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石评梅
（2）王映霞
（3）张爱玲
（4）萧红
（5）丁玲
（6）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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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han 乱评中华奇女子之二：妾身何处

89年5月，我独自一人忘记了现实，坐在北京城南陶然亭公园内的一个幽静肃穆的角落，望着在白杨绿柳之间的一座土丘发呆，这里便是陶然亭公园内有名的“高石之墓”，即二十年代著名山西籍女诗人石评梅和她的情人高君宇死后并葬的坟冢。

老人们在不远处的石桌上打牌，没有人注意到我对着碑上这句话发呆：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眼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缅怀故人，对比自身。不知道什末是幸福，搞不懂追求什末。生生死死，寻寻觅觅。得到的是幸福，即便是短暂。不如意是遗憾，遗憾也有遗憾的原因，多半还是岁月的考验。既然平庸，莫不如平凡地活着。选择伟大，就不怕轰然逝去。留下的是激烈，淡去的是深情。

    梅呵！
    我把生命花，
    植在你的蕊里；
    心苗中的一点爱意，
    消融在你的暗香里；
    我将把宇宙的繁华舍去，
    偕着你孤零零的魂儿！
    ——同埋在冰雪里！
    ——石评梅《梅花树下的漫歌》

陶然亭公园里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双碑墓地曾有迁葬又恢复，迁墓时发现评梅当年身上常带的文具有两件，一是美国造雪佛尔牌钢笔，二是一个银色的哨子，称为银笛，这是用来指挥学生上体育课的。还有评梅的五枚印章：即“石汝璧章”、“石评梅章”和小椭圆章“评梅”，还有两枚“闲章”，一枚为“祥翰”，一枚为“梅龛诗佛”。如果说“祥翰”是对文学写作顺利的祝愿，那“梅龛诗佛”却带有谐谑的意味，把梅花高洁的品格和诗歌追求的理想境界融合为一种设拟的崇敬对象。

以“评梅”为常用笔名，是以喜爱梅花高洁品格为立意的。她对爱情与人生是严肃思考又独立特行的。只有真正觉悟了的，才真正决心去行。对高君宇，她最初敬佩、敬爱，却不愿轻易接受爱情。当时她写了首旧体诗《青衫红粉共飘零》，表明自己敬佩“青衫”中的“英雄”，却表示在爱情上“弹别弦”，只能保持“知己”的冰雪友谊，还描写“冰天博得知己泪，英雄心情总黯然”。这首诗署名“蒲侬”。评梅家乡有蒲台山，又叫蒲山，当地有关于神潭有蒲草永远繁茂，可以做求取甘霖凭借的传说，“蒲侬”有望长远看、情意长久的寓意。后来高君宇故去，评梅受友人劝告到北京西郊、北郊游览归来写的描述痛定思痛心情的游记《烟霞余影》，又一次用“蒲侬”为笔名。对照前诗，其中含有的又悲痛、又自责的心情与文章所写同样心情互相映照，更加让人感动。

和“蒲侬”最有强烈对照意味的是评梅写《痛哭英雄》时的破例地用了改动幼名“元珠”而成的“心珠”。这是因为，1925年，月雪天，评梅与君宇同游陶然亭时，君宇在雪地上把评梅幼名的“元珠”改成“心珠”。还有“波微”。那是君宇在化装躲开军阀派军警搜捕后，在风雨交加之夜冒险为评梅送治病药方的同时留下的联系用名。她在《狂风暴雨之夜》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君宇用日记本上扯下来的纸以英文写了Bovia这个词留给评梅，作为以后联系用名，还说他最喜爱这个名字。这个词原义为强有力者，后来译文用了“波微”二字。从原义看，是鼓励评梅做强有力的人；从中文字面看，又是情投意合而欢畅的流波。她就是用此名与君宇书信往来的。在君宇突然逝世打击之下，评梅以君宇建议用名所说的强大力量忍痛前行。她也忘不了这一化名的双重含义。为此她以《寄天辛》（即君宇化名）为首篇写了一系列散文，署名就用这个“波微”。后来，评梅在和焦菊隐通信中特地说明这个署名的来历，并且说明近一年来更找到其内在的意蕴，并称自己得以此名署名“也可以说是不朽了。”

石评梅（1902—1928）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山西省平定县人。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石评梅；此外，用过的笔名还有评梅女士、波微、漱雪、冰华、心珠、梦黛、林娜等等。石评梅之父石铭（又名鼎丞），系清末举人；石评梅之母，是父亲的续弦，均视其为掌上明珠。石评梅自幼便得家学滋养：父亲为她发蒙，课之以“四书”、“诗经”。除家教外石评梅先后就读于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子师范，成绩优异。她除酷爱文学外，还爱好书画、音乐和体育，是一位天资聪慧、多才多艺的女性。

1919年，“五四”运动将刚刚读完师范的石评梅召唤到古都北京。她原拟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但由于那年国文系不招生，便改报体育系。在女高师读书期间，她结识了冯沅君、苏雪林等，并同庐隐、陆晶清等结为至交。在“五四”高潮的岁月里，她们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甚是浪漫。尽情分享着精神解放的快意。也正是在此“浪漫”中，她们闯入了文学的门槛。石评梅亦开始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等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和剧本。

1923年秋天，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其间与已有妻室的高君宇相恋，1925年3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高君宇的死，使评梅痛悔交加，自此，石评梅便常在孤寂凄苦中，前来高君宇墓畔，抱着墓碑悲悼泣诉。

1928年9月18日，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于9月30日亦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君宇墓畔。

石评梅终年不满二十七岁；她的创作生涯仅仅六年。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1927年发表的小说《匹马嘶风暴》，是这一时期石评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诗歌、小说、剧本、评论等体裁，她都曾驾驭过；但其成功却在散文。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分别由盛京书店（后又改由北新书局）和文化书局出版。1983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又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石评梅作品集》。第一卷为散文，收入《涛语》、《偶然草》，以及过去未收入的作品；第二卷为诗歌、小说；第三卷为剧本、长篇游记、书信。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综合性的《石评梅选集》。


石评梅诗作二首：

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

（ 一 ）
欢 乐 的 泉 枯 了 ，
含 笑 的 花 萎 了 ！
生 命 中 的 花 ， ?被 摧 残 了 ！
是 上 帝 的 玄 虚 ？
是 人 类 的 错 误 ？

（ 二 ）
曲 水 飘 落 花 ， 悠 悠 地 去 了 ！
从 诗 人 的 脑 海 里 ，
能 涌 出 一 滴 滴 的 温 泉 ，
灌 溉 滋 润 那 人 类 的 枯 槁 — — 干 燥 。

（ 三 ）
曲 水 飘 落 花 ， 悠 悠 地 去 了 ！
从 诗 人 的 心 田 里 ，
发 出 一 朵 朵 绯 红 的 花 ，
去 安 慰 凄 凉 惨 淡 的 人 生 。

（ 四 ）
?水 寂 寂 ，
落 花 纷 纷 ；
何 处 是 居 停 ？
自 然 界 一 瞥 中 的 安 慰 ，
默 默 无 言 地 去 了 ；
在 诗 人 脑 海 里 ， 留 下 什 么 镌 痕 ？

（ 五 ）
明 媚 的 春 景 ，
只 留 下 未 去 的 残 痕 ，
青 年 人 的 心 ， 一 缕 缕 的 传 着 ， 付 与 春 光 吧 ！

（ 六 ）
烂 漫 如 锦 的 繁 华 ，
一 瞥 ，
朋 友 们 的 兴 奋 又 受 打 击 ；
流 水 落 花 是 生 命 中 的 踌 躇 。
进 行 呵 ！
空 掬 伤 春 泪 ， 难 挽 回 落 花 流 水 辞 春 归。


红叶的家乡

在 深 山 的 岩 上
拣 了 一 片 红 叶 ，
　 把 清 泪 洗 它 的 泥 迹 ，
　 　 鲜 血 染 它 的 颜 色 ；
　 一 缕 缕 的 愁 思
　 　 都 付 与 它 ，
　 　 郑 重 地 系 在 燕 儿 脚 上 ，
　 　 　 任 它 去 天 涯 飞 翔 。
明 皎 的 天 空
　 　 笼 罩 着 五 彩 云 峰 ，
　 　 　 照 着 一 片 茫 无 边 涯 的 沙 漠 。
月 儿 很 惨 淡 地 望 着 …
　 　 一 只 白 的 燕 儿
　 　 　 在 沙 漠 里 呻 吟 着 ，
　 　 　 　 红 叶 枯 萎 在 它 的 脚 下 ！
唉 ！ 燕 儿 留 下 了 终 身 怅 惘 ！
　 　 寻 遍 了 天 涯 ，
　 　 　 不 知 红 叶 送 归 谁 家 ？
飞 过 了 无 数 的 青 山 ，
渡 过 了 许 多 碧 泉 ；
　 曾 在 秀 媚 的 峰 头 望 着 ，
　 　 浓 荫 的 林 中 等 着 ；
　 但 找 不 到 何 处 是 红 叶 的 家 乡 ！
红 叶 的 香 也 消 沉 了 ！
红 叶 的 色 也 枯 萎 了 ！
燕 儿 毙 在 沙 漠 上 ，
　 　 没 有 青 山 凉 泉 ，
　 　 更 无 香 草 解 花 ！
月 儿 也 黯 淡 了 ！
风 声 也 凄 切 了 ！
　 黄 沙 作 了 墓 田 ；
　 饿 鹰 发 出 了 悲 哀 的 呼 啸 ！
朋 友 呵 ！
　 人 间 的 遗 恨
　 　 岂 只 燕 儿 找 不 到 红 叶 的 家 乡 ？
　 沙 漠 之 一 片 黄 沙 ，
　 　 就 是 红 叶 的 故 乡 ！
痴 呆 的 人 类 呵 ！
　 枯 萎 的 黄 叶
　 　 原 本 是 绯 艳 的 红 叶 呵 ！


《圣经》中说过：“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五四”时期，曾有多少受新思潮鼓舞的年青人立志挣脱旧礼教、旧制度的束缚，去寻找新生活、新信仰，去寻求自由和解放的道路。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大才子, 孙中山的秘书,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 红娘”,北京共青团创始人，曾和许德珩等几位青年带头冲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五四运动“急先锋，山西籍最早的人——高君宇。二人开始建立了友谊，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高君宇对爱国事业的热忱、石评梅的清丽典雅以及对青年命运的关心，使他们互萌了敬重之心。但是那时候石评梅正和某报社记者吴天放处在热恋之中，爱情滋润下的她就像绿茵地上一只活泼跳跃的白兔。高君宇虽有心结交，却终因石评梅心有所属而强行压下了满心爱慕。其后只用书信往来表达关心。
     
吴天放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他对石评梅隐瞒了有妻有子的已婚身份。当石评梅知道这一事实时，她所有少女的痴心与热情都早已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吴天放，欲罢不能。但是，吴的妻儿是无辜的，石评梅不忍做给他们带来痛苦的罪人，终于狠心断绝了与吴天放的来往。
     
从此石评梅常笼罩在一种“说不出的悲哀”之中，写给高君宇的信和诗也由清新活泼转入哀怨愁城。高君宇在同情鼓励之余，常邀石评梅到陶然亭去听关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演讲，希望能帮她走出失恋的阴影，勇敢地担当起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舵手。
     
1921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回答：“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鼓励石评梅“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


由于思想深交，高君宇认为石评梅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由友情转成了爱情。石评梅也视高君宇为知己。一天夜里，石评梅正倚在床边翻着一本伤感诗集，联想到人生的悲哀和生命的轻忽，心灵笼罩在重重愁绪之中。这时，她收到了一封西山来信。信很轻、很薄、很脆。拆开来，里面只是一张白纸和从中飘落的一片红叶。心形的红叶上题着两句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是高君宇采自西山碧云寺的一片红叶，此刻它又带着他的一腔热情捧到了石评梅的手中。石评梅平静的心海就这样被搅乱了，开始波涛汹涌。
     
高君宇当初为了和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反抗而落下了咯血的病根，每逢秋寒易发作，今秋他在清幽的西山静养着。当漫山秋叶红遍的时候，高君宇对石评梅的思恋情怀也酝酿成熟了。寄出红叶后，他开始甜蜜而忐忑地期待石评梅的回音。但他等到的是什么呢？
     
捧着红叶的石评梅就仿佛捧着高君宇那颗火热而赤诚的心。但，初恋受挫后，她就给自己塑了一层“独身主义”的保护膜，她能承受这片红叶的挚情吗？与吴天放分手后，石评梅虽然在理智上做到了狠心绝情，然而在感情上又无法把心收回，而吴的忏悔更使她难以忘情。这种矛盾使她不敢也不忍收下高君宇寄情的红叶。长痛不如短痛！犹豫再三的石评梅终于狠下心来，提笔在红叶的背面写了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就这样，红叶的故事结束了——可红叶的故事又才刚刚开始：自古以来，多情总被无情恼，谁又能例外呢？     
   

拒绝红叶后的石评梅也处在极端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她认为“不能使对方幸福比自己得不到幸福更痛苦”，并因此而狠心绝情；另一方面，又仿佛亲见了高君宇的失望和受伤般被歉疚、不安和自责缠绕着。在这样的风雨凄迷里，家乡来信说石评梅的童年好友吟梅因爱情不幸，染病身亡了。这双重的打击使病魔乘虚而入，石评梅终于被击倒了。
     
自从接到退回的红叶后，高君宇和石评梅间就仿佛隔了层屏障，虽然高君宇一再表示“我是可移一切的心与力专注于我所企注的事业”，但两人间还是有了误解。没想到石评梅这一病，却减少了他们久来的隔膜，给高君宇增了许多照顾、接触石评梅的机会。
     
病，缩短了两颗心的距离。然而，病也使石评梅更害怕柔情，更逃避着高君宇那颗她认为“本不该给而偏给了她”的心。病中的石评梅新愁旧恨纠结在一起，使她更觉人世的黯淡和凄凉。高君宇的服侍固然令她感动，但她固执着不愿因感激而加深对他的了解。
     
这一病，石评梅在床上躺了４０多天，“梅窠”（评梅的教师宿舍）做病房，更加显得萧瑟、荒凉。1924年高君宇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石评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观尚有游击队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他劝石评梅“不要怕”，“没要紧”，“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这件事对石评梅教育和印象颇深。
     
长久以来，高君宇一直不明白石评梅为什么不能接受他赤诚付出的心。是还不能忘情于吴天放？是担心他必须奔波、流血的事业？是自己没有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没有追求石评梅的权利？……这一趟南下，高君宇决定回家解决他自身无爱婚姻的纠葛，归来后再以自由之身去向石评梅捧出这颗心。
     
这一别，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高君宇好几次想和石评梅说点什么，好让她再多了解他些，然而每次话到嘴边都被她冷淡地用别话岔开了。这夜，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坐着。一个是低了头为心爱姑娘的躲避而叹着气，一个是低了头为自己的狠心绝情而落泪。只听见荒斋外狂风暴雨无休无止地肆虐，直到高君宇离去的那一刻到来，才互道了前途珍重。
     
八月里，石评梅收到高君宇寄自上海的信。厚厚的一摞纸上高君宇详细叙说了他解决婚姻问题的经过，字里行间洋溢着他解除长期桎梏后的欢乐和投身革命事业的。石评梅一面为高君宇高兴，一面更觉得他的可怜，她知道自己终究没有勇气回应高君宇的爱，这不只因为她早已心灰意冷，因为忌怕世俗人言，还因为高君宇从事的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事业。
     
“以后，南北飘零，生活在奔波之中，他甚至连礼教上应该敬爱的人都没有了！”石评梅憎恨自己是一个狰狞的鬼灵，一个害人的女狐，悄悄偷走了高君宇的心后，又悄悄溜走了。她终究是对不起他！但，感情难道是可以施舍的吗？思虑重重，石评梅这样决定了他们此后的命运：“我可以做你惟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 ‘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
     
收到石评梅的信后，高君宇的热情再一次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评梅，你只会答复人家不需要的答复，只会与人订不需要的约束！” 但，纵然心中万分哀怨，高君宇还是再次包容了石评梅对他的逃避。他在随后的信中说道：“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属于你，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为了你死，亦可以为了你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不如意的世界，要靠我们双手来打倒！”“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
     
石评梅正式决定与高君宇保持“冰雪友谊”的关系后，高君宇遵守着与石评梅的约定，但他的心无时无刻不被一种无处释放的感情烧灼着。
     
广州的高君宇在平息商团判乱的斗争后，上街买了两枚洁白、清冷的象牙戒指，大的一个自己戴上，小的一个连同几颗在战斗中的纪念物：被子弹打碎的车窗玻璃，一起寄给了石评梅。
     
“爱恋中的人，常把黄金或钻石的戒指套在彼此的手上以求两情不渝，我们也用这洁白坚固的象牙戒指来纪念我们的冰雪友谊吧！或者，我们的生命亦正如这象牙戒指一般，惨白如枯骨？”
     
可是，石评梅会和当初狠心不接受寄情红叶般也不接受这枚象牙戒指吗？她会忍心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吗？
     
离京半年多的高君宇回到北京来了，可是这次他却不能再和石评梅在桥梁垂柳下望月、到北海冰场滑雪、到昆明湖上泛舟。半年的奔波劳碌，高君宇终于支持不住旧病发作被送进“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
     
石评梅第一次来医院探望高君宇。他第一眼看见的便是她戴在手上的象牙戒指，此时他心中升起的不再是凄凉而是甜蜜：石评梅终于接受了！ ----他是以象牙戒指的洁白坚固来象征他俩之间的冰雪友谊的。两个人最终戴着各自的那枚象牙戒指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段在温馨中透着凄凉的病榻故事。石评梅每次探望高君宇，都会带来一束她心爱的红梅。有一次，高君宇睡着了，于是石评梅就给他写了张纸条：“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的梦中来过。”但是，石评梅的心却不是永远对他无顾虑地打开。那次石评梅给高君宇一勺一勺地喂着橘子汁，沉浸在浪漫绮思中的高君宇无意询问了一句“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哪里？”而石评梅一声“就是我站着的这地方”，又把高君宇拉回了惨淡的现实。
     
在病院的这段日子，对石评梅的顾忌和回避，高君宇是体恤而怜悯的。他知道压在石评梅心上的负担太重，这里边既有吴天放使她伤心的遭遇于前，又有世人的流言以及传统的束缚，她的自我谴责以及她多年来立志独身的素志，更有对他冒险的革命事业的担心。但他对石评梅的谅解越多，他心里的烦闷也就越重。
     
一面，高君宇再一次对她表白他的心：“评梅，我是飞入你手中的雪花，在你面前我没有我自己。”一面，他又鼓励她起来和不如意的生命做斗争：“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我们将它捏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
     
但，石评梅还是把自己禁锢在“独身主义”的牢笼里。少女时的石评梅常设想自己是一出悲剧中的主角，过着一种超然冷艳的生活。她继续上演着她自己的这幕悲剧，不知何时才能走出。
     
高君宇病愈后的第一个晴天，石评梅和他相约雪后游陶然亭。雪后的陶然亭一片银白，四周寂静，天地间仿佛就这一对恋人。石评梅织着毛衣，高君宇给她拿着线团，和她边走边聊，心中升起久未有过的惬意。那天的太阳仿佛专为出游设置的，加倍地放着温热，高君宇心中满是欢乐和力量。他不怕前途多舛，只求上苍让他拥有足够的健康去帮助石评梅打开心结，去最终赢得她的心。

陶然亭畔葛母墓旁，是一片背依树林、面临芦荡湖水的空旷雪地。高君宇给石评梅说起在广州当孙中山秘书时和各军阀斗法的旧事，忽然一阵激动：“评梅，你看北京这块地方，全被军阀权贵们糟蹋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块荒僻地还算干净了！评梅，以后，如果我死，你就把我葬在这儿吧！我知道，我是生也孤零、死也孤零……”
     
本来高兴的石评梅，一下子又落入了伤感，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高君宇。还是他自己又把她从悲哀中拉了回来：“唉，我病已好，哪能就死呢，你不要常那样想！”
     
回去的路上，高君宇轻微咳嗽了两声，石评梅的情急于色使他感到了心的平静、爱的甜蜜。高君宇一时心醉，在雪地上用手杖划了两个字：“心珠”。这是石评梅的乳名，他从来都不曾唤过。石评梅回头看见了，问道：“踏掉吗？”随即提足准备去擦，脸上挂着又是娇羞又是顽皮的笑，高君宇的一颗心不禁更加贴伏地沉浸在爱之渊底了。
     
地上落了两片桔瓣，高君宇想起先前的悲哀，在地上挖了个坑把它们埋了，说：“埋葬了我们的悲哀罢！”但，这悲哀，真能如这桔瓣一样被埋葬吗？在爱的追求之路上长途跋涉的高君宇，能战胜病魔的缠绕吗？
     
病稍愈后的高君宇顾不得医生“须静养半年”的劝告，又南下奔波了。归来后因急性盲肠炎，又被送到了医院，只三天工夫就瘦成了一把枯骨。对于高君宇的病，石评梅一直被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当她伏在形销骨立的高君宇床前时，不禁泪如泉涌。
     
“评梅，你的泪什么时候才能流完呢！”
     
“君宇，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捧在你的面前，从此后我为了爱而独身，你也为了爱而独身。”
     
“评梅，一颗心的颁赐，不是病和死可以换来的，我也不愿用病和死来换你那颗本不愿给的心。”
     
“我知道我是生也孤零、死也孤零。死时候啊，死时候，我只合独葬荒丘……”
     
“评梅，这儿的信件，你拿走罢，省得你再来一次检收！”
     
这是高君宇在决定死前，亲口和石评梅说的诀别的话。１９２５年３月５日凌晨两点，在孤寂无人的时候，高君宇终于挣扎着死在病床上，留下了他未竟的事业，未完成的爱情。那时候，石评梅在梦里见高君宇来向她告别，惊醒后她烦燥着，急切地想去医院看高君宇，告诉他她知道忏悔了，不再坚持冰雪友谊，只要他的病好，她什么都答应他———但，她此刻的忏悔，高君宇再也听不见了。
     
人世间，只有死是最可怕的，它让一切都无从挽回。为什么在生的时候，高君宇的柔情如水却不能温暖石评梅的孤心如铁呢！数年来的冰雪友谊，到最后只剩了饮恨千古、抚棺痛哭。
     
从高君宇的遗物中，石评梅找到了当初那片寄情的红叶，上面字迹依然，只是中间已经枯干了，裂了条缝。捧着这片红叶，石评梅心如刀割：“上帝允许我的祈求吧！我生前拒绝了他的，我在他死后依然承受他。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高君宇的死，终于让石评梅献出了她的心，这不知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从此后，在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前，经常会有一位憔悴女子在每周末风雨无阻前来祭吊，用她的泪水浇灌高君宇墓前的花草。石评梅一颗弱小的被命运拨弄的心，从此后只为了纪念他生存着。“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１９２８年９月３０日，终年沉寂在悲哀里的一代才女石评梅，在高君宇死后的第三年，也随着他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巧合的是石评梅和高君宇在同一个医院,同一个病室,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凌晨2:15逝世的.根据她的遗愿，石评梅被葬在高君宇墓旁，完成了她和高君宇：“生不能成宗室亲，死但求为同穴鬼”的心愿。

1

“二八佳人体如酥”。当年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聪慧过人，杭州城里的大家闺秀、绝色美人。大才子郁达夫痴迷执著，历尽辛苦、抛妻弃子而与佳人终成眷属。郁达夫和王映霞，一个是文坛才俊，风流倜傥；一个是西子再生，风情万种。然而，那个说浪漫是生活的全部？在面对梦一样的生活，梦一样的靓丽妻子，罗曼蒂克的卿卿我我，消磨了大丈夫的豪情，禁锢了大文豪的才情。最终劳燕分飞，一场如幻如烟的绮梦在西子湖畔的春风里吹散。

陈眉公在他的《小窗幽记》中说：“多情人必至寡情”。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元稹“始乱之终弃之”，皆多情种，然而最终寡情。纳兰性德词云：“人到多情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郁达夫“生怕情多累美人”，反复离合，而无所终，亦是多情至寡情。然而多情是真，寡情也是真。多情人，所钟情的人也必然多，所以不专。情最难久长，飘风不终期，骤雨不终日，多情人处处用情，情尽则必然寡情。能爱自己爱的、值得去爱的人，哪怕只是一天，都是生命中的幸事。爱情从来都是无果的，人生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这是亘古的爱与哀愁。回首伤情处，正是情浓时。

你即勇敢的爱，也要勇敢的分！

 
2

文学与恋爱，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郁达夫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

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暴露正是作者性的苦闷。十三岁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郁达夫为侍女玉儿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的第一个夫人是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1917年，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

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又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郁达夫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

与王映霞分手之后，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郁达夫的面前，郁达夫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 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小瑛而作。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原名陈莲有，郁达夫取“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名为何丽有，这个女人是大文豪最后也是唯一没有爱情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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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便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王映霞长身玉立，豆蔻韶华，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郁达夫当时已有妻室，儿女绕膝，年长映霞十多岁，按世俗之婚配，达夫未必是映霞最佳人选。

郁达夫才华横溢，有名士风度却又身世凄凉。人之常情是爱慕佳人，究其底又偏爱才子。王映霞有倾慕，却乏爱意，她所倾慕的是一个才子，要去爱恋的却是一个食五谷的人，从倾慕到爱恋，犯点踌躇，也是不难费解的，但其中距离较近，几步即可逾越，无奈郁达夫乍一见她，惊为天仙，顷刻间坠入情网，无从自拔。在郁达夫的凌厉攻势下，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王映霞终于做了爱情的俘虏。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两人相濡以沫，各倾注一腔真情，恩爱无比，因而赢得了“富春江上神仙侣” 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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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的婚姻既为爱情生，也为爱情死。王映霞爱的是郁达夫的文采和成就，这两样东西偏偏和平静的家庭生活过不去。郁、王之婚变缘起于第三者插足，没有缝隙的婚姻岂是别人能插进去的吗？

花了历年积蓄移家杭州之后，两人在杭州筑下爱巢“风雨茅庐”。郁达夫于“一九三六年春，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并由此同居。

郁达夫先生认为：“贫贱原始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在他的眼里，王映霞之所以委身许氏，是因为王氏嫌他贫穷而位不显。王映霞作为女性，当然有虚荣心，但是否因为见官而不惜失身，此论未必道着。映霞与许氏同居之日，正是郁达夫做官之时，说王贪官恋贵，有失公允。

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 “郁达夫就提出来，你到底是选择我还是选择许绍棣。你选择许绍棣你可以留下来。你选择我，还在乎这个夫妻情份，就跟我走，到武汉去。”

来到武汉不久，王映霞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但是她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王映霞找到了同在武汉的汪静之夫妇，提出了借夫堕胎的请求。不久，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汪静之前去探望却碰上王映霞与郁达夫正吵得不可开交。泪流满面的郁达夫告诉汪静之，他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 

当天晚上，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长夜难眠。他看见窗外还挂着王映霞洗晾的纱衫，悲愤难抑，拿起笔饱浸浓墨在那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一时间舆论大哗，满城风雨。事情的结果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朋友的调解下各让一步，王映霞写了不公开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再次登报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以保全妻子的名声。两人还立下协议书以示捐弃前嫌，开始新的夫妻之旅。但此事早已使王映霞尽失脸面，两人感情的裂痕再也无法弥合。

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和他人的暧昧关系，郁达夫接受了新加坡《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然而，紧张的夫妻关系并未因远离了风风雨雨的是非之地而缓和下来，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年轻时的化身，而此时的王映霞，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颠沛流离，忧患余生，兼之婚姻触礁，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艳丽多姿。郁达夫在玉娇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无异于绝望至跌落冰底……

在一次争吵后，郁达夫将有着详注的19首诗和1首词集成一组《毁家诗纪》交予香港《大风》旬刊发表，这组诗公开了他们婚变的内幕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艳事。

当王映霞看到了郁达夫不索取稿费只求发表的《毁家诗纪》，终于下定了离开郁达夫的决心。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随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和重庆三地刊出离婚启事，这场富春江上的才子佳人恋以卿卿我我始，以劳燕纷飞终，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却又凄凄惨惨的琴瑟悲歌。初恋之时，爱得死去活来，到头来，又恨得吐心沥血，一对神仙侣成了怨偶，终竟让后人唏嘘。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

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1999年2月6日，王映霞在上海去世。终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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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郁、王婚恋与婚变之中，缘的是爱情，毁的也是爱情。王映霞当初义无反顾，冲破种种樊篱嫁给达夫先生，为的是爱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要的是全部的爱情，而非一部分爱情，正因为此，她投奔爱情之始，便已埋下了爱情悲剧的伏线。

郁达夫此前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孙荃女士，在追王映霞期间，他屡次要求离婚，王亦曾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奈何后来生米煮成熟饭，王也便低调处理，尽管达夫先生爱王胜过爱孙百倍，而在王映霞之心底，终究是一块疙瘩与难以愈合的伤痕，问题是，郁达夫常常不小心地去揭这块伤疤。郁达夫先生作为风流名士，其行为多有不检，不但偶有寻花问柳之举，而且还常常直接伤了王氏的自尊心。在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中，还顽固地残存着传统的古香之梦，其骨子里有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妻妾俱备的自鸣得意。他屡以妾直称王映霞，在婚变之后的《毁家诗记》中称之为“姬”与“下堂妾”，便是明证。即或在婚后不久，先生写了一首《登杭州南峰》之诗，其有句云：“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把映霞比作苏东坡的姬妾“朝云”，戳到了王映霞的伤心处。后来又以白居易自居，将王比作白居易的通房丫头樊素。

也许这表面是个名分问题，究其实际，是爱情问题。在名分上，作为新式女子的王映霞也许不会多加考虑，她为了爱情是会赴汤蹈火的；在爱情上，这又正是作为新式女子的她所不能容忍。她之红杏出墙，怕在内心也有你来我往的报复之心。她私通许氏，却又没嫁给许氏。郁达夫说：“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此段叙述如真确，说明的正是映霞对爱情专一的执着，她是不愿过只有肉欲没有真情的生活吧。她说：“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这也许是王映霞咬舌斫指的真心感受，是一种痛彻肝肺的伤心悟道之语。她后来再次结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名士谁不爱?达官谁不欲?而这一切，她都不在乎了，她只有一个要求：要以原配夫人之礼待她。其中心情，是有“曾经沧海、除却巫云”那种彻心入骨之体验的，真是杜鹃啼血，只惜人生不复，杜鹃早已过花期。　
　
现在，郁达夫早已魂落他国，王映霞也已云散香消，其中恩怨瓜葛也风流云散，已成为结了血痂的黄灯古卷。多年以后，我们再看郁、王之恋，谁对谁错又有何人能予分辨?只有那情恩爱怨，让人千古怆然泪下。

“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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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1920．9．3-1995.9.8)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瑛，1921年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其祖父为张佩纶，外曾祖父为李鸿章。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考取伦敦大学，后因战事改入香港大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一举成名，同年发表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此后三四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作品多发表于《天地》、《万象》等杂志。 1944年出版小说集《传记》和散文集《流言》。
　
她23岁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分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1995年的9月8日，张爱玲一个人在纽约的公寓孤独地离去。这位本世纪中国最优秀、最惊恐不安，也最沉静的女性作家，为其传奇般的一生画下了一个诡异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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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彻头彻尾的小女人，令人沉醉迷恋的小女人。23岁的张爱玲，奇装眩人的，才气放恣的，跋扈的自恋着。“梳爱司头，穿高跟鞋”，把第一笔稿费拿去买了一只小号丹琪唇膏。同胡兰成纯粹恋爱的女子，没有丝毫矫情与伪饰。正是年轻小资女子的楷模，正是扑花飞碟的 最爱！

张爱玲的文字是空前绝后的。那种只有中国文字才能表达的精致，迷惘到只有40年代的中国才能产生，冷静到只有张爱玲才能写出。天时、地利与人和，造就了四十年代沦陷区的废墟上绽开的罂粟花。。。。

在饥寒交迫、心事煎逼的环境里，你不要读张爱玲，她会使你有一种奢华的反感。反之，在宁静的书斋里，沏上一杯清茶，翻读张爱玲，就会有一分把玩古董的美感。虽难铭心刻骨，却会感叹唏嘘。只觉有一股陈年紫檀木的寒香，悠悠透出来，散开去，送你一个片刻的消魂。

张爱玲文如其人。追求个性自由：力图作一个超越的“边际人”，以暧昧和灰暗体验人生，旁观人生；无奈“两面人”：即既有世俗的享乐性和进取心，又有精神的超脱感和批判性。对贵族浮世，既眷恋、感伤，又厌 恶、痛恨。圣洁的妻和热烈的情妇，神秀、清纯和物欲、世俗的统一；到底是“上海人”：功利、世故、练达、聪慧，灵性和洒脱。既有小市民的世俗气和局促的小家子气，又有一股贵族式的骄矜。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婚姻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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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作品《滚滚红尘》描写了一对世间男女在战乱年代里悲欢离合、欲仙欲死的爱情，即是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的。时光虽已流逝半个多世纪，张胡之恋仍在红尘里亦真亦幻地流传着，成为令人扼腕叹息的人间佳话。

张爱玲一生追求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粹爱情——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阶级和信仰。胡兰成风流，能看准女人的心思，使文弄墨，做人机敏善悟，颇有些别趣，因 而他的一生结交了几个真才实学的朋友。张爱玲的过早成熟，对人无论亲疏难得表露自己的感情，尤其是一个年长的自己成熟的异性，现实中，张爱玲除了她的父亲和弟弟，还没有一个异性与她有长久深刻的交往，况且当时她还只有23岁。正如她选择了胡兰成就没从考虑胡兰成是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的法制部长，在她定居美国时与美国著名戏剧家赖雅结婚同样也没有考虑过赖雅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张爱玲的作品，缠绵悱侧，凄艳哀绝，令人惊叹不已；张爱玲的身世，千回百折，跌宕起伏，更令人魂魄颤栗、感伤不已。

胡兰成于１９０６年生于浙江嵊县北乡胡村，１９３２年胡兰成的发妻玉凤病逝，给他很大打击。早年生活的困顿潦倒给胡兰成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这个从生活底层爬出来闯世界的人，为了自己的挣扎，为了改变命运，对人格、尊严、道德的价值观念已相当淡漠，铸就了一副铁石心肠。汪精卫看中了他的文才，１９３７年３月委任胡兰成为汪派上海《中华日报》主笔，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


张爱玲父母早年失睦离婚，家庭的不幸使张爱玲早熟。七岁时她就开始写小说，中学时代在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迟暮》、《秋雨》，小说《牛》、《霸王别姬》，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她用这５元稿费买了一支唇膏。

自１９４３年１月，在１９４３年大半年的时间里，沪上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从五月份发表《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时间，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在这一年相继问世，此时的张爱玲如日中天。在沦陷区的大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文坛新人，而且褒奖有加。《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而《万象》坚持着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竟一致对张爱玲嘉许和推崇，１９４３年，是文坛上的张爱玲年！
     
１９４４年初，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看到了《天地》杂志第二期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他原本是躺在藤椅上看的，看了一二节的时候，就不觉直起身体来，连连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细细地读完第一遍后又读第二遍，过后犹觉不足。张爱玲在这篇八九千字的小说中对人性的理解，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很深印象。遣词的准确，构思的巧妙，宛若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胡兰成看着无一处不顺眼，满心都是喜欢。于是萌发了与张爱玲结识、倾吐倾慕之情的念头。他好奇地给《天地》主编苏青写信，问“张爱玲果系何人”。苏青回信说“是女人”。当然是女人，但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苏青没有说。


不久，又有两期《天地》寄上，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而且还刊登了张爱玲一张照片，胡兰成望着照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仿佛神交已久，不由频频点头说：“这就是真的了！”从此，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胡兰成便去造访张爱玲。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喜欢社交，尤其是在大红大紫之后，更是闭门谢客。正如上海另一位女作家潘柳黛所言：“如果她和你约定三点钟到她家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她即使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嘭的一声关上了……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 刻才去，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一身长袍的胡兰成彬彬有礼地敲响了上海租界区静安寺路赫德路口１９２号公寓６０５室张爱玲深锁幽居的宅门。门里传来女仆的问话声：“侬找阿里一位？”胡兰成答道：“我是从南京慕名来访的一位读者，想见一见张爱玲小姐。”女仆迟疑了一下，又说：“张爱玲小姐身体不适，现在不见客。”胡兰成从公文包里摸出纸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劳驾女仆送给张爱玲小姐。女仆应了一声，从传信口接了纸条，再没了声息。

张爱玲从女仆手里接过纸条，心里不由一愣：胡兰成？这个人她是知道的，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发表一些政论文章，用笔老辣，是汪政权里的一个大笔杆子，更兼颇有名士风范，在上海滩也算得上一个人物。年仅２３岁的张爱玲生活圈子狭窄，与官场中人素无来往，她不知道胡兰成为何来找她。

张爱玲当时和姑姑张茂渊住在一起，于是便和姑姑商量。张茂渊觉得这个人有些背景，应该谨慎处理这件事，虽不想趋炎附势，却也不要以此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才好。也许是源于早年无爱的家庭的冷漠而渴望温暖，胡兰成的来访打动了张爱玲；也许是源于少女的好奇。总之，礼数周全的张爱玲思虑再三，决定回访胡兰成，于是便打电话相约在大西路美丽园胡兰成的住处见面。


两人一见面，都有些吃惊。张爱玲是没想到一个政府大员竟如一介书生般儒雅洒脱。而胡兰成初见张爱玲，简直被惊呆了，时常以为很懂得什么叫“惊艳”的这个中年男人，遇到年轻漂亮的女作家，感到“艳亦不是那艳法，惊亦不是那惊法”，胡兰成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

“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得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到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张爱玲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又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胡兰成颇具名士风范，风流倜傥，满腹才学，遇见这个倾心已久的女子，自然就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谈当时的流行作品，谈张爱玲小说的好处。

张爱玲静静地听。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缘故，别人读张爱玲的小说是读故事，而胡兰成读出的是人性的思考；别人说《封锁》是写高情调的空虚无聊，胡兰成读出的是对文明和人性的观照。

“钟情”在一见面，在懂得和了解之前，所以爱玲喜欢，因为这是无条件的。而爱玲的喜欢，是在了解自己的感情之前，正因如此，才是这般可贵，才是那样无价。现代社会里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陌生的异性可能在突然间成为你最亲近的人。世间许多浪漫的爱情均产生于了解之前的相知，一见钟情，一见倾心，也许这就是知已。

张爱玲深情地看着这个成熟的男人——白净的脸，清晰的嗓音，太阳红红地照着他的鼻尖，他搁在报纸上的手，黄黄的，瘦瘦的。一个真实的男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爱玲突然感到炽热、快乐！

爱玲很感激胡兰成关注她的作品，胡兰成则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颗心就这样渐渐地贴近了…… 两个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及至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她归去时，两个人已宛若多年的朋友和无话不谈的知己。

春日的黄昏，迷离的眼神，颤抖的双唇，惶惑的新奇，莫名的充实，悸动的心跳，让人感到世界的神秘和生存的美好。在长长的巷子里，胡兰成和张爱玲并肩慢慢地走着。突然，胡兰成突兀地说了一句：“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

张爱玲呆住了，似乎要说什么。看了胡兰成一看，又低下头去，脸上泛起红晕，终于什么也没有说。这句话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从“般配”的角度做出的评价，这不是一般的比较，而是男女间特殊意义上的比较。张爱玲起初的反应是一怔，但随即感到一个成熟男性的一句话，把他俩拉得这样近，近得没有了距离。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这怎么可以？”

张爱玲遇上了，她知道，这就是爱。张爱玲少年时代失去了太多的爱，失去了人们通常轻易得到的爱，因而，成年的她更渴望成熟男子的爱情。遇到胡兰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这是情感的栖息地，是抚慰创伤的良剂，所以她太投入。

第二天，胡兰成去看张爱玲。张爱玲在自己的客厅里接见了他。那天，张爱玲穿着一件蓝绸袄褂，戴着黄边框的眼镜，更显得光彩夺目，明艳照人。张爱玲房间陈设的华贵处处透着一种贵族家庭的典雅，令胡兰成惊诧不已，“那陈设与家俱原极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三国时东吴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有这样的兵气。”

那天，胡兰成坐了很久，他向张爱玲谈自己的生平，谈生活的坎坷。一向不擅言辞的张爱玲在胡兰成的激发下，说起胡兰成在南京下狱之际，她竟动了怜才之念，曾和苏青去过周佛海家为胡兰成求情。胡兰成并不知道这件往事，听后大为感动，回到家中，他久久不能入眠，挥笔给张爱玲写了一首直率而幼稚的情诗。张爱玲看后笑了，回信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从此，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去看张爱玲，后来索性天天去看她。因说起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拿出来送他，还在照片背后写了几行字：“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在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束花朵。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热恋的爱河里。此时的胡兰成已续娶英娣为妻，然而，他与张爱玲两心相印，两情相悦，四目相对，惺惺相惜，两颗相爱的心历经磨难贴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撞击出绚丽的火花。一见钟情建立起来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终究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的说教所不能压制得了的。哪里还顾得了伦理纲常，苦难和艰辛。他们冲破道德和理智的羁绊，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


１９４４年６月，胡兰成和张爱玲热恋时期，曾挥笔写下一篇长文《论张爱玲》，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胡兰成是有几分才气的，尽管他要形容张爱玲，“直如生手拉胡琴，道不着正字腔”，但还是极大的热恋中人的激情，搜肠刮肚地倾泻出对张爱玲满腹华靡浓丽的赞词：“张爱玲是一支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一只鸽子，时时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远远的、远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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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４月，张爱玲发表了一篇题为《爱》的散文，这篇短文章空灵飘忽，不着斧痕，描述了张爱玲理想中的爱情观。据说这个故事还是从胡兰成那里听来的，故事中的女孩即胡兰成发妻的庶母！

胡兰成当时在南京任职，张爱玲就常常给他写信。张爱玲本不是个缠绵悱恻的人，但这次也生出离情别绪来，她对胡兰成恋恋不舍地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她还在一封信中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张爱玲不想他们的关系将来会怎样，不问自己的名份，也不在意胡兰成已有妻室，挟妓狎玩，“欲仙欲死”地享受这爱的甘霖，──她得到了那种“于千万人之中遇见唯一爱人” 的欢乐，得到了千万年之中守得真爱一刻的永恒。所以她很满足。

爱情的力量使胡兰成由从前的郁郁寡欢变得爱说爱笑，有时还爱唱两嗓子。胡兰成每次回上海，先去看张爱玲，踏进房门就喊：“我回来了。”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他的归宿。每次回来，胡兰成都要在上海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两人伴在房里，总有说不完的话。

这时，事情起了变化：胡兰成用情不专，放纵情欲，他的妻子英娣提出与他离婚。胡兰成十分痛苦，在张爱玲面前流泪说：“张爱玲，我是不是太坏了，连做一个丈夫都不配？连太太都离我而去……。”
   
张爱玲安慰他说：“在这个乱世，做一个女人难，人来人去是不定的，什么都靠不住，何必为把握不住的事情难过呢？”

几天后。回到南京的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封求婚信：

爱玲：
自从一年前我在南京看到你登在《天地》上的两篇文章，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你就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所要寻觅的人！及至见了第一面，我更感到我俩的缘份是前世定了的。爱玲，这世上懂得你的只有我，懂得我的也只有你。在我们相知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这份对你的情义放在心底，不敢稍稍放纵感情的姜绳，生怕伤害了你。因为英娣还在呀！我是早就把你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的，英娣已经使我失去了一个家，你不会再使我失去最后一个家吧？！你说见了我，你变得很低很低，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本自视聪明，恃才傲物惯了的，在你面前，我只是感到自己寒伧，象一头又大又笨的俗物，一堆贾宝玉所说的污泥。在这世上，一般的女子我只会跟她们厮混，跟她们逢场作戏，而让我顶礼膜拜的却只有你。张爱玲，接纳我吧……

张爱玲给胡兰成回信，却是一张空白信笺，胡兰成匆匆赶回上海，眼睛里满是问号。张爱玲说：“我给你寄张白纸，好让你在上面写满你想写的字。”


他们结婚了。胡兰成担心时局不稳会连累张爱玲，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只写下一纸婚书：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所撰，证婚人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这年，胡兰成３８岁，张爱玲２３岁。


新婚蜜月，“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两人整日守在房里，燕语昵哝，男欢女爱，有时两人并枕躺在床上说体己话，有时面面相偎含情而视，有时说古论今谈天说地，张爱玲常有妙语连珠令胡兰成刮目而视。

张爱玲古典文学功底深厚，读小说心细如发，那些躲在套语滥调里的传神字句，她常常脱口而出。一次，张爱玲和胡兰成躲在深闺里谈论小说的语言，张爱玲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这‘淹然’二字就用得好！”胡兰成要张爱玲说“什么是‘淹然’”，张爱玲答：“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象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的一塌糊涂，这便是‘淹然’呀。” 谈张爱玲的朋友苏青，张爱玲品评说：“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是俊俏。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

张爱玲悟性颇高，常有与人不同的感觉。胡兰成为张爱玲读诗。读《诗经》中大雅章，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的诗句，张爱玲说：“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 读到《古诗十九首》中“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衣裳，当户理清曲”时，张爱玲说：“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 再读《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爱玲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读到《乐府》中一首诗：“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张爱玲笑：“这‘眄’字用得好。”胡兰成不明白是一种什么样子，张爱玲解释说：“就是上海话‘眼睛瞄发瞄发’，不是极有风情么。”还说：“这样困苦还能在夫婿面前撒娇，他们亦是真爱的！”      胡兰成不禁叹道：“自己平常看的东西以为懂了，其实竟未觉得。” 一日两人并坐看《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张爱玲就 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 张爱玲又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象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着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 让人隔得难受。”

一日午后，两人上街，张爱玲穿了件桃红色的单旗袍，胡兰成说“好看”，张爱玲道：“桃红色的颜色闻得见香气。” 张爱玲偷看书房里的胡兰成，这样写到：“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沙金粉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胡兰成促狭地要张爱玲描述他们夫妻亲热，张爱玲正色说：“你象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 谈到姓氏，张爱玲亦有妙论：“姓崔好，姓黄亦好，《红楼梦》里有个黄金莺，真是非常好的文章，而且是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萌下编花蓝儿，就更见其好。”又说，“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黄胡子。羌字象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还说，‘牛叫是好听，马叫也好听，马叫象风……” 胡兰成最后只得将手一合，又喜又恼无可奈何地说：“这书里的句子象是街上的行人只与你打招呼，我倒真象是乡下人来上海，端得只有看的份了！”


１９４５年初夏的一天傍晚，张爱玲和胡兰成站在阳台上，眺望晚烟里雾霭沉沉的大上海，心底升出一种郁郁苍苍的悲凉之感。上海市区的高楼大厦在夜幕中微微起伏，虽没有山峦却也象层峦叠嶂。张爱玲联想起这个时代许多人的命运，也联想起自己的命运，不由嗟喟道：“这真是一个乱世呵！”


随着时局的变化，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汪政权也如枯木朽枝，岌岌可危。胡兰成深感时局动荡，说不定哪日汪伪政权就要垮台，此时西天的一抹晚霞更增添了这种凄凉的情调，遥想未来不免有些感伤迷惘，便对张爱玲说：“时局可能要翻，来日大难，在劫难逃，汉乐府中有一首诗，‘来日大难，口燥舌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想不到古人这几句平常又平常的诗句，竟是我们此时处境的真切写照了！爱玲，恐怕我们夫妻真的要‘大难来时各自飞’了。”

张爱玲望着这个嬴弱的男人，心中掠过一丝苍凉，苦笑着说：“能过一时是一时，不要想那么多吧，兰成。” 胡兰成又说：“如果那一天来临，我必能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也必定找得见。”张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5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胡兰成开始了逃亡之路。先到上海，与张爱玲相处一夜，第二天去了杭州，又往绍兴，到了诸暨斯家。斯家是他中学同窗斯颂德的家。胡兰成年轻时在他家住了一年，却对同学的妹妹有非分之想（他当时已结婚），被斯家礼貌地请出。不多久，他又来斯家做客，这家人仍把他当客。现在，他逃亡的落脚点还是斯家。斯家人带他东躲西藏，仍不安生，又由斯家人带他去了温州。投奔斯君的丈人家即小娘范秀美的母家。胡兰成确实改了名字，冒称是张佩伦的后裔，不过不叫“张牵”，也不叫“张招”，而叫张嘉仪。
　　
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老父亡故后，她在一家蚕桑场工作。她送胡兰成去温州，她又与范秀美结成了夫妻。他给自己找的说法是：“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他忘记了张爱玲，周训德没有？而此时，周训德正因与他的关系入狱受苦，而张爱玲呢？一路寻过来了。逃亡中遇到一个在桑蚕学校读书的女子，名叫范秀美，后来又受其掩护，隐居在她家里，便与之同居。


１９４６年２月，张爱玲探得胡兰成潜藏的地址，冒着初春料峭的寒风，过诸暨，走丽水，远去温州寻夫。及至见了胡兰成，张爱玲幽幽地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宝珠在放光。”

夫妻一场患难相从，千里迢迢特意来看夫婿，按说胡兰成应感动不已，但这个铁石心肠的人，竟粗声粗气地吼：“你来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对此他后来的解释是，夫妻难中相别，妻子寻踪探夫，本是令人感动的人情之常，但爱玲是超凡脱俗的，就不宜了。真实的原因是并没有告诉他与秀美的事，“不是为要瞒她，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困惑。”男人向来是只顾原谅自己，不愿委屈自己的。
　　
爱玲一路上却是心事重重。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君本多变，侬仍痴情，女人对感情向来比男人持久认真。张爱玲住在公园旁的一家小旅馆里，胡兰成白天去陪她--爱玲，晚上去陪她--秀美。这次的相见，亲近中已有了生分。有时四目相视，半晌没有一句话，忽听得牛叫，两人面面相觑，诧异发呆。一日爱玲告诉胡兰成：“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因爱可以爱屋及乌，因爱亦可以感时恨别，见鸟心惊。但爱玲心中的黑乌鸦是永远赶不走了。

在来温州之前，张爱玲已听说胡兰成与范秀美同居的事，她宽容地想：一个身处险境的男人，远在外地寻找些安慰是难免的，何况秀美曾掩过兰成，乱世际遇在一起，也只是权宜之计。并未因此责备他，相反，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对胡兰成和秀美的婚事，张爱玲对范秀美还有一种同命相怜之情。初见范秀美，张爱玲甚至说：“范先生真是生得美的，她的脸好像中亚西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 胡兰成对她到来的迁怒，张爱玲觉得也许是因为局势动荡，前程未卜，但又觉得不对，这次相见，胡兰成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生分之感。


其实，当时的胡兰成正心事重重地挂念着一个叫小周的女子。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胡兰成一次到武汉时出差，住在同僚借住的汉阳医院时认识的。医院里有个周训德小姐，年方十七，长得端庄美丽，生性多情的风流才子胡兰成自然就起了绮念，很快使年幼无知的小周堕入情网。他要小周送他照片，又要她题字，小周似嗔似真地题了一首《乐府》中诗：“春江水沈沈，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小周是见习护士，学的是产科，在冬天穿着蓝布夹旗袍，做事干练，很有青春朝气。她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已经去世了。她是父亲与小老婆生的，因此，对胡兰成要求结婚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举行了一次结婚仪式，虽然他早已与张爱玲有婚姻之约，而且他告诉过小周他与张爱玲的关系。


胡兰成仰慕张爱玲的“横绝四海”，但也喜欢小周的本色天真，早在上海时就曾两次对张爱玲谈到他和小周的事，当时张爱玲虽不悦，只觉得是萍水姻缘，一夜风流，倒也未予理睬，后来势态竟发展至谈婚论嫁，而非胡兰成自己辩白的“逢场作戏”，当时身在武汉的周训德，因受胡兰成牵连，已被以涉嫌汉奸罪逮捕。消息传到胡兰成耳朵，痛苦难以自抑，他想去投案自首，以救出狱中的小周。此时张爱玲突然出现，自然是胡兰成没有料到的。

张爱玲住在温州城中公园旁的一家旅馆里，胡兰成白天去陪张爱玲，晚上去陪范秀美。在温州，这一个男人和两个女子，有时一起上街，有时一起在旅馆里抱头痛哭。用胡兰成的话说，“因为都是好人的世界”，相处倒也融洽。

一日，张爱玲又说起范秀美长得好，要给秀美画像。范秀美端坐着，张爱玲走笔如飞，胡兰成在旁边看，三个人兴味十足。眨眼就勾出了脸庞儿，画出眉眼和鼻子，正待画眼角，却突然停住了，一脸的凄然和委屈，只推身体不舒服，再也不肯画下去。范秀美走了之后，胡兰成很纳闷地问：“这样的神来之笔，为什么不画了。” 张爱玲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看上去竟似有夫妻相，难道这就是前世姻缘。心里不由一阵惊动，就再也画不下去。”

那天晚上，胡兰成依旧做着他那数美并陈的梦，他仍旧想保持目前的格局，即名份上有张爱玲，意念中有周训德，现实中有范秀美，只不过要将这种局势让张爱玲知道。他将他记述他和小周交往的一篇《武汉记》拿出来让张爱玲看，张爱玲只翻了几页，就丢在桌上，说：“看不下去！”

胡兰成又将他想去武汉自首，以此营救狱中的小周的想法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感到委屈。张爱玲说：“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你与我结婚时，婚贴下写下‘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你何曾给我安稳？在我和小周之间，还是要你做出选择。你说我无理也罢。” 胡兰成辩解：“我和你是仙境中的爱，而与小周、秀美是尘境中的爱。”并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与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如天命一般不可移易。”还说待张爱玲如己，待小周如客，克己而待客，宁可委屈张爱玲，不愿委屈小周。最后张爱玲伤感地说：“我要你选择，你到底不肯。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虽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尘境中的爱情击碎了仙境中的爱情，剩下的只有悲伤和痛苦，张爱玲的心灵再也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张爱玲遇到了胡兰成，由相知到相爱，由情人到伴侣，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见胡兰成不愿舍弃小周，又越看秀美越像胡兰成，张爱玲的心碎了，张爱玲绝望了，她本能地意识到：在胡兰成心目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她决心回上海。一个女人心里只装着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心中却有着几个女人，她如何能不感伤？
　　
第二天，本拟与丈夫同甘共苦的张爱玲，带着满腔哀怨踏上归途。胡兰成去送张爱玲。那天，天上飘着些微雨，地上吹着些微风，张爱玲想起一年前和胡兰成初次相逢的那个黄昏，不由黯然神伤。

胡兰成伫立岸上，看张爱玲一个人孤零零地登船远去。天公应知离情，更着阵阵春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如歌如梦。雨水和泪水把昔日烈焰浇泼殆尽，把欲仙欲死的爱境荡涤一空，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

这是张爱玲惟一的爱，她不会有第二次。她爱得如火如荼，如生如死，全身心投入而忘了一切。她曾经得到千万人之中遇见惟一的人的欢悦，她曾经得到千万年之中守住恋爱一刻的永恒，但欢悦无永恒，永恒无欢悦，因为似乎到底不是那惟一的人……
　　
她爱得伤心、伤情、伤了灵性。这里的创伤，不仅影响了她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勤奋的笔耕得慢了，生花的笔开得淡了。全身心品味的感觉钝化了，对意态情致的体悟淡泊了。张爱玲风格弱化了。
　　
她曾对胡兰成说：“我自将萎谢了。”萎谢的不仅是青春，亦是文采，一代才女的才情。

这来自心灵的创伤和巨痛不禁影响了她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她的创作，──在很长一个时期，她没有再写东西，而且从此她再也没有写出象先前那样富有灵气和才情的作品，令人惋息不已。


过了几日，张爱玲寄了些钱来，亦有信来：“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涛涛黄浪，伫立涕泣久之……。你没有钱用，我怎么都要节省，帮你度过难关的。今既知道你在那边的生活程度，我也有个打算了，不要为我忧念。”痴心若此，令天下男女为之动容，为之掩面。


6

这份令人刻骨铭心的爱，虽然苦涩不堪，纵有千般委屈，毕竟一时难以割舍。回到上海之后，张爱玲仍没有间断和胡兰成的联系，经常寄来稿费，补贴胡兰成的生活之需。

张爱玲回上海后，抓汉奸的风气渐渐过去，胡兰成又做起“东山再起”的美梦。当时的文化名梁漱溟在四川北碚办了一家勉仁书院，经常在一份《观察》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在学人中间颇有影响。胡兰成便写信与梁漱溟论学，因胡兰成用的是化名，梁漱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但对胡兰成的观点大为赏识，当即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从此，胡兰成在当地名气渐大，而且经当地名流介绍，在温州中学谋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胡兰成洋洋得意，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志得意满地给张爱玲写信述及自己的心境，最后还忘不了提一句“时有村妇来灯下坐语”。

张爱玲看到处境渐已好转后的胡兰成又故态复萌，一副浮浪文人相，感到越来越陌生，不愿意再答理他。也许是山水相阻使两人越来越难以沟通，隔阂越来越深，也许张爱玲有意躲避这份绝望的爱情，总之，张爱玲觉得“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与胡兰成的书信也日渐稀疏。1947年11月，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他不忏悔和谴责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当”。他又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那篇含有与小周交往内容的《武汉记》印象如何，又谈起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二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时间是6月10日：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1947年6月9日，上海遭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货棚被掀翻，到处有积水，交通亦中断达二十四小时之久。吴淞口外的渔船被吹翻了一百多艘。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张爱玲的心境也更悲戚吧？“如果张爱玲那封决绝信是在6月9日狂风暴雨中写的，那心情该有多凄惨？” 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底曾经爱过，而且是铭心刻骨的爱，哪怕虽有千般委屈，但委实难以放下，因而拖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最后的决断。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可以忍受的，因为毕竟还是情味，而无爱的苦涩却是无可奈何的。
　　
收到诀别信后不久，胡兰成曾想通过爱玲的挚友炎樱从中缓和关系，以再修好。他写信给炎樱，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炎樱没有理他，张爱玲也没有理他。
　　
“我自将萎谢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了”，这嗟喟中多少悲伤，多少次灵魂的搏斗，内心的纠缠，使张爱玲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诀绝。这次裂变给张爱玲带来的创痛是巨大的，以致于许多年以后，在张爱玲短篇小说《五四轶事》里，依然还能找到这段感情生活留下的影子。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一代才女张爱玲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走过罗湖桥头，带着心灵的创伤，告别了祖国。

1949年后，胡兰成逃亡日本，与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一起过着潦倒生活。晚年胡兰成移居台湾重操旧业，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后来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去了美国，便借他的自传《今生今世》出版之际，指望重修旧好。张爱玲回信说：

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作参考，所以冒失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在这里预选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不知当年胡兰成对美丽多才的张爱玲始乱终弃出于什么难言的苦衷，但许多年以后，胡兰成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7

1956年2月13日，张爱玲填写了申请书寄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其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夫人：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根据1953年颁发的难民法令，移民来此。我在去年10月份来到这个国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它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使我向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3月13日到6月30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

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张爱玲与赖雅相遇。这时赖雅65岁，张爱玲36岁。

甫德南·赖雅189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一对德国移民夫妇家中，17岁进宾州大学攻读文学专业，20岁以前已有大量诗作发表。他曾在哈佛大学读硕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英文教员，任《波士顿邮报》的战地记者，赴欧洲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自由撰稿人。赖雅于1917年结婚，有一女，1926年离婚。30年代中期以后，赖雅成为一个忠信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终其一生未能加入共产党。

赖雅觉得张爱玲既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到了将近3月底，他们开始互相到对方的工作室作客。4月1日，他们并肩坐在大厅中共享复活节正餐。到了5月初，他们彼此已觉得很投趣。

张爱玲始终是一个矜持的女人，人们未免感到惊讶，为什么这一次的罗曼史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其实，这是张爱玲面临多方面的生活窘迫的一次选择，赖雅是个热情又关心人的男人，对她的工作也有兴趣，在生活中挣扎的张爱玲挑中了赖雅。这种选择，恐怕只有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的人，才能完全理解。

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是5月14日，告别营地时，张爱玲向赖雅倾吐了自己的感情。6月30日，张爱玲在营地的期限亦满，她搬进了纽约的一位营友家。

7月5日，赖雅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虽然赖雅离婚后30年来一直回避结婚，然而就在这一天，赖雅毅然写信向张爱玲求婚。8月14日，张爱玲和赖雅举行了婚礼。但由于多方原因，张爱玲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1)

萧红：本名张乃莹，１９１１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
１９２７年就读于哈尔滨市第一女中；
１９３０年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
１９３３年以悄吟的署名与萧军合出小说散文集《跋涉》；
１９３４年二萧前往青岛，为《青岛晨报》编辑副刊，并完成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写作；
１９３５年第一次用萧红的笔名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
１９３６年二萧分手只身赴日本写出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沙粒》；
１９３８年回家到山西任教宣传抗日；
１９４０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马伯乐》、《呼兰河传》；
１９４２年于香港病逝。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而且多么讨厌呵，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不错，我要飞，
但同时觉得……
我会掉下来。
——萧红

如果说萧红“比谁都更有前途”（鲁迅《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的文字让人敬佩，那么她的传奇人生则让人唏嘘。聂绀弩与她有段对话为：“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好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前后……”“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萧红是率真的、敏感的，她天赋的才情与追求完美的个性注定她是痛苦的。而面对这样一个感性的良善女子，即使有些执拗与极端，似乎也没有理由不得到旁人的谅解。她爱孩子，将家传的一对醉红的核桃毫不吝啬地送给了海婴，而她两次都有做母亲的机会却最后于贫病中失去了他们。她爱朋友，尽管自己生活拮据，与人合租着两间平房，可是为了一个朋友不住漏雨的屋子，而让她过来与二萧同睡一床。她爱萧军，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除了写作，萧红最挂念的也许还是萧军，她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那个为她生命带来了春天的男子，她对前往香港看望她的胡风说：“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的，帮助我的。”她未能用笔写出《红楼梦》，却用生命成全了红楼人物的命运。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说，一面用小竹棍儿敲那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色白得跟月色一样。——《在西安》绀弩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州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的，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忆萧红》许广平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风雨中忆萧红》丁玲


（2）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全东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有一个叫刘鸿霖的小伙子，后来人们只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名字——萧军，在北满一个小县城舒兰聚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准备拉起队伍抗击日本强盗。他们失败后，萧军被迫逃亡到哈尔滨，成了没有职业的流浪汉。倔强的萧军又找到一群新的战友，开始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新的斗争。当时，“萧军”这个名字还没有出世，人们熟知的是流浪诗人“三郎”。萧军任《国际协报》副刊编辑。1932 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女读者的求救信。这个女读者署名张乃莹，正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里。和她同居的男人抛弃了她，不告而别，让她一个人承担六百多元的食宿费。旅馆老板见她付不出这笔巨款，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张乃莹就是日后驰名中国文坛的女作家萧红。

1911年6月2日出生于地主家庭，萧红诞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城的一个大财主家庭，因生辰的不吉利而不为父母和奶奶喜欢，幼年丧母以后，她在这幢小屋里度过了不幸而苍凉的童年。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官僚绅士。不仅对佃户奴仆很残暴，对萧红也十分严厉。冷酷的环境使萧红从小就富于抗争精神。同时，也使她能够同情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和辛酸。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受到“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她一边醉心于绘画，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和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这一切，把她带到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当萧红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时， 1931 年，专横的父亲逼着萧红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萧红断然拒绝，和封建家庭决裂，逃出了父亲的控制。但那时的黑暗社会，对萧红这样孤立无援的少女来说，不过是比封建家庭更大的一个牢笼罢了。萧红被骗和汪殿甲相识，陷进灾难的深渊。两人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之后，绝情的汪殿甲以回家取钱为由，扔下怀孕的萧红扬长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1932年7月，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连续下了20多天的大雨。道外区东兴顺旅馆里，一位叫张乃莹的怀孕女子正赤着脚无力地在房间里来回挪动。由于生活物资的紧缺，怀孕7个月的她面容憔悴。重病缠身的她走投无路，给当地的报馆写信求援。萧军受主编所托，前去探看女作者张乃莹。萧红对萧军的到来，非常惊喜。她没有料到那封求救信会引起反响，更没有料到来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萧红读过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她原以为三郎一定是西装革履、生活优裕的文艺家，没有想到竟是一个头发蓬乱、衣着褴褛的流浪汉。然而，这汉子有一种无畏的豪爽的英气，萧红不由产生信赖的亲切的感觉。没什么客气的套话，彼此很快毫无顾忌地倾谈起来。

萧红在那狐鬼满路的茫茫人海里，终于遇到一个知音，便打开心扉，把自己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难言的屈辱，痛苦的心情，对爱和美的渴望与追求，尽情地倾述出来。萧军越听越感动，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个苦难的少女和房内的一切。在萧红的床上，萧军发现了散落的纸片上画着图案式的花纹，虽是胡乱勾勒的，但线条洗练流畅，显示着勾勒者非凡的艺术才情。接着萧军又看到纸片上有几节字迹秀丽工整的短诗，那诗是：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萧军被震动了！他感到无比的惊异！问道：“这是你画的和你写的吗？”这个不幸的作者有些不好意思，默默地点点头。萧军这时的激动，简直难以言说，直到半个世纪后，萧军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还是那样刻骨铭心。萧军说：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

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然而，要真的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又谈何容易。性如烈火的萧军虽然多次到旅馆去警告老板，决不许他出卖萧红去抵债，但是老板却软中带硬地威胁说：“我们开店的，全靠各方主顾关照，住客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要把店钱给了，我们立即欢送这位张小姐……”明明看透了萧军贫穷，拿不出这笔巨款，故意对他嘲弄和讹诈。萧军每次从旅馆探望萧红回来，都焦急地一筹莫展，像一头笼中的猛兽，在斗室中踱来踱去……。

时机，终于到来了。

1932 年秋天，松花江堤决口，洪水奔流，哈尔滨大片地区成了汪洋泽国。萧红所在的东兴顺旅馆，一片混乱，人们各自逃生。在暴风雨的黑夜里，萧军终于把萧红救出来。

萧军与萧红在患难中结为夫妻。从此以后，萧红有了坚强的伴侣。萧军送给妻子的礼品，不是什么珠宝首饰，而是比珠宝更珍贵的三首定情诗：

　　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
　　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
　　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傍并头枝。

　　凉月西风漠漠天，寸心如雾亦如烟；
　　夜阑露点栏干湿，一是双双俏倚肩。

就这样，动乱时代的两个苦难儿女，两个英勇的儿女，互相搀扶，相濡以沫，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获得自由后的萧红和萧军却又不得不面对贫穷和饥饿的追杀，他们经常出入当铺，四处借贷，而此时的萧红又即将分娩。就在一个三等的贫民医院里，萧红生了一个女婴。然而他们实在养不起这个女婴，医院看门的老大爷把这个孩子抱走了。苦难的身世激发了他们对贫苦人民的感情，使他们的目光共同投向了下层人民的艰难身世。他们坚持共同写作，不久便酝酿出了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一部名叫《跋涉》的文集。1934年6月，他们辗转到了风景秀丽的青岛，在那里度起了精神的蜜月。在爱情滋养下，萧红在一幢小楼里写下长篇小说《生死场》，这本书此后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萧红在此后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


（3）

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在鲁迅身边的初期，他们的创作和情感都更加丰盛，而且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以便能介绍一些文坛的朋友给他们认识。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的无限情意。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萧军则告诉友人：“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为了缓解冲突，１９３６年萧红孤身一人东渡日本，写下《孤独的生活》。而萧军则回到青岛。客居他乡的萧红仍然思念着萧军，她在给萧军的信里还张罗着要为他买柔软的枕头和被子。次年“七七”事变，立即回国，投身抗战文艺事业，应李公朴之邀，从武汉到临汾去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宣传抗日救亡。在西安，当萧红满含希望地回到萧军身边后，他们的矛盾却发生了进一步激化，猜忌和怨恨变得毫无遮拦，最后分手的时刻终于降临了。萧红是非常珍惜这段感情的，她写了很多诗。虽然很怨恨萧军，甚至骂萧军，但是她内心里还是希望萧军回心转意，她不想舍弃萧军。谢绝了萧军最后的挽留，也谢绝了丁玲等友人前往延安过“火热生活”的邀请，萧红选择了一条孤独的创作和生活之路。

萧红与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是1937年10月在武汉相识的。因为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据锡金回忆文章所写的情况看，四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经常讨论文学创作、时势发展，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办饭馆等，四个年轻人经常又笑又唱又说又闹，把房顶都快掀掉了。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雨，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产生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的对她才华的赞美。这就使二萧本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临着新的考验。萧军本人、萧红与端木都敏感地发现了三人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

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并同塞克等人一起逛西安古城，欣赏碑林书法。两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直到萧军又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这时的端木还从没有想过要结婚的问题，而萧红也还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初夏，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萧红和端木相处的岁月里，两人互相勉励，写下了大量的新作，而萧军也找到了新的终生伴侣。


（4）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１９４０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长篇小说《马伯乐》和《呼兰河传》。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重病之中的萧红因为沐浴着爱情的阳光，仍然乐观开朗。有一次刮十二级台风，端木忽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萧红病危。端木坐了船冒着风浪和生命危险，过海去看她。结果一到玛丽皇后医院，萧红睡得挺好，而且一见他来了还很高兴。端木告诉她护士给他打电话说她不好了，萧红就咯咯咯地笑。其实端木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萧红自己打的。

萧红与端木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是在多难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将怀有身孕的萧红一个人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1941年12月8日，日軍從深圳開始進攻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就准备突围撤离了，他这种只顾自己的举动使萧红自然感到被冷落被遗弃了。

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萧军和端木蕻良分属截然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所谓硬汉，一个是生性娇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男性的自我中心，使他们无视萧红作为女性的身心需求。像绿川英子所说的“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他们是无从察觉的，更不要说做到许广平那样感同身受的体贴。许广平《追忆萧红》中写道：“她（萧红）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说）白凤丸对妇科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然听朋友说她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又死去了。不晓得生孩子之后身体是否仍然康强，如果坏起来的话，那么，真是我害了她了。”

这里所体现的身体关怀，才是对一位女性真正的关爱。除了要承受战乱、饥饿、繁重的家务、感情的折磨，萧红还要承受妇科病、怀孕的负担、产后的虚弱。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在大家眼中，萧红只是一位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不是得了肺炎、得了癌症，才叫有病在身。身体的不适引起精神的忧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多愁善感、小资情调。萧红一生遇到的男性，无论是萧军、端木蕻良，还是早年的汪恩甲、临终前相伴的骆宾基，都从未想到这一层。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萧红的悲剧是宿命的。面对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只能是一个“软弱者”、一个“失败者”。弥留之际，萧红终于有所醒悟，感叹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同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1942年1月22日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死在战乱中的香港一个临时医院（聖士提反臨時醫務站）里，年仅31岁。死前又被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不能发声，痛苦万状。这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25日黄昏，葬于香港浅水湾。诗人戴望舒写了一首悼念萧红的诗，“走六小时寂寞的路／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十年漂泊，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她的一生如同白雪一样美丽纯洁，在寒风中零落成了泥土。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1987年11月4日，端木到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题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1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农历9月4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父亲蒋浴岚，秀才，后留学日本学习法律，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世家子弟，曾行医散药，造福乡里。母亲余曼贞为常德封建世家女，因自幼受新文化熏陶，具有较强的民主革命思想。

◇ 1908年，父亲病逝，丁玲随母亲寄居舅父家，从七岁起至十四岁，随母亲辗转就读于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幼稚班，桃源县立小学、常德女子小学、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校等校。

◇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校读书的丁玲在王剑虹、杨代诚等的带动下参加了游行、讲演、剪辫子等学生运动。

◇ 1921年底赴上海，考入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

◇ 1923年夏，结识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经瞿秋白等人介绍进入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

◇ 1924年夏，挚友王剑虹不幸病逝，丁玲悲痛地告别上海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等校旁听文学课，这时，结识了胡也频。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这期间，她进一步涉猎了大量文学名著，她自己的小说创作亦在孕育之中。

◇ 1927年秋，丁玲完成了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梦珂》，1928年2月10日姊妹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这篇作品以它大胆的描写和细腻的心理刻化划引起文坛注目，并奠定了她的文学道路。

◇ 1928年春，丁玲、胡也频返上海，计划去寻求新的生活道路、开创新的文学事业。这时，她陆续写了《暑假中》、《阿毛姑娘》和散文《素描》等。10月，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由开明书店出版。

◇ 1929年初，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三人和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杂志，丁玲陆续写了《过年》、《岁暮》、《小火轮》、《她走后》、《日》、《野草》等短篇小说;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自杀日记》；长篇小说《韦护》。

◇ 1930年5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此期间，丁玲先后写成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以及另外一些短篇。

◇ 1931年春，胡也频不幸被捕遇害，对丁玲产生了重大影响。先后写出了《某夜》、《田家冲》、《水》、《法网》、《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奔》等中短篇小说。

◇ 1932年3月，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半年出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14日，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由于丁玲的声望和鲁迅、宋庆龄和国内外进步势力的营救，国民党未敢杀害丁玲而将她转到南京关押、软禁，直到1936年9月，逃离南京，秘密返回上海。

◇ 1936年9月下旬，丁玲离沪赴西安，曾秘密会见美国朋友埃德加 斯诺和史沫特莱女士。创作上，她写了数十篇散文、通讯、速写、杂文、论文、诗歌、戏剧和小说作品，其中《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 1942年，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连续写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 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导写作，写了《三日杂记》。报告文学《田保霖》。

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完稿了，这是丁玲十余年根据地生活的总结，也是她三十年创作生活的小结。

从1955年开始丁玲先是被开除党籍、取消原籍原薪、撤消原工作，查禁所有作品，并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八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关进“牛棚”四年，所有文稿被洗劫一空。1970年又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1975年虽获释放，但又被谴送山西省长治县嶂头村。在这里她重写《在严寒的日子里》，写散文《杜晚香》。

直至1979年丁玲恢复了党籍。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逝世。毛泽东曾手书诗词与丁玲

临江仙　　赠丁玲
1936.12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丁。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2

1921年隆冬，湘西常德。17岁的丁玲见到了从上海回来的王剑虹，他们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和未来，在母亲的支持和王剑虹的鼓励下，丁玲决定放弃即将获得的中学文凭，向广阔的天外世界飞翔。第二年春天，她随王剑虹一起来到上海进入由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现实和理想往往有一段距离，丁玲与王剑虹不久就离校漂泊到南京。这时，他们结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并在秋白劝说下，重返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秋白与剑虹很快相恋而结婚。不幸的是，王剑虹不久就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去密友的伤痛、满盛着近两年来左冲右突的伤痛和失望、苦闷和忧伤，离沪赴京，准备进入学习空气较为浓厚的学府深造，时值1924年夏。

到北京后，丁玲与女友曹孟君一起住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准备投考美术学校。由于当时曹孟君与流寓北京的文艺青年左恭恋爱，丁玲常随她一起到左恭所居住的公寓。当胡也频与左恭成为熟人后，很自然地与丁玲相识了。他们相识在1925年春天，丁玲后来投考艺术学校没有成功，就搬到西城通丰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住下。她曾到一个画家私人画室里继续学习绘画，然而最终也没坚持下去，后又准备到法国寻找职业，由于母亲和朋友都持反对态度，也未成行。在这毫无希望的蛰居生活中，丁玲回想这几年来飘飘荡荡的生活，逝去的朋友，远在湘西的母亲及早亡的弟弟，引起她无名的感伤和惆怅，也常常一人独守静思、痴坐痛哭。就在此时，胡也频这个极富热情正做着文学之梦的流浪青年正在向她的心灵走近。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一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托人送给了丁玲，表达自己的爱情。当时，正处在极为苦闷状态中的丁玲不可能把自己的爱情建立在几次交往之上。丁玲焦急不堪，几乎绝望了。恰值这时王剑虹的父亲正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处在失望和苦恼中的丁玲就在繁花似锦的春天离开北京。

回到常德母亲的膝下，栖息在作为校舍的庙宇里，丁玲像一个战败的勇士，归林的倦鸟，用极其复杂的心情反省着几年来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以及她曾有过的向社会的出击和进取、颓丧和感怀。她痛觉愧对母亲的厚望，虽然回到了亲人的怀抱有着诉不完的抑郁和忧伤，但一颗心却仍然彷徨在高山峡谷之间，奔腾在长江大河之上，她仍要重鼓翅膀，奋力飞翔。

就在这寂寞而又温馨的夏季，有一天，突然听见大门咣咣的响，丁玲与她母亲同去开门，都惊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一个身穿白长衫的青年。丁母惊诧这是哪里来的访问者；丁玲诧异这个在北京刚刚见过几面，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更使她们母女惊异的是，这个青年除一套随身换洗裤褂外竟孑然一身，就连乘车而来的人力车费也是丁玲代为付给的。

这个青年，就是已深深爱上了丁玲的胡也频。原来在送去花束之后没有得到回音的胡也频已陷入了痛苦的烦乱之中，当他得知丁玲不辞而别，南下常德的消息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一颗跳动而慌乱的心。他不顾一切，星夜兼程，跨长江，渡沅水，风尘仆仆，追随着自己心爱人的踪影。

丁玲母女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勇敢、热烈、执拗而穷困的青年。从这时，丁玲才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痛苦经历。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

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走进淤泥地就出不来了。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地上看天上的星星，说说悄悄话，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湘西僻远的常德、空旷静寂的庙宇，消了都市的烦闷和喧嚣，成了这两个漂泊青年的栖息之地。古老的常德城垣，迤逦的沅水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相伴相随的脚印。静谧宁馨的夏夜、群星闪烁的天空、淙淙流动的江水，都给年轻的诗人以丰富的灵感和无限的遐思，他挥笔记下自己心灵的颤动，流溢着自己对爱的热切渴慕和求生的苦恼痛楚。从这里，丁玲得到了丝丝缕缕的慰藉，也看到一颗明亮热炙而又坚强执著的心灵，也感到这一颗心由于长久的流浪所带来的刺痛。

共同的理想追求、对社会的鄙视，特别是两个相似的别乡离井漂泊异地的感怀，使两颗心渐渐地融化在一起。常德，只是他们暂避风浪的港湾，他们仍要飞向社会，走向洪涛阵阵的人生旋流去搏击奋斗。这样，在1925年中秋，是红叶飘摇的季节，北京香山碧云寺下又重见丁玲与也频相依相随的身影。

丁玲和也频都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虽然生活在清苦岁月里，爱情生活既有甜蜜的温柔，也有浪漫的诗意。当时沉醉于爱河，饱饮爱的醇酒的胡也频只打算做中国的雪莱，用自己多情的彩笔构筑起一座座美的世界，来献给他年轻的爱人。而丁玲也沐浴在爱的温氲中，除了每日三餐，盐油米柴的准备外，还有几部翻译小说也构成她生活的一部分。

要爱，首先必须生活。当他们生活难以为继，当他们眩惑的情感涌浪平息之后，面前耸立的仍然如同从前一样的一个沉闷窒息的北京古城和荒凉冷酷的人生事实。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搬下来，重又过起蛰居流寓的生活。此时，胡也频的作品小说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已能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镌》上面世。后来，靠着对文学执著的勤奋努力，胡也频很快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北方寂寞的诗坛造成一种新的趣味，在风格方面，被当时称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并且，他以其横溢的才华，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有涉足。但是，稿费收入很微薄，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

繁重的物质生存压迫并不能遮掩丁玲与也频爱情生活的光彩，住在香山时，由于二人不善理财，常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这时，就由一人或二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当一些衣物以解燃眉之急。有时两人下山虽是为筹措伙食，但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这件事，因为关心泉水与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那时，丁玲有一女友杨没累，与丈夫同居四五年，直到病逝，人还未曾有过夫妻生活，别人都认为这不可理喻，丁玲却与人说，自己相信并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可见，“五四”时代女性对爱情的理想色彩的精神追求和浪漫情怀。事实上，这“很平常的故事”也就发生在她与也频纯洁之爱之间，她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说：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保持自由的幻想。丁玲说1928年，由于责任感的加强，对自由的幻灭，她才决定与也频白首终身。事实上，在此前，由于第三者的出现，她与也频的情感生活出现了波折。

3

求生的奋斗不能抹去他们纯洁之爱的光泽，但是大时代的印痕却深深打烙在两人的心坎上。丁玲和也频蛰居在苦闷荒凉的北京古城，面对南方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抑郁和烦闷渐渐笼上他们生活的星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给丁玲以极大的震动，这时，他们虽然想到南方，但已经迟了。丁玲恨死了北京！形式上她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她精神上痛苦极了，她要拿起笔，诉说自己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和挣扎。事实上，几年来闲暇的生活中，她一方面受胡也频的濡染，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滞居在北方的文艺青年的影响（像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鲁彦、凌叔华、庐隐、戴望舒，当时他们都有过交往）；百样的人生的冷静观察，都使她心灵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内心，写自己以外的人和事，已是自然而然的了。

就这样，在1927年冬，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在一大堆来稿中惊喜地发现一篇属名丁玲的小说，在12月份的《小说月报》上，人们读到了丁玲创作的《梦珂》，第二年春，同样是在头条位置上，又出现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整个文坛震惊了，人们惊异这横空出世，才华横溢的文学新星，到处打听这丁玲是谁？丁玲就这样在寂寞、苦闷中走向文坛，在文学大千世界中寻找出自己的一个角落。胡也频极为爱护丁玲的创作，他不但鼓励她，而且一个人承担着生活的负重，不致使丁玲的创作心境受到影响。所以当丁玲的第一部小说结集出版时，在后记中丁玲说：“不敢说是便把来献给我的频……但为了他给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勇气，我愿做为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频的心上，是奢望盘据一个地位的。”

就在1927年冬，丁玲正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也频的文章也有了较多的出路，稿费收入比以前增多。面对漫漫前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打算积蓄一些钱后到日本求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这样，通过好友王三辛的介绍，冯雪峰来到他们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雪峰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诗人誉享文坛，这时他还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众的文学才华，独特的精神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丁玲。他将外面的大千世界带进这一沉闷窒息的小屋，时正处在苦闷彷徨的丁玲来说，无异于是一股清新的气流，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的情怀。

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十几年之后，丁玲是这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

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间，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是我所爱的，无论他离开多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所以我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对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

丁玲上述坦率地关于三人关系的自白是可信的。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频的谅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恪守，而主要是不忍破坏几年来与胡也频建立的“坚固的情感联系”。这种铭心刻骨的爱的不能实现，给丁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三人风波平息之后，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文学内部论争正盛，他们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文章上。不久即与沈从文一起在萨波塞路204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期望以文学的业绩构筑理想生活的大厦。这时，由于受普罗文艺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们的思想逐渐左倾。

1929年底，红黑出版社倒闭，为了还债，经过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介绍，胡也频于次年春即1930年2月22日，离沪赴山东济南高中教书。本来，他们约好，一个人在济南教书，一个人在上海写作。然而，这样的分离，年轻的妻子却安不下心来，当天晚上丁玲便给也频写了信。次日夜又写了第二封，未完，24日中午、晚间续写。不久，又写了第三封。加之当时远在湖南的丁母也不同意两人分离，丁玲遂于一个月后也赴山东。由于他们在济南高中宣传普罗文学、宣讲马克思主义，招致国民党山东政府的通缉，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他们逃回上海，并于5月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由于当时丁玲已有身孕，故没有参加实际活动，但她却用自己的笔与“左联”取着同一步调，由于胡也频把精力主要用在革命活动上，他们的稿费收入明显减少。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一男孩，取名胡小频（即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两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饭。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不幸被捕，“左联”和丁玲本人经多方营救，终未成功，2月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残杀在上海龙华荒郊。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没有丝毫的畏惧，她同沈从文一起将尚在褓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回湖南母亲处抚育，只在家里呆了三天，旋即返回上海。她多次发表演讲，驳斥一些反动小报关于“丁玲终日以泪洗面”的谣言，大声疾呼：“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把火”，丁玲冒着危险，出版也频的遗著。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

与也频数年的同甘共苦，使丁玲很快地走向革命的道路。烈士的鲜血，则更进一步使她坚定起来。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丁玲没有任何退怯，她听从了组织的分配，把复仇的怒火，凝注笔端，喷向敌人。

在胡也频牺牲后，雪峰来安抚过丁玲，随着丁玲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与雪峰又有了过多的交往，深埋于心中的爱情又复活了。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和1932年1月5日曾写过两封信，向雪峰倾诉她的爱情和苦衷：

我不否认，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笔者注）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到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看到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断绝。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总之，后来不必多说它，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写的是给雪峰，但只把痛苦深置于心，她一直没有将信递给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四十年代，在重庆的雪峰，写信给丁玲说他永远注视着她的创作。事实上，雪峰以其理论家的敏锐和对丁玲及其创作的特殊呵护每每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他都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评品。

我们不讳言革命者个人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丁玲和雪峰这种崇高的情怀，绝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准绳的态度足以令我们深思和钦慕。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那时上饶集中营的军统特务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从浙江义乌农村抓来的私塾先生模样的人———冯福春，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被中央派往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的中共要人———丁玲几年没有见到的冯雪峰。


4

胡也频的牺牲，丁玲的生活信念并没有轰毁，桅杆坚挺在暴风雨中，生活之舟却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当时，她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一天，雪峰通知她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史沫特莱要访问她。史沫特莱要她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先过来找丁玲，约好见面的日子。这位身材适中、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就是年仅26岁的冯达。当他将丁玲接到摩西路与史沫特莱娓娓而谈时，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泽的世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

无论是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

对于冯达，丁玲只知道他说过家里有母亲、弟弟住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却很少通信，上海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丁玲后来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20元房租，和楼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20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需要，我们东往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这时，丁玲已将儿子祖林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抚养，由于他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25元房租。生活仍很清苦。 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丁玲当时谈到自己对“爱情”的感觉：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25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连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约稿、看稿、选稿、讨论……

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磨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以后她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5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在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虹影，一九六二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代表作有：《K》《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伦敦，危险的幽会》等。

编著有《海外中国女作家小说精选》《海外中国女作家散文精选》《以诗论诗》《中国女作家异域生活小说选》《墓床》等。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中国台湾联合报短片小说奖、新诗奖。两部长篇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学在英美德法意等国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获中国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现居伦敦。

相关作品：
《十八劫》 《女子有行》 《辣椒式的口红》
《曾经》 《异乡人手记》 《玄机之桥》
《纽约的恋人们》 《双层感觉》 《饥饿的女儿》
 

1

出了几十本书了，每次都是用自己的脸做封面，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作家有这种习惯。一个人的脸是天生的，也是后天可塑的，一个人的脸是她所有经历的现象总和。她的作品和她的脸一样美，岂止是美？

1962年，虹影出生在重庆长江南岸嘉陵江畔的贫民窟，饥饿是她的功课，江水是她的乳汁。在她成为作家后，特别喜欢描写淘淘不尽的江水，恒河之水，三峡之水，梦里醒里她忘不了她的母亲河。

她在家中排行第八，因为前面有两个孩子死了，她成了家里第六个孩子，小名就叫“六六”。她家有两间房，一间正房十平方米，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她一起挤在小小的破旧的房子里，那时候她就特别梦想什么时候能一个人呆着，一个人享受空间。

她常感受到饥饿，以至于在梦中还会梦见饭碗，恨不得向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幻想长大后能够天天吃肉，正是由于对饥饿的强烈感受和记忆，才使她成为现在进行时的美食家。

她和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除了大姐，但是大姐是个脾气火爆，心里存不住事又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她结婚离婚、离婚结婚，给这个家带来许多烦忧。后来她才知道，大姐和她身世相似，也是家中的多余人，大姐是解放前母亲与一个流氓头子所生，母亲受不了流氓头子的非打即骂，抱着大姐逃离了那个人，相遇了她的父亲。

母亲做临时工，抬河沙、挑瓦和水泥，用一根扁担两根绳子赚钱养活一家，做了十年苦力，一身的病，有一次不慎落到江里，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逃兵、招商局的水手，病退后在家操持家务。

母亲对她不娇宠不纵容，父亲对她不动怒不指责，他们对她的方式和对别的孩子不一样，母亲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母亲的说话和行事方式。一切都令她奇怪，更奇怪的是，她开始上学的时候，就常常觉得脊背发凉，总感觉有一双眼睛盯着她，她把恐惧深埋在心中，不敢告诉任何一个人。

后来她才知道，那背后关切的眼睛是她的生父。在她的养父生病住院的时候，一家子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在做工被欺负被解职的时候，遇见了小她十岁的小孙，小孙认她做了干姐姐，帮她去了他们的厂，为她家偷米偷粮，度过饥饿年代，也带给了母亲一次爱，一次错误的爱情果实，带给世界一个著名作家。“烂货养的”、“野种”之类的话，在母亲告诉她实情后，她才对过去邻居骂她的话有了深刻的体认，她还知道了她曾被送来送去，因为各种缘故没有送成的事。十八岁那年，她获知了一直深埋于心的疑惑，那是一生的创伤、哀恸、苦难和财富。在写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时，她曾看过一年的心理医生，而且自杀过，在写作过程中，她根本不能够进行下去，写得非常艰难，每天只能写一、二千字，写完那部小说，等于重新经历过一遍地狱。她在《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中有一段话：“多年后他喝醉了，对着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说：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她觉得这就是她，一个被命运抛弃，死而后生的人。

1980年农历8月23日，也就是虹影18岁生日的那一天，她的生身父亲和她相认，生父带她扯了一段蓝花布，吃了一顿象样的饭，没有人再跟她抢，也没有人怪她贪吃，她却没有一点胃口。对于突如其来的生父，她不想认账，但她还是随生父去看电影、去公园，分手的时候她对生父说：“我不想再看到你，不愿意你再跟着我。”十八岁的已经拥有非常规爱的她，不能原谅她父母非常规的爱，一直到生父生癌症临终，他们也没能再见上一面。稍经人事后她才明白母亲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她有着更多母亲的责任，所以去看了生父的坟。

母亲带她去庙堂烧香，独独地挑了文殊菩萨让她跪拜，也许母亲通灵知道她将来会受求知之苦？无知的人羡慕有知的人，劳心者治人，有知的人羡慕无知的人，一生糊里糊涂地平安度过，不管是有知的人还是无知的人，没有人能够选择出生在哪儿，也没有人能够选择是出生还是不出生。

十八岁以前，她就受尽了人世的苦难，尝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饥饿滋味。


2

十八岁那年，她爱上了教她历史的老师，这样的人不管是谁，在她的生命中是必然要出现的。对于别人来说，他是普普通通的老师，对于她来说，是绝望的永恒的初恋，他是大她二十岁的有女儿的有妇之夫，她在他身上寻找父亲、情人、朋友等多重影子。她千方百计地要引起他的注意，用课堂上犯小错误吸引他的眼球，他带她去办公室“训话”，但是老师对她说，他从没有看不起过出生贫寒的人，还向她倾述他的身世，倾听她的生活琐事。十八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她，对个人来说，一辈子能遇见一两个能让你说话又听你说话的人，对黑暗闭锁的人生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她终于遇见了一个理解她的人。身处绝境的人容易相互同情，在同情中擦出爱的火花。

历史老师告诉她，他有一个弟弟，兄弟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加入了对立的两派，在一次武斗中，弟弟丧身于哥哥这一派射出的炮火中，他的母亲在听见弟弟的死讯时，正在结绒线，长针戳进心窝，当场中风死去。诉说完了，他心头的罪责是否减轻？

无可挽回的一天终于来了，她遍寻镜子不着，把头梳了一遍又一遍，用痱子粉擦白了脸，她嫌坐车慢，抄近路去了历史老师的家。没有丝毫勉强，没有丝毫挣扎，只是微红着脸，她把处女之身献给了他，那时，她把他当作一生一世的爱，她愿意一生的爱在此时用尽。那时，她感觉到江上的景致倒转过来，船倒转着行驶，山峦倒立在天空，她仿佛听到浩浩荡荡的江水从炽热的窗口流过，室外的嘈杂、慌乱、动荡与室内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次相爱能不能完成从少女走向妇人的成人仪式？在那样神圣的时刻，那个男人却对她说：“你不用记着我，我这个人不值得，我这个人和其他男人没啥两样，不仅如此，我还特别混账。”也许他说这番话别有深意，再心心相印生生死死的爱，也无法填平两性之间的鸿沟；也许他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好意提前提醒她，可是当时的她却不甚明白。她离开他时，什么也带不走，只带走了他的一大堆的外国小说，那些黑暗中的精神火种。

当她从同学那里得知历史老师的死讯时，正是她得知出生之谜的时候，她沉浸在初晓身世的震惊和悲伤中，好几天没有去上学，也没有跟历史老师联系了，他却上吊自杀了。

她去老师的办公室翻找，没有找到留给她的任何东西，更不用说片言只字了，连见她最后一面也不愿意。她一个人走到江边，把他写给她的诗、她写给他的信、日记中有关他的记述，一页页撕掉，扔进茫茫的江水。

也许他自责弟弟的死亡？也许他自责母亲的死亡？也许他再也承受不了精神重负？只有死者自己知道了，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没有考虑过十八岁的她的爱与需要。可是见了最后一面又能如何？谁能够把创伤抚平减轻痛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伤口，我们不仅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伤口永远不会被治愈，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心理补偿，摆脱创伤、治疗创伤的过程，也是制造新的创伤的过程，自私的人连自己都无法医治，又奢谈什么医治他人？她恨他的自私、怯懦与绝情，把她留在茫茫人海中独自受苦。

爱人已随风而逝，爱人在身体里种下的小生命，却继续折磨着她，一次相爱就意外地怀孕，她顽强的生育能力一如当年的母亲。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长大，也不想孩子重复她的命运，只能独自一人去了医院，用人工流产剥离了孩子与母体的脆弱联系，她一辈子都不想再要孩子了。

在她十八岁那年，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一个男人早就离开却突然进入，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却突然离开，这些都非她所愿，她要离开家乡，用一把刀子割断与过去的联系。


3

虹影离开了家，临时决定参加高考，那样的情境和心绪，怎会不落榜？她考取了轻工业学校的会计专业，毕业后有了一份工作，她怎么安得下心来？她开始了流浪和旅行，因为没钱，只能搭乘那种条件非常恶劣的闷罐车，别人都憋闷得受不了，可是她只要上了火车，就不愿意下来，宁愿就那样待着。她没有家，就四处为家，家在路上在心里，她在哪儿，哪儿便是家。北方走得最远是沈阳和丹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

她考上了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的作家班，她开始写诗和小说，混迹于八十年代的黑白两道艺术界，尝试各种艺术方式、生活方式，抽劣质烟，喝劣质白酒，把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夏天剪奇特的短发，不穿内裤，去参加黑灯舞会，跳摇滚舞和迪斯科，有公安局的来查，就翻窗夺门逃走。

有天晚上，她喝得比任何时候都多，醉醺醺地从舞会上跑出来，马路上静静的，没有人，只有一辆粪车从身边驶过，她扶着墙壁疯狂地呕吐，气喘稍定后，她摸索着衣袋，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那是一首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喊声抓住喉咙，紧如鱼刺。

我们翻寻吓得发抖的门环，
废墟中搜找遗落的耳朵，
我们的祈求，向这无人之城。
灾难过去，我们才知道恐惧，
喊声出自我们未流血的伤口，
出自闪光之一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要是我们知道怎样度过来的，
靠了什么侥幸，我们就不再喊叫，
而宁愿回到灾难临头的时刻。

她边吐边觉得，这首诗就象是为她这样靠了侥幸才劫后余生的人写的，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然会打开一扇窗，那位叫赵毅衡的诗歌作者，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著名教授和翻译家，也是上帝为她打开的那扇窗，那扇窗带给她光明，教她重新学会恋爱。

他们在英国南温布顿的教堂举行了婚礼，赵毅衡成了问题女孩虹影的丈夫、情人、哥哥、父亲、司机、向导和地图。她的世界里终于“走出了一个心里没暗室的人，始终在阳光里含笑，说话，他站在我的背后，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作家虹影和赵毅衡教授成了文坛绝配。

她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念书，学英语，写作，除了写小说外，还给香港的《明报》写些随笔和文化评论方面的文章。她喜欢英国的人文环境，常常与英国文学界的人交往。

在英国的家是她和赵毅衡两个人亲自选的，在伦敦郊外一个叫MORDEN（摩顿）的地方。家中有一个花园和大玻璃房子。有一棵梨树，两棵苹果树，一棵桃树。房子是她用卖《背叛之夏》这本书的钱买的。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收拾屋子，她要让屋子里几乎看不见一丝灰尘。

作为一个作家，需要创作源泉的虹影是不会甘心于安定的家庭生活的，她经常独自周游列国，一会儿在法国、一会儿在西班牙、一会儿在马尼拉、一会儿在上海，永远都是一个流浪人。她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她把北京比作她的丈夫；把英国比作她的情人；把重庆比作她的母亲。绿色的小皮箱和一个背包跟着她走遍了世界各地，包里是三样东西：笔记本电脑、证件和皮平子；还有两双鞋子，一个是好走路的鞋子，一个是出席正式场合的鞋子。在旅馆在飞机上她都能写作，更多的是在北京或者伦敦的家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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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写作就像爱男人” . 虹影认为自己二十四小时都在写作，因为她是在用‘心’写作。可以说，‘心’的写作要较‘笔’的写作花更多的时间。 她常说：“饥饿是我的胎教，苦难是我的启蒙。”她用献身写作来抵抗俗世，每天清早坐在桌前，心平气和，心静如水，试图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苦难，她内心与这些不可预知的磨难和解了.

她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难》，阿难是虹影塑造的小说人物，也是她自己。”那是我的一个大学。我觉得我的经历跟高尔基特别相似，童年是我作为作家的最早的训练，然后是社会这个大学。我阅尽人间悲苦，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比我的家庭更惨、更不像人一样活着的人。”

从2000年到2003年，光长篇小说，她就发表了《K》、《阿难》、《孔雀的叫喊》，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有写作信念的作家。她承认命运，又不屈服，努力地去改变命运，因为绝望，而与命运抗争。她自我安慰说：“其实我是不幸中的大幸，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被饥荒饿死了，死了那么多的人，我觉得我是那么多不幸的人的转世。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是成千上万饥饿的人要我出来为他们说话，所以我今天就成了作家，一个用笔不断向世界发出声音的人。”

网络成了她最大的帮手，她无法想象没有网络的世界，她的每一部长篇的写作，都需要大量的资料，呈现给读者的１０万字背后有１００万字的资料累计。她大量写作中涉及的场地都曾经亲自去过，甚至有的地方去了很多次，但是在她看来，一个地方无论去过多少次，你也不一定真正了解融入到了当地，所以就需要大量的文字资料来保证你撰写的文字的准确性。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库和知识库，但是往往这些片断都散落在你脑海的某个地方，只要受到一些直观文字资料的刺激，那些片断才能被串联起来。网络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不用花费几天几夜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就可直接在家里查找，更何况网络还能让你分类查询，这对作者来说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其实写作根本就没有男女之分！”虹影对这一观点显得非常坚定：“写小说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尤其是写有着真实背景的故事，很多人都难以忍受枯燥冗长的资料搜集过程，所以不少女作家便把大场面、大视野、大气魄都让给了男人，选择了一条容易走的路，并且为了安慰自己，把女性写作当作了一颗定心丸。”她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很多非议，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大家认同的男女写作的规矩写，她所做的就是挑战自己的写作极限，努力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所以她所花费的工夫往往比其他作家更多，出一本小说更是需要三年时间。

虹影认为，其实作家和别的职业是不一样的，作家所需要的条件其实非常低，纸笔或者最普通的电脑就可以。不少人认为先写一些商业化的东西，赚够了钱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是他们没有弄清楚，只要陷入了商业的泥潭，根本很难从里面再拔出来，商业和自我追求有时候就是格格不入的。她有位朋友在看了她的书后对她说：‘虹影，你这写的什么啊，既不是畅销书也不是纯文学，还不是俗文学，我很失望。’她当时就大笑说他这才说到了点子上。她的写作要走自己的路，不需要这些固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可是她这样不想投机的写作却赢得了自己现有的一切物质所需，她觉得老天爷惠赐了她。

虹影不仅是作家，而且当得上天才作家这一称号，她是中国文坛的唯一性，不可归类，无群可分，既不同于六十年代作家的那些“私语写作”，也不同于七十年代作家的那些“身体写作”，她力图超越自我，每部小说的题材都不一样，她擅长写故事故事采用双线或多线结构，构思独特，精通悬念设置。不同作品文字风格多变，时而简洁硬朗、时而沉郁绝望、时而概括大气。

虹影，赤橙黄绿青蓝紫，美丽的彩虹的影子，横跨东西方文化的国际作家、诗人。