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浙江海宁人，出身望族。大学主修英文和国际法。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

所获荣衔甚多，包括：1981年英国政府O.B.E.勋衔，褒扬其对新闻事业及小说写作的贡献；1986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博士，表扬其对社会工作及文学创作的成就；1988年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名誉教授；1992年加拿大UBC大学DoctorofLetters；1994年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以及1996年剑桥大学荣誉院士等。

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

你领略惯了金庸刀光剑影的“剑胆”，你可曾见识他赏花弄月的“琴心”？

首次在内地露面的《金庸散文集》将给你一个武侠之外的金庸，一个可爱的、真实的金大侠。

散文首度出版，大侠袒露自我

　　中国内地惟一经金庸授权正式出版的个人散文作品选《金庸散文集》按计划于2006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面世，这是金庸沉寂十年后出版首部新书，也是其作为武侠大师所撰写的生平首部散文集。

　　该书策划人师永刚告诉记者，远在英国伦敦研读博士的金庸重新亲笔校订了自己40年的散文作品，选出近百篇结集。金庸的散文和随笔一直以来并不为广大读者所见，几十年来，金庸也从未将之结集出版，这些文章主要散见于金庸创办的杂志香港《明报月刊》等。师永刚介绍，《金庸散文集》收录了金庸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报纸杂志散落发表的文章，多数是金庸对于电影、话剧、戏曲、歌舞等各门艺术的鉴赏文字，以及历史随笔、游记、武侠小说的创作心得，一共有40多万字，厚达400多页，呈现了金庸先生广泛的兴趣和游历，分为“看戏”、“听歌”、“品舞”、“赏画”等几大块，不乏“某夜，在闲谈中，一位朋友忽然问我：”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我冲口而出的答复：“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这样的自我展现。

　　武侠可以改，散文不想改

　　师永刚介绍，作为沉寂十年后出版的首部新书，金庸对自己的首部散文集《金庸散文集》颇为看重。在其编撰过程中，远在英国剑桥大学研读博士的金庸还先后亲笔三度校订，对出版质量要求严格。三次亲校下来，金庸除了将自己在《明报月刊》杂志里登载的精华文章收录之外，还专门增加收录了他早年在《大公报》等处所开专栏的文章，以使本书更为丰富。金庸回忆称，五十年前，自己就和梁羽生、陈凡一起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发表散文《三剑楼随笔》等：“我不但同意正式授权转载，还另外找出一些当年在《大公报》发表过的旧作，替换了一些太失时效的散文。这些旧文都是评谈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的杂作，因为文化戏剧有永久性，时间性不强，而所评述的节目，都是内地来港的演出，或一些国外的不朽之作，内地读者多有机会见到，不致太过隔膜。”此前修改武侠旧作惹起争议，金庸对这些散文手下留情，表示自己虽然觉得当年“见解浅陋”，但如今重刊也决定“不再修改”。

　　亲自担纲主编，邀请名家顾问

　　事隔多年，为什么动起了结集出版散文的主意？师永刚透露，今年对于金庸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40年前的1966年，金庸在香港创办了《明报月刊》杂志。这本杂志如今已经在海内外知识分子心目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发行区域的限制，这本杂志对于内地的大多数读者来说，却无缘见到。”所以，正值《明报月刊》创刊40周年之际，金庸不仅授权将自己的散文收集成册作为“《明报月刊》40周年”精品文丛隆重推出，还欣然允诺出任丛书主编，并邀请马悦然、柏杨、余英时等华语大家共同出任本套丛书的顾问。

《金庸散文集》精彩章节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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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

　　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间，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通常，读书人“雅的艺术”起初对民间俗的艺术会有所排斥，但后来终于吸收了民间艺术天然稚拙之美而丰富起来，增加了活泼生气。不论诗歌、小说、戏曲、音乐、绘画，都是这样。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

　　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所以王维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大多数画家书画并擅。中国艺术固重功力，更求意境，徒有技巧而无深意，即落“匠气”。

　　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还不在透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正如承旨奉和之诗，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

　　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这在艺术创作上本来是正路，但他们大都趋向于形式的研究，只注意构图和色调的创作，极少企图抒发高雅情操、自然天趣。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

　　这种趋向，主要是社会压力。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时时刻刻在生死存亡中挣扎奋斗，“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军事政治服务”，成为最迫切的需要。社会不同情艺术家表现个人的闲情逸致，要求人人为民族的生存尽力。所以，在文学上，“文以载道”成为主流；在美术上，“社会效果”成为主流。为政治服务成为艺术的主要目的，艺术就成了宣传工具。当然，就整体的社会效果而言，这种绘画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形式技巧上，宣传画也可以十分精彩。

　　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中国的新诗、小说、音乐（民歌除外）、话剧，却连形式也完全西洋化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颇难接受，只有洋化的知识分子才喜欢。中国的传统戏曲也能保持原状。江青所提倡的钢琴伴奏“样板戏”和“革命芭蕾舞”不受欢迎。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

　　这次全世界中国绘画的大师们群集香港，实是难得的盛事。他们属于不同流派，各有各的独特风格，但有两点是共通的：第一，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第二，他们在自由创作之中发挥了个人风格。无中国传统即非中国艺术；无创造、无个人风格则不足以成大师。

　　个人风格和社会意义并不互相矛盾而排斥，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全人类的、民族的宝贵资产。从长期观点来看，“自由创作”始终是增加世界文化资产的必要条件。

　　一九八六年四月

中国舞蹈的特点

　　在“中国民间歌舞”的舞蹈节目里，任何不熟悉舞蹈艺术的人大概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构图的对称性”。这在《采茶扑蝶》与《单鼓舞》《花鼓灯》中尤其显著，左边的人做了一种姿势，右边的人也必做一种相应的姿势。舞蹈的三要素是指表情（不单是脸部的表情，是全身的表情）、节奏和构图。中国舞蹈的表情和节奏当然各有特点，但特征最显著的恐怕是构图。这种构图在舞蹈中叫做“对称的平衡”。其实在我国各种艺术作品中，对称性都很强调，最容易看得出来的是建筑，北京的街道与宫殿，几乎全是对称的。不过假使全　　部对称，未免死板单调，所以要在舞台中央发生丰富的变化，这叫做“轴心论运动”，一切舞蹈都环绕着这轴心发展。轴心运动是我国一切古典舞蹈与民间舞蹈美学的基础。

　　即使是单人的舞蹈，这种对称和轴心的情形仍旧保持着。譬如京戏中《霸王别姬》的剑舞，《天女散花》与《樊梨花》下山时的带舞、《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舞蹈、昆曲《思凡》中小尼姑的舞蹈，舞蹈者的姿势经常表现着对称，手中拿的不论是剑、是绸带、还是拂尘，在左面画了一个圆圈，回头在右面也得画一个圆圈，在舞蹈者人数是奇数的舞蹈中，例如昆曲《断桥》中的许仙，白娘娘与小青，《跑驴》中的老乡与小夫妻，也有对称的平衡。那个丈夫扭伤了手，后来老乡一定扭伤腿来平衡。

　　有人认为这种“对称的平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我不很同意这种说法，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喜爱这种完整稳定的形式。当然，在以后舞蹈的发展中，要注重所谓“自然的平衡”（简单的说，那是新式话剧中舞台面的平衡，而不是京戏中四个龙套、四员大将左右各站两个的那种对称平衡）与“矛盾论运动”，以丰富我们舞蹈的内容，使它更为多彩多姿，但我国传统舞蹈艺术中的许多优点，绝对是可以保存而加以发展的。这部影片里这许多优美的舞蹈，就是最好的例子。

　　每一个舞蹈有它的主题，而这主题也要进行发展和变化。这和音乐的情形是很相似的。《采茶扑蝶》舞的主题是采茶与扑蝶，可是采茶有各种各样的采法，扑蝶也有各种各样的扑法，这些多样性的变化就是主题的发展了。

　　我曾说“狮舞”中的“举起”动作很富有特色。在芭蕾舞里，男人把女人举起来，是非常重要可是非常难的动作，时间要绝对的准确，必须“举重若轻”。有一次练习，教师叫我一位朋友把一位小姐举起来，叫他的手拿住她的腰。这位小姐很美，但腰不大细，那位朋友偷偷对我说，“举起已经很难了，我还有一件困难，根本不知道她的腰在什么地方。”像“狮舞”那种“举起”，我在外国舞蹈中还没有见过，那显然是不容易的。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围棋杂谈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道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绀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棋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棋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着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围棋杂谈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道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绀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棋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棋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着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月下老人祠的签词

　　杭州有座月下老人祠，那是在白云庵旁，祠堂极小，但为风雅之士与情侣们所必到，可惜战时给炮火夷为平地，战后虽然重建，情调却已与以前大不相同。杭州正在大举进行园林建设，我想，这所司天下男女姻缘的庙宇，实在大有很精致地修建它一下的必要。

　　月下老人的典故出于《续幽怪录》，据说唐时有个名叫韦固的人，有一次经过宋城，看见一位老怕伯在月光下翻书，这位老伯伯说天下男女的姻缘都登记在他的簿子上，他囊中有无数红色绳子，只要这绳儿把男女两人的脚缚住了，就算两人远隔万里，或者是对头冤家，都会结成夫妻，所以后来有“赤绳系足”的典故。西洋人的办法却比我们鲁莽得多，他们有一个丘比特，是个顽皮小孩（有时甚至是盲目的），拿着弓箭向人乱射，哪一对男女被他一箭射中，就无可奈何地堕入情网。相较之下，我们的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线温柔地替人缚住，还有簿籍可资稽考，显然是文明得多了。月下老人的故事流传全国，然而除了杭州之外，其他地方很少有这位“天下婚姻总管理处处长”的庙堂，倒很奇怪。

　　以前，常常可以见到一对对脸红红的情侣们，尽管穿了西装旗袍，都会在祠堂中虔诚地拜倒，求一张签，瞧瞧两人的爱情能不能永远美满。

　　杭州月下老人的签词恐怕是全国任何庙宇所不及的，不但风雅，而且幽默，全部集自经书和著名的诗文。据说其中五十五条是俞曲园所集，此外四十四条是俞的门人所增，共是九十九条。我旧日家中有一个抄本，不知是哪一位伯伯去抄来的，我还记得一些，但九十九条自然记不全了。

　　第一条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兆头吉利的有“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原来是曾子的话，这里当指这男子很靠得住，可以嫁）等等。求签而得到这些，那自是心中窃喜，无法形容了。

　　有一条是“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孟子》这两句话，本是反语，但这里变成了鼓励男子去大胆追求。有一条是《诗经·?#123;风·桑中》的三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在《诗经》中原本是最著名的大胆之作，所谓“桑间濮上”的男女幽期密约，这一签当也是鼓励情人放胆进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不愧于天，不畏于人”。这两签都含有强烈的鼓励性：追呀，追呀，怕什么？

　　还有一些签文含有规劝和指示，如“德者本也，财者未也”。叫人不要为钱而结婚。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指此人虽穷，人品却好，可以嫁得。如“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照《论语》中原来的解释，是这男人嘴头甜甜的会讨人喜欢，相貌又漂亮，然而是头色狼，绝对靠不住。“可妻也。”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孔夫子说公冶长虽然给关进了牢狱，但他是冤枉的，结果还是招了他做女婿。“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这句本来是闵子骞的话，这里大概是说别三心两意了，还是追求你那旧情人吧。另一条签词中引用孔子的话，恰恰与之相反：“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好的人有的是，你哪里知道将来的没有现在的好？这个人放弃了算啦。这大概是安慰失恋者的口吻吧。“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你爱他，要了解他的缺点，你恨他，也得想到他的好处。“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她虽然对小王很亲热，对你很冷淡，其实她内心真正爱的却是你呢。“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这家伙有什么地方值得你这么颠倒呢？唉，连这种丑八怪也要！

　　另外一些签条是悲剧性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照余冠英的译法是：“谁说那苦菜味儿太苦，比起我的苦就是甜荠。瞧你们新婚如蚀似漆，那亲哥亲妹也不能比。”有一签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虽不一定如孔子的弟子冉伯牛那样患上了麻风病，但总之此人是大有毛病。“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出韩愈《祭十二郎文》）；“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出《诗经·王风·中谷有蓷》），这些签都是令人很沮丧的。

　　“风弄竹声，只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那是《西厢记》中张生空等半夜，结果给崔莺莺教训一顿。“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那是《琵琶记》中蔡伯喈不顾父母饿死，为人痛斥。求到这些签文的人，只怕有点儿自作多情。最令王老五啼笑皆非的，大概是求到这一签了：“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圆周率的推算

　　梁羽生兄在《数学与逻辑》一文中，曾谈到祖冲之的圆周率，说是全世界最早的精密。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圆周与直径的比例怎样，这在实用上是常遇到的，我国最早的数学书是《周髀算经》，其中称“周三径一”，即周率是三。据传说，这是周初的商高计算出来的。如果传说不错，那么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事了。

　　希腊人说，周率的应用是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那就是那位因洗澡而发现阿基米德定律的人。希腊人称圆周率为“阿基米德值”。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先生在《圆周率略史》中说：“西洋数学史多以为此率源于印度，而声息相通之阿拉伯亦认为印度所产。”

　　到底，粗疏的圆周率是哪一民族的人最先发现的？我想，三与一之比的周率，随便用尺与绳子一量就量得出来。在实用上需用的时候，许多民族都会一量而依照这比率计算。所以，到底谁最早发现，那是很难说的。至于精密的计算，则是较后的事。

　　我们说祖冲之最先计算出精密的圆周率，是根据《隋书·律历志》中的记载。那上面说：“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冪，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这一段话稍加说明，就极易清楚：

　　我国历史上首先用数学方法推算圆周率的，是汉代的大学者刘歆（公元二三年为王莽所杀），他的圆周率是31547。张衡（公元七八年——公元一三九年）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的周率是√10。刘徽（公元二六三年前后时人），他用割圆术来推算，即圆内画一六边形，逐渐增加边数，这多边形与圆会越来越接近，计算多边形的边，算到九十六边形时，周率定为314。王蕃（公元二一九——公元二五七年）是14245＝3155，皮延宗（公元四四五年前后时人）的周率考查不出来。据李俨的《中国算学史》中说，在祖冲之之前，还有一位何承天（公元三七○——四四七年），周率为22/7，即31428。这些周率都不精密。

　　祖冲之（公元四二九——五○○年）是南北朝的刘宋时人，他算出的周率据《隋书》中说，是小于31415927而大于31415926，可定为314159265，精密地说，是355/113，约略地说，是22/7。西欧人算得这样精密的，是在一千多年以后（公元一五七三年）的德国奥托（Valentinus Otto），但他也只算到小数点后的六位。

　　祖冲之的儿子祖恒之，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他发现了计算圆球体面积与体积的公式。因为他们的推理方法在那时是太精妙了，管理文化教育事宜的官吏根本不懂，于是“废而不理”。

　　在各文化古国中，我国的数学是不算十分发达的。我国数学一直限制于实用，与实用无关的比较抽象的推理几乎都不去接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是这圆周率了。我在初中读书时，教我数学的是章克标先生。他因写小说而出名，为人很是滑稽，同学们经常和他玩闹而不大听他讲书。他曾写过一部《数学的故事》，其中说到有一个欧洲青年花了极长的时间，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六百多位。这个圆周率，当然是毫无实用价值的。

　　在写小说《书剑恩仇录》时，为了要多知道一些陈家洛的身世，我曾翻过一些关于他祖宗海宁陈氏的记载，发现有一位与他父亲陈世倌同辈的陈世仁（公元一六七六——一七二二年）。这位先生是康熙时翰林，竟是一位数学大家，著有《少广补遗》一卷，对于“级数”颇有研究，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书中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

摄影杂谈

　　讲到摄影，香港恐怕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地方之一。第一是器材便宜，德国的相机、英美的软片，在香港买都便宜过在原产地购买。第二是天气好、风景美。这里天清气朗的日子真多，既有高山，又有大海。曾听一位国画家说，香港的山既有北宗的山，又有南宗的山，这在全国各地都是罕有的，真是风景写生的好地方。适宜于绘画，当然也适宜于摄影了。大概由于这些优良的条件，香港的摄影家近年来在国际上声誉日起，任何哪一国的沙龙比赛中差不多总有香港人的作品入选。最近在圣约翰教堂展出香港摄影沙龙入选作品，确是琳琅满目，佳作很多。在各种艺术活动与体育活动中，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香港目前似乎还只有摄影一项。

　　摄影算不算是“艺术”呢？在摄影家们说来，那当然是艺术，但严格说来，它与真正的艺术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现在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半艺术”（Semi－Art）。所谓艺术，是指人们创造一种作品，用以表达思想感情。诗人写一首诗歌颂劳动的光荣，音乐家作一首曲子抒发他恋爱的感情，画家与雕刻家在画布或雕像中表达物体的美丽和他的看法，小说家、剧作家、电影的编导们描写社会中的悲欢离合……这些作品都有很大的创造自由，能深刻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引起观赏者的共鸣，但到目前为止，单幅的照相还不能圆满地表达思想感情。当然，照相中也包含有思想和情感，但一般说来，这只是“包含”而不是“表达”，因此不能说是完整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用一个美丽的女人做题材。画家爱怎样画她就可怎样画，或许，这个女人容貌虽美，灵魂却很丑恶，高明的画家会在她嘴角的微笑中加上一些邪恶的线条，或者在她美丽的眼睛四周涂上一些不愉快的彩色，甚至于，他可以在肖像上画些毒蛇、蜈蚣之类。但摄影家却没有这种自由，他只能取一个怪异的角度，缩小光圈用一种“低调子”来拍摄，或者，再在黑房工作时增加点什么，然而不管怎样，他不能真正地“创造”，只能尽可能地“安排”现成的物件。

　　戏剧与电影，在某几点上来说，创造也是受限制的，编导者的思想感想，要通过演员表达出来。如果演员好，那么艺术创造就很圆满，要是演员很糟，编导者的艺术意图就表达不出了。戈登·克雷（Gordon Craig）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是英国著名女演员艾伦·泰丽的儿子，萧伯纳写给艾伦·泰丽的情书在文艺界是很出名的），苏联的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邀请他到苏联去导演《哈姆雷特》。这位戈登·克雷就常常叹息演员的不如人意，以致认为在戏剧中，最完美的表演者是木偶，只有木偶才不会妨碍戏剧家的创造。这种说法当然是过于偏激，演员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编导的艺术结合起来而成为完整的戏剧艺术。

　　如果不是那么认真，当然“安排”也可以说是艺术，不是有许多人把插花、烹调、衣服设计、室内装置甚至理发、交际等等都说成是艺术么？与这些东西比较，那么摄影中创造与表达感情的成分又高得多了。

　　朋友中大概一大半的人有照相机，除了极少数的人专心研究之外，大家只是拿来玩玩而已（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种德国相机叫做“为她摄”，这种相机并不出名，但它的名字倒说出了这里许多玩相机的人的目的。

谈“不为五斗米折腰”

　　前几天几个人闲谈，从回去看看，话题转到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又转到了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位朋友说：“陶渊明当一个月县令，薪水只有五斗米，一斗米大约十五斤，五斗米七十五斤，这未免太少了。这官儿当真不做也罢。”其实我国的度量衡，都是古代的较小，后来渐渐变大。陶渊明那时的五斗米，一定还不到十五斤。但到底有多少，可谁也不知道，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老师讲解这篇文章，对“不为五斗米折腰”一节，也没说得怎样清楚，大家于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糊里糊涂的过了去。

　　我觉得这问题虽没有多大重要性，但倒有点兴趣，后来就去查查历史书刊，找到了一点资料。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最早见于宋书的“陶潜传”，其中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难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乃即日解印绶去职。”“督邮”这一种官，是专门来考查县令治绩的，使做县令的大为头痛，可想而知。《三国演义》中记张翼德怒鞭督邮，读者们的同情完全放在张飞一面。陶渊明没有燕人张翼德的臂力武功，鞭他一顿是不成的，但想到此人讨厌，不见也罢，于是辞官不干了。（至于“归去来辞”的序文中说辞官是为了妹子的逝世，大家说那是托词，只是为了免得惹祸。）

　　现在北京故宫里藏有王莽时代的一只量器，刘复根据这只量器推算，王莽时的一斗只合今日二市升弱。又据隋书记载，王莽的铜斛约当曹魏斛九斗七升多，两晋南朝的斗斛之量是承继曹魏制度的。依此推算，陶渊明那时（东晋末年）的一斗大致与今日的二市升差不多。那么，陶渊明的五斗米，只有今日的一市斗米了。

　　近来我国学者的历史研究，非常着重历代的生产、消费、分配等等经济生活，与从前重视帝王家谱、个人英雄、家族门第等大不相同。因之古代的经济资料，也整理出来很多。据学者考证，东晋时地方官的俸禄一年大约为四百斛，即四千斗（古代一斛是十斗，到南宋贾似道时才改为五斗。广东一带很少用斛，但在江南，解放前“斛”的使用是很普遍的）。陶渊明的“五斗米”，如说是年俸月俸当然绝不合理，就算是日俸，也还是太少。那么其中原因在什么地方？

　　缪钺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新的、也颇令人信服的见解。历来大家都认为“五斗米”与陶渊明的俸禄有关，如孟浩然的“京还赠张维诗”中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可见唐人就已这样理解，但缪钺先生那篇文章中却说，五斗米是当时知识分子一个月的粮食。

　　他根据史书上的资料证明，南朝士大夫的食量，大概每月五斗米左右，约当今日的一市斗（这数字和今日做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大致也差不多，这里一个普通家庭，成员都不做体力劳动，一家三口，一个月吃五十多斤米也够了）。所以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说“我一个人每月有五斗米也就可以饱了，再多的也不需要。我回去过田园生活，虽然劳苦些，还是可以够吃，何必要做县令，逢迎这些没有品格的小人”。

　　他的“饮酒诗”第十首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回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最后这四句，正是说不能为了区区一饱，因而影响到名声。看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应该解释作“不能为了区区一饱而折腰”，而不是解释作“不能为了五斗米的官俸而折腰”。再者，后者这样解释，似乎陶渊明语意之中有些嫌官太小，推论起来，如果有了高官俸禄，他的腰就不妨一折再折了。事实上陶渊明归隐之后，朝廷曾征他做官，权贵曾和他交结，他都婉辞谢　　绝，可见他并非嫌官小而不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