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不能不提到一篇奇特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先由上海《解放》杂志发表，受到毛泽东欣赏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又在“文革”中再起余波。 文章题目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作者是张春桥。
“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
介绍和评论“大跃进”运动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我们不再详细论列。这里只是从“大跃进”与私有财产关系的角度作一些讨论。
众所周知，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供给制与私人财富增长是完全对立的两码事。在中国，供给制的调门儿高了，私人财富、私营经济就没有发展余地，甚至无法藏身。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文中说，理想的农村组织，不仅要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要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有化。这正是毛泽东在中国推行供给制的目标。
在整个“大跃进”运动中，制度变革的峰值，就是供给制的复苏与实践。当时，从上到下都有很大的一股力量推动供给制出台，1958年的“吃饭不要钱” 就是例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篇奇特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先由上海《解放》杂志发表，受到毛泽东欣赏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又在“文革”中再起余波。
文章题目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作者是张春桥。
2005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第4版最下方发表了一则题为《张春桥病亡》的简短消息：“新华社5月10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历史的沧桑令人慨叹。
张春桥，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5岁起在报刊发表文章，1938年到延安。抗日战争期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解放战争期间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政研室主任。当时，张春桥实际上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
在1958年“大跃进”的风潮中，张春桥听柯庆施说，毛泽东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非常欣赏，对工资制则非常反感，并准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张春桥摸准了领袖的脉搏，费尽心思几易其稿，写了一篇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此文于1958年9月15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发表—— 正是“大跃进”共产风严重泛滥之时。
由于柯庆施曾吩咐《解放》杂志每期都直接寄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很快看到这篇文章。
毛泽东看了文章之后大喜过望，但又觉得有些提法稍嫌偏颇。他注意到了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张文。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文有些不同意见，写信给毛泽东，请考虑加一个编者按，说得灵活一些。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复信吴冷西：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按：指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1958年10 月13日《人民日报》以显要位置发表。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要点: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民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渐渐占了上风。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在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大爹（按：指鲁迅《阿Q 正传》中的赵大爷）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了生产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但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怎样看待张春桥的上述观点呢？
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批评拉萨尔主张的“公平分配论”和“平等权利论”的空话。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按劳分配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种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张春桥的这些观点，正如胡绳在《红旗》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一文中所说的：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恰恰是回到了拉萨尔的空想。
张春桥说资产阶级法权“核心是等级制度”，也是片面的浅薄的议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体系。
当时就有人批评张春桥的观点。1958年第7期《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撒仁兴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一文。文章说，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说明白”。文章质疑道：“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作者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度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学者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提出张春桥论述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是当时‘左’倾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它对‘大跃进’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起了加剧的作用。在后来，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反修防修’，以造就一个‘纯粹’和‘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支柱。”
张春桥的文章进一步压制了私有财产的空间，这是毫无疑义的。
就在张春桥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第6天，毛泽东在文件批示中第一次提到张春桥的名字。10月19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乘专机飞往郑州，前去卫星公社调查。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廿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②
陈伯达曾号称“中共第一支笔”，是老资格理论家，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把张春桥与陈伯达并列，而在张文发表之前，毛泽东并不认识张春桥。张春桥因为一篇文章得到毛泽东如此看重，是少见的。
张春桥的行情陡然看涨。毛泽东批示之后，张春桥立即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且看张春桥文章在上海产生了怎样的效应。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宣布降低稿酬标准50%，工人计件工资和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金全部取消。1959年春节前，全市职工平均每人发放10元—15元“跃进奖”，全体干部和机关事业单位一律不发奖金。
毋庸置疑，诸多类似措施，只能是破坏生产力发展。到1959年初，上海的鱼肉供应已经非常紧张。市委内部发出通知，要求机关少吃或不吃鱼肉，党员干部不买短缺的副食品。到了4月，情况更加严重。上海市政府通知，各邮局禁止向外地邮寄食品和糖果，并禁止外地人在上海大量购买食品、糖果。上海的饭馆规定，客人只能在铺子里吃，不许外带。上海市民的猪肉定量从每月12两降至 6两（当时实行16两等于1斤的传统度量衡制），鱼开始凭票供应。
“大跃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全民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此事起因是赶超英国。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中央一些负责人谈话，提出钢产量在去年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这样，1958年钢产量确定为 1070万吨。22日，毛泽东对报告作了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
年产1070万吨的任务在1958年6月下旬布置下去，然而7月份只产了70万吨钢。1月到7月，累计产钢380万吨，与计划相比还差700万吨。8月，《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全力保证钢铁生产》，要求其他部门一律“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
一声令下，全国城乡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上阵大炼钢铁。
上海市的工厂、医院、商店、机关、学校、银行，处处垒小土炉，总计在市内垒起了6700座炼钢炉。几十万人上阵，日以继夜，风风火火，人人炼钢。原料从哪儿来？动员各家各户把自家的铁制家具、器皿无偿贡献出来。大批住户的铁门、铁窗甚至避雷针都拆掉了，用来炼钢。在北京，连宋庆龄副委员长也让人把院子里的花草砍去，砌起一座炼铁炉。
农村炼钢更加邪火。8月份有几百万人参加，9月份5000万人卷进来，到年底近1亿人投入。这支毫无训练的农民炼钢大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全国农村用砖石搭建了几百万座小土炉。湖北省一位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砌炉子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10小时时间、8块砖、90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即可。矿石和煤炭怎么解决呢？不少地方组成“收铁队”和“伐木队”。“收铁队”走村串户，让农民们献出家里的铁器——铁门铁锅铁杵铁壶铁勺铁皮铁自来水笔，纷纷扔进小土炉子。“伐木队”则专门砍树，用做燃料，很快就把村庄的树木砍光烧光。
到1958年底，各报刊兴高采烈地宣布完成了1070万吨的任务。但是，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一位英国旅游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这位旅游者在云南一个村庄亲眼看到了炼钢的场面，他说：“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此说或许有些夸张，但几个月之后检验，1070万吨钢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余都是废品。
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家里的私有财产，又被“共产”了一回。
注：
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
②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
③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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