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加是英国作曲家三巨头之一。此三巨头活跃于同一时期, 致力将不列颠音乐由韩德尔与孟德尔颂以后的谷底时期提升上来, 使之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另二巨头分别是菲得烈克·戴留斯及沃恩·威廉士(Ralph Vaughan Williams, 1872～1958) 。 再也没有其他并称的三位作曲家拥有更迥异的风貌了。精神矍铄的艾尔加可以心满意足地接受周遭英国的人、事、物, 进而以音乐荣耀祖国。沃恩·威廉士是国民乐派音乐家, 宁愿回溯到十六世纪都铎王朝统御下的英国去找寻灵感。戴留斯甚至走避他国, 他唯一需要的灵感完全源于自己本身, 并不十分喜爱英国; 他是智识上的贵族, 而非中产阶级或一般庶民, 他笔下所表现的个人化音乐, 也已经到了音乐所能表现的泛神论极致。

    就某方面而言, 戴留斯是一位与佛瑞相彷佛的作曲家--高度个人化, 某些时候表现的细腻、高雅、传统, 却不流于学院派。他的创作不多, 地位亦是经过长时期的苦熬才换得。他年未届不惑, 就已创作部份杰出作品, 可惜除了寥寥数首歌曲外, 馀则未见付印面世。直到1905年, 他的音乐才开始立足, 地点是在德国。不过即便此时,他在国际乐坛的声望亦乏善可陈。形容戴留斯的音乐殊非易事。有人称他为“英国印象主义”, 但这并不十分贴切。经过多种影响的汇集交流, 才能够造就出这位复杂作曲家。

    1887年, 他前赴莱比锡音乐院, 迷人的《佛罗里达组曲》就是在莱比锡时完成的。后来他又在1888年访问巴黎, 并决定以法国为家。此时创作了杰出的管弦作品《巴黎》(1899)。这部作品都已具备戴留斯成熟期的风格典范。戴留斯的进步迟缓, 但是一旦找到自己最擅长的技法, 就能够持续终身以竟全功。之后又有歌剧《爱米林》(1892)踵继, 此剧直到他死后甚久的1953年才上演。另外还有一连串歌剧、管弦乐曲和一首钢琴协奏曲。戴留斯以四十一之龄, 已创作了五出歌剧、六首管弦大曲、约莫五十首歌曲, 以及其他琳琅满目的作品, 不过却不见面世。然而在骤尔间, 他的作品开始在德国大行其道。他的歌剧《匡格》于1904年在爱伯菲尔德演出, 另一出歌剧《乡下罗密欧与茱丽叶》也于1907年在柏林演出。合唱曲《阿帕拉契》(1902)及《海漂》(1903)深获德国指挥家垂青。身在英国的指挥家毕勤率先对戴留斯的音乐产生兴趣, 并不遗余力地大声宣扬。渐渐的, 戴留斯也在英国崭露头角。他在德国被视为重要作曲家之一。毕勤说大战之前的十年间, 在声望上唯有理查．史特劳斯凌驾在他之上。不过1914年之后, 德国境内反英的情绪高涨, 戴留斯的音乐也只好从德国曲目上引退了。

    一首吸引极大瞩目, 被称为是戴留斯杰作的乐曲, 就是《生之弥撒》(1905)。事实上此曲非戴留斯的杰作, 一如《吉隆修士之梦》之于艾尔加的作品, 同是被那些把杰作标准定为乐曲长、规模大者的谬论。不过《生之弥撒》仍有崇高目标及俱怀逸兴旋律。《生之弥撒》系典出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夜之歌》, 由毕勤负责1905年初演。这不是宗教性乐曲, 戴留斯也不是虔诚信徒。至少戴留斯是个唯我论者。他与音乐仅为自身存在, 自给自足有余, 唯此是尚, 此外无他。

    戴留斯的音乐磊落如光风霁月, 像德布西一样, 完全打破定形式羁绊, 音乐中带著即兴气氛, 直抒性灵, 听来宛如在钢琴上实验性的弹奏艳丽又带有异国风味的半音阶和弦, 形诸笔墨而成。这是一种幻想曲般的音乐, 不但形式海阔天空, 而且也能完全摒除古典主义桎梏。他的和声或许绚丽得令人讶异, 有时甚至带有不和谐音, 不过却个人趣味盎然, 迥异于其他作曲家的和声。对戴留斯言, 唯一至关要件是“流动感”。凡属音乐必有“流”与“不流”者。有“流动感”的音乐就是好音乐, 否则就是音乐中的劣品。

    基本上, 他是一位以曲调作画的音绘画家, 企图以天马行空般的灵光表达自我。他小巧玲珑的音诗--《布瑞格市集》(1907)、《夏夜的河上》(1911)、《春闻杜鹃啼》(1912)听来就像是即兴之作; 而大型作品听来像大型的即兴之作。这是一种“与情感有关”的音乐, 它表达的事物“绝对无法藉其他方式表达”。戴流士是一位优异的旋律制造家,技巧已经臻至柴可夫斯基的水准。不过他一直未能像这位俄罗斯巨人一般哀戚宿命,他的旋律也未造成冲击, 但事实上他自己的音乐颇需听者花上好一段时间消化。一旦消化成功, 他的音乐就似乎永存于听者心中, 而不会褪色。聆听者如果欣赏戴留斯的一部作品,必定会爱屋及乌的欣赏他所有作品, 原因是戴留斯几乎总是维持著相同的风格。当然, 他离世界所公认的作曲圣手还差了遥远的一段距离。

    戴留斯一旦著手作任何事就非求完美不可, 他也能把手中美丽的事物处理得尽善尽美、唯妙唯肖。在乐事方面, 他尤其讲求精炼, 背后经常漾著悲剧色彩, 乐风惯常是情意跃然, 有时也刚健激越, 不过总是流露著一抹挽歌式的高贵气味。他的音乐从来不说故事, 然而不论何时, 其音乐都遥指其他诸般事物。《乡下罗密欧与茱丽叶》创作的初衷也非为堂皇的大剧院。戴留斯不是那种等闲愿意走向群众的作曲家。他需要听众们趋前接近他, 而不愿以身相就。那些愿意接近他的人--毕勤即是一例--都能发觉聆听戴留斯的音乐, 真是一次奇异的经验。毕勤在他为这位作曲家撰写的传记中如是说：“众人的意见势必非要分歧不可。至于我自己, 我无法不承认他是时下讲求浪漫、优美与情感的乐坛上最后伟大的使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