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红军突围西征后的２０多天——１９３４年１１月上旬，中央苏区所有的县城均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指挥的留守部队一退再退，最后只剩下一千多人了，由项英、陈毅统领来到粤赣边界的油山落脚。油山地扼信丰、大余、南雄三县，方圆七八百里。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以超出红军游击队６０多倍的兵力，对油山进行了铁桶般的包围，进行严密的封锁和频繁抄剿，红军游击队被分割成十几支，在深山里与敌周旋。项英、陈毅带着十几个机关人员，加上侦察班共２０多人，进入了大余与南雄交界的帽子峰西麓的梅岭，过起了陈毅后来在延安曾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所说的“像野兽一样的生活”。

炼狱中的八天
陈毅和１９岁的警卫员聋牯已经在树下、茅草、荆丛中熬过了三昼三夜。时令已是冬至，夜凉如冰，寒风侵肤，两人都是身无棉衣，仅穿一件俗称″卫生衣″的薄棉绒衫。晚上只得半躺著背靠背取暖，各人胸前抱住一团茅叶御寒。而陈毅不敢睡熟，怕自己打鼾被潜伏在周围的敌人听见。这样挨到第五天，情形更加糟糕了──陈毅已冻出病来，发起高烧，并引起脚伤发作，疾病和旧伤同时折磨著他。这下可把聋牯急坏了，可是他除了像狗熊那样小心地爬到山窝桲，用缸子舀回泉水外，没有一点其他的办法，只有眼睁睁地看著陈毅难受得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与陈毅生病同样严峻的是：所带的炒米和红薯已吃光，他俩完全断粮了。聋牯明白，再这样待下去几天，“大老刘”（陈毅化名）不被病死，也得饿毙在山上。他很想自己找隙缝钻出去，找来治病的药和食物，可是接连几次作了尝试，发现没有办法潜出山去，因为敌人已在山脚下架起了军用帐篷，而山顶上也驻扎了敌人一个排。躺在茅草上的陈毅半睁着眼睛，自语般地细声咕嘟着：“可恶的刮民党，莫非晓得老子藏在这里？”停了少许，他抬起手对聋牯无力地招了招，对聋牯说：“你，你先出去吧，不要管我了。”聋牯（真名叫潘益民）对这句话已经听过多次了，照样嘟起嘴用力地摇头。

昏过去又醒回来多次的陈毅和聋牯，挨到第８天上午，就在他俩行将饿毙的时候，被侦察班的战士找到了。原来，连夜围山２０多天的敌人也打熬不住撤走了，使他俩于最后关头获救。

虎口余生
这年５月间，对革命彻底失望的长征前夕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在粤北亲手打死红７１团政委石友生，带着一个营投向粤敌。他向余汉谋诌媚说：“赣粤边界的红军游击队最高领导人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抓到。”余汉谋很高兴，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并给他配备一支武器精良的３０多人的卫队。在路上，碰到了外出采购粮食的侦察班班长吴少华和战士老丁。吴听说要自己带这些人去见项、陈首长，不由得警惕起来。他观察到卫队的人个个面色很好，全是一色的快枪和驳壳枪，多数人讲广东话，更是心生疑窦。机警的吴少华在回答龚楚的发问时，有意说游击队指挥部有新近从河东开来的３００多人，拥有５挺机枪和５０多支２０响手枪，使叛徒暗自害怕。

吴少华带着敌人走到离指挥部３里的地方，突然高声发喊：“他们是反革命”只听得一声枪响，游击队哨兵击毙了与吴少华在一起的那个敌兵，吴少华乘机与哨兵一道向山下滚去。 这时警惕的陈毅和项英已经开始向后山撤退了。山头上的枪声一响，龚楚就不知所措了：硬往上冲吧，又怕游击队真的有几百人枪，打起来定然于己不利。于是不顾叛徒何长林跺脚催促，带队下山逃遁。事后几天，龚楚得知北山顶上的游击队其实战斗力很弱，顶多只有十几支枪，而项英、陈毅确实还在那儿，不禁连连跺脚捶胸，大为后悔。

１９３７年的４月下旬，在龚楚、何长林的威逼利诱下，家住大余县城的地下党员陈宏供出了红军游击队的有关情况。于是，敌４６师政训处伪造了中共中央的信件，说上级来人传达中央指示，要游击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前来大余城南饭店会见。

陈毅与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来到离塘铺不远的街上，凭著本能，感觉到气氛不对。这时敌人已经开始戒严，派出一队队士兵在街上站岗，检查行人。顺原路出城是不可能了，陈毅与黄赞龙立刻从偏街走小路出了城。为避免行人的注意，两人分手各自取道回梅岭斋坑。

大难不死
陈毅回到斋坑，正赶上国民党军队在包围指挥部驻地的山头。陈毅见状马上弓背钻进一片冬茅丛。指挥围袭斋坑的敌营长，眼见只抓到红军的一个女交通员，其余人都逃向山上，便布置部队散开搜查。陈毅的心重重地沉了一下：这片冬茅丛只有一二百米宽，用不了多久，敌人就会搜到自己的。他不禁从腰间抽出手枪，顶上子弹。就在这当儿，他听到从后面赶上来的叛徒陈宏在喊：“这片冬茅不用搜，点火烧就行！”藏身于冬茅丛深处的陈毅，眼见就要葬身于这大火之中了。

就在大火快要烧到陈毅藏身之地的时分，突然狂风大作，搅动满天的乌云，催下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雨，很快地把太火浇灭了。陈毅继续呆在冬茅丛中不敢动。天色黑尽以后，陈毅确信敌人全部开走，并未留下暗伏人马，才走出冬茅丛。是晚９点多种，才在斋坑西侧的山上与项英等人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