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毛主席前后接见红卫兵8次，共1200万余人。组织、接待红卫兵和接见中的安全警卫工作，都是周总理组织实施和统一指挥的。那时周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为便于指挥，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都在这个指挥所工作，我们亲历了8次接见的全过程。这种工作关系和亲历其境的场合，使我有幸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一些活动，看在眼里，记在心底。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想，应该把这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鲜为人知的往事整理出来，献给读者，留给后人。
　　
　　第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上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等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

　　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了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纷纷把他们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都改为“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8.18”。1966年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100万红卫兵师生(以下统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

　　大会安排在18日上午7时半开始，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

　　为做好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准备工作和部署安全警卫工作，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连续忙了几个昼夜。18日凌晨1时，蔡洪江处长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休息一会，6点钟到天安门指挥所。”为了早点到，不到6时我们就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匆匆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走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地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

　　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我惊喜地一闪念：天哪，主席怎么来得这样早呀!我们轻手轻脚地从主席面前拐进西边隔壁间的指挥所。

　　毛主席这天没有睡觉。主席的卫士长陈长江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适合主席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正合适。这天毛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城楼。

　　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招手致意。
　　
　　很快，毛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出现了可能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警卫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天安门城楼。

　　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列位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新的中央领导人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就改变了原来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次序。林彪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

　　这种突然的、大起大落的变化(没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是使人们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对人们的震动很大。

　　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再加上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大讲“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就像重磅炸弹似地把人们的脑海轰蒙了。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也没有招手、点头示意。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这时我正在城楼的西平台，看到了他来去的全过程。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却没有去到他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电梯间，来去不过3分钟。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也很沉闷。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虽然都未说话，但我想这表明毛主席当时还是信任贺龙的。

　　这时的周总理身处难境，他深知必须当好适应“文革”的“大管家”。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也就是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他立即交由傅崇碧组织实施。过了一阵子，傅崇碧把1500名红卫兵代表带上了天安门城楼，并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们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接见。

　　周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接见时的注意事项，并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主席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这下子可热闹了，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楼上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1500名红卫兵在得到毛主席接见后，欲望更高了，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控制不住他们了，方队乱了阵角，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乱窜。当主席从检阅台西头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

　　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注地留意着他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子和笔，签上了“毛泽东”几个字，别的什么也未写。得到签名的红卫兵高兴得蹦起尺把高。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我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

　　过了一会，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印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呆了6个小时。

　　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这时的毛泽东也未能想到，他支持的红卫兵运动会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走向了反面。
　　
　　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善于倾听和尊重群众意见的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总理生怕运动会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并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他们来势猛、人数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的接待工作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这时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

　　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8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的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人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

　　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像战争动员那样不断地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总理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万名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一八七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进入9月中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并抢走手枪的事件，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案件于14日侦破，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数量增加到了100万。

　　第三次接见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0月1日，是全国军民欢度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150万名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7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安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他们一窝蜂似地涌上来，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危急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了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的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总理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三师。按照周总理的旨意，警卫三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安街、北长安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安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指挥，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行车的畅通和安全。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0月15日凌晨l时多，周总理在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布置准备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接着他问道:“北三环通到哪里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我带地图了没有，我即从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1万分之1比例的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面前的地毯上。周总理立即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尔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11时拿到这里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行，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

　　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我们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7日晚11晚，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18日上午，离接见不到1个小时了，周总理又从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5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通知》的内容，我在小本上边记边整理。讨论后总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上逐步向前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时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1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只用了1个小时，就接见了巨龙似的、排了50里长的150万红卫兵。

　　但接见结束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由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涌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名红卫兵围住了，周总理和主席的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

　　一个男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扯破了，蔡洪江则死死拽着他不放。

　　这时围观圈越压越小，就在主席有被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地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的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3天内调度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当时北京能通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连通。6000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等，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科学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通宵达旦地制定出一份蜘蛛网式的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

　　周总理在福建厅听取了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又亲自审查了这个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6000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工作组没有邀请周总理观看演习，因为考虑到:这时的周总理既要把日益混乱的国家管理好；又要把局面混乱的外交处理好；为防备林、江一伙的暗算，又必须把红卫兵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这个外交内政的“大管家”实在是太难当了，接见红卫兵以来，他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大家没有惊动他。

　　可是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未让首都工作组知道，独自在大会堂的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并在演习结束后，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又重新规定了6路车队的车速、车距和间距。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10时20分，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队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队，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主席，车厢南面的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都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行进，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进入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他力图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他们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

　　为了早接见、早让他们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漩涡来回走。

　　为引导红卫兵西进，毛主席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总理不断地叫我们打电话告诉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城楼上站了整整6个小时。

　　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这次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第八次：接见250万红卫兵
　　
　　进入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当时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

　　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的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可是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

　　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个关头使林、江一伙未能找到茬儿。

　　这时，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怕发生冻伤事故，设想在25日、26日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天又冷，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周总理决定把250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

　　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5日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

　　不多一会，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总理这才放心地让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进行得很是顺利。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撒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在70天的时间里，毛主席8次分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接见完后，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总理转报主席。

　　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的巨大心血，他的辛劳真是达到了极限。

　　接见1200万红卫兵，国家消耗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后来红卫兵又被造反派取代了。

    文章来源：《文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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