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海風》（2004年第1期）上有柳鳴九先生一篇題為“且說大仲馬移葬偉人祠”的文章。柳先生是法國文學專家﹐他對于大仲馬移葬偉人祠一事的分析是很有見地的﹐讀後獲益非淺。惟文中作為立論的例證﹐有一段關于薩特的評論﹐我覺得存在問題﹐先錄之如下﹕“長期以來﹐法國人練就了一種技巧﹐一種藝術﹐那就是以自我有限的實力發揮最大的作用﹐花最小的代價造成最大的影響﹐乃至轟動效應的技藝﹐這種技藝在法蘭西很多公眾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且看﹐薩特196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卻宣布拒絕領獎﹐來了一個‘缺席’﹐‘此時無聲勝有聲’﹐他的拒絕在國際文化界所造成的轟動與影響﹐遠比他獲獎一事來得更大﹐帶給他更大更好的名聲。”

　　柳先生這一論述不合乎事實﹐盡管無論當時還是後來不少人都是這樣看待薩特拒絕諾貝爾獎的﹐特別是一些新聞媒介﹐更是將薩特的拒絕看作是有意抄作﹐有各種離奇的說法。看來輿論的力量是巨大的﹐“眾口鑠金”﹐連柳先生這樣的專家也都認同了它們的說法。因此﹐對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的事實真相作一個說明﹐也許並不是多余的。

　　事實應該是這樣的﹕1961年﹐薩特打算重寫已經擱置七﹑八年之久的自傳﹐書名改為“詞語”。直接的原因是他這時沒有錢用了。他已經欠了伽利瑪出版社的一筆錢﹐這是作為預付款給他的。《詞語》發表在《現代》雜志1963年10-11月號上﹐1964年1月伽利瑪出版社出單行本。它的出版獲得評論界的好評﹐雖然有種種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認為這標志著作者又回到文學上來了﹐有的認為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現﹐有的認為這是對其童年的譴責﹐有的認為這表現了一種徹底的悲觀主義等等﹐但有一點是公認的﹐即這是一部優秀作品﹐可以與文學史上的任何經典自傳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詞語》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學院把196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來信說﹐他已獲悉瑞典皇家學院把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他讓薩特准備一份授獎儀式上的演講稿寄來。薩特面臨著選擇。他本人想拒絕這個獎﹔他的朋友中﹐年紀大一些的要他去領﹐而年輕的希望他拒領。最後薩特打定主意﹕拒絕這個獎。當報紙上落實了他獲獎的消息後﹐薩特立即給瑞典皇家學院寫了一封措辭委婉但意思明確的信﹐請對方取消這項決定﹐否則他會拒絕領取。薩特以為這樣一來﹐對方會取消他的獲獎人資格﹐誰知瑞典皇家學院根本不顧及獲獎者本人的意願﹐仍然把這項獎給了他。

　　得知這個消息後﹐薩特立即寫了一個聲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爾摩宣讀。在聲明中﹐薩特說明了他拒絕的理由。從個人方面說﹐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棄官方的榮譽﹐例如戰後拒絕了政府授予他的榮譽勛位勛章。一個作家在政治﹑社會和文學方面的地位﹐應該僅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寫的詞語來獲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榮譽都會對讀者造成壓力﹐這是他不希望有的。簽名為“讓─保爾-薩特”﹐這是一回事﹔簽名為“諾貝爾獎獲得者讓─保爾?薩特”﹐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應該拒絕讓自己轉變成一個機構﹐即使是像現在這樣在被給予最高榮譽的情況下。

　　從客觀方面說﹐他的理由是﹕當前文化戰線上唯一可能的斗爭是東方和西方兩種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識到它們的對抗必然會採取沖突的形式﹐但這應該是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會談﹐而不應該是機構之間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來自官方機構的任何榮譽﹐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夠很好地理解它們存在的理由。例如﹐雖然他同情社會主義者﹐如果人們要授予他列寧獎──當然事實上沒有──他也會理所當然地拒絕。

　　瑞典皇家學院授獎給薩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薩特在聲明中就“自由”的問題作了解說。他說﹐如果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在他和其他人簽署“121人宣言”時給他這項獎﹐他將會十分感激地接受﹐因為這就不僅是給他個人﹐而且還是給他們為之奮斗的自由帶來榮譽。在西方﹐人們把自由僅僅理解為一種抽象的東西﹐而在他看來﹐它意味著一種具體得多的自由──人們應該擁有不止一雙鞋的權利﹐應該擁有肚子餓了就能吃飽的權利。對他來說﹐接受這項獎比拒絕它更為危險。如果接受了﹐就會使自己處于他稱之為“客觀上被利用”的境地。

　　由于拒絕諾貝爾獎﹐薩特又一次在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中引起轟動﹐盡管他自己並不希望有這種轟動。為了躲避記者﹐他來到波伏瓦的住處。不久﹐薩特母親打來電話﹐她的住處緊靠薩特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記者圍在他的門前。過了一會兒﹐有人按波伏瓦的門鈴﹐這是有些記者猜出薩特躲到這邊來了。一直到凌晨兩點﹐門鈴聲不絕。為了能得到一點清靜﹐薩特走了出來﹐讓這些記者拍了些照﹐簡單地說了幾句話。第二天早上﹐薩特一出門就被一大群記者和電視攝影師圍住了﹐他們一直跟到薩特的住處。在要進門時﹐薩特回過頭來說﹕“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對于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一事﹐盡管薩特在聲明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新聞媒體是不會放過這個“反常”行為的﹐于是就有了種種荒謬的說法。有的說薩特是因為加繆先于他獲獎而拒絕﹔有的說是因為波伏瓦嫉妒的緣故﹔還有的說是因為薩特太有錢了﹐根本不在乎這2600萬法郎。實際上薩特正是因為缺錢花才趕著寫《詞語》這本書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薩特是為了出風頭才安排了這場拒絕的喜劇。這顯然是對薩特的惡意貶損。薩特事先寫信拒絕就是為了不造成轟動。如果瑞典皇家學院改變主意另授他人﹐就不會有這種情況﹔薩特並不知道頒獎者根本不尊重獲獎者本人的意願。事情確實是荒誕的﹕正因為薩特拒絕了諾貝爾獎﹐拒絕了名聲﹐他反而獲得比得獎更大的名聲﹐更加引起社會公眾的注意。但這並非他的初衷﹐他也對這種“無意插柳柳成蔭”的荒誕局面無能為力。

　　柳先生的說法與上述惡意貶損如出一轍﹐雖然我相信柳先生這麼說並非出于惡意。不過一個法國文學專家對于薩特這一行為的評判﹐也許比一般新聞媒體對讀者更加具有影響力﹐因為人們相信專家的話大概是不會錯的。因此﹐像柳先生這樣的專家﹐在對文學史上的重大事實作出陳述和分析時應該更加慎重一些﹐不要誤導了讀者﹐也褻瀆了已逝者。

　　薩特之所以拒絕諾貝爾獎﹐除了他在聲明中所說的兩個理由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等級制度。在將近70歲時﹐薩特在他的口述自傳中專門談到這個問題。薩特認為﹐我們周圍的多數人對榮譽勛位﹑諾貝爾獎和類似的東西過于看重了﹐而事實上這些獎不說明任何東西。它們僅僅符合等級制度給出的區別﹐但這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他反對諾貝爾獎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把作家分成等級﹐把文學分為等級。

　　下面是薩特的一些原話﹕

　　“我的深層實在是超出榮譽的。這些榮譽是一些人給另一些人的﹐而給這榮譽的人﹐無論是給榮譽勛位還是諾貝爾獎金﹐都並沒有資格來授予。我無法想象誰有權給康德﹑笛卡爾或歌德一項獎﹐這獎意味著現在你屬于某一等級。我們把文學變成了一種有等級的實在﹐在其中你處于這種或那種地位。我拒絕這樣做﹐所以我拒絕一切榮譽。”

　　“我認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給我的榮譽﹐因為它們是抽象的﹐從沒有對准我。我完全反對諾貝爾獎﹐因為它把作家分成等級。如果15世紀或者16世紀就有諾貝爾獎﹐我們就會看到﹐克萊芒-馬羅得了獎﹐而康德沒有得到它──他本應該得到的﹐但因為混亂或因為評審團的某些成員做了這事那事﹐這獎沒有給他──當然﹐維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這時﹐文學好像完全被規定﹑安排在一種等級制度中。”

　　“我發表了《詞語》﹐他們認為它值得一看﹐一年後就給了我諾貝爾獎。對他們來說﹐這就給了我的作品一種新的價值。但人們本該在一年前就得出這種結論。在我還沒有發表這本書時﹐我的價值就要小些嗎﹖這真是一種荒謬的看法。按一種等級制度的次序來安排文學的整個觀念是一種反對文學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適合于想把一切都變成自己體系一部分的資產階級社會。等級制度毀滅人們的個人價值。超出或低于這種個人價值都是荒謬的。這是我拒絕諾貝爾獎的原因﹐因為我一點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當。我非常喜歡海明威﹐我個人也認識他﹐我在古巴同他見過面。但我完全沒有想過我跟他名次相當或在對他的關系中應該排在何種名次上。這種想法我認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薩特傳》﹐黃忠晶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292﹑293頁）

　　我想﹐在看了上述薩特自己對于他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緣故的解說後﹐我們不可能再有類似柳先生那樣的誤解了。不過﹐薩特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怪我多事﹐因為他並不在意人們對他的誤解﹐而他被人們誤解的地方也實在太多。

　　今年6月21日是薩特百歲誕辰﹐謹以此文作為對他的紀念。

（選自《世紀中國》  作者：黃忠晶）

萨特的思想又岂是一般人的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