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民党遗忘辗转至香港

　　1948年底，蒋氏政权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逃台后，他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乎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带的房子被强行征收，1949年冬，潦倒的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产当5000美金，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但是一夜之间黄金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成了跛子。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在香港，张国焘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专与中间派人士来往。

    流露要回大陆的意愿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 共中 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 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也很振奋。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的大意是：在你们和党 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 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 记处书 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

    穷困潦倒四处乞求救济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 共 党 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 共 党 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 跃进”运动。在香港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张国焘，又萌生了回大陆的念头。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

    曾获蒋经国资助

　　1968年，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决定远走高飞，去加拿大投奔大儿子张海威。

　　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达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到多伦多不久，他和妻子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维持生活，有时还可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因为老人病院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所以条件很差。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

　　为了解决贫病交加的困境，杨子烈想起了在美国的一个人。当年张国焘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时，热情接待他的是时任武汉市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张国焘与蔡孟坚交往多年，颇为投缘。蔡孟坚见到杨子烈后，对她说：张国焘任中 共驻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曾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是张国焘向俄 共极力交涉，才改为准许蒋经国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后又争取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免去了流放之苦。在重庆时，蒋经国曾与蔡孟坚一道探望过张国焘，此时可求助于蒋经国。于是，蔡孟坚遂致电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的窘境，说张国焘若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国焘本人及台湾均为一大讽刺。蔡孟坚请黄少谷将此情转告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蒋经国闻讯后想起张国焘的旧恩，唏嘘不已，请蔡孟坚捎1万美金给张国焘。

    贫病交加冻死在异国他乡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张国焘的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求助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 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来源：《读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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