官，结果因行事不密，反被宦官张让、段圭抢先动手给杀了，引起都城洛阳一片混乱。接着是袁绍、袁术等人偕同何进部将吴匡、张璋在洛阳到处诛杀宦官，张让、段圭等人挟持刘辩、刘协兄弟逃跑，结果张、段二人在途中被杀。这两兄弟惊魂未定，夜里追着萤火虫的微光徒步向南走，想回到洛阳，途中连板车、马都需要从当地农家索要，真可谓狼狈之极。直到董卓出现，两兄弟才算是摆脱困境。却又不曾想董卓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少帝刘辩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把个董卓听了个云笼雾罩的，刘协却是一一回答，从始至终，毫无遗漏，这回少帝刘辩的好日子到头了，董卓相互一比较，觉得刘协贤能，而且又是由董太后养大的，他认为自己与董太后同族，于是心里有了废黜少帝，改立刘协为皇帝的念头。机缘巧合，回到洛阳以后，刘协终于在董卓的扶持下当上了皇帝。是年公元189年9月，刘协八岁。

董卓掌权以后，其暴行引起公愤。各路诸侯迅速起兵讨伐，董卓自知不敌，接受女婿李儒的建议，决定迁都长安。虽然文武大臣都不同意，但在董卓的威逼之下也只能随行。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一路上颠沛流离，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董卓还下令火烧洛阳，二百里内，一片焦土，鸡犬不留。虽然在史料上找不到当时刘协的态度和举动，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一定会让他刻骨铭心。经过这样一番磨难，刘协应该得以迅速地成长和成熟起来。

到达长安后，刘协在董卓专权的日子里战战兢兢地生活了两年，这期间他目睹了董卓的种种暴行。直到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原本汉献帝刘协可以开始过上好日子了，却不料好景不长，随着李、郭之乱，他又落到了李傕、郭汜的手中。这段日子应该说是他少年时期最痛苦的回忆了。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的刘协，不但没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治国之策，复兴汉室，两年来一直是危机重重，朝不保夕，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之中，汉献帝刘协逐渐成熟了，少年睿智的他开始学习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并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这个大汉天子的才华和个性，不甘心成为傀儡。兴平元年（194年），长安出现饥荒，一斛谷居然卖到五十万钱，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汉献帝刘协下令开仓赈济，并委任侍御史侯汶负责处理。但灾情并没有丝毫的改善，刘协怀疑侯汶贪污，竟然亲自于御前量试做糜，并证实发放中确有克扣现象，于是下诏杖责侯汶五十板，重新派人进行赈灾工作，终于缓解了灾情，同时也给朝中大臣们留下深刻印象。年仅十四岁的刘协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自己的聪慧。

兴平二年（195年），李傕、郭汜由于相互猜忌而兵戎相见，刘协又一次被挟持，并随之颠沛流离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但毫无皇帝的威严可言，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随行的朝中大臣常常数日吃不到饭，自尚书郎以下的官员还要亲自出城去采野谷充饥，有的甚至因没有找到粮食而饿死，可谓处境凄惨。有一段时间，刘协就住在以荆棘为篱笆的房子中，连窗、门都无法关上，群臣议事，也只能借茅舍作为朝堂，士兵们站在篱笆上观看，相互拥挤取笑，根本谈不上什么帝王的威严。一次，刘协向李傕要五斗米、五具牛骨，竟遭到拒绝，最后李傕只派人送来了五具臭牛骨。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引起了刘协的强烈不满，本欲与之理论，在侍中杨琦的劝说下方肯作罢。李傕、郭汜停战以后，献帝欲驾幸弘农，郭汜偏偏不理睬，刘协悲愤得一整天不吃饭，以示抗议。种种屈辱终于让这个少年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用绝食来表达心中的愤懑。面对残酷的现实，汉献帝刘协长大了。他在等待时机，摆脱目前的困境。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应有的尊严和权利。在此期间，刘协还做出了一个举动。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这个举动看似令人费解，其实另有深意：在刘协的心中，吕布曾经诛杀董卓，是朝廷的忠臣，刘协极有可能是想利用吕布的力量摆脱目前的窘境，恢复皇权的威严。可惜当时的吕布已经是自身难保，最终此事只能作罢。但由此不难发现，刘协虽然年轻，但已经具备一定的政治头脑和理想，并且开始逐步付诸行动。

建安元年（196年），机会终于来了。曹操在这场争夺皇帝的角逐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目的，曹操先是不断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博得刘协和朝中大臣们的好感。在迎接刘协后不久，曹操就借口粮食匮乏，连哄带骗把刘协及一班朝中大臣转移到许昌。至此，汉献帝正式迁都于许昌。也许此时的刘协还以为再也不用经历童年、少年时候的悲惨生活，从此走向安定。但结果却又是事与愿违，刘协又一次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地失败了！

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刘协似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皇帝，就算是有名无实，但却始终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既然有那么多人在打自己的主意，那自己也要好好地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不再重蹈覆辙，完成作为一个皇帝所要完成的职责。因此，刘协看中了曹操，立即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准备借助曹操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其间，刘协少年睿智的名声，也逐渐为当时众人所公认。建安元年(196年)，孙策写给劝谏袁术的书信中就提到刘协"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虽说是溢美之词，但也证明刘协的确是很聪颖的。《后汉书·荀悦传》中也记载："献帝颇好文学，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不过一代奸雄曹操所需要的却不是这些。老奸巨猾的曹操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帮助刘协光复汉室，只是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随着曹操地盘的不断扩大、权力的不断稳定，曹操逐渐开始铲除异己，集权于一身。对此，刘协是有所察觉的，也是不甘心的，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反抗行动。刘协曾气愤地对曹操说："你若要辅助我，就要宽厚一些；否则，你就开恩把我抛开罢。"说得曹操大惊失色，匆匆告辞，从此不再朝见献帝。建安四年（199年），刘协任命自己的岳父董承为车骑将军，借以牵制曹操。刘协又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要董承联络忠于汉室的大臣、诸侯，共同铲除曹操。刘协的这一次冒险，反映出他还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不幸的是，刘协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计划泄露而告失败。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处死了参与计划的董承、吴子兰、种辑等人，并夷灭三族。刘协的贵人董氏也因为受到其父董承的牵连而被害。当时董贵人怀有身孕，刘协虽然极力保护，但最终未能幸免。刘协的失败，宣告了自己恢复皇权愿望的彻底破灭。曹操借此加强了对刘协的控制，"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这时的汉献帝刘协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傀儡。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又因早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及曹操的残暴，要其父设法除掉曹操，被曹操发觉，结果伏皇后及其两个儿子和伏氏宗族一百多人被处死，曹操又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样一来，刘协不但孩子没了，就连枕边人都没有保住。可以想象这时的刘协的心里一定是在滴血。难怪他在与伏皇后道别的时候悲痛地说出连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之类的话。巨痛之下，刘协绝望了。从此，他不再心存什么恢复皇权之类的空话了。幸好他与那位曹皇后的关系还算是融洽，这多少给了刘协一丝安慰。这位曹皇后虽然是曹操的女儿，但也算是嫁夫随夫，在曹丕篡汉时与刘协保持了高度一致，公然大骂其兄犯上作乱。气得在场的曹休表示：如果她不是先王之女，必一剑杀之。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故，曹丕袭爵魏王。这时的刘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这可能是刘协再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而做出的特别之举。也许他认为曹操一死，自己就有机会恢复皇权亲政了，所以特意改换年号。不过他这最后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同年，华歆、贾诩、王朗、李伏等众多曹魏的亲信大臣，在曹丕的授意下，直闯汉献帝的寝宫，威逼刘协逊位。刘协终于醒悟了，他担心了几十年、一直害怕出现的厄运降临了。刘协不禁全然不顾皇帝的仪态，失声大哭，黯然退入后殿，闭门不出。曹皇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对丈夫的同情，挺身而出，痛责众人，才暂时给刘协解了围。但不久汉献帝刘协终于还是在曹丕的逼迫下于当年十月禅位于曹丕。不过，曹丕倒也像其父曹操一样，没有加害刘协，封其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使用汉天子礼乐，建汉宗庙以奉汉祀。随着汉献帝刘协的退位，在中国统治了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随之结束了。

魏青龙二年(234年)，献帝病故，终年五十四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孝献皇帝。

终其一生，汉献帝刘协始终是个悲剧人物，虽少年睿智，但一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无法施展。虽有心回天，但先人留给他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可悲！可叹！

他，一位皇家贵族，出身高贵。

他，一位忠臣，一生为国，从不背叛。

他，一个清官，公正、仁和，政绩显著。

他，民族问题专家，深受其他民族敬仰，他死后，连这些外邦异族都要为他报仇。

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三国的混乱局面也许就不会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也就不会出现了。

他，就是后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刘虞。

刘虞（？-193年），字伯安，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县）人。刘虞是光武帝的第九个儿子东海恭王刘强的后裔，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刘强这一支传到刘虞这已经是第六代了，刘虞虽然和袁氏兄弟、刘璋等人一样同属贵族子弟，却没有倚靠祖辈的庇荫，而是从基层做起，早年举孝廉，担任户曹吏之类的小官，他在任时"治身奉职"，十分勤勉。后来又当了博平县的县令，史书上记载说他担任博平令时"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当时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传说：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邻县闹蝗灾，蝗虫经过博平县地界时竟然"飞过不入"，用古人的话说，这可真算得上是"至德动天"了，虽然这个传说不足为信，但也足以说明刘虞的杰出才能在当时已经是传为佳话了。

由于政绩显著，在其后的岁月里，刘虞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汉灵帝时又历升尚书令、光禄勋、宗正等要职，灵帝末年，以宗正复任幽州牧。董卓专权时期，董卓对刘虞也是极力拉拢，拜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又代袁隗为太傅，太傅是古时候的三公之一，到了汉代，以司马、司空和司徒为三公，太傅则称为上公，位在三公之上，极为显赫。但由于当时的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远在幽州的刘虞并没有接到这项任命。

刘虞为官清廉，"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身为最高职位的官员，衣食却是如此简陋，这种简朴的作风与当时东汉官僚穷奢极欲的腐朽作派截然不同，因此对幽州的社会风气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史书记载说"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可见其在后汉末年具有很罕见的人格魅力，深受百姓、士人爱戴。

刘虞在任期间"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巿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重点发展农业、养蚕业，利用上谷郡与匈奴、扶余、鲜卑等民族进行边境贸易，开采渔阳郡丰富的盐、铁资源，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因地制宜，脱贫致富。经过刘虞的管理，幽州成为当时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据说当时从青州、徐州过来定居的百姓竟有百万之众。从经济方面，我们说刘虞是个出色的内政高手一点也不过分，而他的建树绝不局限于此。

汉朝的外邦异族问题一直困扰了当权者几百年，一直没有解决好。东汉末年，战乱频生，这些外邦异族也乘机进行入侵。危害了政权的稳定。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投靠乌桓辽西部大人（即首领）丘力居等人发动叛乱，并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掠吏民，扩充地盘。面对复杂的形势，时任幽州牧的刘虞立即派遣使臣到丘力居处晓以厉害，成功瓦解了叛乱，避免发生民族之间的更大纠纷，并成功镇压了这场多民族参与的叛乱。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面，刘虞主张安抚，和平相处。他任内"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在各民族之中享有崇高威望。董卓专权之后也表现出对刘虞的敬重，以朝廷的名义升他做大司马。

刘虞在内政外交上都颇有建树，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最终没能实现其匡扶汉室的理想，含冤而死，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说起刘虞的死，还得从关东联军讨董讲起。

董卓专权之后，关东诸郡组成联军进行征讨，迫使董卓带着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董卓退至长安后，各路诸侯开始闹起内讧来，渐渐形成了分别以袁绍和袁术为代表的两大阵营。袁绍等人当初在皇帝的废立问题上就与董卓有根本上的分歧，加上现在皇帝又在董卓手中，让他们感觉很不自在，于是在初平二年（191年）春，袁绍、韩馥等诸侯准备拥立既有皇室血统，又极有名望的刘虞为帝。但刘虞岂是数典忘祖的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自然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当时跑去劝说刘虞称帝的前任乐浪太守张岐碰了一鼻子灰，被刘虞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

韩馥等人被拒绝后，仍然不死心，以为刘虞只是不愿意背负骂名，于是又请他录尚书事，其实也只是变相地架空身在长安的汉献帝的权力而已，作为大汉王朝的忠臣，刘虞心中想的只有尽心王室，重振朝纲，再次断然拒绝，甚至把派来的使者都给杀了。这样一来，刘虞和袁绍等人的关系自然就闹僵了，忠心于汉室的刘虞看到诸侯们个个心怀鬼胎，于是派自己手下的从事鲜于银和右北平一个叫田畴的忠义之士前去长安觐见皇帝。

一心想回到洛阳的汉献帝在见到刘虞派来的人之后非常高兴，当时刘虞的儿子刘和在朝中担任侍中，于是献帝派刘和偷偷潜出武关，去幽州找刘虞，想让刘虞发兵勤王。这件事如果不是因为袁术、公孙瓒等人从中作梗，那后面发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能就变成了刘虞"助天子以平乱世"了，凭借刘虞的声望和幽州的实力，后汉王朝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土崩瓦解。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刘和在路过南阳时被袁术给扣留了下来，让刘和写信叫刘虞发兵，到南阳会合后一起向西去迎取皇帝。

袁术的这些伎俩只能骗刘虞这样的忠厚之人，当时以奋武将军领辽东属国长史的公孙瓒觉得袁术这样有野心的人这么做一定有问题，于是劝刘虞不要出兵，但一心想勤王的刘虞哪里听得进去，马上派了几千骑兵前往南阳去跟刘和会合。

公孙瓒见自己的主张没被刘虞采纳，害怕自己的建议被袁术知道而引来麻烦，于是派弟弟公孙越领一千骑兵去会合袁术，拉拢关系，还暗中教唆袁术扣押刘和，夺取了他的兵马。

以大司马领幽州牧的刘虞虽说是公孙瓒的上级，但公孙瓒平时却并不怎么买他的账，两人在民族政策上意见分歧很大，刘虞是主张"以恩信招降"的温和派，而公孙瓒却一心想扫灭乌桓。公孙瓒阴了刘虞一把之后，两人的关系更是降到冰点，刘虞也开始准备对公孙瓒动武。可惜刘虞在军事上却不是一把好手，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冬天，刘虞率十万众进攻公孙瓒，结果却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公孙瓒打得大败，不但他自己，连同妻子、儿子都当了俘虏。

由于刘虞是公孙瓒的上司，公孙瓒当然不愿意背上杀死上司的恶名，所以并没有立即杀死刘虞，而是继续让他掌管州府的文书。但没过多久，从长安来了一位叫段训的使者，段训原本是奉命来加封刘虞和公孙瓒的，结果却被公孙瓒逼着伪造了一份诏书，说刘虞和袁绍合谋僭位，并且胁迫段训斩杀了刘虞。

就这样，刘虞非但没有完成其复兴汉室的雄心壮志，反而带着遗憾和强加于己的罪名，屈辱地离去。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率兵为刘虞报仇。由于当年刘虞在各民族之中的崇高威望，包括鲜卑、乌丸等民族在内的数万青壮加入到阎柔的队伍之中，与公孙瓒展开战斗。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为之复仇，最终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

刘虞虽然未能完成自己"尽心王室，重振朝纲"的心愿，但从他一生的政绩与才能，加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水平这三方面的作为来看，说他是位"治世之能臣"还是不为过的。回顾历史，我们只能在掩卷之余感慨，汉末动乱的年代不是这位能臣干吏施展抱负的乐土，他注定无法--当然也不屑于做一个"乱世奸雄"。

《三国演义》二十一回"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曾对当时的各路诸侯进行了一番点评。当谈及荆州牧刘表时，曹操不屑一顾：

"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这个占据荆州长达十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的评价好像已经是盖棺定论了。每当提及刘表，多以"虚有其表"、"有名无实"、"毫无作为"之类词汇来概括。但当阅读过《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资料以后，笔者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刘表不但不是虚有其表，反倒是很有作为的一代能臣。那么，历史上的刘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说他是一代能臣呢？

刘表（公元142-208年），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氏。论血统，他是汉鲁恭王的后代，也算是皇家贵族，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史书记载刘表"长八尺余，姿貌甚伟"（见《三国志·刘表传》）。但刘表可不单单是青春偶像派的人物，他年轻时就因为才华出众而闻名天下，人称"八俊"之一，也有"八友"、"八交"之一的说法，类似于现在的十大杰出青年。这么多的头衔足以证明一点，刘表当时的名气不小。刘表勤勉好学，善于独立思考。十七岁时，刘表就曾向自己的同乡兼老师--当时的南阳太守王畅提出："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这段话是针对王畅过于简朴的生活作风而提出的疑问，并且充分表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青年时期的刘表没有仿效当时流行的隐居山林的清流作风，而是积极地投身仕途，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属，很受何进的赏识，后来被升为北军中候，掌管禁军。初平元年（190年），原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杀死，何进向朝廷推荐了刘表担任荆州刺史，这也显示出何进对刘表的偏爱及对刘表的能力和才华的肯定。

当时的荆州形势相当复杂。"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见《三国志·刘表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而刘表却是"单骑入宜城"。面对荆州混乱的局面，刘表显得从容镇定，沉着冷静，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稳定了局势。首先，他争取了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蔡、蒯两大家族的信任和支持，并征求他们的建议。

当时蒯良、蒯越两兄弟都颇有才识名望，蒯良对局势提出的见解是"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认为"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见《三国志·刘表传》裴注）而蒯越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又认为"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还建议刘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

应该说蒯良说得比较虚一些，而蒯越的建议则是极富实干精神的，刘表也用很高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先把两个人都夸了一番，然后采纳蒯越的谋略，"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众多，或既授部曲"，一举歼灭了宗贼势力，后来他又平定了零陵、长沙等郡，扭转了荆州的混乱局面，刘表自己也晋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

经过几年努力，刘表成为一个仅次于两袁兄弟的一股强大势力，"南收零、桂，北据汗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见《三国志·刘表传》）说到这里，谁还能说刘表是"虚有其表"呢？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

刘表控制荆州以后，对于属地的管理也是励精图治，有条不紊，贡献良多，体现出一代能臣的本色，把荆州治理得有声有色，之前"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的荆州，变成了"万里肃清"的东汉后期最后一片乐土。在对外问题上，刘表采取了拥兵自重的正确政策，尽量避免发生大的冲突，以免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在经济上，刘表有效利用了当地各大家族的势力，推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荆州地区的百姓"大小咸悦而服之"。对刘表的这种评价，莫说是在后汉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局面相对平静的三国鼎立时期，也是独一无二，是别人所无法得到的。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政局稳定，各方人才纷纷从各地迁往荆州，人数数以千记，其中既有像水镜先生司马徽这样的名流，也有像徐庶、石广元等青年才俊，甚至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诸葛亮等。试问，一个虚有其表之人能有如此辉煌的政绩吗？如此的"爱民养士，从容自保"，难道是一个虚名无实者所能做到的吗？可以这样说，刘表的确是一代能臣，他的有效管理让各路诸侯羡慕不已，对于其治理下的荆州都是垂涎欲滴。鲁肃就曾经对孙权这样评价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这也算是对刘表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后世研究者在评价刘表时往往指责他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说在荆州集中了很多能人名士而刘表却弃之不用。谬矣！史载，凡是从外地迁来荆州的士人，刘表都是"安慰赈瞻，皆得资金"，非常礼遇。对于一些能人名士，刘表也是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像对待司马徽，就曾多次派人请其出仕，甚至亲自出马相邀。见到司马徽以后，刘表不惜在田间与其交谈，全然没有摆出一副荆州牧的架子，其心可谓诚矣！若说刘表不用人才，那么倒要反问一句：思贤若渴的刘备在荆州呆了七年，不也没有挖走司马徽吗？！为什么只对刘表大加指责而对刘备却是不论一言呢？再者，如果刘表没有在荆州广纳人才，那他把荆州治理得如此有声有色，就凭当初单人独骑闯荆州的一个人？

在董卓死后，张济的部队流亡到荆州地界，在穰城与荆州士兵发生冲突，结果张济战死。当时荆州的官员纷纷表示庆贺，但刘表却说："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并且还"使人纳其众"。刘表的仁义和礼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众闻之喜，遂服从"。

其后刘表还让张济的侄子张绣继续统率关中人马，驻守宛城。说到张绣，就不得不提一下黄祖，张绣和黄祖都是有些军事才干的人，这一点刘表很清楚，刘表对他们的任用也是比较成功的，张绣在宛城，黄祖在江夏，分别成为刘表抗衡曹操和江东孙氏的两个重要据点，确保了荆州腹地的安定，说刘表知人善用，是绝不为过的。

还有第二种指责，说刘表没有重用刘备，提出这个说法的人其实是太不了解刘备。试问像刘备这样的人能用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刘备和吕布没有多大区别，都是背主之臣。我们可以数数看，刘备投靠过多少人，又有几次能做到善始善终的？！也许刘表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才有意而为的，这个决定没有错！以刘备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于刘表治下的荆州，始终是垂涎三尺的，但直到刘表病死，刘备都没能捞着半点机会，我们不能不说，刘表真是看透了刘备啊！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刘表也不例外。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刘表的确显得优柔寡断，造成了内部的不团结，影响了政局的稳定。不过，这是连历史上很多英明的君主都会犯的错误，不能单单成为指责刘表的理由，也无损于刘表一代能臣的地位。

纵观刘表一生，其所作所为没有超出人臣的范畴，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代能臣。

至此，笔者不禁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很多研究者对于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素有政治野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英雄赞誉有加，而对刘表这种毫无野心、只想守土安邦的能臣嗤之以鼻。难道为一己之私而致生灵涂炭才能称之为英雄而赞其胸有大志，那些只能保一方平安而无称霸野心之人就可以视作毫无作为吗？

陶谦这个人，也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才能和伟略，人们对他的认识大都集中在"三让徐州"上。他在曹操为父复仇、血腥屠城的困难局面下，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又同当时还是平原相的刘备同来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陶谦对刘备赞赏有加，并在病故之前把徐州让给了刘备（让徐州的确有过，但"三让徐州"却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本文要讨论的是历史事件，因此不再赘述）。一下子把个之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大耳公推到了前台，刘备一夜成名，由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平原相跻身诸侯之列。要说陶谦此举也说明他还是很有些见地和头脑的，但偏偏史料上对他的评价却是相互矛盾的：一种是时人张昭，他认为陶谦"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分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官。而另一种是陈寿，则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最后是"昏乱而忧死"，这又像是个昏官。那么历史上的陶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史料上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呢？让我们去伪存真，对各种历史记载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对比，从内政、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来做一个综合分析，看看这个陶谦的真面目吧。


（一）

历史上的陶谦本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势力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发展、灭亡对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都起着一定作用，特别是对曹操、刘备两大势力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过，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对他的记载基本相同，而且是语焉不详，对于我们了解陶谦帮助有限，尤其是对陶谦的内政管理能力的记载很少，所以陈寿所言的陶谦"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过我们可以综合其他的相关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陶谦（公元132-194年），东汉末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人，字恭祖，父亲曾做过余姚长之类的小官，但在陶谦幼年时便亡故（见《吴书》）。陶谦从政是没有什么背景可言的，他只能是从基层做起，综合《吴书》《三国志·陶谦传》的记载，陶谦步入仕途之后，在任职徐州牧之前，先后担任过卢令、舒令、幽州刺史之类的地方行政官员。政绩如何呢？证据不多。《吴书》中引用张昭的话说是"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联想到张昭一生刚正不阿，从不溜须拍马，虽说此言有点过于赞誉，还是基本可信的。另外在《吴书》中还有一个记载，也可作为佐证：陶谦在担任舒县县令时，曾经得罪过上司，上司想伺机进行报复，但"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这也可以说明陶谦这官做得应该不差。

陈寿在《三国志·陶谦传》之中说陶谦在担任徐州牧的时候，"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也说"（陶谦）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这两个记载基本是一致的，但都有个问题：按照陈寿和范晔的说法，徐州渐乱的时间，是在陶谦担任了徐州牧之后，也就是在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之后，而之前呢？这两部史书都说是"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那这个"是时"的时间里谁是徐州的刺史呢？还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的记载：是陶谦！综合相关的很多史料，陶谦是在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的时候出任徐州刺史的。也就是说是陶谦把徐州治理得"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陈、范二人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至于说到陶谦亲小人、远贤士，我们不妨从陶谦到徐州后由刺史到州牧这六年在内政方面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探讨。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陶谦出任徐州刺史，首先迅速扑灭了境内的黄巾之乱，"境内晏然"，稳定了局势。当时整个中原广大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徐州也不例外。据《先贤行状》中记载：徐州当时是"世荒民饥"。针对这一情况，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陈登时年仅二十五岁，后来陈登在"广陵有威名"（《三国志·陈登传》），这不能不说与当时陶谦对他的大胆任用有关。是陶谦慧眼识英雄，使之名声大噪，证明陶谦用人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