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当地的群众说：“你们又会做身段，又能分五色嗓音，何不上台演演看！”艺人们答应试试看。群众在腊瓶五村的晒谷场上用稻桶、门板搭起了露天舞台，并主动借给他们竹布衫裙和女人用的脂粉，让们们“清水打扮”起来。第一天演出的是《十件头》、《倪凤扇茶》演员有钱景松、李世泉；第二天演出了《赖婚记》、《绣荷包》又加 入了袁福生、高炳火、李茂正、金世根。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余杭唱书的北派艺人那 里。他们有四个班共九个人，住在一户陈姓人家。年纪最轻的的马潮水提出也演演戏试试看，被师父打了一个耳光。但是，陈家也劝他们演，别的艺人也有兴趣，于是便 分派角色，会聚串戏，演出了《珍珠塔》。
那时的唱书艺人，几乎都是半农半艺。清明节到了，大家都从外地赶回家种田。曾在于潜县腊瓶五村演出的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等回到故乡嵊县东王村，讲起在外面演出的情况，当地群众觉得很新鲜，纷纷要求他们在本村演出。三月初三清明节这天晚上，大家在东王村的香火堂门前搭起一个台，从本村人家借了服装。有位新结婚的媳妇还拿出自己的嫁衣。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袁福生、要茂曾、倪生标、何有兴等七位艺人演出了《十件头》、《双金花》。第一天演完，群众兴高采烈，第二天仍要他们演出。“嵊县人自己能演戏了！”这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演出时，周围各村有许多人赶到东王村观看。香火常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接着，临近的东山村、沈家村都请他们去演戏。演了两天之后，东王村又让他们回来在本村再演。然而，就在这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原来，东王村离甘霖镇只有三，四里路。甘霖镇又叫“两头门”，在嵊县算得上一个大镇。镇上有个大恶霸，叫万金焕，担任团练，控制着一支地主武装。他手下有十八个“空手人”，都是凶恶的流氓打手，在这一带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他听东王 村有人竟然自己演起戏来，事先又不向自己投帖子送礼，扬言要给东王村一点厉害看 看。谁都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鱼这样的话会给东王村带来什么后果。然而，东王 村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演戏犯了什么罪？”艺人们从沈村回 到东王村后，还要不要演？照样演。可是，对恶霸万金焕的威胁，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时，东王村有个叫李海法的站了出来。李海法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到绍兴，杭州 等地方走动，接触过“同盟会”、“光复会”的人士，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 权”的思想，很有正义感，算得上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士绅。万金焕之流背后骂他是 “乌带党”，但见他与上面官府有来往，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李海法因事外出，没有 看到香火堂的第一次演出；不过，他回家后，听女儿讲了演出的详细情况，又听说“两头门”的恶霸要来逞凶，便和村里人商议，做好准备。村里的群众早不对万金焕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这次要和万金焕决一高低。那晚演出前，东王村的所有进出口除留下一切由他担待，抬着棺村到县里去打官司。万金焕事先派了一个手下人扮做卖烧 饼的到东王村侦察情况。这个探子见东王村已经做好准备，连忙回去报告。万金焕迫 不得已，只好罢休。东王村香火堂演出又开始了，气氛虽然有点紧张，观众情绪却格 外热烈。为了与“绍兴大班”相区别，有人提议管这种戏叫“小歌班”。由于伴奏只是尺板、笃鼓，发出“的的笃笃”的声响，所以后来 人 们 又 称 之 为“的笃班”。一九0六年三月初三清明节，就成为越剧的诞生日。一场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是，“小歌班”从出世的时候起就遭到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新的打击和斗争，并没有停止。
“的笃班”这株幼苗，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霜冻雪打，险些天折。然而，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受到群众的欢迎，尽管受到摧残，依然顽固地生长起来。自从东山王村演出以后，唱书艺人纷纷登台。接着，在嵊县剡溪南北两岸又办起了许多科班，专门培养“的笃班”演员。第二年已进入县城，以后又逐渐向新昌、诸暨、绍兴、上虞、东阳等地发展。演出的剧目有《赖婚记》、《珍珠塔》、《乌金记》、《金龙图》、《双金花》、《金凤姑娘磨豆腐》、《拣茶叶》、《绣荷包》等。一九一零年，钱景松、俞柏松戏班首次进入杭州，在拱墅桥荣华戏院演出。这个时期，都是男演员。有些年轻人问：为什么越剧起初全是男演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时，“小歌班”刚从说唱形式演变为戏剧形式，第一代“小歌班”演员几乎都是唱书艺人，在他们当了演员之后，有时仍然还要以唱书谋生。那时，封建思想还很农厚，女子是不能随便出门抛头露面的，当然更谈不上唱书演戏了。
男班艺人在绍兴和杭嘉湖一还流动演出，受尽了压迫。官府和财入们看不起出不 承认“小歌班”，把它诬为“淫戏”，不准演出。一九一三年，马潮水与费彩棠、裘 水根等艺人组织了“醒世社”科班，在诸暨县碑头草搭桥演出《双金花》、《黄金 印》，当地警察分所的所长带领警察去捉人，把行头（即戏装）烧掉，还让唱小旦的宋贤卿打扮成何兰英，在诸暨县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哇！群众非常同情艺人，他们看在眼里，心中不服，便自发地组织起把警察所砸掉了。马潮水等人逃到乡下，只好仍以唱书为生。以后，他们在新登县、余杭县演出，又先后被抓入监牢。一九一六年，他们在嵊县三界镇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演出，又一次被警察捉去。警察所长审问时说：“你们什么事不好做？为何要做“小歌班”？马潮水回答：“做戏是劝人行善，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人在世界上有三劝：一是硬劝，用王法，做了坏事打、关、杀；二是善劝，宣卷呼素劝人行善；三是花劝，台上做出好坏，善恶分明，坏人传骂名于人间，好人流芳百世。”。警察所长听了，张口结舌，恼羞成怒，要把他押到县里。马潮水这番话，说明艺人们敢于藐视王法，有正义感，他们演戏并不仅仅是为了博人一乐，而是有劝人行善、惩恶扬善的愿望的。至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很朦胧，但这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苛求艺人们的。象马潮水等被捉、被关、被侮辱的遭遇，绝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但是，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因遭受迫害、打击而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并谋求“小歌班”更大的发展而挣扎着。
“小歌班”出世后在浙江活动了十年，这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了。绍兴、嵊县有一些到上第做生意，就想把“小歌班”介绍到上海。艺人们当然也希望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开局面。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四月，由新昌县梅赫地方的杨少卿老板介绍，第一批艺人首次到达上海。他们在嵊县上碧溪村的袁生木家中集中，由一个名叫小金黄的人带领先到宁波，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的新舞台演出。演员有袁生木、金荣水、俞存喜、费彩棠等约二十人。由郑小火任派场师父（相当于现在的导演舞台监督），由俞传皓专门接调（管内外联系）。十六铺在上海老城边上，是水路运输的集散地，比较繁华。不过，“小歌班”当时演出 的“新 舞台”，并不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京剧演夏月润、夏月珊演新戏的那家“新舞台”，而是一座只有二三百个座位的草棚。第一夜演出的剧目是《碧玉带》、由袁生木演王宝，袁开山演刘文英，俞柏松演陆青莲，谢大炮演包公。接着又演《七美图》、《白玉带》、《失金钗》、《七星剑》、《蛟龙扇》等戏，哈哈大笑，觉得太简单、太粗糙了。因为艺人们到上海演出还保持着在乡下演出时的风格，伴奏没有丝弦，只用尺板和笃鼓敲出单调的声响；遇到饮酒、过场这些需要伴奏音乐配合的地方，只好用人的嘴吹出“梅花”之类曲牌；演武戏时，也没有锣鼓，只是借来一只大鼓，用手而不是用鼓槌敲出锣鼓点子，这比在乡下稍进了一步---在乡下是用手敲桌子来代替锣鼓。另外，人声帮腔唱“呤吓调”，观众也很不习惯，至于身段动作，就与京戏、绍兴大班等不能比了。这样演了两个月，观众越来越少，维持不下去了，班子只好散掉，演员回到浙江。观众谈起这种戏来，称之为“的笃戏”或“的笃班”，最初多少也含有轻蔑的意思。
“的笃班”第一次进上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艺人们并不灰心。一九一八 年，由老板俞基春包班，有两班艺人第二次进上海，在观音阁码头锦花园戏院演出。一班是北乡的魏梅朵、马阿顺、张云标等，唱“呤吓北调”；一班是南乡的白玉梅、王永春、俞柏松、马潮水等，唱“呤吓南调”。南乡艺人不久并入北班。然而，还是打不开局面。于是，“的笃班”只好与绍兴大班同台合演，大班在前，“的笃班”在后。演了一陈子，又只好回乡。不过，在与绍兴大班合演时，“的笃班”艺人学了不少东西。
一九一九年，由老板王金水、俞基春和周钜成介绍，“的笃班”第三次进上海，在海宁路新疆路口北公益里华兴戏院演出。演员有白玉梅、王永春、马潮水、费彩棠等。演员们这时已经很注意从京戏、绍兴大班中学习。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家底，没有什么本领，所以学习、吸收别人的长处很起劲。在表演上，他们也向京戏学了开打动作，还用了打击乐。不过，这次仍然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敢于吸收，但还不善于融化，学别人的东西只照搬过来。结果，这里象京戏，那里象绍兴大班，自己的特色却不鲜明。因此，仍然得不到观众的承认。三次失败，艺人们仍不泄气。白玉梅离开上海前就拉着一个常来看戏的同乡的手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一定要想法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零年，白玉梅、王永春、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张子范等四十余名艺人，第四次进上海，在海宁路天宝里明星第一戏院演出。这次终于打响了。为什么这次会赢得观众的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带来了有自己特点的剧目。第一出戏是《碧玉簪》，第二出是《琵琶记》，第三出是《梁祝哀史》。接着又请了游龙生编了《孟丽君》，请陈叔谋编了《弥勒佛》。这些戏有头有尾，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很快便受到观众的欢迎。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反封建的新思潮方兴未艾，这几出戏，尤其是《梁祝》、《碧玉簪》、《琵琶记》，尽管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不少糟粕，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剧遭遇和不幸命运，适应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妇女们反封建的要求。王永春、白玉梅等对这几出“骨子老戏”进行了加工，使情节、语言更加生动丰富，因而赢得了观众。戏班第四次进上海以后，营业日益兴旺。老板周灵芝和关之羽合股，把华兴戏院翻造为“升平歌舞台”。周灵芝是嵊县开元人，从家乡找来周绍堂、周小灿、周林芳等三位琴师，再加上演员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共六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对音乐进行了改革，共同研究唱腔和配乐。他们觉得演小旦的唱男腔总不太雅，就打算改用高腔，唱小嗓，但是除魏梅朵之外，其他唱旦角的都学不会。他们又在唱帮腔时加上一把板胡，拉的是[反二黄]以“1”、“5”两音定弦，这在绍兴大班中 称[正宫腔]，简称[正调]。[正调]就成为“的笃班”的音乐进入亲阶段的标志。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云掉帮腔，改为过门，前面加引子；又改为清唱一句加一句过门；到一九二一年，大家觉得胡的声音太响、太粗、就改用平胡，而且连唱腔也一起伴奏。这样就比原来文气多了。乐器中又加了一个“斗子”（又名“金刚腿”），乐队仍然是三个人，一个掌尺板带小锣，一个拉平胡兼吹唢呐，一个掌“斗子”兼敲鼓。贡调和板式也有所丰富，增加了[还阳调]、[清板]和从绍兴大班中吸收过来的[倒板]和[快板]。这一年，“的笃班”改称为“绍兴文戏”，开始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三年，“大世界”的老板黄楚九便与王永春、俞传海、马潮水等签订合同，请他们去演出。在“大世界”这个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有各种不同的剧种在演出，“绍兴文戏”进来之后，即增多了向其他剧种学习的机会，又能在竞争中得到提高，扩大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绍兴文戏”得到上海观众的承认。得到上海观众承认，并不等于从些便一帆风顺了。“绍兴文戏”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剧种，仍然被以正统自居的人看不起，长期被当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艺人们依然没有摆脱受侮辱、受迫害的地位。包探、流氓曾不止一次借故将王永春、马潮水等捉云，敲诈勒索一笔钱再放出来。军阀孙传芳和卢水永祥开战时，还抓云三十多个演员，要把他们送到战场上云替死。环境虽然艰苦，男班艺人们却闭住一口气，在艺术上更加上进。一部分演员，如白玉梅与王永春、魏梅朵与张云标这两对搭档，老生中的马潮水、童正春等，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男班四进上海，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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